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把20世纪最有争议的英国小说家劳伦斯放在现代主义的语境中加以考察。本书是作者在广泛搜集、占有材料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经多年潜心思考和积累后写作而成，不仅深刻地揭示了劳伦斯小说中的现代主义倾向及其意义，还对劳伦斯小说中的心理神秘主义、极端原始主义和过渡性描写等错误进行了反思和批判。

本书把20世纪最有争议的英国小说家劳伦斯放在现代主义的语境中加以考察。劳伦斯是工业文明坚定的批判者，他认为工业文明的根本缺陷是使人社会化和机械化，压抑了人的直觉、本能和欲望，使人的生命能量枯竭。从这一立场和基础出发，劳伦斯以极大的热情表现了男女两性关系，挖掘了人的非理性心理世界，驰骋了异域原始文明的想象，从而描绘出西方现代文明崩溃的整体图景，并且为探索人类走出荒原的道路殚精竭虑。本书是作者在广泛搜集、占有材料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经多年潜心思考和积累后写作而成，不仅系统、深刻地揭示了劳伦斯小说中的现代主义倾向及其意义，而且站在一个较高的立足点上，对劳伦斯小说中的男权主义、心理神秘主义、极端原始主义和过度性描写等错误倾向进行了反思和批判。

序

导论

一 劳伦斯小说创作述略

二 劳伦斯小说创作的个性心理基础

三 劳伦斯与非理性主义

四 劳伦斯与现代主义运动

第一章 工业文明的批判及其现代意义

一 工业文明批判的乡土与文化根源

二 《白孔雀》：牧歌与失乐园

三 伊斯特伍德矿区：工业文明的一面镜子

第二章 新女性·性·两性关系

一 女权主义与劳伦斯小说中的新女性

二 文明束缚下的畸形两性关系

三 理想两性关系的缔造

四 性描写及同性恋诸问题

第三章 探索非理性心理世界

一 非理性心理活动的现象形态

二 非理性心理的构成因素

三 自我拯救的内在源泉

四 非理性心理探索的迷思

第四章 原始性与异国想象

一 原始性在文明更新中所起的作用

二 追寻原始性：从远古到异域

三 原始性与美国想象

四 《羽蛇》及其他：误入歧途的原始主义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白孔雀》中大自然的对立面是矿区。《儿子与情人》中，贝斯特伍德矿区所代表的工业文明是在以侵占、破坏大自然为代价发展起来的。起初，这里是大片的森林、草地、农田，发现煤矿之后，田野中便出现了一些“奇形怪状的土墩以及一块块黑斑”，这是挖小煤窑造成的结果。而“矿工居住的茅棚也开始疏星似地散布在教区的农庄上”。在大约60年前，现代意义上的大型煤炭公司成立，溪谷间六个矿井先后开工，联结各个矿井间的铁路也修建起来。这些矿井和铁路点缀在森林小溪之间，逐渐地蚕食、侵吞、破坏着自然之美和它的完整性。煤矿扩大了生产，矿工增加，需要新的住房。原先的工棚区被付之一炬，清除的垃圾堆成了一座小山。新的住房修建起来，外表虽然美观，但厨房正对着垃圾坑，环境令人作呕。

劳伦斯在《虹》中，以细腻的笔墨，再一次展现了工业文明对大自然的侵占过程，工业文明又一次以大自然破坏者的角色出现。马什农场的周围，原先是一望无际的原野。一条河流，蜿蜒曲折，缓缓流过一片片赤杨树林，远处是起伏的小山，山上耸立着一座教堂。布兰温家族成员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大自然息息相通，这是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画面。但自从运河、铁路开通，煤矿修建后，运河附近的镇子因靠近工业区而日趋繁华，布兰温家靠给镇上居民提供生活用品而富裕起来，生活方式渐渐在改变。开始时，布兰温一家对周围发生的这场乱纷纷的变化惊讶不已。把他们隔绝开来的堤坝令他们困惑不安，从河堤那边传来卷扬机有节奏的轰鸣，火车刺耳的汽笛在人们心中掀起一阵阵莫名的恐惧。家人赶马车从镇上回家时，常常会遇见蓬头垢面的煤矿工人成群结队地从矿井出来。收获季节，连风也夹杂着煤块燃烧散发的硫磺味儿。工业化的发展给这块古老的土地罩上了阴影，运河、铁路和煤矿的井架标志着古老文明的结束与新时代的开始。与宁静、翠绿的乡村构成强烈对照的是污浊、灰暗、肮脏的矿区，以及矿区里人们呆滞的目光和麻木的表情。劳伦斯把自然看成是这片土地的主人，而工业文明是外来的，是强迫之物，是一个“偶然事件”。所以，他写道：“入侵完成了。”

