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赔款在本书作者呼吁下，终于用在清华留学生教育上。这件事，对中国教育和科技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这就是本书的作者。该书是鲁迅先前希望看到的一部书，是潘光旦、李景汉推荐的一部书，是辜鸿铭、费正清多次评论的一部书。

本书作者主要从反面角度，揭露了中国人的不良素质。正因此，该书也遭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批评。当然，本书有些说法固然不能说是错误，但也有难免有以偏概全、一竿子打死一国人之嫌疑。

第01章 面子要紧

第02章 省吃俭用

第03章 勤勤恳恳

第04章 恪守礼节

第05章 淡漠时间

第06章 漠视精确

第07章 天性误解

第08章 拐弯抹角

第09章 柔顺固执

第10章 心智混乱

第11章 麻木不仁

第12章 轻蔑外国人

第13章 缺乏公共精神

第14章 因循守旧

第15章 漠视舒适方便

第16章 生命活力

第17章 遇事忍耐

第18章 知足常乐

第19章 孝行当先

第20章 仁慈行善

第21章 缺乏同情

第22章 社会风暴

第23章 共担责任与尊重律法

第24章 互相猜疑

第25章 言而无信

第26章 多神论 泛神论 无神论

第27章 中国的现实与需要

“生性多疑”是中国人显著的天性，一个外国人只要学会和掌握一定的汉语，就足以用来表达他的思想，但是他会发现，往往别人听不懂他的中国话，这使他痛苦而惊讶。于是，他就更加勤奋地学习汉语，几年之后，他满怀信心，走上大街，接触公众，或者同某个人讨论多种不同的话题。如果他同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交谈，尤其是这个人从未见过外国人，那么，这位外国人就会有机会重新尝到他当初第一次开口用中国话与人交谈时的痛苦。对方显然没有听懂，显然他也并不打算听懂。看得出，他根本不注意你说的话，也根本没有顺着你的思路去听，只是打断你说：“你讲的话，我们听不懂。”他的微笑带着几分优越感，他似乎在注视一个聋哑人试图清晰地说话，他又似乎在说：“谁认为你的话会有人听得懂?你不具备说中国话的天赋，这是你的不幸，但不是你的过错。忍受这种无能吧，不要再来烦我们，我们听不懂你讲的话。”面对这种情况，你不可能永远心平气和，忍气吞声，你忍不住会向对手发火：“你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吗?”他回答说：“是的，我真听不懂!”

对于中国人误解能力的另一层经历是，尽管每个单词都听懂了，可是他忽视了细节。这样，即使他没有完全失去你所表达的意思，但却领会得不够清楚或深刻。“在中国的外国人”需要准备大量的词语，这些词语可用来表达英语中诸如“在这种条件下”、“其条件是”、“出于这种理解”等意思。的确，中国语言里既没有这些短语，当然也不需要这些短语，其原因是没有使用这种短语的语言场景，但外国人就不是这样了。时态使用的标志也是这样。中国人讲话不在乎时态，而外国人在讲话时却不得不注意各种时态的表达，他们把这种语言现象很当成一回事。

在中国，人们所关心的一切事情中，最需要避免误解的事情便是“钱”。如果外国人付钱买东西(从中国人的观点来看，这常常是外国人的主要作用)，将来完成时态就是一种“军事必需品”。我们会说，“等你将来干完活之后，就会拿到钱。”但汉语里没有将来完成时，也没有别的什么时态。中国人很干脆地说：“干活，拿钱。”他心目中的主要观念只是后者一挣钱，而忽略了前者，脑子里根本没有“时间关联”这个概念。因此，一旦要给外国人干点什么，他希望马上拿到钱，以便“吃饭”，仿佛假如不是偶然碰上这个外国人的活，他就没饭吃了!我们必须发出告诫：在中国，为了避免在钱的问题上产生误解，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谁该拿钱，谁不该拿钱，何时拿钱，拿多少钱，是银锭还是铜钱，银锭的成色和重量，多少铜钱算一吊——诸如此类的要素实际上不可能有一个过于确切固定的理解。如果要与建筑商、经纪人或者船夫订立合同，要他们做些事情，布置几件家具，那么，事先把具体要求精确地解释清楚，才是妥当的。

