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观念，认为在古代尤利西斯(传说中的希腊国王，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和腓尼基人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探险家之间，横亘着的是一个死水一潭的中世纪。让·韦尔东用生动的实例和能够说明问题的文件改变了人们的这种观念。

让·韦尔东描绘的是一个广阔世界，从视野超不过所在教区、市集、磨房或离得最近的乡镇的农民，到“旅行者”，再到伟大的探险家(分别去过亚洲和黑非洲的马可·波罗和伊本·巴蒂塔)和那些在幻想世界里旅行的人，各色人等，都写到了。他所描绘的这个广阔世界里的人，其活动范围，远不限于朝圣和十字军东征。

本书为“欧洲社会文化史译丛”中的一本。

本书作者让·韦尔东是法国利摩日大学中世纪史教授。他以细腻的笔触向读者展示了中世纪旅行的点点滴滴，中世纪人旅行的方式、旅行中的心态、旅行中的所见所感都会使读者手不释卷。作者以简洁易懂的语言、翔实的范例、引人入胜的旅行故事使读者在轻松阅读的过程中了解中世纪的社会文化。

导言：是蛰居家中，还是外出走走？

 狭隘的视野

 恶劣的环境

 奔波中的生活

 复杂的情感

第一部分 方式

一 在大陆上

 道路

 江河

 交通工具

 困难

二 在海上

 恐惧

 船

 船上生活

三 支出

 住宿

 费用

四 地理知识

 字面上的世界

 地图上的世界

 一个高明的错误

第二部分 心态

一 自我服务

 获取

 气派

二 为君王服务

 外交官

 信使

 司法和财政官员

 士兵

三 侍奉上帝

 朝圣者和十字军

 教会人士

四 发现广阔的世界

 旅行者

 探险家

 漂泊者

第三部分 想象出来的事物

一 人世间

 不可思议的事

 虚拟旅行

二 彼岸

 旅程

 地狱

 净界

 天堂

 鬼魂

结论

参考文献

译后记

作为一个出色的法学著作家，菲利普·德·博马努瓦对可能出现的问题都进行了研究。不管经过的是领主的土地还是其属下的土地，道路通常都归领主所有。谁毁坏了路面，谁拿走了铺在难走路段上的石头和木板，谁砍了种在路旁为了让人靠着歇息或给人遮荫的树木，谁就破坏了道路。即使干了这种事的人情有可原，领主也不会容忍这样的损坏，而是要处以罚款，并让他把路修好。

如果一辆四轮马车，一辆二轮马车，一头驮东西的牲口，或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在狭窄路段和对面来的车或人相会了，轻载要让重载，物要让人。

在圣地以外的十字路口树立石质或木质的十字架，是很多地方的习俗。这样的十字架不保佑坏人，否则，杀人犯、小偷和喜欢打架的人，干坏事就没有顾忌了。

过去，以里昂为起点的古罗马道路网，使法国的交通越来越明显地呈东西走向，新道路以巴黎为交汇点，却使法国的道路走向变成了南北的。这一点，12世纪圣雅各的那些大道已经显示出来。其后的两条轴线表现得更加明显：一条从西南到东北，经贝里和巴黎，把加斯科尼、朗格多克、波尔德莱和弗朗德勒地区连到了一起；另一条从东南到西北，经勃艮第和香槟，把阿尔卑斯的几个山口和弗朗德勒地区连到了一起。王国的西部和中央高原，运道不佳，没有什么道路通过。

英国和法国不同，在中世纪的最后几百年里和古罗马的时候一样，道路网的发展一直以伦敦为起点。

中世纪的道路似乎加大了运输量。军队和王公贵族用的四轮马车，数量很大，有的是轮子上包了铁的，有的是用金属板加固了的，拉车的马有的是4匹，还有的是6匹或8匹。经一些重要道路运输的商品，一年平均为1000吨。特鲁瓦的大建筑工地用的石料，是从50公里以外的石场运来的。住在两地之间农村里的赶车人，运一车石料需要两天，每一车能运2—3吨。

修筑皇家大道一事，是在13世纪末到14世纪初这段时间里完成的。国王们对路政产生兴趣，是因为他们可以征收路桥税，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为了能够经过不同路线从一地到达另一地，这类道路网变得相当稠密。至于路引的概念，因为王国的所有道路都由国王负责管理，这种概念在法国正趋于消失。

