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可回避的严峻现实，人们在谋求经济利益时，正在破坏我们的生存环境。人类造成的灾难，还得靠人类自己来解决。

在陕北黄土高原的褶皱里，隐藏着这样一个村庄。面对它，你必须沉思或者反思。也许太迟，也许正是时候!

本书是一篇报告文学，一篇关于一个村庄，一个环境问题的报告文学。

一个不可回避的严峻现实，人们在谋求经济利益时，正在破坏我们的生存环境。人类造成的灾难，还得靠人类自己来解决。

在陕北黄土高原的褶皱里，隐藏着这样一个村庄。面对它，你必须沉思或者反思。也许太迟，也许正是时候!

本书是一篇报告文学，一篇关于一个村庄，一个环境问题的报告文学。

上部 谜一样的村庄

第一章

活着并且要记住：一个中国人无法从记忆中抹去的年头3

第二章

高西沟浮出水面：人民日报记者发现新大陆 11

第三章

中国的1958：激情燃烧的岁月 18

第四章

挑战大寨模式：高西沟模式“三三制”43

中部 贫穷中的富裕

第五章

“红旗”浸透的血泪：只要你听了我的歌57

第六章

彷徨中的坚持：你的名字叫“坚韧” 107

下部 合不上的大书

第七章

陕军作家和高西沟：一个被遗忘的村庄 155

第八章

特别的榆林特别的书记：重新发现的价值189

第九章

中国新农村启示录：高西沟2000～2005年223

第十章

高西沟典籍与释义：大寨·大邱庄·华西村及其他276

尾声

但愿从此记住299

后记

感恩农民冷梦305

1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那一天，全世界的目光都聚集到了一个叫“奥斯维辛”的地方，它是波兰的一个小镇。漫天飞舞的雪花中，在原先焚尸炉高高烟囱的周围，巨大的火炬在熊熊燃烧……洁白的冰雪世界中，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和各国政要面色肃穆苍凉，仿佛在为几百万逝去的亡灵追问着一些永恒的问题。这些问题也许是今天的人类还无法做出回答的。那一刻，我的眼睛里浸满了泪水。我在想，集中营或许对我们非常遥远，但人类只要有记忆，记忆中就会永铸下一些抹不去的场景：那些刻骨铭心的欢愉，或者，苦难……

苦难记忆，是人类最深刻的记忆。

我知道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女大学生私自印制了一些饭票，这件事让校方发现了，因为她总是能吃比别人多的杂面窝窝头，在别人挨饿的时候，她没有挨饿。校方找她谈话，一次，两次。让她写检查，一次，两次。后来一天，年轻姑娘从高高的教学楼上纵身跳了下去，用青春的躯体亲吻了灰冷的水泥地面。饥饿结束了，与饥饿同时结束的还有十八九岁的花样年华。

这是中国的1961。

也在这一年，一座城市在饥饿。

在古城西安，离市中心钟楼不远的地方有条街巷，叫广济街，这是一条回汉杂居的街巷。每天清晨，街道居委会主任，人称“积极妈妈”的老太太拐着双伶仃小脚从街头走到巷尾，用喑哑的嗓子喊着：萝卜来了!快去称萝卜!

萝卜是些糠心萝卜。但萝卜这时在这座城市里已经是救人命的关键食品，能吃上供给市民的萝卜，那是需要有特殊的关系。回汉杂居的现实，让这条街巷的萝卜大都“分配”给了有优先权的少数民族回民。在连萝卜都吃不上的日子里，一个饥饿的小女孩躺在床上，母亲用浮肿的手抚摸着她黄瘦的小脸。她老家的大伯大娘都已经饿死了，小女孩也奄奄待毙。饥饿在这座大城市里迅速蔓延。母亲对她说，要想活命，得把她送人，送给楼上一家人家。小女孩铅一样重浊的泪水滚落在母亲浮肿的手上，她用微如游丝的小嗓子说，她就是饿死，也要死在自己家里。许多年以后，长大的小女孩成了位作家，那时，她托人到了老家，给坟头上只有一棵枸桃树的饿死的一对孤寡老人祭奠了几杯薄酒……

这个小女孩，其实就是当年的我。

2

也是在这一年，1961年。

从省城西安出发的一行人风尘仆仆地到了离西安一千多里之遥的陕北一个小村庄：榆林地区米脂县高西沟。带队的是一个瘦瘦高高、长着长方形国字脸的老干部，他就是前国务院副秘书长、时任陕西省省委常委、省政协副主席的常黎夫。这支由常黎夫和时任陕西省委办公厅主任杜鲁公带队的工作组到高西沟来的使命，是要在这个当时还叫做“高庙山公社高西沟大队”的村子调研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条例》，简称“六十条”。我们不去说“六十条”所形成的后来统治了中国几十年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业生产组织模式的功过是非，单说常黎夫等一行人到了高西沟的所见所闻，所知所感。刚刚离开大城市西安满街菜色、颜面浮肿的人群，常秘书长在高西沟见到的却似乎是另外一番景象。村口欢迎他的村民不说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但至少身板结实，健健康康，精精神神。大姑娘小媳妇、老汉老婆，包括满地跑的孩子没有一个看上去面黄肌瘦和一副饥饿所造成的赢弱样子。乡亲们显得欢天喜地。那是只有“丰衣足食”才能带给人们的不需伪装的幸福与欢乐的模样，只有肚子里有着足够的食物才能有的喜庆模样。虽然没有十足陕北风情的唢呐和秧歌，工作组一行十几人还是被欢乐的村民热情洋溢地迎进了他们村，住进了高西沟大队队部几孔不错的窑洞里。

