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解新中国第一位女电影导演王苹的人生经历吗？本书作者作为她的女儿，记录了她一生的经历。她是一个普通又了不起的女人，一个中国电影界显赫的女导演，也是一个看似柔弱又历尽沧桑的女性，这就是作者对她母亲的全部理解。

王苹是新中国第一位女电影导演，我国著名的电影艺术家，她的一生很具有传奇色彩。本书作者作为她的女儿，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记录了她辉煌的一生：

她早年在南京加入进步学生文艺团体，1934年，成为左翼戏剧联盟南京分盟里唯一的革命女性。40年代，她受党的派遣，辗转香港、桂林、重庆等地，进行抗日宣传，后留驻上海，在坚持文艺工作的同时，为新四军做秘密工作，并联系、团结了一批进步文艺工作者。　　建国后，王苹参与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筹建工作，因拍摄军事教育片《河川进攻》而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电影导演。1957年她导演的故事片《柳堡的故事》，以细腻、动人、抒情的艺术风格，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反响，之后导演的故事片《永不消逝的电波》，为中国影坛在惊险样式的影片中表现人、塑造人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摄于60年代的《霓虹灯下的哨兵》，再一次博得全国全军广大群众的喜爱。离休之后，70高龄的王苹还担任了我国第二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影片《中国革命之歌》的总导演。为表彰她献身影坛的业绩，王苹获第六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特别奖。并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出版前言

序

第一章 童年

第二章 出走的“娜拉”

第三章 “娜拉”出走以后

第四章 颠沛流离的战乱生活

第五章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第六章 新中国第一位女电影导演

第七章 《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第八章 成为一位成熟的电影导演

第九章 《永不消逝的电波》

第十章 《江山多娇》

第十一章 《勐垅沙》

第十二章 荣获最佳导演奖的影片《槐树庄》

第十三章 《霓虹灯下的哨兵》

第十四章 《东方红》

第十五章 大风中的母亲

第十六章 《闪闪的红星》

第十七章 《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

第十八章 《我们是八路军》

第十九章 我和妈妈

第二十章 《中国革命之歌》

附录：王苹简历

后记

             第一章 童 年

一个传统的回族家庭——一个备受宠爱的美丽少女——一颗积极的爱国心——一位活泼开朗的女中学生。

1916年9月2日，妈妈出生在南京市下街口13号，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家庭。姥爷名叫王耀奎，字星贤。他是个自由职业者，年轻时考中过秀才，后来以教书为生。姥姥王忽氏是个传统的家庭主妇，善良、温顺、相夫教子、主持家务，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在这个家庭里，姥爷是天，什么事都是姥爷说了算。

妈妈出生的时候，家里已经有了三个孩子——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我的大姨王光瑜比妈妈大二十岁，她像半个母亲一样，呵护着这个小妹妹，她有着一颗慈爱的心，深深地影响着妈妈。我的大姨从来没有上过学，她的文化都是姥爷教的。十七岁以前，她在家里做家务，照顾弟弟和妹妹们，十七岁以后找了一份当幼儿教师的职业。妈妈出生的时候，她已经是一位幼儿教师了。一做就是一辈子。解放后她曾当选南京市人大代表，退休后来到北京，住在我表哥家，非常认真地做着街道居委会主任的工作。她供妈妈读小学、初中、高中，而妈妈一生风风雨雨，她一直为这个小妹妹担惊受怕。文化大革命期间，妈妈被关进“黑楼”，我们一家遭受迫害，那时候，没有人敢出来关照我们，只有她一家人尽全力保护我们，给了我们一个避风的小港湾。我从没见过我的姥姥，我觉得，大姨就是我们家的最高长辈。

我的舅舅王光宇，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妈妈懂事时他已经是中央大学的学生了。他是唯一一个由家里供着上了大学的孩子。他继承了祖父做学问的基因，他的后代现在都在国际高科技领域发展。我的二姨王光莹，字珏。从体育师范学院毕业后，一直在学校里教体育与音乐。妈妈原名叫王光珍，在家族中大排行是老五，所以她的乳名叫毛五。

妈妈生下来就漂亮，生性活泼乖巧。她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又是父母老来得子，因此备受宠爱。那时候女子都要裹脚，妈妈从小就有叛逆性格，给她裹脚时她又哭又闹，好不容易裹上了，大人一走开，她就偷偷地把裹脚布剪开。这样反复多次以后，最后还是父母妥协，妈妈获得了一双天足。这件事立即影响了我的二姨，也解放了她的一双还没有完全裹死的脚。从这件事看，姥爷、姥姥还是开明的。

