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所见中国人
到澳大利亚作7日游，原来目的是想领略澳洲的自然风光，见识白种人的生活情状。然而，由于时间有限，言语不通，这两方面的收获都很粗浅。倒是遇见的一些中国同胞，留下了颇为深刻的印象，并引发出一系列思考。
一位是老朋友X君。早年就读于中国著名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到北京某研究所工作，70年代末，随夫人因继承遗产而移居澳洲。多年不见，甚为欢洽，除了亲自驾车陪同参观游览市容及奥运会场馆外，还畅叙阔别后境遇。X君乍到之时，本希望用其所长，从事与中文有关的职业，谁知当时该地华人不多，中文学校寥寥，虽有几处大学中文系，但必须同时使用英文才能教学；有几家华文报纸，属侨界联络性质，发行不广，编辑多为半义务。某报董事会曾有意聘X君为总编辑，他考虑再三，没有接受。经过短期恶补英文之后，到工厂当了一名车工。X君一向身体强壮、吃苦耐劳，人际关系好，不久便融入当地社会，一千就是20年。这次我们见面时，已退休在家，游泳、钓鱼、剪草、遛狗……闲适快活。夫人是护士，退休后还继续有工作做。住房是买下又自己设计改造的小花园，绿地宽阔，比我所见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教授朋友们的住宅大得多。尤其令人羡慕的是，他和夫人几乎游遍了全世界，中国内地著名景区也都留下了足迹。谈起当年的老同学、老同事，如今虽是教授、研究员，但住房和经济生活方面与海外相距甚远。X君对此十分清楚，他不无感慨地表示，唯一遗憾的是不能学以致用，然而并不后悔。这些年，他的中文研究虽难以进行，中文写作并未停止，当地及香港和内地报刊经常投稿，写点小文章，也出版了几本散文集。我随手翻阅，文笔老练、思想犀利、见多识广，而且幽默风趣、个性鲜明。他谦虚地说：“虽然没有你们那样的大部头学术著作，却也自由抒情言志，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近十余年，常回老家探亲访友，国内思想言论不断解放，但还存在无形的禁区，不像“化外之民”，无所顾忌。这可以说是一种精神奢侈品。海外的信息渠道很广，中国和世界发生的重大事件和现象，可以看到、听到不同角度的报道和描述，比国内的朋友，眼睛和耳朵似乎更灵便些。近几年澳洲华人激增，朋友越来越多，生活内容也越来越丰富，颇不寂寞呢。”
另一位是30多岁的年轻人，是我老同乡的孩子。80年代初毕业于体育学院，工作中认识一位澳洲体育界人士，遂参与中澳体育交流活动。90年代举家移民，成为澳国某体育组织的雇员。政府为他们夫妇和女儿义务补习英文，很快就过了语言关。女儿人小学而中学，皆免费。夫妻工作尚适意，所学专业知识用得上。年轻人并不满足现状，近几年业余从事中澳留学中介活动，为中国的中学生代办各种手续，乃至提供短期住宿。他很感慨地告诉我：留学生在海外表现实在堪虞。一般中学生才十八九岁，识别能力、自控能力都弱，一到花花世界，稍不小心就晕头转向，学坏容易学好难啊！尤其有钱人家的子女，挥霍无度，酗酒、飙车、豪赌……钱花光了就借，还不了就偷、就抢，甚至组织小集团，打劫、绑架，专门对同胞和同龄人下手。有关情况在香港的凤凰电视台上曾有报道，海外报刊也有披露。国内不知了解否？我告诉他，我在新加坡看过凤凰台和有关报刊的介绍，国内大众未必得知其详，所以，出国留学还是风头甚健，并且越来越低龄化。新加坡地方小，管得严，倒没有出现澳洲那样的现象。在马来西亚曾见中国留学生驾车打劫的报道，竟是两名富家子弟，可见问题带有普遍性。
在悉尼和墨尔本所下榻的旅馆皆邻唐人街，附近有多家餐馆，招牌竟是“毛家菜”、“韶山餐馆”、“小平饭店”等等。我是湖南人，进去看看菜谱，再问问用料，马上发现是冒牌货，纯属商业广告。“毛家菜”的红烧肉，不是湘菜做法，腊肉也不用湖南产品。联想到新加坡有一家“毛家餐馆”，专卖“文革”菜，菜名都是文革中红卫兵的口号，令人毛骨悚然。侍应生穿着红卫兵式军服，戴军帽、红袖章。身临其境，哪有心思吃饭？有人投书新加坡报纸批评，中国使馆说，这是商业行为，不表态，结果自生自灭。澳洲的同类餐馆，前景可想而知。倒是悉尼一家台湾人开的小吃店，名叫“朱妈妈小吃店”，引起我和内人的浓兴，一连去了两次。门面不大，10来张小桌，每次均需排队、候座。此店特点就在“小”字，食品量小、体积小，碗碟也小，但十分精巧，风格独特。经营者懂得顾客心理，不求充饥，而在于尝尝新鲜，故以精雕细刻多样化取胜。侍应小姐皆来自台湾，动作轻盈、迅捷，态度热情、耐心，语言温文柔和，给人自然而亲切之感。据说皆朱妈妈培训出来的。台湾美食在内地和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均有相当好的声誉，其中“康师傅牛肉面”已经风靡全中国，“永和大王”的豆浆油条，也已迅速扩张至南北各大城市。“朱妈妈小吃”如登陆内地，有可能给同行业带来一股新鲜风气。靠真材实料，而不靠广告和炒作，这也许就是诀窍所在。
某日，乘大巴随团作长途旅游。沿路参观云蒸霞蔚的蓝色山脉，层波叠浪的企鹅海滩，奔腾跳跃的鸵鸟、袋鼠养殖场……虽然频生啧喷新奇之叹，但总觉得文化内涵不足。若在中国景区，常常可以联想到古代的历史典故、神话传说、名篇佳句等等，而澳洲则缺乏这些。例如著名的“三姑娘峰”，比神女峰更像人形，但没有宋玉的描写和想像，也就发掘不出它的美学底蕴。同车人员有中国内地的、台湾的、香港的，面对国外见闻，亦不乏比较和评论。闲聊的话越说越多，也就越离题、越放肆，有的中听，有的不中听。几位香港大嫂交谈说，内地“老表”不认识鸵鸟，说是大鹅；另一对香港青年男女说，如今“老表”有几个钱了，出来看世界，大惊小怪，真是老土！北方人叫“老冒”。我一身穿着土里土气，又喜欢高声说话，他们也许是冲我说的。我忍不住对看鸵鸟的女士们说：“中国有的地方养的鹅的确和鸵鸟差不多，嘴巴又尖又长，还会■人。”她们问：“真的吗，在什么地方？”我说：“在贵州夜郎。那种鹅眼睛构造特别，看人很小，以为好欺负。古代夜郎土著人，也很自大，看不起中原汉人，不知与大鹅有无关系？”
(新加坡《扬时代》2005年第4期)P12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