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访
姜文：我很高兴跟贝松同志一起聊聊。我去戛纳的时候，有幸碰到了贝松先生，他做评委会主席，然后，我们的《鬼子来了》得了一个戛纳大奖。所以这次说来跟他聊聊天，我二话没说就过来了。我觉得电影需要技术，但是人永远是比技术更重要的。
吕克·贝松：同意。
姜文：这么着吧，聊一个我关心的问题。据说你曾经被法国的电影学院给轰出去了，原因是你说了你只喜欢两个人。这里面，有一个也是我喜欢的。我没上过电影学院，我是戏剧学院毕业。那年在美国电影周上，看了好几部片子，其中有几个我特别喜欢，这里头就有你也非常喜欢的导演马丁·斯科西斯。
吕克·贝松：有趣的是你在美国成名之前，首先在法国出名了，因为你获得了法国的戛纳电影大奖。我们考电影学院，首先要经过老师的一个面试。第一轮的面试，老师会问你很多的问题，如果过了第一轮，就到了第二轮，大概是持续两个小时，还有很多问题要问这个学生。我没有通过第一轮的考试，因为我坐下来，他们问我，你最喜欢的导演是谁，我说了几个名字，然后他们就让我停下来了。老师说，够了，你不适合这里，你可以走了。15年之后，同样的这个电影学院要我到那里去教书，然后我拒绝了他们。他们问我为什么拒绝他们，我说因为我教学生的东西，你们恐怕要反对的，你们肯定是不喜欢的。
姜文：你被轰走是哪一年发生的事情?
吕克，贝松：17岁的时候，大概是1982年——开玩笑，大概是1977年或者1978年。
姜文：那就是第五代那年的。差不多他们也是1978年的。就是说，你是跟那些第五代的人同一年去考的电影学院，但是成为第五代的人都考进去了，你在法国是被踢出去的。
吕克·贝松：法国是没有“代”这个概念的。我还是艺术家，是因为观众帮助我。如果观众没有去看我的片子，那么估计我今天就不是导演了。因为开始是观众看我的片子，票房好，我才能够继续拍片子，而不是因为搞电影的人帮忙的。
姜文：其实意思是一样的，假如按“代”分的话，就没有吕克，贝松了，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有一个问题，我昨天读到，你是先写作，后拍电影? 吕克·贝松：因为写作成本很低。
姜文：对。而且听说不拍电影以后还在继续写作?
吕克·贝松：是。
姜文：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件事。就是说，一个人跟他的电影有一个可以离开的关系，可以有一个辩证的关系，不是非得拿电影拼多少命。实际上我觉得，你好像在电影之外还有一个家。听说你13岁就开始写作了?
吕克·贝松：16岁开始写。因为那个时候，写作是艺术家表达感受的成本最低的方法，一支笔就可以。事实上我为没有被电影学院录取而感到很遗憾，因为我意识到，在电影学院我可以认识很多的朋友，他们将来会成为制片人、导演、摄影师，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可以共同拍片。后来我成为一些很老的导演的第三助理导演，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但是我仍然感到很遗憾，因为我没有办法和他们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在向一个平台上跟他们交流，因为我的经验是远远不足的，无法和他们对话。我没有这样一个朋友圈子，能够共同成长，共同拍片。
姜文：16岁的时候写的都是什么呢?
吕克·贝松：事实上我写的第一个作品，并不是一个剧本，而是一本书，是《第五元素》。当时，我住在寄宿学校，那个地方盛产奶酪，所以周围有很多牛。在一个盛产奶酪的国家中，你说我要拍片子，周围的人不懂、不理解。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是非常复杂的。作为一个孩子，要逃避这个现实，唯一的方法就是做梦，我创造了一些角色，创造了一些故事，想到了未来可以在空中飞行的汽车，想到了宇宙飞船这些比较浪漫，比较具有幻想的东西。通常在法国这个地区，我们要逃避现实生活的唯一办法就是喝酒，但是我对此不是很感兴趣。
姜文：后来听说你又写了很多的剧本?
吕克·贝松：到20岁的时候，我大约写了30个剧本。
姜文：为什么写得那么快?是对你来说很容易呢，还是你必须写得那么快?
吕克·贝松：因为没有其他什么事情可干。我父母亲都住在乡下，我住在寄宿学校，所以我们之间隔的距离比较远，我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可做，只有写作。一开始我觉得写得并不是很好，我大约花了15年的时间，我才觉得我写的东西比较像样了，为此感到有点自豪了。有趣的是，有一次我写了200页，然后就把它扔到了垃圾桶里。我又写了200页，我又把它扔到垃圾桶里，我觉得自己很愚蠢。
姜文：听说这些你不太满意的剧本，后来被别人拍成了电影?
吕克，贝松：我在16岁到20岁期间写过几部片子，其中有《碧海蓝天》等，其中5部到6部片子到最后变得非常有名了。应该说在那个年纪写剧本的时候，想象力和创作上的想法是非常丰富的，只不过技巧和技术不是最完善、最成熟，所以花了很长时间完善技巧之后，这些很好的主意才变成了好的剧本。
姜文：谢谢刚才的回答，我的问题不是这样的。听说在你自己导片子之前，16岁之后，写了大量的剧本，除了被扔到垃圾桶里的之外，还有一些被别人拍成了电影，是这样吗?