妈妈从小喜欢唱唱跳跳，她给这个家庭带来很多欢乐。姥爷、姥姥都是虔诚的回教徒，每到星期天或节日，就给她换上干净的衣服，带着她去做礼拜。清真寺里香烟缭绕，庄严肃穆，妈妈对一切都感到新鲜。她像大人们一样，跪在垫子上，学着大人的样子，捧手抹脸。每次礼拜完毕，阿訇总要走到姥爷面前，用手摸着妈妈的小脑袋夸奖她聪明伶俐。大人们很高兴，妈妈也觉得很好玩。在回家的路上，她总是偎在母亲的怀里唠唠叨叨说个没完。

姥爷是个读书人，他常常给妈妈讲一些贞节烈女和忠臣孝子的故事，他一心要把孩子们培养成一个为人之师者，因此对子女的功课管教很严。妈妈聪明、好学，上小学时，她的功课一直是班里最好的。她最喜欢的就是音乐课，老师弹着风琴，教小朋友们唱歌，还教她们跳舞。妈妈很喜欢上台演出，每到学期末，学校都要开一次结业会，向学生家长们汇报教学情况，让一些喜欢表演的孩子上台演出小节目，每次妈妈都是被选中的孩子。在舞台上演出，成了妈妈的爱好。那时候，姥爷只是为自己的女儿受到大家的称赞而沾沾自喜，他没想到，妈妈后来竞与舞台结下了不解之缘，以至于最终背叛了这个家庭。

小学毕业以后，妈妈已经懂得了学习的重要性，她向姥爷提出要继续读书。姥爷不同意。姥爷说：“女孩子认识字就行了，反正将来是要嫁人的，读那么多书没有用。”妈妈见姥爷不同意，就开始想办法。她在家里年龄最小，大家都疼她，她就向哥哥姐姐们求助。她的哥哥姐姐们就去替她说情。舅舅对姥爷说：“您就让毛五去试试吧，现在我和大姐都工作了，家里也不缺挣钱的人，您让毛五去考南京女子中学，据说那所学校很难考，估计她考不上。就是考上了，那也是一所政府办的公费学校，又不用你掏学费，就只管她吃饭和零花钱就可以了。你非拦着她干什么嘛!”最后姥爷做了让步。他对妈妈说：“你想上中学我不反对了，但是你只能考公费的女子学校，家里不会出钱供女孩子读中学。你如果考不上，那就别怪我了。”听到姥爷同意她考中学了，妈妈很高兴，那一年暑假，她在家发奋读书，最后真的考上了江苏省南京女子中学。当时这所学校是南京市最好的中学。

考上了公费学校，姥爷没话说了。初中三年，妈妈一直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妈妈从小就喜欢吃甜食，她最喜欢吃的水果就是西瓜。那时家境并不宽裕，但到了夏季，姥爷会偶尔买个西瓜，一家人吃过晚饭之后，围坐在一起，分而食之，那是妈妈最幸福的时刻。虽然她年龄最小，分得的块儿会大一些，但总有一种没吃够的感觉。吃完西瓜后，姥姥把西瓜皮收到一起，放到厨房，准备第二天用西瓜皮做一个菜。夜深人静，父母都睡着了，妈妈和两个姐姐起来，偷偷来到厨房，用勺子刮食西瓜皮，一边吃一边想象着明天姥姥起来看到只剩下一层薄薄的绿衣的西瓜皮的样子，几个姐妹就嘻嘻哈哈笑个不停。少年时的妈妈是调皮而又乖巧的。她知道姥爷最喜欢学习好的孩子，所以她学习很用功，由于她学习成绩一直优异，这更增加了她在家里被宠的地位。哥哥姐姐们有什么事，都靠小妹妹去向父母疏通；有什么小错误都往小妹妹身上推，这样就可以逃过被斥责的结果。

妈妈一家人生活得非常和睦。哥哥姐姐们都喜欢文艺，特别是姐姐们，一个是幼儿教师，一个是体育教员，她们对文体的热爱直接影响着妈妈。但在那个年代，文艺被视为“下九流”的行当。眼看着小女儿越来越大，姥爷对她的管教也越来越严了，每当妈妈从学校回来，姥爷就亲自给她布置家庭作业，让她读大量的古典书籍，如四书五经、《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等等。

初中三年级的时候，妈妈迷上了读书，她不太爱看那些经文，最爱看的就是一些新文学、新女性的刊物。当时这些刊物是不能公开读的，特别是不能让姥爷知道。有一次，姥爷从她的书包里翻出了一本新文学刊物，大发脾气，说妈妈不学好，逼着她保证以后不再看这类刊物。