在《恋爱中的女人》第一章，厄秀拉和古娟去观看克里奇家族成员的婚礼。他们走在路上，看到杂乱无章的街道，蓬头垢面的居民，盖满煤灰的菜园，就如同进入了一个鬼魅的世界。一直在外地工作的古娟不由叫道：“厄秀拉，这世界疯了。”沿路走下去，景象越来越不堪：

姐妹俩穿过一片覆盖着一层黑灰的田野，沿着一条黑色的小路走着。左边的景色挺美，山谷旁立着许多矿井架，右边远处山上的麦田和树林披了层黑魃魃的薄纱。在黑色的天空中两行烟柱，一白一黑，笔直地升向天穹，蔚为壮观……她们脚下的这条黑路是矿工们长年累月踩出来的。一道铁墙把路和田野分隔开来，通向大路的栏杆被矿工们的衣服磨得发亮。此时，姐妹俩行走在几排房屋中，这儿的房屋更破旧。女人们围着粗布围裙，双手交叉在胸前，站在屋旁聊天。她们像土著人那样一的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小孩们嘴里叫着骂人的话。

《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在更大更系统的规模上表现了工业文明与大自然的对立和冲突。克利福在英国中部矿区的府宅是一座18世纪的老屋，建在高坡上的一个橡树园里，这座壮丽的贵族府宅因为距煤矿和特弗沙尔村落不远，它的美丽和宁静全被破坏了。在这栋住宅里，能听见矿坑里筛煤机的轰鸣声，卷扬机的喷气声，载重车换轨时的响声，以及火车的汽笛声。近处的天边，总是“笼罩着一种蛋白石色的霜和烟混成的蒙雾”，当风吹来的时候，屋里便充满了硫磺的臭味。屋前屋后花草树叶上，总是铺着一层煤灰，好像是天上降下的黑露。特弗沙尔村落是矿工的居住区，“差不多挨着园门开始，极其丑恶地蔓延一里之长，一行行寒酸肮脏的砖墙小屋，黑石板的房顶，尖锐的屋角，带着无限悲怆的气概”。小说第十一章，康妮乘车去阿斯巍，途中经过特弗沙尔，她被这个村落受到的工业文明荼毒震惊了。这个村落不仅环境受到煤矿生产的严重污染，更可怕的是，当地社区和居民的精神完全堕落了。这里“丝毫没有自然美，丝毫没有生之乐趣，甚至一只鸟、一只野兽所有的美的本能都全部消失了，人类的直觉官能都全部死了”。康妮乘车穿行于其间，就好像穿行于地狱之中，芸芸鬼魅就是新英格兰正在生产着的“一种新人类”，这是“迷醉于金钱及社会政治生活，而自然的直觉的官能确是死灭了的新人类”，他们不过是“有人类模样的、歪曲的、妖怪的小东西”，是行尸走肉。

小说以无尽的诗意笔墨描绘出与工业文明对立的另一个世界——拉格比庄园附近一片年代久远的树林。它是舍伍德森林的残存部分，传说中的草莽英雄罗宾汉曾在此打猎。如今这片树林不再宽广，但仍保存着“老英格兰时代的什么神秘东西”，甚至克利福都赞叹，这里是“老英格兰的心”。在劳伦斯笔下，这片树林成为理想的圣土，培养理想情爱和两性关系的伊甸园，对抗工业文明的堡垒。

