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杂志》是“曾门四弟子”的桐城派著名作家黎庶昌任驻英、法、德、西使馆参赞五年期间关于欧洲的记述，通过细致的观察、深刻的体会与明洁动人的描写，作者翔实广泛地介绍日、德、意、奥、比、瑞士等西洋诸国经济发展、生产方式、政治制度、文化教育、科学技术、风俗民情等国情，呈现给人们一幅生动的西方社会全景，勾勒出近代中国人刚刚睁开双眼看世界时的认知过程与内心感受。

本书是清朝“曾门四弟子”的桐城派著名作家黎庶昌到欧洲访问、游历的日记集，他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来选择、理解异域文化从多个局部和侧面反映了传统观念在西方思潮冲击下的反应和变化。作者是借游记之名讨论中国的问题。全书共八卷，向国人详细介绍西洋各国实况，以其独特的史料价值和浓郁的文化兴味，并因顺应当时历史潮流，而深受国内外有识之士好评。

卷一

(一)曾侯两次呈递法国国书情形

(二)英君主接见各国公使

(三)日国开议院情形

(四)英君主接认新加坡领事敕书

(五)郭少宗伯咨英国外部论喀什噶尔事

(六)安南国书式样

(七)古巴设立领事情形

卷二

(八)公使应酬大概情形

(九)跳舞会

(十)伯理玺天德宴客

(十一)预贺生子

(十二)生子女取证

(十三)生子女命名

(十四)婚姻立约

(十五)英外部讣告公主之丧

(十六)英国为邻邦制服

(十七)美亚嫁女

(十八)美亚接任

(十九)日国公使慰奠君后

(二十)日君主宴客

(二十一)日君主行养老之礼

(二十二)叶参赞之丧

(二十三)英君主游历

(二十四)伯里玺天德辞位

(二十五)日国更换宰相

(二十六)开色遇刺

(二十七)俄皇遇刺

卷三

(二十八)英国选兵之法

(二十九)德国议政院

(三十)法国议政院

(三十一)巴黎阅兵

(三十二)英君主阅视兵船

(三十三)日本兵船到英

(三十四)考试剑舞

(三十五)赖赛朴司议开巴纳马河道公会

(三十六)巴黎官学散给奖赏

(三十七)巴黎幼瞽学堂散给奖赏

(三十八)拿破仑第一坟墓

卷四

(三十九)乌里治制炮厂

(四十)阿母司汤制炮厂

(四十一)巴黎印书局

(四十二)布生织呢厂

(四十三)赛勿尔磁器局

(四十四)马得利农务学堂

(四十五)巴黎电气灯局

(四十六)葛美尔制钢铁厂

(四十七)蝉生玻璃厂

卷五

(四十八)巴黎街道

(四十九)巴黎水沟

(五十)巴黎骨圹

(五十一)西洋园囿

(五十二)巴黎油画院

(五十三)马得利油画院

(五十四)布国围攻巴黎油画

(五十五)巴黎倭必纳戏馆

(五十六)巴黎大会纪略

(五十七)巴黎灯会

(五十八)轻气球

(五十九)敷伦赛船之戏

(六十)赛马之戏

(六十一)斗牛之戏

(六十二)溜冰之戏

(六十三)马戏

(六十四)吕宋赌票局

(六十五)加尔得陇大会

(六十六)耶稣复生日

卷六

(六十七)英国钱币

(六十八)法国钱币

(六十九)德国钱币

(七十)日国钱币

(七十一)俄国钱币

(七十二)意国钱币

(七十三)奥国钱币

(七十四)欧洲地形考略

(七十五)谈天汇志

(七十六)西历不置闰月

西洋游记

(七十七)西洋游记第一

(七十八)西洋游记第二

(七十九)西洋游记第三

(八十)西洋游记第四

(八十一)西洋游记第五

(八十二)西洋游记第六

(八十三)西洋游记第七

书简与地志

(八十四)与李勉林观察书

(八十五)上沈相国书

(八十六)上曾侯书

(八十七)答曾侯书

(八十八)再上曾侯书

(八十九)由北京出蒙古中路至俄都路程考略

(九十)由亚西亚俄境西路至伊犁等处路程考略

校注后记

(八)公使应酬大概情形

各国茶会跳舞会之盛、使者酬应之多，率在中历腊、正、二三个月内，惟法国稍迟，英国则更迟，其极盛则在四、五两月。缘伦敦长年雾雨，必至三月以后始多晴霁；六月既望，国人大率下乡避暑矣。茶会多者，于第一次请帖内注明：每礼拜几，自某月某日为起止。此非特设，可以随时往赴。