次日清晨，山谷间岚气氤氲，在和煦的春风里，工作组成员像撩开新娘娇羞的面纱一样，在缥缥缈缈的淡色青晕里第一次瞥见了这个小山村的真容。谷子高粱、大豆小豆，农作物苗儿青青，茁茁壮壮层层叠翠地铺展在他们目力所及的沟沟壑壑。近看，株株行距纹丝不乱，不像是人撒种种在地里，倒像是巧媳妇一针一线描画在绣匾上。好庄稼!没有谁会怀疑在接下来的一年里，高西沟又会是一个丰收年。

3

而且，和他们看到的赤目千里、顶着光秃秃黄盖帽儿的黄土高原其他村庄不一样，高西沟山上有树，坡上有草，还稀罕地有着绿汪汪的葡萄藤，开着粉嘟嘟小花儿的苹果树。羊群白云飘落山间一般在唱着信天游的拦羊汉高亢的歌声里满坡撒欢，间或有驴子“咴咴”的叫声，有老牛“哞哞”的低沉的吼声……

高西沟给人的感觉不像是真实的。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工作组成员会以为是谁编出来的童话世界。

常秘书长是带着药罐子下乡的，随身带的一个护士每天为他在窑洞里煎几服苦涩的汤药。同时，他还属于“肉蛋干部”，每天可以吃上一枚专门配给给他的鸡蛋。除了中药和鸡蛋，常黎夫在物质享受方面和其他工作组成员没有什么两样，大家一锅里吃饭，一炕上睡觉。关于这一段工作组住在高西沟前后40多天的生活情景，有两个关键性的人物我不得不说。

第一个人物是高祖玉。当年高西沟大队的大队长，也是高西沟村第一任村党支部书记。这年高祖玉32岁，个儿不高，不像陕北那些壮实的后生有着一副粗糙的黧黑面庞和粗眉大眼，刚过而立之年的高祖玉显得眉清目秀，并且一望可知是个精明强干和聪明过人的村干部。也许因为自信，高祖玉举手投足间有着一种掩饰不住的傲气和倔气。这是一个在这个方圆四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能够让人不折不扣、坚决地贯彻他的意志，一言九鼎的人物。许多年以后，已经成为一个耄耋老人的高祖玉坐在他家的窑洞里，满脸笑容地给我“话说当年”——

1961年春，常黎夫率省委工作组调研“六十条”贯彻执行情况，实际调查阶级分化。调查内容包括粮食产量、一般平均亩产、坡地和坝地平均亩产、人均收入等各项指标情况。调查组由西北局农工部长、陕西省农工部长、省委办公厅主任等组成。当时规定，上边来人由所在村队供给每人每天半斤洋芋(自己掏钱买)，队里统一起灶，派人做饭。调查组在高西沟住下后没几天，发现村上群众比他们吃得好。这个村的群众居然能吃上窝窝头!省上干部很惊讶，就跟我商量：能不能卖给他们每人每天一斤洋芋。我让村民把细糠、黄豆、谷子磨点给省上干部蒸了些杂粮窝头，一人吃上两个。后来，就干脆用了个大布袋，把粮食、洋芋装来，窝窝头、洋芋随便吃。到了秋收，调查组又来村上验收。高西沟春天报的所有计划和各项指标都出色完成并且超标。西北局农工部长、省农工部长极其兴奋，回去后把高西沟的情况给《陕西日报》一说，很快《陕西日报》来了，接着，《人民日报》也来了。

——这大约就是高祖玉讲给我听的“高西沟发现记”。

P3-8

1

写完《高西沟调查》以后，一个出生在80年代的记者问我：你说的1959、1960、1961年是怎么回事?我听了有点愕然，一时间竞不知怎么回答。

原来，历史的烟尘早已将我们认为是生命之痛的那样一些年月，悄然地和不留痕迹地从人们的记忆中湮没和抹去了。今天的许多人，至少是许多年轻人，已经不记得那样的饥饿和那样的惨痛与不幸……

我们是否应该忘记?

我们是否能够忘记?

但这并不是我想要回答的问题。

我只是想要告诉人们，如果没有我小时候的饥饿经历，我也许永远不会理解中国的农民。不会感恩和爱戴中国的农民。因为，你永远不会知道，对中国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个曾经长时间，曾经在一个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几十年，几百年，上千年，甚至几千年遭受着饥饿追逐的国家，农民、土地和粮食，到底意味着什么?

