羊皮开门
那天我正坐在编辑部读一本名叫<马克·吐温传奇>的书，有人叫我听电话。
电话吗?
我心想已有好久没人给我打电话了。
电话是从广州打来的，那人说：“喂喂，我是舒适，还记得我吗?”
“舒适?……噢，好像记得……”我说。
“那就好那就好，我明天飞西宁，来机场接我吧?”
“为什么?”
我想说机场那么远让我如何去接，但被打断了。
“明天见，拜拜!”他说。自信而且快乐。
回到办公桌前，我把马克·吐温遗忘在加州的1858年，脑子不停地回忆舒适的相貌，回忆五年前他来编辑部的事。
那天好像是个阴晦的日子。
高原十一月的天空是煤烟与寒云铸成的一块铅板，到了这样的季节，女士们就戴上大大的口罩，而男人们则一律穿军用大衣，穿那种类似美国陆战队员的大头皮靴。
那个早晨，我坐在编辑部的窗下，手抄在袖筒里，正望着案头的积稿发呆，门被敲响了，然后进来两个人，两个人一高一矮，都是蓬头垢面，都是那种令人望而生畏的缪斯忠实信徒的模样。编辑部常接待这样的作者，所以大家就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
高个子指着矮个子说：
“这位是舒适。”
矮个子指着高个子说：
“这位是雪人。”
他们拿出一摞诗作请我“指教”。
当时，我读他们的诗，他们就坐在铁炉旁烤火。他们烤火，小声说话，而我的目光却模糊在那些诗句里，大约一个多小时，仍未读懂。
后来我说：“你们能为我讲讲这些诗么?”
雪人木讷些，他推舒适讲。舒适于是就细致地把他们的诗讲了一遍，最后他说：“诗不是让人读的，而是让人去感觉的，对不对?”
我当然不能说对，也不能说不对。这样就到了下班时间。
我说：“下班了。”
他们说：“那诗呢?”
我说：“对不起，不好意思，请二位原谅啊，本刊一贯坚守革命的现实主义原则，从未发表过朦胧诗呢……”
雪人就沉默地讨回他的诗，看样子是生气了。舒适难缠些，他说：“我们可是在黄河源头的B县工作的，就为送这些诗，您看……我们若是就这样走了，心情肯定不好…一”
“那你说怎么办呢?”我说。
舒适举起两只皴裂了许多血口的手背在嘴上哈了几口气，示意雪人道：“那么我们请编辑大人吃顿饭吧?”
“吃饭?不行不行!”我说。
“一定要吃饭!不吃怎么行呢?”舒适说。
我说：“要吃饭也该由我请，你们毕竟是来自牧区的客人嘛……”嘴上这么说，心里想的却是：饭谁没吃过呀?作品不行，吃什么饭也白搭。
舒适于是就挽起我的一条手臂，哥儿们似的朝外走，朝熙攘的闹市里走。我因言不由衷而倍感无奈，但脸上却要挂着笑容。结果就走进一家铺面窄小、肮脏陈旧的面馆里。
吃面条的气氛沉闷而尴尬。他们把桌上的一碗油泼辣子一分为二全拌进了面条，然后向老板娘要汤，要大蒜，要醋或盐巴……直到大汗淋漓。饭后，我们面面相觑，仿佛三个不期而遇的陌生人。我掏六元钱付账，舒适与雪人相视一笑。舒适说：“什么时候来B县，我给您杀羊呀……”雪人也说：“来吧，来B县吃羊呀……”这样我们就分手了。
自然不会到机场去接舒适。
我觉得自己虽然是个编辑，虽然有为人做嫁衣的高尚使命，可并非是个傻瓜呀。
到了第二天，我仍在读《马克·吐温传奇》，有人叫我接电话，我想，没准是舒适来了。
果然不错。他说：“喂喂，不想见一见面吗?我住唐古特大厦1888号套房，真的好想见见您啊……”
见吗?我问自己。为什么不见呢?我去唐古特大厦见他总比他来编辑部见我好些。再说他毕竟是我们的业余作者嘛……心里琢磨着，就去街上拦了辆“摩的”，屁股冒烟地去拜会这位朦胧的舒适先生了。
唐古特大厦是一个神秘的地方，据说刚刚挂上四星级酒店的金字招牌。我走下“摩的”，昂首穿越衣冠楚楚的大厦侍卫的目光，滑过光可鉴人的大理石地板，让无人驾驶的电梯从海拔两千多公尺的高度“更上层楼”。
1888号房间的门果然敞开着。
探头一望，靠窗的沙发上果然坐着舒适先生。鸟枪换炮的舒适改变了发型和衣着，但相貌与体格无甚变化。
他从松软的、散发着淡淡馨香的地毯上快步迎上来，他说：“呀，编辑大人，幸会幸会，请坐请坐。”其口音已有港人味道，举手投足也优雅得体。
本人不擅长寒暄，对奢华和富贵也有小小偏见。所以，落座后我们又开始面面相觑了。
我说：“叫我来有什么事吗?”
