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审视了中国古代文化元典产生、发展的历程，认为其间含蕴着一种道德之善与精神之美，无论在治世还是乱世，都具有匡时救世的意义。而在春秋战国时代，思想活跃，百家争鸣，诸子竞相创新，形成浪潮。儒、道、墨、法、阴阳五大派相互批判，又逐渐融合，最终结构成中国文化的主流，即文化元典精神。悠久的中华文明便是在这些元典精神的承传支撑下，与时俱进，吐故纳新，逐渐地发展起来的。

《文化中国：永恒的话题丛书》以高文化品位为内涵，从文化的特定视角来重新解读(而非直接面对)某些重大的历史或文化主题，特意选择那些人们普遍感兴趣即茶余饭后可供谈资的历史事件或人物作为题材，以确凿的史料为根基，用新的视角或现代意识，采取富有文采、生动流畅的散文笔法和图文并茂的形式，对其进行历史阐释和文化反思，折射出某些文化精神。浓郁的文化观照和历史反思是该丛书的特色。该丛书强调“可操作性和持续发展的张力”，即灵活多样和巨大的包容性，作为一个长期的品牌选题，视具体情况，分为若干辑陆续推出，逐步完成对文化中国重大历史、文化主题的另样解读，形成一个大众精品系列群。该丛书已出版三辑19册。本书为丛书的其中一册。

