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海外著名华人作家黄锦树在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部小说集，精选了最能代表其创作水准和特色的中短篇小说十多篇。他铺陈中华性意象，逼视离散性现实，体现创伤性历史。文风绵密厚实，叙事奇诡惊人。对于中国大陆读者而言，读黄锦树的小说定会获得全新的阅读经验，会有繁花蓦然绽放之感，也会有老树盘根郁结之意。这正让人看到了海外华文文学可能达到的高度和可以开拓的空间。

黄锦树铺陈中华性意象，逼视离散性现实，体现创伤性历史。文风绵密厚实，叙事奇诡惊人。他的小说无疑会满足、提升中国内地读者的南洋期待，然而触目所及的热带雨林风情带来的不是异域情调的沉迷，而是历史、命运的警醒，作品弥漫的雨林乡愁由此具有了生命的本源意义。黄锦树比诗人还要敏锐、丰裕的南洋感觉证实了他的“南洋之子”身份。

总序／王德威1

黄锦树的小说叙事：青春原欲，文化招魂，政治狂想／黄万华1

华文少数文学：离散现代性的未竟之旅(代绪论)／1

鱼骸(1995)／1

死在南方(1992)／19

落雨的小镇(1995)／37

大卷宗(1989)／50

撤退(1990)／65

错误(1991》／80

梦与猪与黎明(1991)／91

大水(1994)／106

非法移民(1995)／124

乌暗暝(1995)／131

旧家的火(1998)／143

火与土(2003)／164

土地公(2004)／182

第四人称(存目)(2003)

新柳(1992)／200

天国的后门(存目)(1 999)

我的朋友鸭都拉(存目)(2002)

繁花盛开的森林(2002)／217

胶林深处(1994)／234

山俎(1996)／155

公鸡(2000)／171

蛙(2000)／278

开往中国的慢船(2000)／280

阿拉的旨意(存目)(1998)  

猴屁股，火与危险的事物(存目)(2000)

零余者的背影(1998)／300

刻背(存目)(2001)

附录

反居所浪游／林建国321

坏孩子黄锦树／王德威328

论黄锦树的寓言书写／高嘉谦348

论郁达夫的流亡与失踪／黄锦树367

跋：死在南方／374

日光初照的晨曦，树林里残余的夜雾加速稀释，氤氲吞吐，宛如是大地的调息。醒来时睡外侧的长兄不知何时已离去，只是床板仍然温温的。推开窗，潮湿的雾气蓦然迎面扑来，长兄瘦长的身影在雾中若隐若现，在无表情的树干问渐渐远去，朝向日升的方向。他那么早起来干什么?

之前一直以为他是到林中帮割胶的父母的忙，有一天竟听见他不客气地回绝父母关于帮忙的请求，他语气强硬地说：“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做。”继而是父亲夹杂着威胁与惊恐的厉喝：“啥咪代志‘更加重要’?你唔惊抓去死?”及往后日子里，母亲在任何可能时机与长兄窃窃恳谈：“……你是大的，给你读书，要做小弟小妹的榜样啊……厝内大小，将来拢得靠你，莫走错一步。”而长兄若非闷声不响，就是以青春期惯常的愤懑，用发音刻意标准、仿佛学自某方广播的北京话回敬：“要是每个父母都像你们那样想，国家民族哪会有什么希望?”因而在父母忧愁担心的脸上直觉地意识到他是在秘密地做着什么父母反对的危险事情，也诱发了他的好奇心。

有一回他惺忪醒来，蒙咙中只见大哥在灯影里整理一些纸张，姿态十分庄敬专注。雾气从板缝中被灯火吮进，在他再度闭上眼时，听到轻轻的关门声。又一回，他想偷偷跟去，却被预先拦下，大哥说：“你还太小，等你再大些再说。”