翻开世界史，再翻开中国的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史，或许，人们从来没有注意过的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却曾经无数次地叩击过我的心。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像中国这样是因为饥饿而无数次地造反，流血，揭竿而起。

著名的法国大革命，只是贵族们享有的特权激起了新兴的资产阶级的不满和仇恨，而把贵族们送上了断头台。巴黎公社起义，那是因为社会不公平，底层人民对当权者、无产者对资产者的仇恨而爆发的革命。1644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1848年欧洲革命，也都是资产阶级的权力要求与封建君主制之间的革命、斗争和流血。美国的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前者是推翻英殖民统治，而后者则是北方的资本主义与南方的奴隶制之间的战争。所有这些“革命”，背后的原因都是权力的诉求和利益的伸张，都是社会经济与政治结构发生了变化，社会生产力中有了新的萌芽，某一社会力量或社会阶层想要从既得利益集团所占据的权力和利益中，获取应该属于自己的那部分权力和利益，从而改变社会的权力结构和利益结构，让新兴的社会集团或阶层能够登上历史的舞台。在这样一些“革命”中，不用说，其中包含着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的主张。因此，它使得欧洲社会脱离了中世纪的蒙昧，也使得美国通过南北战争消灭了奴隶制。

这就是说，它引发了这些国家和民族社会制度的变革，推动了这些国家和民族的社会历史的进步。

但中国，从陈胜、吴广起义，到黄巢起义，到李自成起义，到太平天国起义，从基本意义来说，最初都是“饥民暴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从来没有逃出这样一个“怪圈”和“轮回”。饿殍遍野的时候，便是新一轮流血的开始。“革命”背后的原因，总是饥饿、饥饿!……这是中国的历史完全不同于任何一个国家与民族的文明史的最让人难过和想不通的地方。

说得更直接一些，一部中国历史，就是一部饥饿和反饥饿史。

令人伤感，这里只能看到饥饿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挥之不去和如影相随的追逐；而看不到我们通常所说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

为了饥饿而进行的革命里，几乎无关乎社会进步和民族理想。

因为，一个致命的标准和论断便是，它并不推动中国社会的文明进程。

2

我们告别不再饥饿的年代大约只有二三十年。

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举世瞩目的最伟大的成就。今天的许多人不再有饥饿的记忆，中国也不再有“饥民”——这个令人心酸的字眼。应当说，这才是中国的“开天辟地”头一遭。我们应当为此而庆幸，也为此而流泪。

一个永远告别了几千年饥饿史的民族。  一个再不需要为饥饿而流血的民族。

而我，却正是从我的饥饿记忆中走近了中国农民。

有时候，我都想，永远忘记它。

如今的许多人都羞于承认自己过去的贫寒，但我却无法做到这一点。我忠于我曾经有过的一切。包括人们所羞于记忆的贫寒和饥饿。这是因为它已经成为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它永远与我的生命同在。我无法将它从我的生命中剥离，只要我还活着……

小时候的饥饿，对我影响深远。它甚至影响到我今天的生存和精神。一些记忆中的镜头和片断，永远会让我内心充满酸楚和泪水。我这一生从来都和“黄瘦”相伴，母亲在世的时候叫我“碎黄女子”，就是因为我总是那样面黄肌瘦。我那时差点儿被饿死。母亲说，我小小的胃里吃进去的全部是些菜汤，因此拉出来的也全部是绿水。我躺在床上，连抬起我的细脖梗的力气也没有了，就那样把头耷拉在床沿上，说我死都不到人家家里……

这段经历，我曾写在我的一篇散文《没有做完的梦》里。

在那篇我带着忧伤的笔调写的文章中，我写道：“我降生在一个将沉沉而未沉沉的秋夜。”写了我三次差点儿被送人的经历。其中的两次，就是因为饥饿，家里人怕把我饿死……

终没有被送人，是我终于熬到了上学，母亲发现我是个读书的“材料”。

3

因为饥饿对我有如此深刻的影响和在我身上打下如此深刻的烙印，我的作品里，只要涉及挨饿，我便能把关于饥饿的描述写得活灵活现。我的《百战将星》里，有关于四方面军三过草地时红军战士的挨饿，有西路军兵败祁连山的挨饿和我的主人公肖永银一路乞讨、过中卫沙漠的挨饿。而在我的《黄河大移民》里，关于饥饿的描写更是触目惊心。陕西关中的几十万农民，从原本在当时已经算是过上了“好日子”的富裕的农民，因为国家修三门峡水库而变成了“灾民”、“难民”和“饥民”，许多人饿死在甘肃和宁夏，或者饿死在逃回家园的路途上……

说心里话，也许许多读者不明白我为什么会把那样一些场景描述得这样生动，那么现在你就该明白了：那是因为我感同身受。

不是说，只有经历了死亡才能体验死亡。但却可以肯定地说，经历过面对死亡的人一定会比没有经历过面对死亡的人，更加懂得生与死之间有着多少让你的灵魂战栗的东西……

贫穷与饥饿，让我能够用我的灵魂靠近和亲近那些曾经有过和在现实中遭受着苦难的人们。说心里话，许多年以后，当我已经改变了我的命运，当贫穷似乎已经离我远去，乍然地，我又第一次非常强烈地看到和感受到了“贫穷”，那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黄河滩上，在渭河滩上，在这黄河三角洲和渭北高原上生存着的陕西移民中间。