这片树林最大的特点是它生机盎然，并且与康妮生命的觉醒过程，与康妮和梅勒斯理想两性关系的建立过程相生相伴，相辅相成。在康妮生命的低潮期，在她被日渐增大的不安感所困扰时，她投身进这片树林，想从中得到慰藉。但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一开始并不成功，树林不能成为她避难的地方，“因为她和树林并没有真正的接触”，“没有接触树林本身的精神”。直到在小说第五章，她与克利福一起走进树林，与守猎人梅勒斯相遇时．树林本身的精神才被她触着。克利福坐在轮椅上，奢谈着“古老的英格兰”，发誓要保护这片树林，但当他冷静地暗示康妮可以找一个情人生一个孩子时，这一番蔑视生命本质的谈话，以及他需要梅勒斯帮他把轮椅车推出树林，说明他在精神上与这片树林是隔绝的。梅勒斯是克利福刚刚请来的守猎人，他牵着一头猎犬，在树林中轻快地行走，敏捷而从容，这显示他才是树林的真正主人，是自然的精灵。康妮与梅勒斯双目对视，各自心中有了对方。这时，尽管是二月的寒冬，万物萧瑟，但康妮仍然感到她与树林建立起了内在的联系，感受到了树林正在积聚着力量，等待着生命喷发的时刻：

古老的树林散发出忧郁的古代气息，这气息使她感到安慰……她喜欢这片残余森林的内向性，喜欢老树那无言的含蓄。老树具有一种非常强大的沉默力量，同时又体现出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存在。它们也在等待：固执而淡薄地等待，散发出沉默的潜能。P142-P145

洪涛拿来了他多年潜心研究的成果《荒原与拯救：现代主义语境中的劳伦斯小说》，要我写序，我为他感到高兴，高兴之余，也愿意说点什，写序委实不敢当，就写几句真心想说的话吧。

劳伦斯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之后才逐渐为国人所知的，尽管半个世纪之前，邵洵美、郁达夫、林语堂、饶述一等人就评介或翻译过他那本大著《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但国人真正认识劳伦斯应该说是近20年内的事。随着经济体制的变革，“西学东渐”的势头再次涌现，西方20世纪的种种思潮被引进了，思想文化上也就发生了观念的剧变。在对待男女与性的问题上，国人几千年来恪守夫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古训，唯独忘记了孔门圣人们还有“食、色，性也”的教谕，因而男女之间只能“授受不亲”，甚至谈性色变。西人在对待“男女”问题上虽然也曾相当保守，然国人保守的程度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也许这正是为什么《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在西方遭禁三十多年，而《金瓶梅》在中国则遭人诟病达数百年之久，问世不久就被删改得面目皆非，就连所谓的“删节本”一般人也无由获得。也许这也正是《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在西方解禁后数十年间，国人大都仍无由得知的重要原因之一。

20世纪80年代的二度“西学东渐”比半个多世纪之前的那次似乎来势更为阔大。在各种新的学说观点被引进、阐释的大潮中，弗洛伊德关于性、本能、“力必多”等观念显得格外醒目，于是国人又记起了老祖宗“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另一种教诲，于是，《查特莱夫人的情人》50年前的旧译有了新本，劳伦斯的其他重要著作也陆续被翻译出版了。二十余年来，劳氏的作品几乎全都被翻译过来了，有的作品甚至不止一种译本。而且，随着劳氏作品的被引入，对劳伦斯其人其作的研究也逐渐展开，并形成了相当的规模。