那一天他终于捺不住好奇心，克制住深浓的睡意，远远地尾随而去。只见初日从地表浮起，先是偌大的一颗咸蛋黄，一寸寸地往上浮升，大雾冲涌，大哥他最终消失在那一片广大绵延数十亩、覆被着各种热带植物的沼泽的水边，消失在一片烟水茫茫之中。稍顷，四下流窜的雾盘桓、隐遁于日光所未及的暗角，蓦然朝阳变颜，朝红退却，万道光芒进射。在雾欲散未散之际，在他寒意的睡眼中，突然瞧见幢幢身影忽升忽落，一串串爆竹似的巨响，混杂着沉重的踏水声，清亮高亢的惨叫声，仿佛就发生在水边，或沼泽的深处。他感觉某件可怕的事情正在发生，而且很可能就发生在夜夜和他同寝的大哥身上。睁大了惊恐的眼，肩背死命地贴着树，除此之外他不知道还能做什么事。自雾中走出十几位红头绿衣的士兵，在水边踩下重重叠叠的脚印，铁打似的脸上尽是杀气，肩挎着长枪。有几位士兵两人一组地倒拖着猎物的脚，一共拖出五具兀自冒着鲜血的尸体。他不敢趋前，只是一径地瞪大了眼睛，看。也不知道是希望还是极不希望从中辨识出不久前走进雾里的那人。士兵发现了他，其中一位恶狠狠地朝他跨来，却被另一位带头模样的喝止。那人用他不懂的话问了几句，他不点头也不摇头，一径地贴着树，缓缓坐下。 

没多久，视野更为开阔之后，附近一些住户及正在附近工作的人都赶来了，目瞪口呆地往水边的尸首及满地的鲜血张望。父母亲率先赶到，抢到尸首前，一一重复地掀翻，而紧绷的脸方稍见放松。及至发现瑟缩在树头上数十处遭红蚂蚁啮咬兀自不觉的他，脸色又转为惨白。

“你安怎会在这?”

“……”

“是不是你大哥……”

而母亲含着泪水飞快且用力地以头巾拍去他身上的蚂蚁，父亲低着头支支吾吾地向士兵们询问。后来经过家人的译述，才知道其中一人在乱枪中逃走。军警之后广泛地布线搜查，依旧一无所获。其中的几具尸首，证实是他大哥的同学，均为当地共产党青年团干部。沼泽中发现的一间简陋的高脚屋，事后被付之一炬，一艘小舢板，也被没收。

那年他刚要进小学，而大哥高二升高三。

长兄再也没有回来，也没听说有人见到他。尸体也一直没有找到，所以他在警方的纪录里只记载着“失踪”，没法办理死亡证明，并且一直在通缉中。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几乎每年都有便衣来向父母追问他的下落。

落籍于斯三十载，最小的儿子年岁也比印象中的大哥大上一截。然而作为那个时代的儿子的大哥，虽然来不及长大而容颜青嫩，却也来不及腐败而志气饱满。那种信心满满而嘴角紧抿、目光迫人的少年神情，他此生再也不曾见到。“解严”以来从头开始学步的学运，校园中悬挂的白布条，校门口前持扩音器叫嚣演说的大学生，不知怎的都予他一种幼稚之感。也许，要不是长兄的缘故，他几乎也可以算是那个时代的儿子吧。

小学六年，校内平静，校外风起云涌。几乎每天都可以见到被击毙而陈尸示众于大街上的青年，几乎都是华裔。午后阵雨式的示威，墨迹未干的白布条，挥舞着的小红书，军警的哨声，街头的逃窜。他已习惯于审视那些青年的脸孔——不论是生者还是死者——许多年后他才知道，在他自己也并未了然的无意识里，是期盼和那猝然的失踪者不期而遇的。许多年里经常做着同样的梦。床的外侧触手生温，少年在灯下写字。门开了，一条遥远的黑暗之路，雾茫茫，蓝色荧光浮沉，一曳而过。少年跨出门槛，他想喊，口中无声；欲起床，却宛如被钉着，动弹不得。

那是一个热火焚身的年代，曾经自诩日不落的大英帝国行将日落之际，东方古老巨龙始经蜕皮换血，所有生长于南方的华族子弟都深受鼓舞，纷纷自诩为革命的儿女。是的，他们把自己的鲜血当时代的燃料。自命为异乡千里的幼龙，以为人生不过鲜血与白骨，如此而已。那是一个燃烧的年代，冲突的年代。长兄先发的事故致使家人严密地守护着他的成长，叮咛再叮咛，告诫复告诫，甚至后来不惜举债把他远远地送到另一个异乡——台湾——以让他沉稳于时代的狂飙之外。