我发现，原来我的内心深处，仍然能为他们掬一捧苦涩的泪水。

我那时，心里很痛，很痛……

写完《黄河大移民》之后，我进京。

我和我的好朋友《中国农民》的主编崔维德先生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我说，在写作这部作品之前，我对贫穷的概念是：生而贫穷不耻辱，死而贫穷才是耻辱。因为我从来不相信，人的命运是不可战胜的；贫穷是不可战胜和不可改变的。但在采访了三门峡水库库区移民以后，我才第一次明白了，贫穷，有时候会是一个“坑”，一个让你越陷越深的和深不见底的深坑，无论你怎么挣扎，你却怎么也挣扎不出的一个“穷坑”!陕西移民三代人，积累出了三代人的贫穷。移民后代为了不饿死，许多孩子失学，因此他们不能像我一样，不能像许多城里人一样，靠读书来改变命运。而我采访的一个叫张新年的老汉，这个几乎被命运完全击倒的老汉，在我采访的那一年，连我都能够看出，老汉已经不久于人世了，而他还在自己行将就木之际，开垦出了三亩荒地。但他没有钱买化肥，没有钱买旱塬上的地里需要浇的水。他流的汗再多，别人一亩地打500斤粮，他只能打100斤。五亩地不抵别人一亩地，地只会越种越薄，人只能越来越穷……

崔维德听了很惊讶：那你说，贫穷是不可战胜的?那么，希望呢?

我说：我看不到希望。如果没有外力的帮助，比如国家，比如社会，我认为以移民的现状，光靠移民自己的力量，贫穷是不可战胜的。

应当说，这是我对贫穷最为绝望的时候。

4

从认为人可以战胜一切贫穷，包括赤贫，到认为穷到深坑里的贫穷是不可以战胜的，我经历了一次人生价值观的崩溃。当然，《黄河大移民》后来产生的社会效果让我始料未及。它感动了许多在京城的高官，其中特别是国家水利部和移民司的官员。他们加大了对陕西移民的投资力度，因为移民的贫穷不是移民自己的天然贫穷，而是水利开发造成的开发性贫穷和政策性贫穷。大约五年后，当我再回到库区时，我看到的已经是另外一番景象，移民搬出了庵棚，住进了新盖的瓦房里，而由于黄河泥沙淤积、地下水位抬高造成的盐碱地，也因为排水渠和灌水渠的建成，变成了良田，我眼前是田畴纵横，阡陌沃野……

但这只是迁回库区的一部分移民。

另外那些迁到渭北高原上的移民，包括我心里挂念着的如张新年老汉那样的移民，却由于住得分散，还仍然喝着窖水，种着打不下多少粮食的薄地，因此也还不能够脱贫。当时，陪我一起重返库区的陕西省移民办主任姚少华对我说了一个数字。我说的那种穷到“坑”里的移民，大约应当还有十万左右。

这已经是1998年了。

又过了五年，2003年夏，我到了高西沟。

这时候，由于前边所经历的那些事情，我已经不相信仅仅靠农民自己的勤劳、汗水和苦干，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和生存状态——我所说的，是那些不幸降生在穷山恶水、自然环境十分恶劣的偏僻山区农民、黄土高原和丘陵沟壑区的农民。那几年，我其实又跑遍了陕西的两大贫困区：陕北和陕南的农村。直到这之前的一年，2002年，我在商洛山区还能够接触到连给孩子几十块钱的学费都交不起的许多山里农民。唯一让我欣慰的，是我没有看到挨饿的农民。这和我采访黄河移民，时间仅仅过去了八年。中国的确进步了。它虽然还没有消灭贫穷，但它却已经消灭了饥饿。

高西沟却和我见过的贫困山区完全不一样。

5

高西沟让我感到十分惊讶。

这是一个谜一样的村庄。

说它是一个谜一样的村庄，是因为它从上世纪50年代，中国的1958年，“大跃进”的年代开始，就走了一条别样的农村和农业发展道路。半个世纪，它锲而不舍地一直在退耕还林还草，锲而不舍地坚持着它的从未改变过的绿色梦想，锲而不舍地改善着和修复着与大自然的关系，锲而不舍地寻求着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在它近五十年的发展中，走出了一条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生存的良性循环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陕北高原的千山万壑中，在一片黄尘漫漫的贫瘠中，它是一颗镶嵌在陕北黄土高原上的四平方公里的绿色明珠。而生态的恢复，绿色植被的修复，水土不再流失，环境不再恶化，带来的绿色生机和绿色奇迹，又创造出了一种新型的农耕文明。

绿色中蕴含着富裕的希望。

绿色中也蕴含着让他们永远摆脱和战胜贫穷的希望。  高西沟人早在上世纪的60年代初，也就是如噩梦一般追逐了我一生的中国的大饥饿年代里，就已经不再饥饿。在这个原本应该是最贫困的贫困山区里，他们打下的粮食，长久不衰地维持着高产稳产。陕北自然灾害频仍，十年九旱，旱涝相继，你去我来，而在陕北所有的这些灾年里，甚至是许多次给人以灭顶之灾的大灾年里，高西沟都能喜获丰收。它的人均年纯收入，在长达近五十年的时间里，一直比所有周围村庄，比它所在的国家级贫困县榆林地区米脂县高出一倍以上!