吕克·贝松：是的，是有人做了。
姜文：那么对于别人拍了的你的剧本的那些片子，你有什么看法?那时候你有没有想当导演的想法呢?
吕克，贝松：我当时为别人写剧本的时候，是体现自己想法的一个方式，但是写成之后就属于导演了，就变成了别人的东西。就像我给了他一个苹果，他拿它做成了一个苹果派，但这个苹果派是他的，不是我的。在我来看，做演员和做导演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工作，是不一样的。导演是一个艺术家，他有一个想法，通过电影面向观众。而一个演员可以说是一个人帮助另外一个人讲他的故事。你怎么能同时做这两个工作呢7又做导演又做演员，在我来看是没有可能的，是比较困难的。
姜文：你早这么提醒我，我可能就不这么做了。这不完全是玩笑，因为我只有在做了之后，我才发现它是像你形容的那样有一点困难。但是在做之前，我不知道有什么困难。P7-9
我今天在美国导美国片，不是因为我的英文讲得特别好，或者对某个地方特别有研究，而是我以一个中华文化的眼光来看它，给它一个很好的镜子，我用很特殊的方法来观察它。这才是我能够立足的关键。
——李安
你不把自己本土的电影做到足够的强大和足够的有影响力，你就不是一个强势文化。别人可能就用看不懂来敷衍你。
——冯小刚
我们是不是一定要让关云长见到外星人呢7或者是不是需要看到李小龙在《封神榜》里面出现?我觉得在动画创作里面，幽默和喜剧感是正常的，可是由于我们有时候太过于机械化去看商业性的话，反而产生了市场的危机，那个效果恰好是相反的。
——徐克
中国的编剧，不要仅为中国的观众来拍摄电影，而要考虑国际的大合作。要跟其他国家进行竞争，而不仅仅关注于中国地区。
——阿诺德·科派尔森
你可以用信用卡做抵押，向你的父母、朋友，或者一些国际网站借钱来拍电影。你可以拿自己的才能做赌注，这种低成本的电影是解决的方法。
——桑迪·李伯森
电影是有一种亲密感的，你用摄影机来拍摄，可以拍特写，也可以拍全景，同时又可以用摄影机来表现对某些事物亲密的感觉。……电影拍出来不是给自己看的，是要给那些想寻求娱乐的人看的。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应该平衡一下，我觉得这是走钢丝的一个活动，可以说挑战很大。
——安东尼-明盖拉
在我看来，所有的电影都是商业电影。在法国，有些知识分子电影，但是他们拍出来的东西，还是要放到电影院去、要别人掏钱去看的。这种意义上看，还是商业电影。
——吕克·贝松
好电影对人心灵的占领是很长时间的。无论它得不得奖，有没有票房，那都不重要。你会永远地想看，再看、再看。我想它肯定不是一部加了化肥、两个星期或者两个月就做完的，或者有人注了水说是几个亿的片子，我觉得那些方式都是化肥。
2006年是中国电影百年后的第一年，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或许会在后一个百年史中被记载。我们的意义是在见证着这样一个时间格局中的历史变化，中国的电影业在这个时间与空间的维度中创造着新的轨迹。这其中，也包括着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变化。
在这个维度中，作为中国唯一一个国际A类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在它第九届的时候掀起了不小的波澜。红地毯上“集合世界影人力量”，逾170多位国际明星走过；国际论坛“汇聚国际权威话语”，李安、安东尼·明盖拉、吕克·贝松、阿诺·科帕尔森……从导演到制片甚至投资银行家的介入；更可贵的是合作论坛开始洽谈跨国电影合作项目。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纪录在刷新、人气在飚升。中国电影人多年的梦想在今年第一次离兑现如此之近。
有许多国内外媒体对这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评论也可以佐证：这是历史上规模与影响力最大的一届电影节。事实上，作为一个国家电影产业链的一部分，电影节与国家的电影事业同命运，上海国际电影节创立初始，也正是中国影片在国际电影节亮相并收获的开始，发展到现在，中国电影更多要考虑的是收获观众与市场的荣耀。而上海国际电影节历经十多年，也随着中国电影的发展，越来越多地在内容设置上融入市场的因素，配置了专业服务的环节。
这本《碰撞：中国电影对话世界》一方面是这种专业化的记录，它集成了近40位世界电影大师与国际电影产业高层的核心话语，另一方面也是这种专业化的衍生。如果说一个国际电影节通过评奖制造荣耀、创造辉煌，那么我们必须领悟评奖荣耀背后的市场雄心、内容深层的智慧和资本积累。这种积累既有投资人与制片商的，更有导演及其他创作人员的，电影节的平台正是为了给所有的影片一个推广的机会，包括那些艺术类影片，这也正是每年世界上有那么多国际电影节的真正原因——电影节是我们发扬电影文化多元性、书写电影史的一个重要见证。如果说论坛是思想与观念的呈现，那么，将这种呈现原生态记录下来则是书写电影观念史、书写电影文化史的一个最真实也是最有效的手段，它不仅对当下直接产生作用，更对未来发生影响。