英语谓茶会为“阿托禾木”，言在家也。法语谓茶会为“梭(苏洼切)尔利”，言消此夜也。余在伯尔灵时，数与英、法、奥等国茶会，见其兼请开色、开色邻暨卜令司等，以相酬答，此头等公使之礼。国使无家眷者，欲办茶会，亦可请素识有名位者之夫人代为出名延请女客，然不常行。各部大臣及国使请饭，多用其国君主、君后诞期。若遇喜庆大事或凶(如俄皇、德皇遇刺未中之类)丧之属，闻信后，公使亲往该国使署贺唁，或遣参赞、随员前往书名投刺亦可，不拘泥也。至辞行、送行，例得寄送名片。亲拜者，于名片上折一角。如外部见客，每礼拜必有一日。该部大臣能否接见，先期必有函知会使署，有事则去，无事则否。若有紧要公件，当另函订期，不在此例。设遇其国更换部院大臣，外部亦必有函知会。俟见过外部，再往各部院投片贺喜；如有与其人素识者，先往投片亦可。此在临时酌行，总之不外人情而已。

西洋宴客，其桌往往长至数丈．主人或坐于两端而客夹之，或居中坐而客夹之，皆无一定，总以近主人右手为上坐，左手次之。上坐每多让客妇之尊者，主妇亦然。

(九)跳舞会

跳舞者，其源起于男女相配合。西洋之俗，男女婚嫁，虽亦有父母之命，而其许嫁许娶，则须出于本人之所自择。女子将及笄，其父母必为之设跳舞会，盛请亲友宾客临观，或携赴他人之会，一岁中多者至于数十百起。宫庭举行者，只三两次。官绅殷富之家为最多。女服极其艳丽，或袒露胸背，男亦衣履整洁．其法于入门时授以格纸，人各一片，双叠之长可三四寸，如小书形，上系丝绳，缀铅笔于其端。凡男子欲跳舞者，先与素识之妇女，——请其可否。若人许之，則记其姓名次序。若无素识者，主人或为之进引。依次而舞，多者至一二十次。每次毕，相与点头为礼而退，皆有音乐节奏之，此跳舞之上者也。

其次，则为一种牟首之舞。每岁之中，若大庆节，或因善举卖票醵金，国人聚为此会。男女俱戴假面，而露其两眼，彼此相见，不知为谁氏也者。女子作为男装，男子效他国之结束，或服古衣冠，或增新式，或为兽首人身，奇形异状，匪夷所思。直至一两点钟，始去假靥，而真面目出。予在伯尔灵，国人为俄土养伤，曾于克漏尔及敷诺纳两花园见之。在巴黎为奥国水灾，设会于倭必纳大戏馆内，亦见之。

其次，则为戏团之跳舞。女子数十百人，皆着一种粉白挥袜，俨若肉色，紧贴腿足，若赤露其两腿然。腰间用各色轻纱十数层，缝为短衣紧束之。结队而舞，则纱皆颺起，此又极变幻之致矣。

[附记德国开色茶会跳舞会]

是夜，余入至开色邻看书之室。四壁皆饰以红缎，悬大小照像十余。书案有屏围之，如篱落形，剪彩为花叶缀于其上。笔砚之属，率皆镂金琢玉。室内有一玉碗，径可一尺八寸。又有白石柱灯二，高可六尺，燃烛其中，若玉莲花也。

(十)伯理玺天德宴客

曾侯呈递国书后若干日，伯理玺天德宴客于勒立色宫，曾侯为上客，余亦与焉。入门，人授一坐位单，书客之姓名于其所坐之次。食案长可四丈，银盘高花，间杂金器，陈设华美。马克蒙及其夫人据案之中，对面而坐为主位。坐客六十人，分为四行。近马克蒙之左手为第一坐，系外部大臣瓦定敦之妻，第二坐为曾侯，以次排十五坐而毕。近马克蒙之右手亦为第一坐，系前任美国伯理玺天德格兰脱，以次排至十五坐而毕。其近夫人左右手之位次亦如之。余坐夫人右手之第十四坐，其末坐则江汉关税务司那威勇也。余存其单，以为西洋宴客设坐之证。