然而，二十余年来，尽管出版了不少有关劳伦斯及其作品的论文与著述，但正如有的论者指出的那样，这段时间的研究并没有真正超过当年郁达夫、林语堂、饶述一的认识水平。譬如，郁达夫看出劳伦斯是一个“积极厌世”的作家，他厌恶英国贵族社会的“空疏、守旧无为而假冒高尚”。作为一部“有血有肉”的“杰作”，《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是要人们积极地追求一种自然的、富有人性的生活。林语堂深刻地指出，劳伦斯笔下的“性交是含蓄一种主义的”，这种“主义”就是对当时英国乃至西方工业社会、机器文明、金钱至上的猛烈抨击，要人们“归真返璞”，过一种“灵肉合一”的、自然的、健全的、本性的、艺术的、情感的生活。饶述一同样认为，劳伦斯在《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诚实、真率的”性爱描写蓄含着无限贞洁的理想”，而这个“理想”就是向“人类社会的虚伪、愚昧、腐化”开战，去创建一种“新道德、新社会、新生命”；弃绝所谓“新野蛮时代的生活、机械的生活”，去做“真正的人，过真正的生活”。纵观二十余年来国人的劳伦斯研究，尽管大多数论者掌握了更为丰富翔实的材料，对劳氏酣畅淋漓的性爱描写表层下蕴含的这种“主义”或“理想”作了更为丰满、细致的阐发，但在观念的层面上似乎并没有超越前辈学人已经发现的这个范畴；再者，虽然不少论者都开始将眼光从《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移向《儿子与情人》、《虹》、《恋爱中的女人》等劳氏的其他几部重要作品，甚至包括其中短篇等更为广阔的劳氏作品领域，并把自己的研究建立在更为深入的文本细读上，但他们大多数人的研究角度仍未摆脱前辈学人单一、局限的视角，因此很难建立起全面的、整体的劳伦斯观。当然，我不是说，二十余年来的劳伦斯研究没有进步和成绩，进步与成绩是明显的，但就总体而论，并没有给人多少超越前人的感觉。  

当然，洪涛现在的这一研究成果也很难说如何超越了前人，但依我的浅见，却也有一些不容忽视的新意。首先，本书在论述劳氏对工业文明批判的基础上展开，进一步论述了他的两性观和对非理性世界的探索以及对原始性的迷恋，这样就使自己的研究获得了立体感和某种整体性。其次，本书既不是对劳氏重点作品的文本分析，又不是纯然的学理阐发，而是把一个较为合理的理论框架置于具体作品的文本阐释的基础上，这样就使理论的阐发没有空洞的感觉，反而给人以坚实感、深度感。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本书在充分肯定劳氏的前提下，对其原始主义的错误立场作了辩证的分析，给予了实事求是的批判，从而把此前的劳伦斯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洪涛是一个勤奋的学者。他硕士阶段学外国文学，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研究劳伦斯，并完成了以劳氏为题的硕士论文，后来博士阶段转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沈从文，于是不得不中断已经开始的劳伦斯研究，但他却始终记挂着劳伦斯，在沈从文研究告一段落之后，立即集中全力完成一直在思考的劳伦斯研究，他曾利用出国进行学术访问的良机，两次到劳氏故乡伊斯特伍德寻访作家的童年生活以及后来创作的踪迹，又在存放大量作家资料的诺丁汉大学和剑桥大学潜心发掘新材料、新观点，司以说，正是在长期不懈的思考与积累之后，他才能完成现在这部具有一定分量的研究成果。

洪涛也是一个诚实严谨的学者。他治学从不虚张声势，一贯脚踏实地。他真诚地宣布，与西方的学者相比，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者并不具有语言和资料的优势，因此，他不妄自尊大，奢谈超越，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研究有自己独特的角度和立场。诚如他在本书“后记”中所说的：“学术标准是多元的……在时代风潮的影响下，从不同侧面对劳伦斯作出合乎时代需要的阐释又何尝不是一种学术贡献?就此而言，我认为东西方学者站在同一个高度，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因此，他不妄自菲薄，盲信西方。我以为这是一种十分正确的学术态度和立场。摆正自己与他者的关系，既不自以为是，盲目自大，又不迷信他人，畏缩不前，老老实实做人，扎扎实实治学，从自己的特有的学术视野和立场切入论题，这正是做好学术研究的前提。也许正因为取了这一正确的立场，洪涛才能从一个他所谓的“劳伦斯迷”变成一个劳伦斯的批判者，也才能对劳伦斯研究作出现在这样一个值得称道的贡献。

毋庸讳言，作为一个外国文学研究者，尽可能精通研究对象 国的语言也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具有了语言的优势，才能获得占 有第一手材料的优势，材料上的重大发现常常可以成为学术研究 的突破口，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洪涛对此无疑是有充分认识的。他多年来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学习英语，他在自己的劳伦斯研究中尽可能多地搜集利用第一手资料便是一个明证。

洪涛在劳伦斯研究与沈从文研究两个领域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我祝愿他在未来的学术道路上进一步努力，取得更骄人的业绩。

