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克多·雨果以“极点”论伏尔泰：“伏尔泰生活的84年、处于君主制的极点和人革命黎明时期。他出生时，路易十四仍然在位；他去世时，路易十六已经登基。他的摇篮可以看作伟大朝代的最后一缕宝光，他的灵柩是那个地狱般的世界的第一丝微亮。”

　　伏尔泰把“欧洲发现中国文明”比之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在欧洲的君主以及那些使君主们富裕起来的巨商们看来，所有这些地理发现只有一个目的：找寻新的宝藏。哲学家们则在这些新发现中，看到了一个精神的和物质的新天地。……中国遵循最纯洁的道德教训时，欧洲正陷于谬误和腐化墮落之中。”

　　建议以下人群阅读本书：历史学家、哲学家及文史爱好者，“启蒙时代”之研究家，法国文化之研究或爱好者，传记文学之研究家或爱好者，威尔·杜兰之研究家或爱好者，伏尔泰研究家或爱好者，大中学生……

　　本书源于威尔·杜兰名作《世界文明史》之第11卷《伏尔泰时代》。杜兰（Will Durant，1885-1981），美国著名史学家及哲学史家，一流的文明通俗作家，曾穷毕生之力，与夫人一起，撰成巨著《世界文明史》　　美国《纽约客》杂志以“公正无私”评本书：“杜兰夫妇表现出对这个时代敏锐的鉴赏力，同时，该书在处理对这个有争议的时代的各种争论时，非常恰当地做到了无正无私。”　　美国《时代》周刊以“极有深度”评本书：“杜兰夫妇再次证明了他们的才华……他们的见解一针见血，极有深度，而这正是许多学术著作所缺乏的，无疑他们是最棒的两位。”　　《图书馆杂志》以“高潮迭起”评本书：“他的叙述高潮迭起，戏剧性强，他的风格流畅而富有机智。”

第一章 法国：摄政时期

(公元17115-1723年)

第一节 伏尔泰年轻时代

第二节 争取摄政

第三节 先盛后衰

第四节 摄政者

第五节 摄政政治下的社会

第六节 华托和艺术

第七节 作家

第八节 令人难以置信的枢机主教

第九节 伏尔泰与巴士底狱

第二章 伏尔泰在法国

第一节 在巴黎

第二节 《论英国书札》

第三节 锡雷地方的田园生活

第四节 廷臣时代

第五节 爱人之死

第六节 德尼(Denisl夫人

第三章 瑞士和伏尔泰

(公元1715—1758年)

第一节 喜庐

第二节 境内诸郡

第三节 日内瓦

第四节 新史

第四章 学者

第一节 知识的环境

第二节 学者的启示

第五章 科学的进展

(公元1715——1789年)

第一节 探讨的开展

第二节 数学

第三节 物理

第四节 化学

第五节 天文学

第六节 地球

第七节 植物学

第八节 动物学

第九节 心理学

第十节 科学对文明的影响

第六章 医学

(公元1715—1789年)

第一节 解剖学及生理学

第二节 疾病的奥妙

第三节 医疗

第四节 专家

第五节 外科学

第六节 医师

第七章 无神论者

(公元1730—1751年)

第一节 哲学的狂潮

第二节 反抗的背景

第三节 让·梅利耶

第四节 人是机器吗?

第八章 狄德罗与百科全书

(公元1713—1768年)

第一节 怠惰的岁月

第二节 盲者、聋者与哑巴

第三节 一部书的历史

第四节 百科全书本身

第九章 普洛透斯狄德罗

(公元1758—1773年)

第一节 宇宙即神论者的狄德罗

第二节 达朗贝尔之梦

第三节 狄德罗对基督教的看法

第四节 《拉摩的侄儿》

第五节 狄德罗的伦理观和政治观

第六节 狄德罗论艺术

第七节 狄德罗与戏剧

第八节 狄德罗

第十章 扩展中的运动

(公元1758—1774年)

第一节 爱尔维修

第二节 助手们

第三节 霍尔巴赫

第十一章 伏尔泰与基督教

(公元1734—1778年)

第一节 伏尔泰与上帝

第二节 伏尔泰和百科全书

第三节 地震神学

第四节 康迪德

第五节 欧洲的良心

第六节 打倒卑鄙

第七节 宗教与理性

第八节 伏尔泰的执拗

第十二章 哲学家的胜利

(公元1715—1789年)