有了这次教训，妈妈就开始背着姥爷，向同学借来新文学刊物以后，偷偷地在学校里看，再也不敢带回家了。那时她读的书有鲁迅的《呐喊》、郭沫若的《女神》、茅盾的《子夜》，还有高尔基的《母亲》等等。读了这些书，妈妈的思想越来越活跃，胆子也越来越大，她开始有了自己的主张，决心要做一个新女性。妈妈在学校不喜欢那些教八股文的课程，她喜欢自然科学的课程，喜欢体育、音乐、讲演呀什么的。妈妈开始参加讲演社团，和同学们一起讨论中国的命运，那个阶段，她几乎成了一个社会活动家。而她在学校大出风头的事，姥爷是不知道的。

1931年妈妈初中毕业，想要继续读高中，姥爷只同意她直升本校。可那一年，妈妈因为参加课外活动过多而影响了她的毕业考试成绩，妈妈差几分没考上本校。那是她平生第一次受到挫折，妈妈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上不了公费学校，家里不让她上私立高中，她只能在家等着嫁人，这是那个年代女性的唯一出路。妈妈第一次开始考虑自己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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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自豪，我有一位了不起的妈妈；我很庆幸，我从事了与妈妈相同的职业；我很感激，妈妈留给了我数不清的精神财富，使我可以受用终生。

记得1979年，那一年，我坐在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的考场里，主考老师问我：“你母亲是导演，她一定很支持你干导演吧?”一句话正问到了我的痛处。我摇摇头回答：“正相反，她最不愿意我做导演。”老师很奇怪：“为什么呢?”千言万语一下涌上心头，但我只回答了一句：“因为她觉得女孩子做导演太难了，她不想让我也和她一样吃那么多苦。”

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那像噩梦一样的阴影还没有从人们的心头散去。妈妈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的种种磨难，都是我亲眼所见。我当时幼稚地认为我看到了妈妈的所有苦难，但时至今日，我已步入中年，开始坐下来研究妈妈的一生，我才知道，我看到文化大革命中她所遭受的磨难，只是她一生中的一小部分。也许是我最后真的做了导演，我才越来越了解她，越来越理解她，越来越钦佩她，越来越爱戴她，越来越想念她。虽然妈妈离去已经十五年了，但随着时光的流逝，时间、空间在我与她之间似乎越来越淡薄，我们之间的距离似乎越来越近了。

妈妈一生拍摄了十四部影片，今天我反复欣赏研究她的影片，感到每一部都是那么动人，每一部都是那么成功。我明白，妈妈是用心在拍摄她的影片。

妈妈的一生历经坎坷，她是一个很富有传奇色彩的人。但是她在世的时候，却很少和我们谈她的过去。只是在她去世以后，我开始整理她的遗物，看了她的日记，读了她留下的工作笔记，听了许多和妈妈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的讲述，我才越来越懂得了她的感情，越来越崇敬她的为人了。

我的父亲宋之的是一位著名的剧作家，他在我七个月的时候就病逝了。妈妈既是父亲又是母亲，是我的全部。她一个人带大了我们四个孩子。我小的时候常常想，她怎么会那么坚强?今天，当我回顾、梳理，动笔记述她的一生时，我仿佛看到她每走一步都是那么的不易。外界只看到她是一个成功的导演，而我看到的她却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她去世后，她的朋友们给她的评价是：“一个好师长，一个好导演，一个好妻子，一个好母亲。”作为导演，妈妈在艺术技巧上给我的帮助是有限的，但在精神上给予我的力量是无限的。这种力量超越时空，跨越生死，使我受用终生。

我的妈妈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她对工作、对生活细节从不马虎，不论在单位还是在家里，她都一丝不苟。所以不论是她的同事，还是我们这些子女，对她全是既尊敬又有点儿怕。

其实妈妈原本是个性格开朗的人，她的笑声很有特点。记得在我小时候，常常听到她的笑声。1964年，我上小学三年级，学校组织去人民大会堂参观。当我们走进那庄严肃穆的大厅时，就听见一串熟悉的银铃般的笑声，大家都吃了一惊：这么严肃的地方，谁敢在这里大笑?解说员解释说，大会堂里正在拍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电影。我一下明白了，刚才我听到的就是我妈妈的笑声。也就是因为她那爽朗的性格，文化大革命中她吃尽了苦。“文革”开始以后，我就再没有听到她那样笑过。一直到粉碎“四人帮”，那天我下班回家，还没有上楼，在楼下我就听到了那久违的笑声。但是，文化大革命使她的身心都受到了严酷的摧残，妈妈去世的时候只有七十四岁。我想，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她至少还可以再活十年。