因此说，高西沟所创造的就不仅仅是个绿色奇迹。

高西沟所创造的还是一个在贫困山区走出贫穷，走向富裕的中国农村的农业发展模式。创造出了一个包含着人类高级文明形态的绿色文明在内的农业文明模式。走出了一条贫困山区农民致富的希望之路……

可是，在采访中，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本该不再挨饿的高西沟人却在大饥饿过后的上世纪60年代中期、乃至70年代的中后期仍旧需要挨饿；本该早就战胜贫穷、永远告别贫穷的高西沟人却直到21世纪的初叶，还没有过上本该属于他们的真正富有和富裕的生活。我2003年和2005年两次住在高西沟村，我的房东霞霞家，女主人霞霞她妈总说她不会做肉，不会做鸡，开始我想是烹调技术的问题，后来才想明白了，是他们平时很少吃这些东西——但这个时候，城里人早已经把肉和鸡都吃腻了!

高西沟人为什么不能够富有?打下的粮食呢?

他们告诉我，多打的粮食全都缴了“公粮”。

6

我突然感受到了一种无法自抑的难过。

我知道了中国农民的伟大。

知道了一种叫做“负重”的东西。

知道了什么叫做“超负荷”的付出。

知道了原来我们的口中食、身上衣，就是来自这样的农民勒紧了自己的裤带、忍饥挨饿地、带血带泪地奉献给了我们，我们这些城里人。

鸟儿觅得了粮食，鸟儿自己不吃；鸟儿把到口的食物反吐出来，哺育和养育了需要吃粮的城里人。而农民自己却忍受着贫穷，甚至饥饿……

你会说，工人做工，农民种地，天经地义。

农民就该打下粮食给我们吃。这话不错。这涉及社会的分工。但是这里，却还有一个社会公平的问题。我们中国的现实是，农民一直处在社会的最底层，一直也是我们社会，从陈胜、吴广起义的秦王朝，直到近代和现代社会里最为贫困的群体。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国家的农民像中国农民这样，自古以来遭受着如此沉重的赋税和不公平的待遇，农民打下的粮食交了“皇粮国税”，可是在进行社会的再分配时，社会的总财富里，进行再分配的份额里，农民却基本被排除在外。农民不享受同城里人一样的“国民待遇”。城市的高楼一座座拔地而起，一条条蛛网一样的公路四通八达，交通设施，通讯设施，医疗、学校等公共福利和公共设施，这些似乎都与农民无关。城里人除了吃粮时想到农民，其他任何时候恐怕都不会想到农民。农民在中国成了一个“落后和愚昧”以及“贫穷和贫困”的代名词。

一个无法回避和不能不正视的现实是，建国以后，城乡之间的剪刀差，不是在缩小，反而是以几何级数在扩大。而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但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社会，却像一列磁悬浮列车一样，跑得越快，越把落后的农村远远地抛在了后面。广大的贫困农村，贫困山区农村，已然地和触目惊心地甚至也是无情地，被排除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以外。农村和城市，尤其是和现代化的大都市之间，贫富差距，贫富悬殊，已经成为中国现代社会的“世纪之痛”。有人预言，弄得不好中国农民将成为中国一个大包袱，一个大麻烦，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大羁绊。

这恐怕不是危言耸听。  我的一个朋友，因为搞文化工作接触过许多农民——特别是他们中的年轻人。他告诉我说，让他最为惊骇的就是：“深知农民的最大愿望就是不当农民。”

为什么?这里有两个数据。

《中国青年报》最近发表的一项“关于国人接受教育机会调查”的数字让人沮丧——

城市与农村的人口比例为2：8；

市民与农民上大学的比例为8：2。

还有一个数字。据中国农业有关资料统计报告：1995年种植业亩产均可获利340元，2000年已下降为161元，还不及5年前的一半。而这个数字，还是东部西部农村搅在一起的平均数，西部有些地区，种地已成赔账。大片的土地撂荒，农民们含泪背井离乡流落四方……

我完全明白了，中国农民一直是在负重而行。

也就是这样负重而行的中国农民，长久以来，长期以来，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漫长的五六十年的岁月里，肩着我们国家、我们民族不再忍饥挨饿!包括我自己在内，能够好好地活到今天，我们享受到的一切，包括享受到的现代文明的一切，都有着我们中国农民兄弟的牺牲，都有着他们的血泪奉献!我们大家，我自己，都欠着农民的一笔债，一笔需要永世去偿还的债……

我们必须感恩我们的农民。

也许可以说，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农民。

7

我说过，陕西三门峡库区黄河移民的贫穷不是天然贫穷，而是开发性贫穷和政策性贫穷。而如从前的高西沟这样的贫困山区，他们的贫穷应当属于天然贫穷，是自然环境的恶劣给人带来的贫穷。

但这话其实只说对了一半。

虽然没有资料显示，世界上征收农业税的国家到底有多少，但却可以肯定地说，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经济发达国家，并不征收农业税，反而给农副产品实行补贴政策。这是因为工业品在诞生之日就拥有了“天然富贵”的品质，农副产品和它的价格差乃是天壤之别。但人类又需要吃粮食，也必须有人去种粮食，那么，一个国家就会从宏观政策上进行调控，让不值钱的粮食还能够有人愿意去种。中国在一个相当漫长的时间里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仅不给农民补贴，反而要农民纳“皇粮国税”。这等于是让更加贫穷的人去养活比他们富有的人。因此才出现了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从这个意义上说，贫困山区农民的贫穷也应当属于我所说的“政策性贫穷”。