“与人赌气却害了自己”，这样的事情在中国真是司空见惯，因为多而泛滥，人们已经不去注意它了。比如一个船夫或者车夫，按照约定，要把他的外国顾主送到目的地，但有时却公然拒绝，自食其言。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中国车夫会固执得不讲道理，简直是让人气愤的人，当来到路边一片泥水混聚的地方，那头骡子就会赖着躺在那里，非要洗个泥水澡不可。车夫拼命拿鞭子抽它，它也不起来，对于皮鞭的抽打就好像苍蝇给它挠痒痒一样，根本不理不睬。此情此景，不足道也。这使我们不禁想起托马斯·德·昆西那句过于绝对的尖刻评论，他认为中国人有一种天生的“倔强和固执”。其实中国人并不是像骡子一样的固执，因为骡子不会改脾气，而同样倔头倔脑的车夫，虽然一路上公然反抗，而且还被特别警告，再不听话就不给他“酒钱”，但是到达目的地后，他就会在地上蹲老半天，恳求拿到他在路上蔑视的那个恩惠——酒钱。因此，旅行者同车夫或船夫等人立个字据，是应有的谨慎之举，明智之举。千万不要留下容易造成误解的漏洞或空子。

“丑话说在前，事后没争议”，这是中国人恪守的信条。不过，情况常常会是这样：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不管你在这方面有多么小心谨慎，和其他东西相比，钱在中国可能是最会给外国人带来麻烦的东西。不管涉及的中国人是受过教育的学者，还是无知的苦力，都没什么区别。所有的中国人似乎生来就有一种本能，会利用误解。他们会是正月里的北风钻进门缝，又像河水渗进船舱，迅速而又毫不费力。在某些方面，盎格鲁一撤克逊人很快地适应并发展了中国人的这种天赋。正如古代波斯人主要学会了两种技艺——拉长弓和讲真话，中国人很快就觉察到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真诚的天性，对敌友以同样的公正相待。对中国人来说，这些品质就像犹太人的习惯一样可以利用。他们每隔七天就必须停止一次军事行动，全然不顾战事紧张激烈的程度，也不管他们必须迎战提图斯率领的罗马人。这些习惯有利于罗马人进攻，而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这种敌友不分的怪癖则有利于中国人。

1860年之前一个世纪里，在中国对外交往之中，中国人仍长期发挥着其误解天性的作用。1860年之后，这种误解的天性也根本没有完全消失殆尽。与中国进行的外交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试图解释被完全误解的事情的历史。在诸如此类的情况之下，认为外国人会履行诺言，这种先入之见已经深深地根植于中国人的心目中，且由来已久，生根发芽，枝繁叶茂，尽管也有个别不遵守规则的例外，这种情况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同样坚定地相信外国人会公正地办事，尽管也有许多例子证明有些外国人的做法也有悖于常理的。有了这样两点，中国人就找到了一个支撑点，借以去动摇那个最顽固的外国人。“你如此如此地这样说了。”“不，我没有那样说。”“但我理解你是这样说的。我们都是这样理解的。请原谅我们的愚笨，请付钱，你说过你会付钱的。”这就是中国人与外国人成千上万次争执的实质，一百次这样的情况中有九十七次外国人付了钱，正如中国人所料想的那样，外国人要借此表明自己诚信可靠，童叟无欺。剩下的三次，他们也会有别的办法迫使你付钱，其中两次是成功地拿到了钱。  