这几年，我利用业余时间整理妈妈的遗物。解放前，由于战乱，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连本日记都没有，可见当年父母颠沛流离的生活是多么艰苦。妈妈留下的遗物最多的是各种书籍和她每部作品的分镜头手稿。看着那密密麻麻写满批注的纸张，我很羡慕它们，它们曾随妈妈走南闯北，领略妈妈的导演风采，我真觉得它们是很幸运的。而我，只能在妈妈的作品面世之后，和所有的观众一道去欣赏影片，没有缘分看妈妈如何工作。妈妈对子女要求严是出了名的，她从来不许孩子们到她拍摄的工作现场去。她一生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小时候，我常常奇怪，她为什么对同事那么好，对我却是那么严厉?直到今天，我也走上了和妈妈一样的工作岗位，我才开始懂得妈妈的一片苦心。

今天，面对妈妈的遗像，我深深地自责：我小时候太不懂事了，尽惹她老人家生气。当我要用笔写下我对她的全部感情，写下妈妈的一生；由我来告诉读者，他们心目中的“新中国第一位女电影导演”是一位什么样的女人，她坎坷的一生，她不懈的追求，她纯净的人品和豁达的心胸的时候，我的笔似乎有千斤重，我生怕自己写不好，有负众望，但我会努力去做，以慰妈妈的在天之灵。

                         宋昭

2004年年底，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张震钦突然打来一个电话，让我与她合写一部关于我妈妈的书。张震钦曾经研究过我的妈妈，妈妈生前也曾经每周用几个半天的时间和张震钦聊她的过去。有些甚至于不跟我们子女谈的话，都跟张震钦谈过。我一直就觉得张震钦很理解我妈妈，我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妈妈在涉及评价她个人事业的成就时，一直都很低调。从小我就经常遇到有记者来采访她，我觉得她在说自己的个人贡献时只有一句话：“我什么都没做，影片的成功都是同志们努力的结果。”在她晚年的时候，我多次劝她写一本回忆录，但她一直没有写。因此，在中国电影史中，她虽然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是关于研究她的书一本也没有，关于她的报道文章也少得可怜。外界对她了解得太少了。现在，张震钦提出在中国电影百年的时候，我们合写一部书，全面向世人介绍我妈妈的一生，我立即表示支持。

多少年来我就有一个夙愿，就是把我知道的我的妈妈，一个普通又了不起的女人——一个中国电影界显赫的女导演——一个看似柔弱又历尽沧桑的女性，把我对她的误解和理解告诉读者，以告慰妈妈的在天之灵。

由于我自己长期以来对写书缺乏自信，能跟像张震钦这样文笔好的人合作，我想这部书一定能写出来。

新年一过，张震钦约我和出版社的副总编辑李梦学一起吃饭，席间商讨这部书应该怎样写，最后张震钦说：“宋昭，你就从一个女儿对妈妈理解的角度写你妈妈吧。”我说：“我怕我一个人拿不下来，最好是我们合写。”但张震钦拼命鼓励我，她说她全是为了这部书好，这样，全书风格统一。

没有张震钦的鼓励就没有这部书，没有她的鼓励我也不可能写完这部书。

在我写书的全部过程中，张震钦无时无刻不在鼓励我，所以，今天，当我真的写完这二十多万字的时候，我首先要感谢的人就是她——一个爱戴、尊敬、理解我妈妈的影视研究人员。

在写书的过程中，我进行了大量的采访，同时也很后悔自己动手太晚，有很多对妈妈很了解的老人，如今已经不在人世，比如胡朋阿姨、陈播叔叔等。而那些还健在的人们，一听说我是想了解我妈妈的事，无不热情地接受我的采访。在这里我也深深地感谢他们。

妈妈作为一位军队电影制片厂的导演，我觉得她在军事题材的电影里很有开拓性。很多导演在拍这类题材的时候，注重的是战争大场面，但她不一样，在她所有的影片中，抒情的部分占有很大的比重。她在对人物内心尤其是军人内心世界的表现上，在人性的挖掘上，很有独到之处。就像《柳堡的故事》，她能把“军民关系”这样一个概念表达为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感情，演绎成为一个军人的成长，熔铸成一个艺术品，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她的这种艺术风格，一直贯彻始终。

妈妈的一生很具有传奇色彩，在中国电影百年之际，我有幸能把我知道的她的故事告诉大家，这也要感谢影协各位领导和编辑同志们。

由于我的水平有限，又是第一次写书，肯定会存在许多问题，也希望各位专家、同仁们批评指正。

                        宋 昭

                     2005年12月16日第一稿

                      2006年8月1日第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