第一节 僧侣的反击

第二节 反对哲学家者

第三节 耶稣会会士的没落

第四节 教育与进步

第五节 新道德

第六节 宗教的退却

第七节 结论

乐土收场白

菲力普的首要任务是恢复国家的经济秩序与稳定。他继承了一个破产的政府，负债24亿利维尔(Livres)，另还加上浮动债款5.9亿利维尔——流行于国内的皇室特定票据，现在面值几乎不到1／3。政府在1715年之净收入为6900万利维尔；而花费则为1．47亿。1716年预定的大部分收入，均已预先支出。

圣．西蒙建议断然地宣告破产，但遭挪瑞(Duc Adrien Maurice de Noaillesl公爵反对。摄政当局采取节省与改革并行的折衷办法，把军队减至2．5万人；退役军人免纳税6年；有8个孩子者永久免税。封建领主的租税、盐税、人口税及其他赋税均已降低；滥用积蓄皆受指责，有些甚至受到矫正。很多政府冗员均遭解雇——单在巴黎就有2400人。当时还成立了正义法庭(1716年3月)，那些资本家、商人、军火制造商及其他人士，均以曾经骗取政府财物之罪嫌。受召出庭。熟谙军事措施的挪瑞，开始了令人恐怖的行动：凡揭发没履行契约的同侪者，应允施与宽大；告密者偿予因而收回的款额之1／5；凡干涉揭发者，均处以死刑；财产公告不实者，得没收财产、并放逐海外。犯罪者有些被绞死，有些加上枷刑，经过欢呼的民众面前。少数无以自清的金融家，终于自杀。方法虽好，效果却差。大部分罪犯贿赂法官、贿赂摄政者的亲信或其情妇，以免除审问和罪行。官方之腐败甚至到了不是罪犯行贿而是朝臣索贿的程度。有位资本家被罚款120万利维尔，一位朝臣应允以30万利维尔为他脱罪。“亲爱的大人，”这位资本家说， “你来迟了一步；我刚刚和令夫人达成协议，费用只是你所提的一半。”解散正义法庭的敕令公布下来(1717年3月)，以各政府罕见的坦诚说道：“遍布得使各阶级几乎均受传染，因此，政府很难对如此多的罪犯施以公正的惩处而又不致危害到商业、社会秩序和国家。”待审讯结束时，政府净利大约为7000万利维尔。

不满于这些结果，摄政转向于提供他新财经制度的一位著名的苏格兰人。约翰·劳(John Law)生于1671年，为爱丁堡某银行家的儿子，他在伦敦学习银行学，亲眼目睹1694年英格兰银行的开业。他在一次因爱情纠纷的决斗中，一时失手杀死了对手，因而顶着死刑的罪名，逃避到欧洲大陆。他英俊、和蔼，具有数学天才；于外币汇兑方面之投机颇为成功，而且他对纸牌组合的计算与记忆能力，帮助他在各地赚取利润。他观察了阿姆斯特丹(Arosterdam)、汉堡(Hamburg)、威尼斯(Venice)及热那亚(Genoa)银行的作业。在阿姆斯特丹，他尤其感觉到存贷制度的魔力，那便是银行发行抵得几倍国库金价的纸币，同时，以10基尔德(gulden)担保基尔德，结果刺激、促进并繁殖了工商活动；这样，有家商人信任的银行，他看出不必麻烦地携带或以金银交易，而仅仅转移银行票据，即可进行买卖。他怀疑在法国竟然无法建立这种国家银行及存贷制度。他预想出后来被称为他的“制度”这一学说。

他的主要构想便是以国家赊账，发行纸币，来加雇人员、物资到两倍于国家现存的金、银与土地之总值，同时降低利息，以鼓励企业家向银行借钱，借谋工商企业与方法之革新。这样，金钱创造企业。而企业则增加雇员与产品，国家税收和贮藏将渐丰富，同时也可发行更多的金钱。如此，利润便可像螺旋般扩展。如果人民能够被优厚的利息所吸引，将他们的积蓄储存于国家银行，而不私藏珍贵金属．则人民的积蓄增加了储金，更多的纸币就能发行，散漫的金钱将集中引起作用，国家的繁荣即可促进。

P1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