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字美学》出版后的几年里,数字媒体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用以描述数字媒体的语言也变了很多。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里,互联网还是科学界和学术界的专业工具,现在则一下子成了公众媒体。1994年,超文本标记语言(HTML)的发明以及马赛克(Mosaic)浏览器的大规模发行使万维网(World Wide Web)成了大众媒体。本书作者冷静地分析了网络乌托邦幻想家们提出的种种主张,细心梳理了新兴网络媒体的全球化过程,深入探讨了网络媒体对主体性和社会性的影响,并提出了一种能超越自由市场和全球性公司限的真正的民主。
讨论数字文化的历史形成及其对当代生活的影响引发了诸如电脑为什么用打字机的键盘、电脑的外形为什么像电视机、网络概念从何处来、网络为什么是今天这个样子、我们为什么必须认真对待数字美学这类问题。作者高瞻远瞩,在本书中探讨了我们可能有或应该有什么样的电脑文化。数字美学问题关涉我们的未来:它不仅仅是设计中的技术问题,也不仅仅是品位的问题,还关系到数字的伦理。
本书是第一本研究当代电脑文化的美学特质和美学目的的专著。作者冷静地分析了网络乌托邦幻想家们提出的种种主张,细心梳理了新兴网络媒体的全球化过程,深入探讨了网络媒体对主体性和社会性的影响。作者充分利用哲学美学以及网络文化研究的相关文献,提出了一种能够超越自由市场和全球性公司局限的真正的民主:在这个民主进程中,数字艺术发挥着关键作用。
本书持论公允,观点犀利,资料丰富,提出了新的研究方向和理论方向,对文化、媒体和计算机研究者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工业化世界中,网络出现在现在,这并不是技术所导致的偶然事件。网络经验的流行与强化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显现,也不仅仅是技术决定论或媒体帝国主义造成的后果。它们属于超个体化的电子主体的政治色情。在亲密社会仿佛有可能实现之时,个性化的逻辑强化了。尽管匿名在幻想的鼓励下消解了内在的等级次序,但它仍然未能消除自我的边界。匿名掀起了滔天波澜,人为模拟的人格模仿文化偶像中最坚决的个人主义者:歹徒、盗打电话者、牛仔、边疆开拓者。数字矩阵词汇的美国化与其说是表明了北美对数字矩阵词汇的控制,倒不如说是表明了北美西进运动的神话和粗犷个人主义神话的强大威力。我们再次遇到了一个新社会,不过这个新社会是个肯定的设想,这种设想是由艺术家与电脑用户提出来的;艺术家与电脑用户的乌托邦理想核心在于,他们企图在电脑空间中改变社会性的方向,使社会性远离自我与社会之间的纷繁复杂的矛盾。
电脑空间把东方主义与空间科学的丰富的非理性据为已有,并与之一起遁人繁忙的信息高速公路;但电脑空间同时也不惜冒险,企图在团结一致的幻想中发现完美的生活。从弗洛伊德的角度看,这种仍束缚在商品中的幻想是具备幻想特性的:它可以扮演出来;强烈得令人窒息的心理、控制的梦想、对电脑空间中的装置的屈服;必须有中间媒介协调的性欲,其表现形式是易装癖与拜物主义——一只有在易装癖与拜物主义中,网络商品色情才能够出现。我们所赋予机器的有限自治已经被它们的色情化能力所占据,这种色情化能力是游戏世界能够发明出来的唯一的一种团结性。但这种团结性常常困在一个双重的不可能性中:在幻想空间中的性关系是不可能的;与欲望的幻想对象的性关系是不可能的。我们被闭锁在幻想欲望的封闭环路中,不可能找到同伴;这种封闭被当作了心满意足。我们与机器的关系仍然处于无知阶段,只是以欲望的形式表达出来;知识给我们与机器之间的关系带来麻烦,是我们在与机器之间的关系中独断专行,只能辨别出我们自己的身份,而无知则可能会为更加微妙的关系提供基础。乌托邦主义和我们对实际存在以及想象出来的电脑空间的失望,都是它们与自我的商品塑形化复杂交织的不同方面。现在的会话和对话是经过中介的,就连内爆自我的独白也是如此。通过所有这些形象,仿佛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了另一种关系的微弱声音,这是一种与自我相关的关系,预示着自我可能像再次成为接受者、再次成为自我所在的这个世界的源泉,因此其意义更加深远。阿斯科特一直努力构建相互连通性,这种极其美好的相互连通性就在我们的身边,但它依赖着引领我们前往这种相互连通性的各种导航方法。
我用的是这台苹果电脑的文字处理程序进行我的阅读/写作;在我的阅读和写作过程中,“我”这个单词三次被标注:作为单词“我”;作为处于每个单词的最后那个字母前的转瞬即逝的光标;作为行踪不定的箭头及其多种变形——及指针工具。由于这样的竞爭,“我”这个单词的意义究竟应该停于何处就有了多种可能性,就像结构性电影理论中的窥阴癖与拜物主义之间的矛盾。“我在哪儿?”这个问题更可能由转瞬即逝的光标来回答,那个大写字母I可能反而不能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回答还可能取决于提出这个问题时的声调,可能也可以通过操作鼠标驱动的指针来回答。鼠标是施乐公司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Xerox PARC)研究出来的产品,是人机界面少数几个真正的新元素之一,对于总能吸引乌托邦理想的界面主体性的三重结构是至关重要的。在屏幕上漫游时,鼠标指针采取了多重伪装形式(手表、纱团、箭头、竖起手指的手、瞄准器、放大镜、钢笔),极具机动性,功能模式千变万化,可以拉下视窗、打开文档、拉动滚动条、拖曳图标、点击按钮等;在苹果电脑的人机界面的主体位置的等级次序中,鼠标指针占据着首要地位。鼠标使电脑文字处理与打字机打字截然有别,也把文字处理程序与其他电脑程序联系起来,而且它还赋予新近占据支配地位的控制形式以物质外形。(P153-155)