刘象愚

丙戌岁尾于京师园

我对劳伦斯的兴趣，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当时劳伦斯在中国正热，我的研究方向又是英国现代文学，于是就选了他作为自己硕士论文的题目。1988年10月，上海召开劳伦斯国际学术讨论会，我得到消息也赶去参加，在会上结识了不少朋友，也加深了对劳伦斯的理解。1989年，我以《作为现代心理小说家的劳伦斯》为题的学位论文，顺利通过了答辩，受到导师和答辩委员会成员的好评。

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我到西南地区一所大学任教，为学生开设了“劳伦斯研究”选修课。这门课程受到学生异乎寻常的热烈欢迎，也使我深受鼓舞，当时立下“宏愿”，希望在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写一部劳伦斯研究的专著。但这个愿望当时没能实现。1992年，我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师从钱谷融先生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学位，劳伦斯研究暂时搁置。1995年博士研究生毕业，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研室工作。虽然自此以后，劳伦斯研究已经属于“专业”范围，但其他更加紧迫的学术任务常常挤进来，劳伦斯研究不得不一拖再拖。2001年1—4月，我到意大利北方的特伦托大学做访问学者。在意大利期间，我专程到附近加尔达湖畔的Gargnano去寻访劳伦斯的足迹。劳伦斯1912年9月—1913年4月在这个小村落的Via Colletta街44号居住过。烟雨中我静静地在那栋米黄色的三层别墅前立了许久，又步行到劳伦斯在《意大利的曙光》中描写过的圣托马斯教堂。小教堂位于长满了橄榄树的半山腰，地基的一部分已经坍塌，在雨中透着凄凉。劳伦斯当年就是从这里遥望湖对岸的雪山，而整个教堂和他都沐浴在强烈的阳光中，宛如天使降临的那个时刻。在意大利期间，我还应英国诺丁汉大学劳伦斯研究中心主任约翰·沃森(John Worthen)教授的邀请，对诺丁汉大学作过10天的短暂访问。在约翰·沃森教授安排下，我参观了劳伦斯研究中心的收藏，复制了大量劳伦斯研究资料。约翰·沃森教授还驱车带我到劳伦斯的故乡伊斯特伍德参观。伊斯特伍德在20世纪后半期实施过一个“凤凰重生”计划，完成了从煤矿工业向旅游和房地产业的成功转型。这座当年的矿区小镇，早已不复有烟尘蔽日、机声隆隆的景象，但孕育了一个伟大作家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生活原貌却被基本保存下来：海格斯农场、穆尔格林水库、几处矿井、矿工宿舍、劳伦斯居住过的房子，等等。劳伦斯创作中的场景与现实一一对照，拉近了我和劳伦斯之间的距离，增加了我对劳伦斯的感性认识。

真正动手写这部酝酿已久的专著，还是2004年秋天的事情，时间距离我初次接触劳伦斯，已经过去了17年。当时我到剑桥大学英语系作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此前我的沈从文研究已经告一段落，可以腾出手做这件事情了。剑桥有非常丰富的研究资料，优越的学术环境，我也有了充裕的时间，于是沉下心来，在一年时间里完成了这本书的初稿和二稿。在英国访学期间，我又专程到诺丁汉伊斯特伍德做了为期三天的考察，再一次查找、核实劳伦斯小说中出现的物景、人物与现实的联系，收获是巨大的。2005年秋回国后，我抓紧时间完成了第三稿，并最终定稿。一件旷日持久的学术工作总算元成了。