而小学三年级那年，政府把他胶林中的家划入黑区。和许许多多胶林中的住户一样，被迫迁往小镇边缘政府划定的“新村”内。原有的木屋被一把火烧了，以杜绝马共的后勤物资及免于成为他们现成的藏匿之地。每天凌晨，每一位工人在离开铁丝网、铁蒺藜围成的“新村”的关卡往林中工作时，都得经军警严密的检查是否夹带违禁品(弹药、传单等)或过量的食粮，返回时亦然，搜出任何带有文字的纸都会令他们惹上大麻烦。中文字，在那个时代，像符咒一样充满神秘的魔力。

在长兄失踪的前一年，已断断续续地教会他认识一些方块字、自家的姓，自己的名字，父母兄妹的名字，报章上斗大的“南洋”及“星洲”等等。也经常指着报章上寸许大血红的头版标题字中的“中国”要他牢记，肃穆地告诉他一个遥远、古老大陆的故事。要他长大后无论如何要以身为“中国人”为傲。而他的志愿，和其他那个年代的儿女一样，也无非是有朝一日回到那古老大地的长城、长江、黄河、大草原去遨游，“把自己的名字刻在祖孱的石头上”，他说。因而有许多年，他一直以为大哥他潜逃回他的中国去了。他天真地以为，那片不知底蕴的沼泽也许里头就有通向长江黄河的秘密通道，长兄像一条幼龙那样游回去了。尽管如此，大哥梦想中的神州，他是一次也没去过，也从来没想过要去。在“解严”之后，妻子儿女岳丈岳母及同事们全去了不止一次，他还是默默无动于衷。虽然他对老中国的古董有极大的兴趣，也以老中国文化符码的研究为毕生的志业，对岸各大学术机构或同行以私人名义寄来的邀请函(邀请出席研讨会、演讲或其他各项合作)均一概不予理会，半公开管道流进来的大陆专业书籍，倒是买了不少。最远他只去到香港。开会，买书，买些古玩，而独独钟情于号称是石器时代或夏商朝玉制或石制的古朴刮削器。这一切并非源于政治考量，而是基于更深层的情绪。

P4-8

现代中国文学的海外书写始自19世纪末期。时当中国进入世界舞台，大规模的迁徙移民、出使旅行随之而起。文字作为跨越地域、语言、族裔、文化、政治场域的媒介之一，每每留下动人纪录。从早期郭嵩焘、黄遵宪等驻节海外，到康有为、梁启超等因为政治原因游走他乡，再到丘菽园、丘逢甲等从所定居的新加坡、台湾回望中原，中文书写早已经是时空交错、众声喧哗的活动。

这样的书写在20世纪形成不容忽视的力量。从鲁迅到郁达夫，从徐志摩到瞿秋白，从老舍到冯至，异乡心影莫不成为感时忧国的前提。与此同时，在台湾、香港、东南亚以及其他海外华人社会里，另有一群落地生根的作者也从不同角度写出他们的中国经验。1949年后数百万人离开大陆，域外书写更成为演义、辩证“文化中国”的大宗。时至今日，乃有海外文学的繁华面貌。

长久以来，我们惯用“华文文学”指涉以大陆为中心所辐射而出的域外文学。由此延伸，乃有海外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台港、星马、离散华文文学之说。相对于中国文学，中央与边缘、正统与延异的对比，成为不言自明的隐喻。然而20世纪中期以后海外华裔文化的蓬勃发展，中国或中文一词已经不能涵盖所有文学生产的驳杂现象。尤其在全球化和后殖民观念的激荡下，我们对国家与文学间的对话关系，更必须做出灵活的思考。

海外华文文学的对应面包括了英语语系(Andophone)、法语语系(Francophone)、西语语系(Hispanophone)、葡语语系(Lus叩hone)等文学，意谓在各语言宗主国之外，世界其他地区以宗主国语言写作的文学。如此，西印度群岛的英语文学、西非和魁北克的法语文学、巴西的葡语文学等，都是可以参考的例子。需要强调的是，这些语系文学带有强烈的殖民和后殖民辩证色彩，都反映了19世纪以来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力量占据某一海外地区后，所形成的语言霸权及后果。因为外来势力的强力介入，在地的文化必然产生绝大变动，而语言，以及语言的精粹表现——文学——的高下异位，往往是最明白的表征。多少年后，即使殖民势力撤退，这些地区所承受的宗主国语言影响已经根深柢固。由此产生的文学成为帝国文化的遗蜕。这一文学可以铭刻在地作家失语的创伤，但也同时也可以成为一种另类创造。异地的、似是而非的母语书写、异化的后殖民创作主体是如此驳杂含混，以致成为对原宗主国文学的嘲仿颠覆。宗主国精纯的语言必须遭到分化，再正宗的文学传统也有了鬼魅的海外回声。

