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壮丽的年代,这是一幅壮丽年代描绘的壮丽画卷,从黄土浑厚的广袤西北大地,到峰峦连绵的西南雪域高原,从富饶美丽的江浙平原,到波涛汹涌的东海、南海,人民解放军的广大指战员高举红旗,高唱战歌,“向最后的胜利,向全国的解放”,气吞万里;而国民党军队和一切反动武装,则势穷途末,如同疾风中的枯叶,凄然飘逝。领导层的决策与将士的拼搏遥相辉映:战场冲杀与谈判交锋相互配合,乘胜奋勇追击与化装深入匪穴相得益彰……形成了地域广阔、错综复杂、色彩多姿的奇特景观,勇与智、谈与打、理与情、起义与被俘、公开与隐秘,都表现得淋漓尽致。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高高飘扬;反动派的孤舟仓惶远去,逃居孤岛。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本书采用文学手法,全景式地记述了第四野战军在历史转变时期大征战的光辉历程。
本书采用文学手法,全景式地记述了第四野战军在历史转变时期大征战的光辉历程。全书语言通俗,史实充分,情节生动,不仅可以将它作为历史读物,也可将它视为军事类小说来阅读。
正当林彪和肖克在北京饭店二层大套间里研究白崇禧的时候,白崇禧也正奔波于南京和武汉之间,挖空心思想与共产党作最后的周旋。
白崇禧于1893年生于广西桂林六塘山尾村一个回民家庭。少年时考入广西陆军小学,后进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回广西部队服役。在反对旧桂系陆荣廷、统一广西的作战中,常施巧计取胜,自那时便有了“小诸葛”的绰号。他也参加了北伐,当过蒋介石的参谋长。抗战时期,曾经对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书深表赞赏,并将其基本精神摘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这两句话后被国民党奉为对日作战的指导方针。在解放战争期间,白崇禧提出“守江必先守淮”的攻势防御方针,但未被蒋介石采纳。他在出任国民党“华中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之前,是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国防部长,陆军一级上将。在李宗仁当上了副总统之后,蒋介石为了排挤桂系,免去了白崇禧的国防部长的职务,由蒋的嫡系何应钦接任,而要白崇禧去武汉出任华中“剿总”的总司令。白崇禧因此而大闹情绪,不愿到汉口履新,带着夫人弄趟专列火车跑到上海游山玩水去了。蒋介石没有了办法,只好派桂系元老黄绍兹去上海作说客,劝说白去上任。黄绍兹到上海见到了白崇禧,说:你待在上海干什么?还不乘此机会到武汉去,把我们桂系部队掌握起来!华中这块地盘是两广的门户,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你以为老蒋还能挺多长时间?……这一番肺腑之言,把白崇禧给打动了。于是他将在九江的指挥所迁到了汉口,他本人就任华中“剿总”的总司令。
白崇禧上任之后,一方面调整部署,把桂系部队都集中到华中地区来;一方面伺机“倒蒋扶李”。淮海战役时,蒋介石要调白崇禧所属的黄维兵团到津浦路南段去参加会战:黄维是蒋介石的嫡系,白崇禧一口同意了他东调会战,其实这是借刀杀人之计,他巴不得看着黄维被解放军消灭才解恨;至于老蒋要调他的其他兵团,则对不起,自己身上的肉怎能让人随便剜,自己的看家老本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调走,气得老蒋在电话里和白崇禧吵了起来。淮海战役后,战场形势对蒋介石越来越不利,白崇禧在1948年的12月24日和30日,接连向蒋介石发出了“亥敬”电和“亥全”电,要他和中共进行“和谈”,实际上是向蒋介石“逼宫”,要老蒋下台。蒋介石无奈,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终于在1949年的1月21日被迫下野,由桂系的李宗仁当了代总统。