百年战争结束了14世纪初还在继续的这段黄金时代。1359年爱德华三世决定修筑从加莱到兰斯和巴黎的马路时，他准备了500名仆人，让他们带着铲子和斧头，比军队先行一步，披荆斩棘，平整土地。15世纪下半叶，由于阿维尼翁成了教皇驻地，日内瓦和里昂的市场也发展起来了，巴黎在路易十一治下重新变成了首都，经过一段必要的时间以后，法国的道路网又建立起来了，略微有些变动。

欧洲又被道路网覆盖起来了，不同地区，稠密的程度也不同；这时的道路网和中世纪的道路网不同，线路不同，样子也不一样。沿着大路走的旅行者可以很容易地到达大城市。不过，因为森林依然茂密，某些道路又只有当地人知道，道路指南一般还是有用的。《圣于贝尔的奇迹故事》，说的是公元950—1050年间的事。书里提到，吉韦的伯爵埃吕安在阿登迷了路，最后到了一个叫比尔的小地方。为了寻找自己该走的路，他想请个人当向导。因为找不到真正的向导，他就逼着圣于贝尔家的农奴、一个放牛的人带路。放牛人不肯去，伯爵就用鞭子抽他。他们走了6公里，来到马斯布尔，特雷沃和巴韦之间的罗马大道在那里经过，伯爵很容易地就找到了吉韦。

在遥远的国度，比如圣地，找个向导尤为必要。11世纪的《圣富瓦·德·孔克的奇迹故事》，提到孔克修道院里的一名神甫去耶路撒冷的事。他在埃费兹碰上一个叫皮埃尔的神甫，两人于是结伴而行。皮埃尔是沃莱山人，到东方去是为了发财。他走南闯北，水路陆路都熟，大路走过，一般的路甚至小路也都走过，他还通晓许多地方的法律、风俗和语言。

中世纪末期，在东方，求助于向导主要是出于军事上的原因。1388年查理十一在盖尔德尔打仗的时候，一路向北的法国军队要通过一片荆棘丛生、荒无人烟的地带，要经过一个被早来的大雪覆盖的地区。在几天的时间里，军队由当地一个居民带着前进，没碰上一个村庄。

           P27-P29

人类历史的发展，世界文明的演进，动力何在？我们认为主要在于形形色色的人类群体及其文化的相互碰撞或交往。而自从有了整体的、真正的世界历史之后，人类社会林林总总的交往类型中最具关键意义的，大概就是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往了。

所以作为东方人的我们，需要了解西方文化。对于我们来说，西方人或西方文化是“另类”，是“他者”，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可是何为“西方”？我们知道，这个概念不是一下子就能说得清楚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说到西方，人们往往首先会想到欧洲。当然，也有可能同时想到北美，想到澳洲。但那些地方曾经都是欧洲人的殖民地，是欧洲移民建立起来的社会，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只是欧洲社会的一种延伸，其文化老根还是在欧洲的。更何况后来还有大量的非欧洲人流入，再加上还有不少本土的原住民存在，以至于那些地方“世界民族杂居”的特点一直就比较突出，而且还在变得越来越突出。至于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族群能否在这些地方真正组合成关系和睦的“世界民族大家庭”，并在此基础上为我们这个地球村打造出一个共同“世界文化”的样板，这事现在还说不准，但这些地方的“西方”特性已远不如欧洲那样纯粹或典型，却是很显见的。所以严格意义上的西方，应该说只有欧洲这一块地方——而这个“欧洲”，常常还只能特指西欧：因为东欧，由于种种历史的和社会的原因，在很多方面都和西欧有着本质的差别，很难扯到一起去。

事实上，“西方”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里指的也就是欧洲，而且主要是西欧(比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西方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就因为这里在18世纪和19世纪里突然发达起来了，发展出了一种本质上迥异于以往各个时代的“现代”型生活方式，并从此开始引领世界历史新潮流，滥觞了一场至今仍方兴未艾的世界现代化运动——当然这首先是一个“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过程，其间发生过(而且至今还在经常发生)许多令广大“东方”民族难堪不平的事情。所以东方各民族要自立，要奋发图强，要彻底摆脱对于“西方”的从属状态，就必须深入了解西方，了解西方崛起的历史及根本缘由。