引言／1

一 先秦礼乐文化的嬗变／12

周公制礼作乐／13

礼崩乐坏与礼仪典籍(三礼)的整理／21

孔子的“克己复礼”教育／28

二 先秦诸子的德治与法治之辩／38

仁爱、兼爱与自爱之辩／38

行仁政与行法治／48

从“坐忘”到无为而治／55

三 天命、术数与政治伦理／64

洪范九畴与政治原理／64

五行相杂与和谐发展／72

  《周易》与天命预测／80

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与改朝换代／94

四 君主专制与民本思想／104

内圣外王与天下为公／104

君权与以民为本／115

儒法学者的治民思想／125

民本思想的历史命运／130

五 孔子及儒学的神圣化／141

天命的圣人与读经的圣人／142

君主集权与儒术的独尊／148

董仲舒与经学的神圣化／152

公孙弘与儒法并举／161

六 卫道精神与逍遥隐逸／166

守死善道与明哲保身／166

在势利中全真保性／175

淡泊荣利与乐天知命／182

七 和则生物，同则不继／189

文化精英的忧患与反思／189

进化论与革新思潮／194

传统思想与西学的融合／201

八 中和之美与自然之美／208

孔门的乐教与诗教／208

诗教与温柔敦厚／218

庄子的自然之美／224

结语／234

年表／241

主要参考文献／251

后记／254

这一段讲清了周公制礼作乐的主要内容，第一条是说周公为周朝建立了宗法制度。所谓宗法，即宗子之法的简称，其基础是嫡长子的继承制度，起源于周武王战胜殷商之后。当时，为巩固胜利成果，周王朝把姬姓家族的兄弟与异姓亲戚，分封于各地，以加强对殷民的统治，同时作为保卫朝廷的屏障。如封召公爽于燕(今北京)；封殷纣王的儿子武庚禄父于殷，继续统治殷之遗民：武王之弟叔鲜封于管(今河南郑州)；弟叔度封于蔡(今河南上蔡)；弟叔振铎封于曹(今山东定陶西南)等等。原以为这是长久之计，但事与愿违，周武王死后，周公摄政伊始，武庚、管叔、蔡叔与东方夷族就联合起兵，企图推翻周朝。于是周公东征，苦战i年，杀武庚与管叔，流放蔡叔，然后再次大举封建诸侯，营建洛邑。管、蔡的叛乱，使以周公为主的统治集团认识到，仅靠亲情是难以长治久安的，必须在姬姓大家族中建立一套财富与权力分配的等级制度。于是，周公放弃周人原来实行的“兄终弟及”与“择贤而立”的制度，采用商朝已经实行的嫡长子继承王位的制度，以这个长子继承制度为核心所建立起来的家族组织法规，就叫做宗法制。有了这个宗法制度，就使兄弟、嫡庶之间有了明确的等级与继承次序。而不至于为财产与权力的分配问题而互相争执。所谓制礼，就是在宗法制与封建制基础上，建立起各种法规和秩序，同时也制定表示各种等级的仪式与礼节，如表示身份的车马、服装与旗帜、宫室器具、臣仆数目，以及婚姻丧葬等等，都有明确的制度写在《周礼》与《仪礼》之中。其中有冠礼、聘礼、乡饮酒礼、飨礼、丧礼、祭礼、军礼等，名目繁多，其作用是标明身份等级，使诸侯方国各安其份、各守其职，而不至于互相争权夺利，以维持国家的稳定。要使这些礼制平稳而顺利地运转，必须有一定的暴力作保证，也需要有道德自律的限制，所以要把君臣上下都纳入道德，以合成“一道德之团体”。在道德规范中，如尊尊(下级服从上级，尊敬上级)、亲亲(亲爱自己的亲人)、忠孝、信义等观念都是必不可缺的。因此，道德问题受到特别的关注也就成了周礼的特点，这也是周礼区别于尚武的殷礼的新精神。在原始社会，礼本来是物品交换的行为，在交换物品时有一定的礼仪，通过礼仪表明交换者的身份和地位。到阶级社会，交换就变成不平等的强制行为，统治者也通过礼仪建立自己的统治权威和统治秩序，礼的仪式和用具也日益繁盛。周公制礼，主要是加强了“德”在礼中的作用。

与“制礼”紧密联系的是“作乐”。“作乐”的内涵，是按宗法封建制度的需要，建立一整套管理音乐的官署和使用音乐的等级制度。在周初的官僚机构中。有“艺人”之职，顾颉刚先生说“艺人”是“居官的技术人员，如卜、祝、乐师、工师之流”。在《周礼》中有“大司乐”的音乐机构名称，他们的职责就是整理各地的乐舞，为各地的优秀民歌配乐，以便在各种仪式上演唱。在音乐的使用方面，很讲究身份等级和使用场合，如祭天用《云门》乐，祭地用《咸池》乐，祭山川用《大韶》乐。天子用的乐舞是八佾(八行八列六十四人齐舞)，诸侯用六佾，大夫用四佾，士用二佾，不得越级僭用。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作乐的目的主要是为巩固周人的宗法封建制度服务，礼与乐是相辅为用的。礼是从体制与舆论方面调节周室统治者内部的财产与权力分配的关系，同时，也是强制臣民遵守宗法封建制度的手段。乐是利用音乐的审美教育功能对人进行教化，比如运用乐教，培养士子的温柔敦厚的情操和作风；利用歌舞的感染力，加强对祖宗和君主的恭敬之情：利用歌舞反映现实的功能，观风俗知盛衰，达到巩固政治的作用。当时的作乐者，对音乐作用的认识，可谓十分深刻。

在祭祀典礼中必须有乐和礼相配合。周武王克商不久，就立即举行祭祀天地的大典，《逸周书·世俘》描述周武王祭天祭祖的仪式是：在辛亥那天，武王命令献上殷商的俘虏，然后恭敬地捧着玉圭，向祖宗和上帝报告战争的胜利。武王匆忙得衣服都不换，走上祭坛，命乐队演奏了九段乐曲，于是先祖之灵太王、太伯、虞公、文王、伯邑考都依次来到，武王向他们宣告殷纣王的罪状。周武王在战后匆忙而简陋的祭礼中，还用了九段乐曲，可见音乐在祭礼中是必不可少的，这是由于音乐既有烘托气氛的作用，又可以鼓舞人的斗志，教化人的思想。

关于周朝的礼乐仪式与精神，在《周礼》、《仪礼》以及新发现的钟鼎铭文中有一些记载，可惜只是记了一些名称或梗概，而今唯一有形象记载的只有《诗经》。《诗经》的乐曲部分虽然已经失传，但作为歌词的诗篇仍为我们保留了形象性的礼乐资料，这是非常珍贵的。