白崇禧所谓的“和谈”,不过是缓兵之计。他的下一步棋,便是企图使解放军停止前进,不要过江,以长江为界,来个“划江而治”,搞一个现代的“南北朝”局面,以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美国的援助,图谋东山再起。为了能够实现这样一个如意算盘,白崇禧曾经秘密派遣他的私人代表刘仲容北上,设法寻找中共进行联系。1949年3月底,刘仲容辗转到达了北平,毛泽东在香山的双清别墅亲自接见了他。毛泽东听完了刘仲容转述了白崇禧的意见后,笑了笑说:“白先生要我们不过江,这是办不到的。这样吧,我们过江之后,如果白先生在武汉感到处境孤立的话,可以退到长沙再看看,还不行的话,他可以退到广西老家嘛!咱们来个君子协定,只要白先生不进攻我们,我们三年之内不进广西,好不好?”毛泽东与刘仲容谈过话后,立即向已接近武汉的四野先遣兵团的肖劲光、陈伯钧发出了一个电报,叮嘱他们对白崇禧所辖地区暂不进占。
毛泽东给四野先遣兵团的肖劲光、陈伯钧、唐天际、解方、潘朔端等人发出的电报的内容是这样的:
(一)我们已和白崇禧代表刘仲容商定,黄冈、阳罗、仓子埠、黄坡、花园、孝感、汉川、蔡甸、黄陵矶之线及其以南地区我军暂不进占,使武汉不感震动,大商巨绅不致逃跑,将来我军进占该城及武汉地区时用和平接收办法,免遭破坏。此点望肖陈通告所属,望中原局通知桐柏、江汉、鄂豫三区一律照办,其余宜昌至武穴线上长江北岸要地,凡我军已占者照旧,凡我军未占者一律暂不进占,以利和平接收。肖陈并可设法与花园方面白部负责人作试探性的联络,并以情况电告。
(二)李宗仁代表黄启汉昨日由北平返南京,除传达上项旨意外,并传达我方允许安庆方面桂军向南京或向武汉撤退。请刘(伯承)李(达)张(际春)即作准其撤退之部署,并令前线派人与守军试行联络。
(三)总之,我方对桂系即应根据联桂反蒋方针开始着手采取具体步骤,由敌对关系改变为交朋友关系,对张轸亦是如此。执行情况望告知。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白崇禧派人前来联络“和谈”的态度是认真的,也是愿意和这位白先生交朋友的。因为优势在谁是明明白白的。但是,很可惜,白崇禧觉得解放军硬要坚持过江太不合胃口,与他的“划江而治”南辕北辙,从而拒绝了毛泽东的这份善意。当然,由此也就决定了白崇禧最后的悲剧结局。
4月9日,白崇禧奉李代总统之召从武汉来到南京,出席李宗仁召集的紧急会议,商讨对中共和谈的对策。会上,刚刚从北平赶回来的南京政府方面的和谈代表黄绍兹汇报了情况,他说,如果国民党方面同意签署这个《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文本,中共方面表示,广西的部队可以得到安全保障。中共高层还透露,同意白先生率领的部队继续留驻武汉,也可以开到广西去,两广在一两年之内将不实行军事管制,也不进行土地改革,这些条件确实是很宽大的……黄绍兹讲到这里,白崇禧听不下去了,很不客气地打断了这位桂系老相识的话,愤愤然地说:“你们和谈代表团,没有坚持我们的腹案,怎么能够同意共军过江?你们这些和谈代表是有负重托的。什么两广近期不会有大的变动?那是像吃鸡一样,容易吃的他们先吃了,到后来是连鸡头鸡脚都是要吃光的!”说罢,拂袖而去……
这一次,白崇禧不像去年在上海时那样听从老相识黄绍兹的劝告,甚至连一点面子也没有给他。这倒闹得黄绍兹很下不来台,进退维谷,不好再回北平,只得转道赴香港去了。
此前,4月初,白崇禧也到过一次南京,与李宗仁密商军机,但在公开场合,仍然是满嘴的“和谈”。国民党的《中央日报》4月4日有这样一篇报道:“白总司令崇禧,昨(3日)午参加代总统官邸之会议后,即于午后四时乘专机返汉。白总司令在机场谈话说,在军事上国军于今年一月起即停止行动,在原防待命。吾人所最引为憾事者,即共军之军事行动迄未休止。共军分途南下,即远在华北之林彪、聂荣臻部队,已宽大南进,节节进迫。长江北岸和皖中方面,以三万余之众进攻安庆,仍在激战中。华中方面共军且自驻马店节节进攻确山、信阳、武胜关、花园等处,我军自驻马店相继南移。实现全面和平,必须开诚相谈。”那么,这一次白崇禧返回武汉,《中央日报》的报道就精干得多了:“武汉必可确保,白崇禧具信心。”接着,4月19日的《中央日报》就出现了这样的标题:“林彪部继南下,新乡发生战事”。