遥想当初第一次读《儿子与情人》的时代，我才20多岁，一转眼近20年过去了。时间因素给我的劳伦斯研究的最大影响，是我很难与劳伦斯再产生共鸣了。劳伦斯对非理性精神的张扬，曾让我如同发现新大陆一般，感到异常欣喜和激动；如今，我更多是以批评挑剔的眼光看待他。也难怪，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环境的变化，思想和心态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对劳伦斯不产生新认识才真的有问题呢。我渐渐认识到这种变化对劳伦斯研究的正面作用：它可以让我冷静下来，以客观甚至是批判的眼光，看待劳伦斯。迈克尔．莱文森在《现代主义》一书中曾经很生动地谈到当前研究现代主义时应该采取的态度，我对他的意见深表赞同。他说：“我们仍然把它叫做现代主义，它的时代飞逝，正在成为文学的历史，可人们依旧沿用这个称谓，尽管反常，我们还是这么称呼。本书发行后不久，‘现代主义’便会成为上个世纪初的一个时代名称，它太遥远了，甚至不属于祖父母一代。我们忧心忡忡而又不可避免地到了这样的时刻，很多人都觉得，一个废弃的运动仍然荒谬地顶着这么一个厚颜无耻的头衔。”①的确，“现代主义”早已不再“现代”，它正在迅速成为历史的陈迹。作为21世纪的研究者，关注现代主义已经不再意味着对它皈依和崇拜，而要进行重新评价和反思。我和劳伦斯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我在学习如何从一个“劳伦斯迷”变成一个劳伦斯的批判者。

作为中国的世界文学研究者，我不得不经常面对这样的疑问：相对于西方学者，我们研究西方文学有何优势可言?说实话，我的确被这个疑问深深困扰。与西方学者相比，我们在语言上没有优势，没有感同身受的文化体验，没有收集资料的方便，如何能够在西方文学研究中接近、达到乃至超越西方学者的研究水平?如果不能，我们的研究又有何意义?就我个人的劳伦斯研究而言，我不会盲目自大，动辄奢谈“超越”，但我也认为不必盲信西方，妄自菲薄。九十多年来，西方学者积累的劳伦斯研究成果可以说是车载斗量，但真正能够留传下来的也真的是屈指可数。20世纪各种新的批评理论和方法层出不穷，它们都在劳伦斯研究领域激起过反响。时过境迁，一些研究成果经住了时间的考验，也有许多早已经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反观东方，印度有Amit Chaudhuri，韩国有Chong-wha Chung，也都对劳伦斯研究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何况学术的标准是多元的，史料上的重大发现当然有学术价值，在时代风潮的影响下，从不同侧面对劳伦斯作出合乎时代需要的阐释又何尝不是一种学术贡献?就此而言，我认为东西方学者站在同一个高度，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况且，人文学术研究总是受本国思想文化运动的激励和影响，并且注定成为本国思想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些中国学者如周作人、茅盾、郑振铎、梁宗岱、朱光潜、杨周翰等，他们的西学研究，只有从这一角度衡量，其意义才能更加充分地彰显。我把这些前辈学者作为我的榜样，在劳伦斯研究领域努力吸收最优秀的研究成果，发出自己的声音。

回顾这些年我研究劳伦斯走过的历程，许多前辈学者对我的帮助仍历历在目。我的研究生导师牛庸懋先生支持我选定了这个在当时颇有争议的题目，给予了许多有益的指导。牛先生已经作古，我把这部著作的出版看做是对先生的一个纪念。在答辩前后，朱维之先生、臧传真先生、崔宝衡先生、蒋连杰先生、卢永茂先生、梁工先生、王立新先生，都给我的学位论文提出过许多中肯的意见，使我受益匪浅，这里向他们表达诚挚的谢意。

罗羡仪博士为我提供了部分费用，并利用她的关系，帮助我建立了与约翰·沃森教授的联系，使我对诺丁汉大学劳伦斯研究中心的第一次访问得以成行。在此书的构思阶段，她还从“外行”的角度，给了我许多善意的批评和建议。约翰·沃森教授在我访问诺大期间，为我安排了丰富的学术活动，还多次专门接受我的提问。他的劳伦斯传记研究，经他手编辑的剑桥版劳伦斯作品集，都给了我许多研究上的方便。陈悖教授、刘象愚教授在我来北师大工作后，一直支持我的劳伦斯研究，刘象愚教授还拨冗为本书作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郭沂纹老师、李炳青老师为本书的编辑、出版花费了许多心力。在此衷心感谢他们。本书引用或参考了诸多国内译者的劳伦斯作品译文，恕不一一列出姓名，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妻子谢江南女士。她自己也有繁重的科研和教学任务，但她仍默默操持家务，教育孩子，为我作出了很多牺牲。   

① 迈克尔·莱文森编：《现实主义》，田智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2006年岁末于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