简言之，欧洲既是西方文明的老根之所在，也是现代文明的老根之所在——这就是我们把目光锁定到欧洲(尤其是西欧)的主要理由之一。此外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欧洲这片土地现在有一种特别的重要性。在20世纪上半叶，欧洲曾经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欧洲本身也因此惨遭蹂躏，几近万劫不复。但经过战后数十年的改革调整，欧洲如今已发展成为一个一体化程度极高、囊括了25个主权国家的超国家组织——欧洲联盟，从而有可能彻底告别其数千年战乱不断的历史。欧洲的这一变化，无疑能为人类解决有史以来一直在困扰着自己的战争与和平问题，提供很多有益的启迪。不仅如此，作为世界之一极而又坚持多元民主原则的欧盟的出现，还在当今的国际事务中注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健康因素，让世界在抵制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保障和平发展乃至促进国际政治民主化等方面，增添了不少希望。现代欧洲何以能有如此作为？广大非欧洲的民族和国家应该怎样协调与欧洲的关系以推动一种健康的国际新秩序的建设？这类问题也是时下人们不能不经常考虑到的，而我们编译这套书的目的之一，也就是希望能为这种思考做一点资料上的贡献。

接下来就该说说为什么我们要特别关注欧洲的“社会文化史”了。毋庸赘言，要了解西方或欧洲的文明，就不能不了解欧洲的历史，而了解欧洲历史的第一步工作，通常都是读欧洲人自己写的欧洲历史书——只有读到一定数量、悟出一定道理了，才能逐渐形成我们自己的独特观点和视角，然后才谈得上做我们自己的研究。可是，欧洲人写的欧洲史著作很多，为何要独重“社会文化史”这一个领域？这里主要有两个理由。

首先，“社会文化史”是当今欧洲史学最前沿的领域，也是最近二三十年来欧洲史学界最新潮的学问。我们知道欧洲人的欧洲史研究，至少从18世纪(尤其是19世纪)以来就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风气常新，能引起普遍关注的问题和流行的研究方法总是变动不居。这一情况当然并不难理解：史学潮流的变化速率归根结底是社会发展速率的反映。但更重要的是要知道，顺应时代的史学创新实际上折射着史学界对社会进步的敏感，代表着史学界为适应新时代的需要而重新认识历史的努力，或者说是史学界在新形势下对历史内涵的一种带有现实关怀的刻意发掘，它既体现了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感，也是史学研究的一种发展或深化。显然，目前正盛行于欧洲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就具有这样的品质’因而是我们在今天译介欧洲人的欧洲史学作品时不能不特别注意的一个方面。

其次，“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内容，对于我们了解欧洲文明的本原具有不可替代的优越价值。所谓“社会文化史”，其实也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依我所见它属于广义的文化史范畴，只是在论述中对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之类与人类社会生活相关的因素有所侧重。既然是一种文化史，那它就可能比我们以往比较熟悉的欧洲的政治史或经济一社会史更能深刻地反映欧洲各民族的特性，因为按法国年鉴学派(该学派在20世纪的一大半时间里一直在引导着西方史学的主流)的著名理论，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传统的惰性领域，它具有抗拒变化的特征，演变速率极为缓慢，但也正因如此，它能对这个民族的历史发展起到极为深沉有力的制约作用。严格说来，这种“社会文化史”也并不是今天的欧洲人发明的，实际上它非常古老，甚至可以一直上溯到欧洲的“史学之父”希罗多德那里，在他的那部《历史》中就能找到不少社会文化史的成分。在后来欧洲历史编纂学的流变历程中，也一直并存着文化史和政治史这两股大的传统，而文化史那一脉还曾在18世纪经由伏尔泰的史学实践大大地风光过一阵。只是随着19世纪下半叶实证主义的勃兴，偏重阐释的文化史学才跌入低谷，出现了偏重史实叙述的政治史学叱咤史坛的局面。不过时过不久，到20世纪初叶就发生了“新史学”对所谓实证主义“传统史学”的反叛，政治史趋于衰落，一种包括文化史在内的总体史开始复兴．但在20世纪中期，“新史学”由于片面注重物质层面的社会一经济史研究，不仅完全排斥政治史，而且还出现了忽视文化史的倾向，逐渐走入“见物不见人”的死胡同，结果又引起了一场新的“反叛”，由此既促成了政治史、叙述史的复归，也唤起了对文化史的重新关注。然而，由于这场造反运动是在以年鉴学派为先导的西方史学主流内部发生的，而且很多造反者本身就是年鉴学派的核心成员，他们反对的只是领袖布罗代尔的上述那种“物化”历史的片面倾向，而无意于触动该学派关于历史时间可以划分为长、中、短三个时段以及长时段因素具有最终决定意义这些根本信念，故而他们所倡导的政治史或叙述史以及文化史都有一种特别的味道，也就是都有意识地把不同时段的因素结合起来加以考察，都很注意分析各时段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所以这个时候的政治史和文化史其实都是“新”的：从政治史方面来说，由于掺入了对各种长时段的、而且主要是文化的因素的考量，结果兴起的实际上是一种崭新的“政治文化史学”；而从文化史方面来看，由于和短时段因素相关的“叙述史”兴趣的复兴，以往长期被忽视的人物活动以及与此密切相连的各种社会关系、社会交往活动，也都进入了文化史研究的领域，于是便有了我们现在正在关注的这股“社会文化史学”的新潮流。