P14-17
历史,是不能忘记,也不该忘记的。
20世纪中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二、三、四野战军坚决执行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分别向西北、西南、华东、中南进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追歼国民党军在大陆上的残余部队,剿灭各地的土匪武装,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巩固而英勇战斗,谱写了人民解放军作战史上的光辉篇章。《大决战》丛书采用文学手法,全景式地记述了4个野战军在历史转变时期大征战的光辉历程。
那是一个壮丽的年代,是一幅壮丽年代描绘的壮丽画卷,从黄土浑厚的广袤西北大地,到峰峦连绵的西南雪域高原,从富饶美丽的江浙平原,到波涛汹涌的东海、南海,人民解放军的广大指战员高举红旗,高唱战歌,“向最后的胜利,向全国的解放”,气吞万里;而国民党军队和一切反动武装,则势穷途末,如同疾风中的枯叶,凄然飘逝。领导层的决策与将士的拼搏遥相辉映:战场冲杀与谈判交锋相互配合,乘胜奋勇追击与化装深入匪穴相得益彰……形成了地域广阔、错综复杂、色彩多姿的奇特景观,勇与智、谈与打、理与情、起义与被俘、公开与隐秘,都表现得淋漓尽致。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高高飘扬;反动派的孤舟仓惶远去,逃居孤岛。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那动人心魄的一页,早已经烙印在历史的巨册上,它不仅仅是令人咀嚼过去辉煌和骄傲的光荣,同时也是思考和肩负新世纪的责任。先辈们用心血和生命修筑起来的巍巍共和国大厦,还须用心血和生命去描绘去保卫。过去,不但能告诉今天,也能告诉未来。
有了人民的军队,就有了人民的一切。
强国,必须强军;强军,为了强国。
承蒙长征出版社之约,我们怀着歌颂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歌颂伟大的人民军队的满腔激情,撰写了《大决战》四野卷《纵横中南》一书。
在撰写本书之前,我们先后采访了肖克、万毅、苏静、莫文骅、阎仲川、尹健、宋维拭、董占林、高继尧等原四野的老首长和老同志,并得到他们的热情关怀和教诲。我们还参阅了原四野各部队的军史战例资料。为撰写本书,我们还得到广西军区政治部编研室韦秀康主任和娄剑琴同志、广州市中山图书馆莫少强副馆长的积极帮助和支持。武汉市政协李光荣、江西省政协冷芬俊、涂苏中等三位同志分别参与剿匪部分章节的撰写工作。我们特别得到解放军报社陈先义同志,长征出版社吴纪学、刘志军、王亚宁等同志以及解放军画报社张董芬、李贤光等同志的热切帮助和鼎力支持。在此,我们一并致以崇高敬意!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还吸取了一些作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得到军事科学院军史部有关专家的诚挚指导,对我们帮助很大。仅对以上著者、作家、专家、学者深表衷心感谢!
由于我们掌握史料文献有限,加之运作时间仓促,本书存在缺点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专家、学者和读者们赐教。
作者
2007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