贫穷是没有尊严的。

贫困农村的农民更没有尊严。

非常奇怪，我们吃着农民打的粮食却鄙视和看不起农民，所以在中国有一个字眼叫“贫贱”——人贫便贱。贫贱的人便是“贱民”。像我的那个朋友所说的，农民最大的愿望就是不当农民。这是因为在中国，当农民不光荣，当农民是耻辱。大家都知道一个贪官，临死前说，他想当个农民。这件事其实很有意味。许多人通过这件事看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贪官或者囚犯认为，农民的地位甚至不如他们，他们才会提出不当死囚去当农民。怎么会这样呢?我的许多出过国的朋友都说，在他们去过的那些国家，看不出来农业工人或者农场主、农业资本家和城里那些白领阶层、企业老板有什么社会地位上的差别。没有人觉得当个种粮食的农业工人很耻辱。在那样的社会里，无论你干什么，社会只承认你是个成功者还是个失败者。

农民地位的低贱，的确需要政策上的“扶贫”。

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宣布，要逐渐取消农业税。纳了几千年皇粮国税的农民不用再缴纳税赋，这无疑是中国农民最大的福音。但要使贫困地区农民摆脱贫困，实现“生活宽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我们的国家却还需要走很长一段路……

8

高西沟作为一个范本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在我于2003年和2005年两度深入到这个村庄体验生活和采访中，我发现，它和建国后五六十年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农业模式和农业典型都不一样。和曾经出现在中国历史中的几个著名村庄，例如大寨、华西村、大邱庄、南街村，也都不一样。大寨和华西村、大邱庄、南街村分别代表了中国农村两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毛泽东时代的“农业典型”大寨和邓小平时代农业的“经典之作”华西村、大邱庄与南街村。在对它们做了一番深入的思考和比较研究之后，我发现，高西沟完全不同于所有这些“农业典型”，它既不同于毛泽东时代的完全大集体经济模式，又不同于邓小平时代的完全个体经济模式。

虽然华西村、大邱庄、南街村从形式上也保留了“集体经济”。它们的土地也没有“分田到户”成为农民个体经营的土地，而是以“入股”的形式进入到了他们如今的各个集团公司里，但土地的用途已经发生了变化。应当说，这已经是包含了另外一些经济因素和经济成分在内的一种经济形式。它对于如今中国的广大农村，尤其是偏远的贫困农村，基本失去了“效仿”的意义。

而高西沟和这几个出现在改革开放以后的著名村庄不同。

这不仅表现在它仍旧走着一条农业发展的道路，而且，在它原有的基础上又注入了一些有关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新理念。出现了有关解决“三农”问题的新因素和新思路。具体地说就是，这个村庄在实践科学发展观——它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在建设新型的村政权组织形式——它的村政权从角色、地位和作用上发生了一种根本性的变化；在建设新型的农村经济组织形式以及新型的农村文明——它的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并存，引进先进农业科学技术、民主化的管理模式和民主风气的形成等等方面，呈现出了一种新风貌。或许可以这样说，高西沟是一个有别于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的新型农村试验，一个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验。

假如这样说不过分的话。

那么，高西沟就是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中国农业发展史上还没有出现过的一种农村新的发展道路。它出现在中国的西部农村、陕北的黄土高原上和偏僻落后的贫困山区，高西沟就是中国贫困农村、贫困山区农村走向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典型，一个范例。

这样的思考，对于我的确过于沉重。

只是我感恩和爱戴中国的农民，我必须完成我内心对农民的一种深情回报。

9

我必须写出这部作品，还有一个理由。

它就是高西沟的命运。

我常常想，为什么会让我遇上高西沟?就像当初，为什么偏偏会让我遇上黄河移民，这两组都和黄河有关的农民?我常常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我认为，这几乎是一种宿命的力量。一个作家，这一辈子，应该写什么，应该完成一些什么样的作品，似乎冥冥之中早有安排……

命中注定，我必须为农民写出前后这两部作品：《黄河大移民》和《高西沟调查》。本来，似乎最不应该由我来写。因为我和黄、渭、洛三角洲的陕西移民，和隐藏在陕北千山万壑中，黄土高原的大山褶皱里的高西沟都十分遥远。移民大迁移的时候我才刚刚来到这个人世上，到我活到三十多岁，在大城市里生活的我甚至从来都不知道陕西还有着这一群叫做“黄河移民”的特殊群体。后来，我只是偶尔地听人说起这么一件事。没想到我就突然地感觉到了震动。我心里开始为移民放不下了……  高西沟本来也可以与我无关。而且，就是参加陕西作家采风团到榆林去采一次风，把我分配在了这个村子，我也可以浮光掠影一番，完成一个轻轻松松的文章。我怎么会让自己这么沉重，这么心重?!这么累，这么心累?!当今社会，文人都找有钱的主儿去写作，谁会去为一个贫困山区的一群农民认真去写!……

没有别的理由，我敬重高西沟的农民。

2003年的夏天，我一踏上高西沟的土地，便对这片深情的土地有了一往情深。因为我太清楚，农民的艰辛；太清楚，高西沟人的不易；太清楚，在中国，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政治运动像翻烧饼一样，把个农民弄得今天跟你跑，明天跟他跑，今天毁林，明天种树，要想坚持一条道路，坚持一条几十年不变的道路，高西沟人要经历的山重重、水复复!如果没有一种村庄的精魂，高西沟人肯定坚持不下来!