《诗经·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等，都是在祭典上歌颂周人先公先王创业史的颂歌。《生民》描写周人的起源说：原先周族有一位名叫姜螈的女子，她去祭神求子的时候，踩到了一个上帝的脚印，这样就怀孕了。但生下的却是一个胞衣不坼不破的怪胎，姜螈把他丢在道路上，牛羊走过的时候都不踩他；姜螈又把他丢到树林里，伐木的人又救了他；最后把他丢到寒冰上，但神奇地飞来一只大鸟，把他搂到腹下，经过孵化，后稷便呱呱出世了。这就是周人的始祖后稷。他是个农业天才，从小就会种庄稼、建房屋，勤劳聪明，很快得到上帝的喜爱，上帝降下了五谷杂粮的好种子，使粮食得到大丰收，整个部落的周人都过上了饱暖的生活。于是后稷衷心地感谢上帝，率领族人虔诚地举行祭天大典。《生民》中有一段祭祀活动的描写也很精彩：

把祭品装入高脚豆盘，豆盘瓦登都已经摆满。美酒佳肴的香味升上天庭，上帝愉快地安然享用。(据原文语译)

P16-18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中国历史上对各族人民的生存和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对世界文明作出了杰出贡献。尤其是它的内在精神已渗透到炎黄子孙的血脉中，其影响是弥久深远的：当代中国人——无论是谁，无不深深地打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

历史的车轮行驶到今天，中国传统文化无疑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义明建设的宝贵资源。对于传统文化，我们的态度是，立足于当代中国，从我们的问题或我们的精神需要出发，以新的视野或现代意识，对中国文化中某些被反复咏叹的东西给以重新观照或解读。

现代派诗人、著名文学史家闻一多先生宣称：“一般人爱说唐诗，我却要说‘诗唐’——懂得诗的唐朝，才能欣赏唐朝的诗。”如果善于理解这种逆向思维的丰厚内涵，并由此引申开去的话，那么，我们则想说：中围文化虽早已成为国人耳熟能详的话题，但假如只满足于平面式的浅尝辄止，就很容易指木为林或见林失木，最终反倒是空泛无得并且莫知归依了。所以，我们现在才尝试着变换习惯性的认知方式，移果就因、因反作正，从文化的特定视角来重新解读而非直接面对某些重大的历史或文化主题，特意选择那些人们普遍感兴趣即茶余饭后可供谈资的历史事件或人物作为题材——这是一些世世代代都在反复谈论的话题。问题在于，今天应用一种什么样的眼光和口吻重新谈论它。我们力求以扎实确凿的史料为根基，采取富有文采、生动流畅的散文笔法，对其进行多元观照与文化透视，反映重大历史、文化主题，并给予历史阐释和文化反思，折射出某些文化精神。缘此而往，就有可能寻找到另一扇尚未被开启过的门扉，那里面当有着不尽胜境、无限风光等待着我们去发现……所以，本丛书强调知识性，但不是一般性的知识读本；强调学术根基，但不是纯粹的学术专著；强调可读性，但不是违背史实的任意杜撰：强调个人新见，但不是只顾新异的凿空立论和华而不实的游戏笔墨。浓郁的文化观照和多出新见卓识(观点新或视角新)，是本丛书的特色和宗旨。

本丛书中的每一种，都精心选择国内在各自领域有造诣的专家学者撰写，注重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叙述方式，采用图文并茂的表现形式，选择相关的、经典的图片，采用彩色捅页和黑白附图(编者按：本丛书采用了少数今人作品，因无法与原作者取得联系，恳请当事人见书后尽快与我们联系，以便寄奉样书、稿酬)的方式，从而更具鉴赏价值和收藏价值。本丛书面向中等文化以上的广大读者群，使其在轻松、趣味盎然的阅读中，得到启迪和收获，以提高综合文化素质和鉴赏品位。

本丛书强诃“可操作性和持续发展的张力”，即灵活性和巨大的包容性，作为一个长期的品牌选题，视具体情况，分为若干辑陆续推出，逐步完成对文化中国重大历史、文化主题的另样解读。