回看华文文学，我们却发现相当不同的面向。19世纪以来中国外患频仍，但并未出现传统定义的殖民现象。香港、台湾、满洲国、上海等殖民或半殖民地区里，中文仍是日常生活的大宗，文学创作即使受到压抑扭曲，也依然不绝如缕，甚至有(像上海那样)特殊的表现。不仅如此，由于政治或经济因素使然，百年来大量华人移民海外，尤其是东南亚。他们建立各种社群，形成自觉的语言文化氛围。尽管家国离乱，分合不定，各个华族区域的子民总以中文书写作为文化——而未必是政权——传承的标记。

最明白的例子是马华文学。从国家立场而言，这是不折不扣的外国文学，但马华作家的精彩表现却在在显示域外华文的香火，仍然传递不辍。引用唐君毅先生的名言，我们要说历经现代性的残酷考验，中华文化不论在大陆或是在海外都面临“花果飘零”的困境，然而有心人凭借一瓣心香，依然创造了“灵根自植”的机会。这样一种对文明传承的呼应，恰是华文文学和其他语系文学的不同之处。

但我们无须因此浪漫化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万流归宗式的说法。在同文同种的范畴内，主与从、内与外的分野从来存在，不安的力量往往一触即发。更何况在国族主义的大纛下，同声一气的愿景每每遮蔽了历史经验中断裂游移、多声复义的事实。以往的海外文学、华侨文学往往被视为祖国文学的延伸或附庸。时至今日，有心人代之以世界华文文学的名称，以示尊重各个地区的创作自主性。但在罗列各地样板人物作品之际，收编的意图似乎大与其他。相对于“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学，彼此高下之分立刻显露无遗。中国大陆愿意对海外文学的成就做出细腻观察者，恐怕仍然寥寥可数。

但在一个号称全球化的时代，文化、知识讯息急剧流转，空间的位移，记忆的重组，族群的迁徙，以及网络世界的游荡，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经验的重要面向。旅行——不论是具体的或是虚拟的、跨国的或是跨网络的旅行——成为常态。文学创作和出版的演变，何尝不是如此?王安忆、莫言、余华的作品多在港台同步发行，王文华、李碧华的作品也快速流行大陆，更不提金庸所造成海内外阅读口味的大团圆。两岸四地(大陆、香港、台湾、新马)还有欧美华人社群的你来我往，微妙的政治互动，无不在文学表现上折射成复杂光谱。从事现当代中文文学研究者如果一味以故土或本土是尚，未免显得不如读者的兼容并蓄了。

山东文艺出版社策划的《新生代华文作家文库》正呼应了我们所面对的现当代文学的课题。顾名思义，这一系列作品希望在传统定义的国家文学外，另外开出理论和实践的方向。语言，不论称之为汉语、华语、华文，还是中文，成为相互对话的最大公约数。这里所谓的语言指的不必只是中州正韵语言，而必须是与时与地俱变，充满口语方言杂音的语言。用巴赫金(Bakhtin)的观念来说，这样的语言永远处在离心和向心力量的交汇点上，也总是历史情境中，个人和群体、自我和他我不断对话的社会性表意行为。华文文学提供了不同华人区域互动对话的场域，而这一对话应该也存在于个别华人区域以内。以中国为例，江南的苏童和西北的贾平凹，川藏的阿来和穆斯林的张承志都用中文写作，但是他们笔下的南腔北调，以及不同的文化、信仰、政治发声位置，总是丰富一个时代的文学的因素。

对熟悉当代文学鲤论者而言，如此的定义也许是老生常谈。但我的用意不在发明新的说法，而在将理论资源运用在历史情境内，探讨其作用的能量。因此，我们与其将华文文学视为又一整合中国与海外文学的名词，不如将其视为一个辩证的起点。而辩证必须落实到文学的创作和阅读的过程上。就像任何语言的交会一样，华文文学所呈现的是个变动的网络，充满对话也充满误解，可能彼此唱和也可能毫无交集。但无论如何，原来以国家文学为重点的文学史研究，应该因此产生重新思考的必要。