高西沟能够在中国的历史中存在下来，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10

历史留下了高西沟。

命运又让我今生遇见了它。

而我，写过《黄河大移民》，我那时，对农民的贫穷感到绝望。

我那时候说，我看不到希望；我看到的，是贫穷不可战胜。

——感谢苍天，让我在对贫穷已经完全绝望以后，遇上了高西沟。

——感谢苍天，历史为我们保留下了高西沟。也就是说，为我们保留下了战胜贫穷的一种可能，一种希望。我们有高西沟，贫穷就不再那么可怕；我们有高西沟，我们就知道，贫困山区的褶皱里也会有富裕的希望……

会有梦想。

会有梦想的实现。

会有。

我知道，我也明白，命运对我的召唤。

这是高西沟的命运对我的召唤。

迟至过了半个世纪，迟至中国的农业走了那么多弯路，迟至到了21世纪的初叶，高西沟才从云雾深处走到了我们面前。我们错失了什么?我们错失了高西沟——我们为什么会错失高西沟?……

这也是我无数次想问的问题。

人有命运，作品有命运，一个村庄也有命运。

11

高西沟的价值，在历史中有过三次被发现。

第一次，是60年代初期。高西沟的第一任村党支部书记高祖玉虽然和陈永贵一起作为中国农民的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观礼，但历史却选择了大寨没有选择高西沟。高西沟并不被人们理解，反而被树为了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典型。在这个被国务院命名的“全国大寨式”典型、中共西北局授予的“农业红旗”的称号里，人们更多地解读出的，是高西沟的粮食打得多；而几乎完全忽视了它不同凡响地对生态环境的恢复，对绿色植被的修复，人与自然的和谐生存，以及它良性循环发展的和可持续发展的农业道路。

这是一个历史的谬误。

而且，是历史同高西沟人开的一个天大的玩笑。粮食打得再多，高西沟都不“典型”——高西沟的“典型”和价值，恰恰在于它根本不是一个“大寨式”的典型。不是一个“以粮为纲“的典型。

人们的误读，把高西沟放在了一个尴尬的位置。

我们人类会犯多少错误?我们曾经多么稚嫩!我们认识一个客观存在的价值，需要我们怎样的智慧?我们还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多远?

非常不幸，我们还会犯错误。

我们还会同高西沟再一次交臂失之。  这一次，历史又过去了十几年。

12

高西沟价值第二次被发现，是70年代中期。

是连续遭受洪涝、旱灾的陕北的大灾年让人们又想起了高西沟。

高西沟这时候已经完成了它的一个创举。而且，应该是一个举世瞩目的创举。在水土流失极为严重的黄土高原，在黄河泥沙淤积已经影响到一个民族的生存、从上古时期大禹治水开始中国人就绵延不绝的一个千古梦想——让黄河水清，这样一个民族的伟大梦想，被质朴而倔强的高西沟人做到了。就是这样一群普普通通的陕北农民，揭开了人类文明史新的一页。从1965年，他们发出“泥不下山，水不出沟”的誓言，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1976年前后，他们就做到了“滚滚黄河里没有咱高西沟的泥”!

——这一次，高西沟价值的重新被发现，人们已经接触到了它的真实。

这就是高西沟的退耕还林，高西沟在中国的农耕文明史上第一次实现了对土地利用的“逆转”：把人们已经用作耕种粮食的土地重新还给大自然。让大自然恢复生态，恢复生机。陕北再度掀起了学习高西沟的高潮。整个黄土沟壑区、水土严重流失的黄土高原再度掀起了学习高西沟的高潮。整个西北地区、西北五省区也再度掀起了学习高西沟的高潮。那一时期，《歌唱高西沟》的一首歌，唱遍了大西北，唱红了大西北。从那首歌的歌词里：“植树造林修渠堰”，我们知道人们更多地解读出的，是高西沟的绿色价值和生态价值。这还能从我一再提及的、署名为“陕北革命建设委员会”编纂的那本《黄土高原上的明星——高西沟》的小册子里读明白。“陕北革命建设委员会”总结出的是高西沟的“三三制”，农、林、牧各占总土地面积的三分之一。这个概念就是：用三分之一的土地种草，三分之一的土地种树，三分之一的土地种粮。

整个陕北和整个西北地区因了高西沟的存在，毫无疑问，要开始一场绿色革命。历史已经教训了人们。历史用频繁的灾难教训了人们。历史告诉陕北人，告诉水土严重流失的中国的西部地区，大自然是不能够无穷无尽地让人们去攫取；无穷无尽地取之于土地，让土地一味地多打粮食，其后果就是，遭到大自然的无情报复。可怕的灾难，让人们被迫地接受了现实。不恢复生态，灾难就会不停地降临，直至中止人类的文明进程，中止人类的生存，让人类再也活不下去。而只有走高西沟的道路，努力去与大自然和解，才能保证人类的血脉绵延下去，保证人类的血脉不至于被大自然所掐断……