(十一)预贺生子

庚辰三月，余接日国外部来函，言君后有身已五月，此大喜事，君主有命，令官官穿吉服三日，自西历四月二十五为始。第二日一点钟，君主在宫中接见贺客，按照常规，请见各国公使。三点钟，请见各公使夫人。先数日，由下议政院集议，佥以君主例应受贺，将医官诊视之词，刊布新闻纸，使国人咸知。

至期，予入宫致贺。将及门，兵士数百人陈列宫外，合奏军乐。入门升楼，第一层右转，即受贺处。庭长八九丈，广可五丈，陈设华丽。中有平台四级，环踞金狮四。上置金边红椅二，顶有宝盖，金绥四垂。台下左旁，设红椅三，君主姊妹三人坐位也。须臾，朝官导各公使、参赞等排列坐前．君主夫妇入，君主戎服免冠，束带佩刀，君后戴钻石围额，衣粉红花缎衣，袒露胸背，携手登台。各公使等向上鞠躬，君主夫妇亦鞠躬。坐定，宫妇十余人站立姊妹三人坐位后，各部大臣从左门入，站立于坐位之右。然后上下议政院绅及文武各官，皆朝服，从右门鱼贯入，——趋过君主坐位前，点头为礼，并及其姊妹。是时楼上亦有乐兵一队，与宫门外之乐迭相起止。约两点一刻钟，贺客始毕。君主夫妇起立，有穿金花衣者数人，趋提君后后裙。下台，就各公使等，——寒暄数语，姊妹三人并随其后。叙毕，还入他室，接见各公使夫人。男女分见，此与英、德等国规模小异。

次日，君主夫妇往阿多察礼拜堂祈福。外部复有函请，余以天阴未赴。此三日中，各衙署公馆张挂旗帜。是夜，街市燃灯致庆。其新闻纸，皆刊刻花边，可见西人之好事矣! P28-32

我眼中的他者形象——“西洋映像手记”

形象学(Imagologie)乃是一门以批判的眼光来研究异域情调的学问。早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就开始了与所谓具有外国情调的异域人的接触史，并且对这种接触进行过研究。希腊人认为只有在跟异域的交往中艺术才是可能的。人们对异域形象的兴趣实际上出于对自我的关怀对异国的形象描述自然也就成为了对自我形象的反射了。在这里我们拿20世纪初欧洲的中国游记做例子来看看对异国情调的描述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游记中所谓冷漠，肮脏的中国所折射出来的实则是游记作者们那“充满活力的”、“干净的”祖国游记虽冠之以“中国”之名，实则是对自我的考察因为没有比较和距离是不容易发现问题的再加上欧洲当时专制的政治类似的考察在西方国家自身，似乎不太容易进行。说到底那些对中国景物和风土的描写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对自我形象的描述而已。可以肯定的是。当时流行的中国形象和传统的游记模式所涉及的内容并非中国本身，而是对西方接受异域世界时所做的批判性探索。自19世纪以来借助于媒体和交通工具的便利，中国再也不像以前的世纪那样可望而不可即了同时它又是远离西方的另一种文明，在以往的诸多世纪中中西双方并不存在诸多的恩恩怨怨，这样的一个中国形象正好可以用来充当对西方公众来讲陌生的“他者”，以此来探讨西方自身的问题和自我定位是再恰当不过的了。所以形象学的奠基人，法国比较文学学者让-马丽·卡雷(Jean-Marie Carre)在“《比较文学》序言”中将形象学研究定义为“各民族间的。各种游记、想像间的相互诠释”是极为恰当的。

中国和西方的交流是靠那些“苟利所在不知礼义”的商业民族通过自汉代以来开通的丝绸之路维系着的随着物质的交流中西方的文化也传到了各自的对方。中西之间特别是中印间出现了诸如法显，玄奘、真谛(Paramartha)、不空(Amoghavajra)那样的文化使者但当时东西间交流的艰辛困苦若非有坚定的信念是无法忍受的。中国和西方间真正大规模的交流是在其间的交通从丝绸之路的陆路转向海路之后更直接、便利的海上交通工具使得旅途不再那么危险、那么辛苦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以后中西海路交通逐渐普及，安全系数也更高了之后才有大规模的知识分子充当中西间的文化使者。清末的中国知识分子无一不是经海路到达西方世界的。