从实际观点而言，我甚至以为华文文学的理念，可以调和不同阵营的洞见和不见。中国至上论的学者有必要对这块领域展现企图心，因为不如此又怎能体现“大”中国主义的包容性?如果还一味以正统中国和海外华人／华侨文学做区分，不正重蹈殖民主义宗主国与领属地的想象方式?另一方面，以“离散”(diaspora)观点出发的学者必须跳脱顾影自怜的“孤儿”或“孽子”情结，或是自我膨胀的阿Q精神。只有在我们承认华语语系欲理还乱的谱系，以及中国文学播散蔓延的传统后，才能知彼知己，共存共荣。

《新生代华文作家文库》因此不是以往海外华文文学的翻版。它的版图始自海外，却理应扩及大陆中国文学，并由此形成对话。作为文学研究者，我们当然无从面面俱到，从事一网打尽式的研究：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的局限。但这无碍我们对其他华文社会的文学文化生产的好奇，以及因此而生的尊重。一种同一语系内的比较文学工作，已经可以开始。举例而言，由山东到北京的莫言以他瑰丽幻化的乡土小说享誉，但由马来西亚到台湾的张贵兴笔下的婆罗洲雨林不一样让人惊心动魄?王安忆、陈丹燕写尽了她们的上海，而香港的西西、董启章，台北的朱天心、李昂也构筑了他／她们心中精彩的“我城”。山西的李锐长于演绎地区史和家族史，落籍台湾的马华作者黄锦树，还有曾驻香港、现居纽约的台湾作家施叔青也同有傲人的成绩。谈到盛世的华丽与苍凉，马来西亚的李天葆、台湾的朱天文都是张爱玲海外的最佳传人。书写伦理和暴力的幽微转折，余华曾是一把好手，但香港的黄碧云、马来西亚的黎紫书、台湾的骆以军已有后来居上之势。白先勇、高行健的作品已被誉为离散文学的翘楚，但久居纽约的李渝、郭松桑的成就，依然有待更多知音的鉴赏。

《新生代华文作家文库》因此代表我们在新世纪想象中国的新开始。这一文库由山东大学黄万华教授策划导读，山东文艺出版社全力配合编辑。黄教授治华文文学有年，批评眼光公允独到，史料和文本的掌握尤其精密翔实。此一文库既以“新生代”为名，所关注的作者当然属于青壮辈的好手。事实上他们在海外华文界已经享有盛名，能由山东文艺出版社有系统地引介到中国大陆，可谓此其时也。我期待《新生代华文作家文库》的推出，也盼望读者因此对海外华文文学文化的发展有更深的认识。是为序。

这二十多个长短不一的短篇(最短的《蛙》大概不到千字)分别从我的四本书中选出，《梦与猪与黎明》(1994，台北：九歌)、《乌暗暝》(1997，台北：九歌)、《刻背》(2001，台北：麦田)《土与火》(2005，台北：麦田)，大概略少于总篇数的三分之二。从最早的《大卷宗》(1989)到最近的《土地公》(2005)时间的跨度长达16年，就量(不论是总量还是选出的量)而言并不算多，只可说是缓慢而稳定的累积。就一个非专职的写作者而言，也算差强人意了。这期间，我从22岁的青年进入38岁的中壮年，逼近不惑之龄。山东文艺出版社的这个出版计划，刚好给我一个机会总结一下自己“前半生”的写作(前期写作)；也许四十岁以后就该进入“后半生”或“后期”了，早一点规划也好。