日常生活中方方面面都有误解，司空见惯，不足为奇。有经验的读者会发现这样的事例如同鱼儿那样成群结队地出现，简直可以称之为“军团”。叫一个苦力拔除你家院子里的杂草，留下即将萌芽的珍贵草皮，你仿佛已经看到了渴望已久的绿油油的草坪。这个漫不经心的人手拿一把锄头，铲掉了一切绿的东西，弄得寸草不生，还说这样才太平，毫无后患之忧。问题是，他没有“理解”你。派一个厨师走很长的路去当地唯一的菜场，叫他买一条鲤鱼、一只小鸡。他没有买到鱼，却带回来三只大鹅，还说这是你让他买的。问题出在他没有“理解”你。派一个送信人在收发室关门之前，把一封重要的信件送到法国领事馆，但他却跑回来说对方不收。原来他把信送到比利时领事馆去了，而这时收发室也关门了。问题还是他不“理解”你。

用我一位朋友的经历可以充分说明，可怜的不幸的外国人是如何误解别人和被别人误解。有一次，他去一家中国银行，老板他认识，银行附近前不久刚发生过一场毁灭性的火灾。这个外国人就向这位银行老板道贺说，幸好大火没有烧过来。听到这句话，老板马上一脸不悦，尴尬异常，然后生气地说：“这叫什么话?怎么能这样说话呢!”不久，这个外国人才明白过来，自己的错是在暗示要是火势太逼近，银行就会被烧掉。而这是最不吉利的，即使用庆幸的话来说，也是忌讳的。一位来省城稍作停留的外国人看到一个骆驼队，其中有一头小骆驼。他转身对他的车夫——一位曾受雇于外国人多年的车夫说道：“你回到家的时候，叫我的小儿子来看看这头小骆驼，他会感到有趣的，他从来就没有见过骆驼。”同刚才那个例子一样，过了好一会儿，这位车夫经过了慢慢地酝酿，仔细地揣摩，才颇有见地地说：“如果你想买这头骆驼，你不懂得养它，它会必死无疑的!”

我有一次出席中国的礼拜仪式，布道者讲的是乃缦的故事。他描绘了这位叙利亚元帅到达伊利莎的门口时的情景，模仿乃缦的随从为他叫门的场景。这位布道者竭力使这个画面尽可能地生动形象，便模仿那些随从的样子戏剧性地叫了起来：“看门的，开门，叙利亚的元帅来了!”使他吃惊的是，一个坐在后排的人像一粒子弹出膛一样跑了出去，后来大家才明白这个人产生了误解。他是教堂的看门人，没有注意听前面的内容，突然听到有人叫他，便用惊人的速度去给“乃缦”开门!

中国中部某省有一位传教士，听众对他的本意也产生了同样错误的理解。他希望能给听众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便用一架立体幻灯机映出一只高度放大的寄生虫。当这个寄生虫巨大的身躯，有埃及鳄鱼那么大，横卧在一块帆布屏幕上时，有一位听众敬畏而小声地说出了他刚刚获得的新发现：“哟，看，这就是外国的大虱子啦!”

P40-44

证人出庭作证时，人们期望他讲述事实，全部的事实，只能讲事实，不许讲其他。许多见证中国国情的目击者已经道出了事实，也许他们中只有少数人能够做到只讲事实，不讲其他，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讲述全部的事实。无论学识的多少，没有任何一个人可能知晓中国人的全部事实。因此，本书的陈述将面对三个不同观点的评判。