英国学者雷蒙·道森(Raymond S.Dawson)在《中国变色龙》(The Chinese Chameleon)一书中指出：“欧洲人对中国的观念在某些时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有趣的是这些变化与其说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迁，不如说更多地反映了欧洲知识史的进展。因而。构成本书框架的是观察者的历史而不是被观察对象的历史。”与我在本文开头所列举的20世纪初欧洲的中国游记的例子类似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游记首先也反映了他们对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自我意识。这些知识分子在游记中都是以中国文明为坐标，中国的天干地支纪年为尺度自觉不自觉地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来选择、切割进而理解异域文化正是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西方人的坚炮利舰将中国人的天朝上邦美梦打得粉碎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在从屈辱中惊醒之后开始被迫和被动地与西方进行对话。林则徐、魏源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走出“闭关锁国”的国门到欧美、日本去游历学习和出使从而亲自去接触和了解西方的社会和文化。面对与大清天朝迥异的社会制度、文化风俗、生活习惯、哲学传统，这些晚清的知识分子们在进行着痛苦而深刻的思考，因此这些游记并非简单的风物描写、纯粹的地理考察。而是这一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受到西方现代文明的吸引走向世界、走向西方以寻求富国强民的历程。中国的近代化(现代化)客观上讲，在很大程度上是西学东渐的结果，而这批早期到西方去的知识分子无疑在这其中正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桥梁作用。尽管他们的文化素质和政治社会地位各不相同，在中西交往中所持的观点和所起的作用也各有区别但他们对西方的观察和记录却从很多个局部和侧面反映了传统观念在西方思潮冲击下的反应和变化内容是十分复杂而丰富的。  我们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世界游记中精选出五本作为“西洋映像手记”丛书中的第一辑他们之中有作为朝廷官员的知识分子(黎庶昌，薛福成)也有在变法失败后流亡海外的知识分子领袖(康有为、梁启超)，也有早年便接触过西学并帮助传教士译过中国典籍的文人(王韬)。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人对西方形象的认识大都是梦幻般的谁都不能具体说出“大秦”、“泰西”的准确位置和内容。莫哈(Jean-Marc Moura)认为：“一个形象最大的创新力，即它的文学性，存在于使其脱离集体描述总和(因而也就是因袭传统、约定俗成的描述)的距离中”正是近代的这一批知识分子才建立了在真实观察基础之上的对西方的最初印象形成了比较全面且真实的西方形象。也正是这第一批走出国门的知识分子记录了异国形象的游记使得对形象的研究不再是单方面的西方人看中国也包括了中国人看西方的内容。当然据考证中国人最早到西方并写下游记的应是康熙年间到过意大利的樊守义所写的《身见录》和近期由周振鹤先生整理出版的道光年间到意大利罗马的郭连成所写的《西游笔略》，但我们这次未选这两本而是从近代知识分子中选了五个人，都是考虑到他们在中国近代文化中的影响。正因为他们在出访欧洲时心事重重。所以游记中的记载才别有意味这其中当然包含着对西方的误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自身文明的重新评价与定位。从比较文学中“接受”(Rezeption)理论上来讲一部作品或某一形象之所以有生命力，就在于它一直有潜力被“误读”或被再创造。西方形象在游记中也是一个一再被“误读”和再创造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游记作者会利用这有意、无意的“误读”来具体阐述自己的政治和学术主张。而这样的一个“误读”乃是当时知识分子阶层对西方社会文化整体所做的阐释。这一源自早期知识分子的对西方的“社会集体想像”一直到五四以后都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而实际上由于当时社会、政治方面的原因更因为受到情感、想像和心理诸多因素的细微而复杂的影响异域的风土人情往往只是这些“游客”们的道具而已他们的真正目的并非在游记本身而是要借游记之名阐发他们政治改革的思想之实，游客之意不在“山水之间”而在“改良体制”也。