他笑一笑说：“没事就不能在一起坐坐吗?毕竟，我还欠您一只羊呢……”他说他已在二楼海鲜城订了座位。“可惜未能同雪人联络上。”他说。
我下意识地在裤兜里揣摸了一下，那里正好有刚领到的五十元编辑费和一个月的工资。就说：“高原上有什么海鲜，不如咱们去吃顿羊肉水饺吧?”
“水饺?”
他笑起来。
结果与五年前一样，我又被舒适挽住臂膀来到了一个吃饭的地方，不同的是，这里门厅堂皇，堂皇的门厅两侧是礼仪小姐的甜蜜微笑。
果然是海鲜。
如膏蟹、蛤蜊、基围虾、刀鲜、八带、花螺、石斑鱼等。舒适说这些都是从广州空运来的。还有什么日本海草、美国花椰菜、韩国海胆、南非铁雀以及西兰花、荷兰豆之类。舒适一一教我辨识，他说这些都是小菜。酒水安放在一个美丽的柜架里，柜架装有小轮，由穿旗袍的小姑娘推着，任你随意选用。有黑啤、生啤、冰啤、干啤；有爱克斯欧、马爹利、人头马、黑头马；还有鹿鞭狗鞭虎鞭乌龟鞭炮制的“益肾壮阳大补酒”……汤是高汤，如鸽汤、燕窝汤、鱼翅汤。真正是佳肴美酒，筝歌仙乐，人间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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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一个以写作为职业的人。但在经历了一些事情，游历了一些山水，阅历了一些人情冷暖之后，我又觉得，除了写作，不会再有其他什么事情会让你如此为之痴迷，并心怀敬畏。因为，写作除了与个人经历有关，还与童年的记忆有关。在悲剧或喜剧的写作过程中，你所经历过的事情，会让笔下的人物血肉丰满，而记忆则会让你重温灵魂飞升或下坠的滋味。同样的，记忆也与成长有关，是一个人的历史。当你在写作中突然就陷入一段往事的时候，你甚至会发现，那里面暗含许多宿命的成分。即便有些记忆已经离你很远了，却仍未在脑海里霉烂或蒸发掉。
如果我说，一个人的记忆是从两岁开始的，人们自然不会相信。但是，遗存在我的脑子里的生活残片，确实是由两岁时的记忆拼凑而成。记得，在我参加工作那年的除夕，我同家人说起了漠河的窑洞，说起在看露天电影时，被银幕上炸油条的人们诱惑得哇哇大叫，说起被一条恶犬追咬，说起坐两轮马车搬家：从漠河到茶卡然后进入西里沟的情景。父母质疑道，怎么会?那时你才两三岁啊!为了证明自己的记忆力确实不凡，接下来，我又将一些令我印象深刻的人和事讲给他们听，其中包括与我父亲共事的转业军人，教我读书打球的右派教师，给我讲述传奇经历的劳改释放人员，并且一一说出了那些人的名字甚至其配偶子女的姓名。这便让他们不得不信了。这也是为什么在我的作品中，那些主人公总处于被放逐或自我放逐之间，或在无边的孤独寂寞中，进行着回忆和遗忘。这样的人和事，我印象比较深的还有许多。
有个邻居的小孩与我同岁，他似乎不会笑，整天耷拉着脑袋，心事很重的样子。其父是一个科级干部，母亲是一个与所有人都不讲话的家庭妇女。印象中，他的父亲也是不讲话的，有时，你朝他脸上看，他会恶狠狠地让你不要看。如果不是有一天那小孩突然同意让我去他的家里坐了那么一小会儿，也许今天我就不会想起他了。在他家的墙上，我看到了一溜相框，相框从一面墙拐一个弯，又到了另一面墙。在他的指点下，我才知道，镶嵌在相框里的黑白照上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十大元帅，而与元帅们合影的那些女军人里面，据他说，靠左面第四个的是他母亲。当时我说，你妈怎么会在这里面呀?他的回答是：他妈是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