如果说上海国际电影节曾经遭遇各种发展的瓶颈，那么我们欣喜地发现它正在通过对自身的审视、定位后在寻找着突破的种种可能与突破的途径，可以说论坛只是这种解决与突破途径中的一种。金爵国际电影论坛从2004年破原来的学术研讨会而立，到第九届刚刚举办了4年，当初设立平台的初衷正在得到体现：它广邀世界电影业界名人，聚焦当年度世界、亚洲与中国的电影业热点，增加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影响力；它也进一步阐释了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主题与宗旨，并对电影节的主体内容进行补充；它立足中国与亚洲，为本地区的产业扩展世界视野，提供国际的、平等的、开放的交流与合作平台，真正推动中国与亚洲的电影发展。尤其今年，论坛从务虚到务实，推出了中国电影与欧洲电影合作论坛，为中国电影啄创与世界投资之间搭建平台，促成合作意向项目11个，为中国电影开拓新的疆域创造了机会与空间。也由此引起世界媒体关注，引起国际业内的重视。事实上，国际上少有一个电影节的论坛像上海国际电影节独具规模并承载太多的使命。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这个突破是我们产业发展的必须过程，中国电影的发展正需要这种“破茧重生”的过程，所兴的是我们正在经历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不断在见证着一些令人激动的事件的发生。
从产业特征讲，发展中的中国电影、亚洲电影目前都特别需要电影节这样的平台、需要论坛这样的专业与务实的呈现。而国际成功的事例更为我们标示了一个未来——无论美国还是欧洲，奥斯卡、戛纳、柏林电影节一方面是国际电影荣耀之颠，另一方面都越来越重视本国与本地区电影文化的呈现。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利用上海国际电影节这样一个平台，中国电影的各个环节需要协同作战才能取得全面更新。对于电影节而言，尽管不同的电影文化环境与不同的国家背景下会有不同的运做模式，但这就更需要我们对自身不断地认识与自我更新然后才能有自我突破。
任何一个社会的文化水准永远是与这个文化背后的政治、经济相生相息。如果站在历史的视点来看这一年，如果从国家的宏观结构来看变化中的中国电影，那么我们得感慨中国电影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好时光：前不久胡锦涛总书记在文代会上的重要讲话以及温家宝总理同文学艺术家的谈心对我们每一个从事文化艺术事业的人都是一种鼓舞和鞭策。他们不仅为我们分析了当前大局势，指出“经济的大繁荣往往会带来思想文化的空前活跃”，“我们已经具备了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良好基础”，并且为我们构架了一个真实美好的创作气氛：“中国要有光明的未来，必须发挥全体人民追求真理的积极性，让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在更为自由、民主的学术气氛中，探索自然界的秘密、社会的法则和人生的真谛。”而对一个提供观念碰撞、提供电影融资、提供国际先进观念交流的国际电影节以及国际电影论坛平台，尤其需要这种追求的活力与创新的张力。期待上海国际电影节能为中国电影事业、中国的电影人提供更专业的服务，“金爵”论坛以更前瞻的视点，提供更务实的观念、资金与项目的交流，为创造中国电影事业新的历史，也为了创造一个亚洲的国际A类电影节的历史荣耀而不断自我更新、自我超越。
2006年12月于北京
(作者系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副局长)
这本《碰撞：中国电影对话世界》一方面是这种专业化的记录，它集成了近40位世界电影大师与国际电影产业高层的核心话语，另一方面也是这种专业化的衍生。如果说一个国际电影节通过评奖制造荣耀、创造辉煌，那么我们必须领悟评奖荣耀背后的市场雄心、内容深层的智慧和资本积累。这种积累既有投资人与制片商的，更有导演及其他创作人员的，电影节的平台正是为了给所有的影片一个推广的机会，包括那些艺术类影片，这也正是每年世界上有那么多国际电影节的真正原因——电影节是我们发扬电影文化多元性、书写电影史的一个重要见证。如果说论坛是思想与观念的呈现，那么，将这种呈现原生态记录下来则是书写电影观念史、书写电影文化史的一个最真实也是最有效的手段，它不仅对当下直接产生作用，更对未来发生影响。
本书收集了许多声音。这些声音权威而直接，因为来自观念碰撞的现场，所以它生动，没有枯涩的词藻。这些声音现场是上海国际电影节在这些年期间电影论坛上发生、集成的。
在这本论坛专集中，我们以保存现场原生态、真实感为原则、编撰、整理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国际电影论坛的重要演讲、精彩对话、颁奖实录和市场数据。内容涉及中外电影的产业、创作和历史三大部分等。相信这本《碰撞：中国电影对话世界》的出版，能为上海国际影节的核心内容，凭添详实的佐证，也为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角色定位增加思想的砝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