康有为在他的游记中就明言：“考政治，乃吾之专业也。”他的目的显然不在西洋的古迹名胜之间，而是要在西洋找到中国将来应当发展的理想从而造就出一个在体制上和财富上超过西方的新中国：“欲铸新中国遥思过大秦”。康氏的徒弟梁启超也不例外，这从他对《新大陆游记》中的“风景记述悉于删去”的做法也可略见一斑。他们表面上在写游记写外国的东西，实际上在是在借题发挥，讨论中国的问题。这不禁使人想到南宋大慧宗杲普觉禅师(1089-1163)的一句话：

无著云：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云：却是庄子注郭象。

传统的学问往往只注重文字史料中国儒家的文化传统更是重视文字强调“文以载道”——以文字传承历史。但以希腊、罗马文化为源头的西方文化传统同样重视“以图载道”——用图像等造型艺术来记载历史圣经的故事和重大的历史事件往往都用绘画的形式记录了下来。从这个角度来看史料的范围绝不应仅仅局限于文字资料图像中蕴含的历史信息往往超出了文字。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特别为这套丛书甄选了一百多幅游记所处时代的西方著名铜版画家的作品以期不仅通过文字更借助于这些难得的图像资料来研究这段历史相得益彰。希望读者在将游记同这些图像资料参照研读时能发现更多有意义的新信息而这些新信息是单靠文字所无法传递的。

如此看来清末这批学人的欧美游记的意义就非同一般了正如孟华所指出的那样：

于是我们就会发现，游记的作者往往扮演了双重角色：他们既是社会集体想像物的建构者和鼓吹者、始作俑者，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集体想像的制约，因而他们笔下的异国形象也就成为了集体想像的投射物。所以，在形象学中的游记研究实际上必须绕经一个民族的思想史、心态史。这在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时，尤显重要：近现代是中国人对世界的观念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而在这种变化中，对外部世界，对异国及异国人的认知和看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眼下坊间对有关西方看中国的书籍(特别是传教士的游记、札记类)的研究著作越出越多，而对中国人对西方的撰述(我眼中的他者形象)的关心显然不够。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引起学界对后者研究的兴趣，同时也希望这套图文并茂的文化丛书，能为读者提供一个理解当时世界和当时中国思想发展的新视角。

黎庶昌(1837-1896)，字莼斋，贵州遵义人，中国晚清时期著名的散文家和外交家。黎庶昌为文长于叙事，以桐城派为宗，他的散文《卜来敦记》、《巴黎赛会纪略》、《游日光山记》、《访徐福墓记》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著作有《拙尊园丛稿》六卷、《丁亥入都记程》二卷、《西洋杂志》八卷和《黎氏文集》三十八卷等；曾经编录《古逸丛书》二十六种二百卷、《续古文辞类纂》二十八卷和《曾文正公年谱》等多部文献，于保存中华典籍贡献颇多。

光绪二年(1876)，黎庶昌以参赞身份随郭嵩焘出使欧洲，任驻英、法、德、西班牙四国参赞，并且游历了比利时、瑞士、葡萄牙和奥地利等国。《西洋杂志》是黎庶昌五年旅欧期间关于欧洲的记述，通过细致的观察、深刻的体会与明洁动人的描写，呈现给人们一幅生动的西方社会全景，勾勒出近代中国人刚刚睁开双眼看世界时的认知过程与内心感受。

《西洋杂志》共八卷，其中一至六卷为“杂记”部分，共有76篇，主要介绍欧洲各国的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文化教育和民俗等内容，篇幅最大。

首先，作为一名外交官，黎庶昌记述了外事活动、外交礼仪、外交文书等与外交工作有关的事情，如中国在古巴设立领事署的始末、英君主接见各国公使等。

其次，在《日国开议院情形》、《德国议政院》和《法国议政院》等文章里，黎庶昌记述了对自己思想震动很大的欧洲国家的议会民主和政党制度；同时，在《巴黎阅兵》、《日本兵船到英》等文章中，他介绍了西洋国家的强大军事力量，充满了强烈的忧患意识。

再次，黎庶昌认识到教育与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在《巴黎幼瞽学堂散给奖赏》和《马得利农务学堂》等文章里，表现出他对教育与科学的浓厚兴趣；在《布生织呢厂》、《乌里治制炮厂》和《巴黎电气灯局》等篇章里，黎庶昌记述了工业革命带给欧洲各国的巨大变化和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的优越性；在《谈天汇志》、《西历不置闰月》和《欧洲地形考略》等文章中，黎庶昌兴致勃勃地介绍欧洲人在天文和地理方面的知识。