第一，也许有人会说，向世人展示中国人的真实素质，这种努力纯属徒劳。1857～1858年，伦敦《泰晤士报》驻华记者乔治·库克先生有一个极好的机会去观察处于不同情况下的中国人，并可以在资格老的人们的帮助下通过他们的眼睛去正确审视中国人，正如那时到中国的任何一个作家一样。库克先生在他出版的文章前言中，对没有成功地描述中国人的素质做了如下歉意：“在这些文章中我没有写出描述中国人素质的佳作。这是一个极大的疏忽。没有一个题目能够如此吸引人，也没有一个话题能够提供这样大的思考空间，以便我们做出纯真的假设、深入的概括和合理的论断。名不见经传的文学批评家都会毫不犹豫地指责我没有利用这些机会，写点实实在在的东西。事实上，有关中国人整体好的素质方面，我已经写了几条，但不幸的是，在我写这些文章的同时，我看到的中国人，有的言行粗放，有的行为狂躁，与我的假设不尽相同。为求真实，我接连烧掉了几篇文章。需要说明的是，我常常与一些杰出而诚实的汉学家谈及此事，总是发现他们同意我的观点：中国作为一个整体，不可能用一个概念来概括中国人的素质。然而，这些困难只有那些了解了中国实情的人才会感受到，一个聪慧的作家，尽管对此完全一无所知，却能轻易地写出一篇哗众取宠，且有悖于事实的分析文章，但这种文章毫无可取之处，因其缺乏事实。或许有朝一日，我们会获得必要的知识，去理解某个中国人那错综复杂的矛盾心理，估量这种矛盾心理在中国人整体之中的确切分量和影响。但目前至少有一点令人满意：我避免了严格的定义，而是用最为固定不变的素质来描述一个中国人。”

在过去的三十年间里，中国人已经成为国际事务中令人注意的焦点。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中国人不怕压迫；我们更可以感到，中国人难以理解。的确，要想确切地理解中国人，只有在中国才能做到，在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做到。不过，中国人给人的普遍印象是，他们是根本无法理解的一些矛盾。然而，没有确切的理由让我们诠释这样一种现象：为什么我们与中国人打了几百年的交道，却无法像解释其他复杂现象的集合体那样，来理解中国人：他们为什么总是不能和平相处呢!

关于本书，另一个更严重的反对观点，即本书作者不具备写这本书的资格。一个人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二年，并不能保证他能写出关于中国人素质的文章来，正如一个人在银矿里埋头苦于了二十二年，并不足以证明他就能写出有关冶金学或金银复本位制的论文一样。中国地域辽阔，广袤无垠，一个人如果没有到过一半以上的省份，而只在两个省呆过，那么，他当然就没有任何权利来概括总结这个庞大的帝国。这些文章本来只是写给上海(《华北每日电讯》的，并无有意扩大其发行量，增加其影响。然而，有些话题令人激动且引起了公众的广泛的兴趣，不仅是在中国，而且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也是这样。因此，应读者要求，作者将零散的文章收集成册，成就拙著。

第三个反对的观点是，有人认为本书的观点，尤其是关于中国人的道德观，是误导性的，不公正的观点。

然而，我们应该知道，印象不是统计学，它不可能准确到小数点。印象如同照相用的底片，没有两张底片是相同的，但任何一张底片都可以忠实地反映其他底片无法反映的东西。摄影用的胶片不同，镜头不同，冲洗不同，最终照片的结果也不尽相同。

久居中国的很多人，比笔者更了解中国，他们的观点与笔者的观点实质上是相同的。而另外一些人的观点也应该受到同样的重视，他们认为在某些部位涂抹一点儿艳丽的色彩，会增加整个“单色”画面的真实程度。依照这些中肯的批评，本书作了彻底的修订。由于此次再版时间紧迫，删减了三分之一原先讨论素质问题的篇幅，对此我只好忍痛割爱了，但其中最重要的部分还是保留了下来，而《知足常乐》一章则是新近写成的。

拒不赞美中国人所具备及所展现的优秀品质，其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同样，也会有一种先入为主之见的危险，言过其实地去赞美中国人的道德行为，这种夸奖简直无异于贬低。这不禁使人想起萨克雷，有人问他为什么在他的小说里好人总是愚蠢的，坏人却很聪明。这位伟大的讽刺作家回答说，好人总是有眼无心。有一幅木刻画，画上刻映出一棵橡树。观摩者应邀前往，要求他们从木刻的轮廓中看出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的侧身像，拿破仑低着头双手抱于胸前。长时问注视之后，人们就看不到侧身像了，想想其中一定有错，但一经点明，就会明白不可能看着画面却看不到拿破仑。同样，中国的许多事情一开始谁也没有注意到，但是这些事情一经关注，便永远不会被人忘记。