《文化中国：永恒的话题丛书》第三辑共推出5种。

《诸子百家与文化元典》审视了中国古代文化元典产生、发展的历程，认为其间含蕴着一种道德之善与精神之美，无论在治世还是乱世，都具有匡时救世的意义。而在春秋战国时代，思想活跃，百家争鸣，诸子竞相创新，形成浪潮。儒、道、墨、法、阴阳五大派相互批判，又逐渐融合，最终结构成中国文化的主流，即文化元典精神。悠久的中华文明便是在这些元典精神的承传支撑下，与时俱进，吐故纳新，逐渐地发展起来的。

《自然与自我：从老庄到李贽》叙述了自春秋晚期始，中经魏晋唐宋至晚明，由老、庄滥觞，至李贽更为张扬的崇尚自然、强调个性解放的思潮贯穿着中国思想史长河，从涓涓细流发展到惊涛拍岸，不可遏阻。继之论说他们与孔、孟、程、朱为代表的正统儒家一理学家一起，向社会传递出“以道自任”，即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政治诉求，遂共同完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建构；并认定其自身也由最初的自在最终走向自为，即如黑格尔所说的，具有丁“世界精神”——“自由意识”及“自我意识”。

《人格的独立：从屈原到陆游》以屈原、陆游为代表与纽带，结合具体历史事件和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对众多的古代文士关于凸显个体存在、弘扬人格独立与强调人的主体精神的各种表现，作出了生动描述和本源性的深入探讨。这些诗人、作家，在创作中创新求变，作品展露出鲜明的个性特色，充满独立不羁的精神和对理想执着追求的热情，比兴寄托、因物喻志，给人们带来巨大而恒久的审美快感。

《诗画人生：从王维到郑板桥》探讨了诗歌与绘画的共同起源、理论建构与表现形态；并细致描述出诗人和书画家们因性格特质、人文情趣、生命取向而使之面临着政治理想与艺术气质的冲突，不得不于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中进行抉择。凡此等等，皆交织作一一幅斑斓缤纷的长卷，无不引发人们对艺术与人生的深沉思考。

《才女风流：从李清照到柳如是》关注的是为数不太多，但却极富才情。给中国文学大厦增添了一笔亮丽色彩的女诗人、女作家群。品读她们的作品，可以了解古代社会女性对自己的爱情世界和婚娴生活的认识和感受，同时还可以体会到女性对发扬母教优良传统、培养家族文化氛围方面的重要作用，如怎样于家宅内部组成南母女姊妹等参与构成的文学社团、如何逐渐步人社交场合并产生影响。

本丛书面向社会广大读书界，自然希望得到更多读者朋友的关注。倘蒙您慨然指出不足或谬误之处，相互切磋商酌，那便是传递出一分浓浓的友情，而我们的欢迎与感谢之情自是不言而明的。

2006年初冬于济南玉函山房

先秦诸子不仅人数较多，学术思想也十分博大精深，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要写的内容也相当复杂。虽然经过多年的学习和教学，但有很多问题还是搞不清楚。不过，在研习的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先秦时代诸子百家争鸣，实在是千载难得一遇的学术发展的大好时机，其意义不亚于西方的文艺复兴。在诸子争鸣中，各家各派都建立了有独到见解的政治、伦理思想，有个性的学术观点，有特色的美学思想。这些思想都是原创性的。在中国文化史上起到了关键作用，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因而，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文化的元典。由于封建帝王及其统治集团的腐败、残暴或出于统治的需要，文化元典思想经常遭到歪曲，致使社会动乱不已。历史事实说明，每当天下大乱的时代，文化元典所培养的仁人志士就会出来收拾残局，重振文化，再建新王朝。如此往复循环，使历史呈现一治一乱、曲折发展的现象，正好说明文化元典的历史作用。当然，要把文化元典的历史作用说清楚，实在是一个很难的课题。所以最初接到这本书的任务时，感到很难写，迟迟没有下笔。幸有乔力先生、赵志坚编辑的耐心帮助，费了很大的功夫写成这个样子。在即将出版之际，又得到冀瑞雪编辑与吴全兰博士的悉心教阅，纠正了不少的错误，使书的质量进一步提高。在这里一并向以上各位先生、女士表示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