我的母亲是个持家能手，在20世纪六十年代，如果不是她的精打细算，以我父亲一百多元的工资，是很难让七口之家聊以温饱的。记得母亲凭票证去买肉，每次回来都要骂一个叫做李嗑巴的人，原因是，李嗑巴虽然是个嗑巴，却巧舌如簧，总把骨头的营养极端夸大，然后以肉的价格把骨头卖给她一部分。那时母亲大概觉得，人家为一块骨头说了那么多话，不买有点不好意思，买回来又着实后悔。几十年之后，我们谈起此事，父亲说，那人是个乐天派，从公安部下来的，曾留学苏联，还担任过毛主席的生活科长，若不是吃了嘴巴的亏，又何以沦落至此。
还有个幼儿园的园长，她一个人过，陪伴她散步的是一只相貌平平的猫。到了冬天，她会给猫穿上棉布背心，无论别人以什么样的目光看待她，她永远是孤独而高贵的那样一副神态。“文革”开始时，她成了第一批“牛鬼蛇神”。在批斗大会上，我记得她闭目站在一只方凳上，胸前挂着沉重的木牌，木牌上写着“国大之花”。后来才弄明白，所谓“国大之花”，即国民党代表大会的女代表，当年据说她还曾与宋美龄一起上前线慰问过国民党将士呢……
这样说来，写作很可能是对记忆的守望。一些东西消失了，或即将消失，所以令人怀念，令人想用写作这种方式，去帮助记忆。这也是我写《大快朵颐》、《武生孙喜喜》、《天下本无事》、《柳园》、《是谁打死了老狐狸》、《为往事干杯》等短篇的起因。
从责编反馈的意见看，在这个集子里，他们很喜欢《大快朵颐》这个作品。这让我高兴。因为，写这个小说时，我仿佛一个偷窥者，而对前辈命运遭际的这次偷窥似乎已蓄谋已久了。下面这故事是我父亲随便说说的，结果竟成了我记忆中的珍藏。那是六十年代初的一个春节，他带一个打鱼队从青海湖返回五十公里外的驻地，同去的干部坐马车，而打鱼的青年则步行。路上，几个青年实在走不动了，想搭乘一段马车，但马车上的干部却拒绝了他们。父亲就下车与青年一道步行。途中，凡坐下休息的人都冻死了，凡埋头走路的人都活了下来……其实他说的埋头走路和坐地休息，是生与死的大界限。走，是一种精神的高度集中，而休息就是松懈，绷在脑子里的那根弦一旦松了，生的希望就没有了……
而《丹巴的森林》、《羊皮开门》、《牧场往事》、《江湖远人》这几篇作品则取材于我的草原经历。有评论认为“写小说的风马分不清生活与艺术”，还有文章谈到，“酒，是风马小说中的一个借口，如笑笑生借助丹药，曹雪芹借助石头”，云云。其实，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道理谁都知道。在青海，不论阴天还是晴天，都是喝酒的一个理由。下雪了，几个朋友便会约定俗成地坐到一起喝酒，理由是：让我们过个阴天吧。天晴了，大家便不约而同聚在室外，理由是：让我们过个晴天吧。不像内地，闲来无事便喝茶。我曾给南方的朋友讲过这样的故事：某一天，下雪了，几个朋友坐在小屋里喝酒，第一个空瓶子从窗里扔出去，只听哐啷一声，第二个扔出去则是噗的一声，等第三第四个扔出去，竟无声无息了，他们于是大笑曰：好大雪呀好大雪!…于是酒兴一齐大发，回家时发现，雪已深埋过膝。
记得我第一次骑马在江河源头游走时，才二十出头。那时，每到一地，就想方设法同公社的领导喝一场酒，酒酣耳热之际，便把一些难以启齿的要求提出来，比如借马、借枪、借向导等等，结果往往是都令人满意的，因为在青海这么个地方，尤其是在牧区，酒的功能是极其强大的，这里面当然也存在一个沟通问题，比如语言，比如关系的深浅程度。试想，你到了一个连语言也不通的地方，光凭一封介绍信行吗?介绍信只能证明你的身份，其他什么也证明不了。而一场酒下来，一切皆不同了，几小时前还与你打哈哈的公社书记，此时会与你称兄道弟了，他很可能搂着你的脖子向众人宣布，从今往后，谁要给我这哥们儿找麻烦，那就是跟我过不去!他这样说，谁还敢牛呀!接下来，你的待遇就提升到了新的层面，那些文书呀、武装干事呀、炊事员呀，就纷纷成了哥们儿。他们会说，不就是一匹马么?不就是一杆枪么?多大个事呀!事情的结果甚至比你期待中的还要好。