——但就在这个时候，就在陕北和西北，中国的西部地区，认识到了高西沟的真实价值，也准备要认认真真地开始学习高西沟的时候，历史却又要开始揭

因为这个时候，从70年代中期到“陕北革命建设委员会”总结出高西沟的“三三制”，时间已经是1980年。与高西沟隔河相望的孟家坪村早在这之前的一年已经“包产到户”，土地分给了农民个人。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势在必行。而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实行让集体失去了对土地的经营权力和支配权力。于是，刚刚准备开始的学习高西沟运动，在陕西，在陕北，在西北，在中国的西部地区，戛然而止了……

这种情形就像正准备要开始的一场大合唱，大幕已经拉开，合唱团的全体成员已经站好队形站在了台上，聚光灯也已经开始聚光照明，乐队准备演奏，突然，指挥缺席。

中锋倒在了足球场上。

——或许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反思一下，反思我们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我们推行一种体制或一种经济形式的时候，我们总是习惯于一种方式，全民皆起，全民皆行，全民步调一致地走同一条道路。这种现象被称作“一窝蜂”。追溯根源，我想，大概要追溯到“千古一统秦王制”，这是大一统的社会结构必然的一种规律。包括“楚王爱细腰，宫中多饿死”。连“细腰”这种东西都要上行下效，可见连我们的审美观都是“大一统”。

但经济现象恐怕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一件事情。

土地的家庭承包责任制，把土地分给农民个人，分田到户，让耕者有其田，或许真的符合中国广大农民的利益和广大的农村。这对于富庶的地区和自然条件十分优越的农村地区的确不失为一种“富农”的好政策。

可是，中国农村还面临着另一种局面。

这就是广大的贫困农村和贫困山区农村。

这里自然环境恶劣，人们基本需要靠天吃饭，单个的农民和单个的农民家庭很难具有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难战胜天灾，因此也就很难“脱贫”。另外，还有一种现实不容忽视，这就是我们对自然生态的历史欠债。有些地方，被封建帝王长期作为“禁苑”封山封了几百年的原始森林被破坏掉了；有些长了上千年的自然林被破坏掉了；而包括这些自然林和人工林经过持久不衰的多年砍伐，在土地和林木分给农民个人或承包给个人以后，又大量地遭到砍伐。有人对我说，改革开放以后，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中国的农村又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毁林。对恢复生态来说，这是雪上加霜。贫困农村，贫困山区农村，农民为了吃饱肚子肯定要把林木砍了去种粮食。农民不是圣贤，我们也不是圣贤，我们在同样的境遇下也会做农民同样的事情。

在中国需要生态甚至比需要粮食还要现实、还要迫切的情况下，对贫困地区农村，贫困山区农村，尤其像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这样林木生长比活人还要难的地方，在推行经济承包责任制的时候不要“一刀切”。而是保留下集体经济或保留下一部分集体经济，用集体的力量战胜自然灾害，用集体的力量恢复生态，用集体经济带动农民推进农业科学进步，用一种制度化和民主化的村政权带领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也许，我们可以避免掉许多今天看来已经成为“灾难”的事情：贫困地区农民的贫困和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

让我们庆幸的是，高西沟避免掉了这一次的“劫数”。

保留下了一部分集体经济，也保留下了他们两代人的血汗付出。

但陕北和西部其他地区却没这么幸运。

时间又过去了20年。

13

我不知道人类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不是我们认识起来特别困难?不知道有价值的高西沟为什么总与历史交臂失之?——难道一个村庄的命运真的就像一个人的命运?——圣贤多磨难，高西沟便多命舛?……

第一次，人们发现它又把它读错。

第二次，人们再发现它，历史又把它打断。

高西沟后来就一直默默地沉睡在大山的深处，外界便鲜有人知道。

时间够漫长。高西沟走了近五十年的一条路。五十年里，高西沟四届党支部、高西沟村的三代人锲而不舍地追求着一个梦想。我甚至已经无法用“执著”来描述我所尊敬的高西沟的农民。我知道，这里有精魂，这里有精神，一种中国农民的精神。

高西沟的第三次被发现，就是本世纪初了。

关于这一次的被发现，它和榆林市委书记周一波，它和米脂县委书记张雁冰，它和我们陕西作家，甚至它和我，我就不再多说。作品如人，人在说话。

我只需要说出一点。也是说出我的一个心愿——但愿这一次我们再不要失去高西沟。但愿高西沟用了近五十年完成的这部“经典之作”、这部大书，我们能够读懂。千万不要再误读。并且，珍惜它的价值。

我自己，当命运让我今生遇见高西沟，就像当初让我遇见黄河移民，我放不下。我无法不让自己心累。我要说，一切皆缘。我和中国的农民有缘。就是为了这份缘，就是只为了这份缘，我把我的心和我的深情放进了这部作品里。可以说，我是呕心沥血，我瘦弱的身体写完这部作品体重又减少了几斤……

因为，我感恩农民。

我从来没有忘记过饥饿。

没有。

我是在还债。

还我的一笔生命之债。

初稿于2006.1.5

修改于2006.3.12

终稿于2006.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