由此看来，我们这套译丛的推出不仅有可能增进国内读书界对西方文化的深层次了解， 同时还有可能为我国的欧洲史研究——乃至一般意义上的历史研究，甚至包括所有其他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研究——的发展和深化，提供特别的助力。

当然这还仅仅只是我们的希望。我们深知，要做好这样一个开放性的译丛，绝非易事。首先，要获得足够多和足够好的选题，就绝不是仅靠一两个编者就能做到的。因此，我们诚恳期望所有关心这套丛书的读者朋友都能来参与她的建设，企盼你们积极提供西方出版界相关的好书讯息，并随时提出你们的宝贵批评与建议——让这套丛书成为我们共同的事业。

             高毅

           写于北京八大处

这本书写的是中世纪的事。“中世纪”一词最早出现在15世纪人文主义学者的作品里，一般指公元395年东西罗马分裂至1500年人文主义者参与文明生活和知识复兴这段时间；后来这个词被广泛采用并有所发展，用以指称介于古代奴隶制与近代资本主义之间的时代，起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止于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成功。

中世纪是欧洲史上一个漫长而黑暗的历史时期，基督教文明的兴起与发展贯穿其间，成为这一千多年历史的突出特点，对没有基督教传统的民族来说，中世纪是很令人觉得隔膜的。但本书作者让．韦尔东先生从中世纪人出行的角度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生动的、可以感知的世界，使读者对中世纪的人和事有了一个感性认识，中世纪的旅行，和我们现代人所说的游山玩水式的旅游，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主要是指大人物如国王和使节因国务外出，宗教界人士在各国穿梭，商人来往各地，朝圣者远行朝拜，年轻人外出求学，士兵参加远征，甚至包括民众遭逢战乱时的逃难。从书申的描写，我们看到了当时的旅行条件是何等简陋，交通工具的落后，食宿的艰难，都是今天的人难以想象的。

让·韦尔东是一位专治申世纪史的学者，已年近七旬，原是法国利摩日大学的教授。他治中世纪史有年，埋头书卷，如入宝山，厚积而发，写出了一系列有关中世纪的历史著作，达十几种之多。《中世纪的旅行》之外，尚有《中世纪的笑声》、《中世纪的爱情》、《公元一千年时的妇女》、《中世纪之夜》、《中世纪的娱乐》……可以说，中世纪的衣食住行，方方面面，林林总总，他都写到了。对这段遥远的历史能做出如此深刻全面的发掘，足见他功力深厚。

《中世纪的旅行》无疑是一部学术著作，但作者不是板着面孔说教，用的语言活泼，举的例子生动，使人读起来不觉得枯燥，殊属难能可贵。这也许是法国人的习性使然吧。

书中的随注则系译者所加，目的在于尽量为读者扫清一些阅读障碍，而为了不过分打断阅读，随注又尽量写得简短，点到为止。本人读书向不愿撇开正文去读注释，所以，用加随注的办法解决阅读障碍，也算是一点推己及人的意思吧。

早就有人说过，译作也有“即兴”与“应教”之分。“即兴”之作，是译者自己觉得原著好，于是翻译出来，介绍给读者。但揆之如今出版的译品，即兴之作，恐怕已是凤毛麟角，偶或有之，亦必出于大家之手，一般译者难得有此殊荣。不过，这样的译作，质量也就有了保证。至于出自一般译手的东西，則多系根据出版社计划从事的翻译。译者对原著本无所谓好恶，没什么心得体会，所以译作的质量，自然也就难免参差不齐。区区乃一般译手，这本《中世纪的旅行》亦属“应教”之作，译文中会有一些不妥乃至错漏之处，是译者自己承认，也请方家指正的。

           译者

           200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