最后，黎庶昌只是一个普通的参赞，他既不会陷于驻外使臣之间的权力之争，也不会受到国内保守派的攻击，所以，黎庶昌有着充裕的时间，可以亲自接触西方社会的各个层面和各色人物，观察并体味新奇的西方世界。黎庶昌对于欧洲的社会生活、节庆民俗格外关注，欧洲各地极富特色的社会文化活动和宗教仪式激发了黎庶昌强烈的好奇心。在他看来，这些民俗现象是最能够显示出不同国家、民族在生活环境和心理特质方面的异同。他记述了欧洲王室和官员们的生活情形，进宫验证王后怀孕、生子，观看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行养老之礼，参加市长女儿的婚礼，其他如茶会、丧礼、官吏任职、英君主出游等仪规无所不及。他用桐城派的古文笔法来摹状异国的社会风情，观察入微，描写细致。他详细记述了欧洲的画院、戏馆等文化场所；又绘形绘色地记述了灯会、轻气球、赛船、斗牛、溜冰、马戏和赌票等项娱乐活动；并且饶有趣味地记述了耶稣复生日的宗教仪式。甚至连欧洲各国的货币，也引起了黎庶昌的关注，在《英国钱币》、《法国钱币》和《德国钱币》等文章中，黎庶昌不厌其烦地介绍了欧洲各国货币的币值、样式、质地等情况。

《西洋杂志》第七卷为“游记”部分，共有七篇文章，是黎庶昌对自己在德国、法国、瑞士和比利时等国旅行的记述。与“杂记”部分不同，西洋游记更多关注自然景观和地理地貌，并且详细记录了旅程的时间及经由路线。

《西洋杂志》第八卷为“书信与地理考略”部分，共有七篇文章，收录了黎庶昌使欧期间写给李勉林、曾纪泽等人的信函五封，以及寄给曾纪泽的两篇由他整理汇编的关于中亚西亚、西伯利亚的地理资料。与“游记”、“杂记”部分的从容平淡之乐不同，黎庶昌在“书信与地理考略”部分直抒胸臆，言辞恳切，最能体现他的爱国情怀与远见卓识。

黎庶昌是一个温和的文人，《西洋杂志》秉持冷静的纪实风格，全书十余万字以客观的写实为主，思想倾向性不强，较少晚清爱国知识分子式慷慨激昂的议论。黎庶昌在《西洋杂志》中用其所擅长的桐城派古文笔法描写异域事物。叙述文字简明平实，并无夸丽浮饰之词，文风从容淡定。尤其擅用白描手法，寥寥数语，神韵毕现，历历如绘，给人身临其境之感。籍由这些综合表现手法，黎庶昌为当时的国人构建了异国的形象。

后现代主义理论认为，对形象的研究也就是对整个社会文化的研究。在《西洋杂志》中，异国形象所呈现出来的虽然是黎庶昌个人对于他所观察的非母国的看法，但是，形象塑造的方法经常是以自我文化为中心来构建的。也就是说，异国游记反映了黎庶昌的心理状态，而他在一定程度上会受本国社会集体无意识的规约，因而游记作者笔下的异国形象折射出母国社会的集体想像，成为一种综合象征形象。与此同时，在《西洋杂志》中，因为异国形象是作者的“亲见亲闻亲感”，所以更易为人们所信服，使得这种生动和鲜活的异国形象能够在母国传播扩散开来，以一种强劲的力量解构了母国的集体想像，颠覆旧的意识传统。

《西洋杂志》在国内曾经多次出版，分别有谭用中点校本(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喻岳衡、朱心远点校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钟叔河主编本(岳麓书社，1985年)等。1988年，法国出版了法语译本。本次点校依据的是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刻本。《西洋杂志》原本除黎庶昌本人的作品外，还收录了郭嵩焘、刘锡鸿、陈兰彬、李凤苞、曾纪泽、罗丰禄、钱德培等人的日记和随笔等，以此与自己的游记相质证、相补充。本次出版时，将这些文字全部删去。“杂记”部分76篇文章的起始均有“莼斋杂记”的文字，为避免重复，全部删去。每篇的标题基本依照原本，未做大的改动。

王继红

2006年4月

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