读者应明确地意识到，如同限制性的从句不可能引入每一个普通句式的句子一样。本书的这些文章并不能包括整个帝国，也不能全面概括外国人的观察和经历。这些文章只不过是一种印象，一个由一个外国人从许多中国人“行为”之中得出的印象。这些文章不是中国人的画像，而是一个观察者用炭笔勾勒出的中国人的某些“素质”的速写。无数条光线汇聚起来，便成为一道光束。这些文章也可以认为是研究中国的入门，其中讲述的各种特征，不仅有笔者本人的经验，还有许多人在不同时候的经验的结晶。正因如此，这个课题才有了这么多的例证。

麦多斯先生是写有关中国和中国人众多作家中最具哲理的一位，他曾说过，向人介绍一个外族的民族精神的最好办法，就是请他仔细阅读一些札记，而这些札记详尽地记载着曾经吸引人们注意力的大量事件，特别是那些看来完全异乎寻常的事件，还要有这个国家当地居民对此所作的特殊解释。

从大量的事件中，就可以推导出一个总的原则。结论可以受到怀疑或否定，但引用的这些事例却不能因此而弃之不顾。事例是真实的，其意义是深刻的。任何关于中国人素质的结论都必须对它们予以认真考虑。

任何人若试图比较中国人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他就会强烈地感到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困难之大，可想而知。但是，久而久之，我们便会逐渐明白：许多东西看来是中国人的素质，实际上却只是东方人的特点；但如何把握这个正确的度，每位读者则须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去判断。

据说，在与中国人的交往中，有三条途径可以去了解他们的社会生活——研究他们的小说、民谣和戏剧。每一条信息无疑有其价值，但看来应该还有第四条途径，比前三条加起来更有价值的一条途径，但这条途径并不对每一个写有关中国或中国人的作家都畅通的。这条途径就是在中国人的家里研究中国人的家庭生活。正如一个地域的地形在农村比城市更容易弄明白一样，人的素质也一样。一个外国人在一个中国城市呆上十年，他对中国人的家庭生活内容的了解，还不如在中国乡村住上一年。除家庭之外，我们必须把乡村作为中国社会生活的单元。因此，这些文章正是以中国的乡村为背景而写成的。这些文章的宗旨，并不是要展示一个传教士的观点，而是展现一个不带任何先人为主的观察者的所见所闻。由于这个原因，作者没有提出任何关于中国人素质可以用基督教进行改造的结论。书中根本没有提到中国人需要基督教，但书中描写了中国人素质中的重大缺陷，如何改正这些缺陷则是个颇有难度的问题。

综上所述，“中国人的问题”如今已经远远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了。它是一个国际问题。我们有理由相信，到了20世纪，这个问题要比现今更急切。任何一个对人类抱有良好愿望的人都会关注究竟用什么方法来使人类中那么大一部分人取得进步。如果我们的结论正确，支持这个结论的论据在此之前却是被忽略了。如果这些结论错误，那就是其本身的错，无论用什么证据来支持都没用。

额尔金勋爵答复上海商界提问这件事已过去许多年，但是他的话至今听来仍然既正确又中肯：“当阻止自由通往这个国家内部的障碍清除之后，西方基督教文化会发现面对的不是野蛮，而是一种有着衰退和缺陷的古老文明，它值得同情，也值得尊重。在接踵而来的竞争中，基督教文化将会根植于聪明而又心存疑虑的人民心中，其宣言就是一种信仰，一种升入天国的信仰，宣称无论从公众道德和个人道德上而言，都保证要比呆在尘世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