美学在当代中国的特殊地位,常常使外国同行既惊诧,又羡慕。
首先是人多势众,如果以一国来计,中国美学研究者人数当属世界第一。其次,在我们的大学教育中,在出版物中,在学术讨论中,美学常常扮演热门显学的角色,进入了公共学术论坛,这与美学在西方由一批专门学者进行专业内的探讨形成了鲜明对照。
回顾近代以来美学在中国建立的历程,有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西方美学著述的译介对这一学科的建构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老一辈美学家在新文化运动中引入西方美学,为中国现代美学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和丰富的理论资源。这也许可以视为中国现代美学建构过程中的第一波“西潮”。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诸多美学大师,如朱光潜、宗白华等都有许多重要的西方美学译著。改革开放以来,一些有识之士克服重重困难,恢复了译介西方美学著述的工程,这大约可以算作中国美学的第二波“西潮”。李泽厚主编了煌煌数十卷的《美学译文丛书》。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单本的译作问世。这些翻译工作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当代美学发展。如果没有这些西方美学基本文献的译介,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是难以想象的。
今天,我们身处新世纪的起点上,全球化浪潮使得学术的交往和理论的旅行变得日益频繁,也日益重要。美学建设需要更广阔的视野和更丰厚的资源。然而,上世纪刊行的西方美学译著,大都限于从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的西方美学。这以后的半个世纪里,出现了许多新的学派、理论和方法,出现了对美学这个学科对象和范围的种种新的理解,也出现与同时代的哲学、文学、艺术,以至文化研究、人类学、民族和区域等多种研究的互动和互渗关系。西方美学经过差不多两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基本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些新的、有影响的美学论述出现了,一些新的理论框架产生了,美学上的论争开始在新的理论平台上进行。
美学界重新面临着由于不了解新的情况而丧失国际学术对话能力的危险,美学界重新出现了当年被老一代美学家们所批评的闭门构思一个又一个大体系的倾向。了解国际美学发展的现状,以我们自身的理论资源,参加到国际美学对话中去,这是新世纪中国美学的必由之路。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基于对发展中国美学尽我们绵薄之力的愿望,我们筹划了这套《新世纪美学译丛》。
王国维说:“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证明此话并非夸大之言。就美学研究来说,情况亦如是。秉承前辈学者所开创的西方美学著述的译介工作,乃是我辈同仁不可推诿的责任。我们的想法是,这套文丛所选篇什尽力反映出西方美学的最新发展,揭橥西方美学研究晚近形成的新领域和新路径。总之就是借“他山之石”,将中国当代美学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
周宪 高建平
2002年7月
从接手这项翻译任务到完成这本书的翻译,前后用了三年多时间。囿于译者有限的知识水平,翻译这本书实在是困难。当时之所以接下这本书的翻译任务,一是由于美学与译者的工作与兴趣有一定的关系,而二者笔者自以为还不算是个电脑盲,所以对数字美学这个新事物就有了点兴趣,哪知开始翻译之后才发现棘手问题太多,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对西方的艺术史不太了解,对新兴的数字艺术更是一无所知,所以要花大量的时间才能知道作者讨论的究竟是什么东西。估计读者在阅读时除了要忍受拗口的英文,也会遇到这个问题;好在作者自己专门为这本书做了一个配套的网站,其中有书中讨论的很多图像资料等,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访问http://www.ucl.ac.uk/slade/digita/
本书翻译工作拖了很久才完成。魏群先生为第一章提供了部分翻译文字,特此致谢。
赵文书
2006年5月4日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