四本书——我喜欢书的概念甚于集，也不喜长短篇的体积切分——都在台北出版，大部分作品也都以台北的杂志及报纸副刊为发表园地；少部分首发于马来西亚华文媒体，但转载的也许多些，我自己没有详细的统计。这两年《香港文学》也提供了若干机会。但近年台湾文学媒体发表园地几近萎缩，或恶质化到令人敬而远之的地步；还好我并非以此谋生，相对而言可以不管媒体不管市场，多写少写、有发表没发表，都不过是对自己负责。或不无夸张地说，对(自己认定的)文学史负责。所谓的台湾文坛，几乎即是台北文坛，即使写作者住在乡下。文学媒体及文化活动都集中在台北，而以台湾之小，并没有地域化的条件。近年来台湾各县市文化中心都有针对地设立对各县市作家的地域化出版补助，但结果并不理想。其中最悲惨的结果之一是那些出版品完全无法流通，或者沦为令人尴尬的非实用性赠品，或静静地躺在仓库里蒙尘喂衣鱼。稍微有分量的作家都必须(或必然已经)超越他所属的县市。相较之下，我们这些马来西亚籍或马来西亚出生的写作者处境更为微妙，不管入不入籍，文学的属性仍不免是外籍(因为差异实在太鲜明太大了)；但同时也多亏了台北的国际化与宽容(人情，及商品社会的宽容)。在台北能找到容身之地则意味着相对地跨越了身后的马来西亚地域，虽然或许不免接近于寄生(迄今为止还没有强大到共生的地步)。但至少能在大马种族政治之外找到一小块自己的园地，不受干扰地爱种什么就种什么，只要不是大麻鸦片。

这本书中的作品，除了极少数的例外，都是以大马为背景，以我所体会的大马华人的处境为叙事核心。种族政治的阴影、移民小镇的阴郁、象征着殖民遗产的胶林、被限制的存在，马共、日治、同化的暴力、政治囚禁、祖国情怀、骸骨迷恋……作为一本书的设计，在编排上，始于《鱼骸》终于《刻背》，都和汉字的骸骨迷恋、华人的流亡及祖国之梦没有关；接下来是以郁达夫的流亡失踪及死后为书写空间的《死在南方》、《零余者的背影》——不知道这样的致意方式算不算亵渎——在这头尾之间(括弧般的)，包含了见证世代变迁的“旧家系列”(《乌暗暝》、《旧家的火》、《火与土》)、包含《天国的后门》、《猴屁股，火与危险事物》在内的多篇“星马政治狂想曲”系列；而没收入的部分，其中一个重要的系列是以马华文学史为操作领域的(《M的失踪》、《大河的水声》)，但收入的《胶林深处》也许可作为代表。这林林总总，加起来也许就很接近我在第一本书的序中就尝试提出的“伪马华小说选”(穷尽既有的可能性)的构想(第三本书《刻背》中作了初步的实践)；但很可能还在旅途之中，毕竟还有很多东西还看不到、抓不到。但这样的题材高度集中，大概也可说明了我不知不觉的执迷，虽然对前辈作家的所作所为(尤其是观念的偏差与能力的不足)颇不以为然，但还是主动接下了他们的工作，并以他们难以想象或无法接受的方式(也许仍只是局部的、阶段性的)完成了，悲欢的见证。作为移民，或移民后裔，尤其在种族政治的恒常刺激之下，相当一部分华人还有着或多或少或轻或重的保留着祖国之梦，虽说有梦总比没梦好，但梦终归无助于现实困境之解脱。然而对午写作者而言，梦即使不是好的题材，也会是好的表现手法。在象征的场域，发动一场战争。书写若非美学的救赎，就是美学的暴力，甚至同时包含了两者。

最近有人批评我的部分小说“歧视外劳”，负面地呈现外劳(应该是指《非法移民》、《乌暗瞑》吧)，那些小说不过是表达80年代末住在胶林里的华人的真实感受，住在都市里的人大概是无法感同身受的，但那是其时大马历史真实的片刻，我自己及家人都是当事人。没必要基于人道或什么意识形态而扭曲现实。

不管怎么样，这部选集是献给还对中文华语还有感情的那些大马华人。

但为什么是以“死在南方”为题呢?附录的《华文少数文学：离散现代性的未竟之旅》及《论郁达夫的流亡与失踪》也许足以部分地说明我的想法。我们必须跨过当年南来文人的尸体往前走，批判地继承他们的遗产，故事必须接着讲而不是照着讲(借用冯友兰关于思想史解释的有名切分)，必须远远地超越他们的限制。但郁达夫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象征性的技术难题，他留下的是他的失踪(无限延伸的非存在的存有)，而非死亡(尸体，坟墓，终点)。这可能是更深刻更悲哀但也更难继承的遗产。

其他几篇附录作为认识历史的部分累积，也许对有兴趣的读者不无裨益。感谢几位答应论文让我收为附录的朋友，感谢这系列的策划人及执行者，黄万华教授、王德威教授，马兵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