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不同，人的性情是与环境有很大关系的，江南天气热，雨水充沛，所以能种出绿茶；青海高寒，雨水稀少，所以能生长青稞。茶是一种饮料，它使饮者多清谈。而青稞酿出的酒也是一种饮料，但饮它而不醉者能有几人?所以，这本集子里便有许多地方写到了酒。如《牧场往事》，有评家认为，那是一篇写酒的小说，也有人认为那是一篇因酒而写成的小说。但我却认为，你要搞懂西部的事情，就要懂得酒。也许一个在别人看来无可救药的酒徒，某一天突然会成为一个干出惊天大事的英雄呢……
感谢东方出版中心，尤其要感谢张晶、徐春萍两位女士。如果不是她们策划并编辑了这套“西部羊皮书”，我的这些与记忆有关的“青海往事”，便不会在这个美丽的夏天以一本书的形式与读者见面。
风马
2007年夏于西宁
西部的秘密
徐春萍
站在沿海的地平线上，回望辽阔的中国腹地，西部在许多东部人的认知里仍是陌生的存在。我们可以津津乐道一个星期前在纽约的一个泡沫剧、一场时装秀，但对在地势渐渐高远的山后面另一种国情、另一些人生心怀隔膜。或许，我们也不太愿意了解。一个东部人关于中国西部的印象往往建立在一些奇怪偏执的概念之上，譬如沙漠，甚至驼铃，譬如苦难、荒芜。西部的面容是模糊的沉默的大多数。那山、那水、那人，构成了西部的秘密。
今天，在尊重和包容差异性的前提之下，经济水平不能成为衡量一种文化优劣的唯一标准。如果一个东部人不那么自以为是，抱有肤浅的偏见，那么他会看见、听见、感受到另一些气质的文化风情。因为边缘，西部保持了斑斓多彩的人文；因为海拔，西部的山川依然传递着远古的气息。在全球化潮流中，在市场化、城市化和殖民化大力推广西方现代文明经验的进程中，在倡导文化多元纷呈的当下，西部的审美是独特的、珍贵的，也是丰厚的。西部正在显示自己的力量和激情。
我们为何要把眼光投向西部?投向那些反差巨大的文化形态?投向那片遥远陌生的土地?还因为，西部的秘密里包含了我们自身的秘密，对西部的探求也是对我们自身的探求。在一种差异性的参照中，你会在熟视无睹中发现，在冷漠无知中苏醒，并在发现和苏醒中看到前世今生的印痕。有许多人离开喧嚣，往西走，走近高山和湖泊，走近那些不知名的花草，走向离天更近的云层，停一停、静一静、想一想。生活在别处，或者说，意义在别处。
在遥远的年代，西部的藏人把文字写在羊皮上流传。洁白的羊皮承载着传说中智慧的启示和历史的密码。关于西部的山川日月，关于西部的心灵故事，我们想象，我们感受，在今天象征性的“羊皮纸”上。我们希望，这套“西部羊皮书”能从文学、地理、历史、民俗等多方面传达那片土地上的风土物情和人文景观，多一些审美的视角、多元的探求和思索的沉淀。它是独特的也是广泛的，是深度的也是可读的。
在路上，在天边。让目光抵达远方。
“西部羊皮书”小说系列，为读者勾画出一个个真实、丰满的西部人物形象。
“西部羊皮书”第一辑小说系列同时推出了陕西、四川、青海作家陈忠实、阿来、风马的精选新作。作为在当今中国文坛上极具影响力的当代作家，他们的作品自成一格，笔触细腻，可读性强，原汁原味地展现了关中、青藏高原上特色浓郁的山川日月、人物风情，西部式抒情更是令读者回味无穷。
本书为其中一册，是青海著名作家风马的中短篇精选本，包括《羊皮开门》、《丹巴的森林》、《牧场往事》等。
本书为“西部羊皮书小说系列”之一，是青海著名作家风马的中短篇精选本，作品以娴熟的手法刻画人物，描写故事，融合了传奇、魔幻、荒诞、幽默等多种元素，通过书中的描写，让读者在跟随主人公进行孤独精神漂泊的同时，深切地领略到西北神秘、苍凉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