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成都文化名人车辐在大半辈子的时间里用笔和相机记录的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诸多历史事件以及与国内文化名人、大家交往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实录。书中记录了车辐老人在 “过去的成都及其他”、“食者与成都美食”、“我和戏剧曲艺界朋友”以及“我眼中的文化名人”中的珍贵记忆，一些鲜为人知的事件和首次公开的名人手迹及照片，车辐抗战时期创作的进步漫画，更是车辐老人大半个世纪以来的珍藏。

车辐，1914年生，成都人。20世纪30年代起开始从事文艺写作。职业记者。先后出任《星芒报》、《民声报》、《四川日报》、《人物杂志》、《华西晚报》等报刊记者、编辑。著有散文集《采访人生》、《川莱杂谈》、小说《锦城旧事》等。

本书是车辐老人在大半辈子的时间里用笔和相机记录的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诸多历史事件以及与国内文化名人、大家交往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实录。书中记录了车辐老人在 “过去的成都及其他”、“食者与成都美食”、“我和戏剧曲艺界朋友”以及“我眼中的文化名人”中的珍贵记忆，一些鲜为人知的事件和首次公开的名人手迹及照片，车辐抗战时期创作的进步漫画，更是车辐老人大半个世纪以来的珍藏。

“率真、风趣”构成了车辐老人一辈子的可爱；

“热情，正直”写满了车辐老人的一生。

补记我的朋友车辐(代序)

第一章 过去的成都及其他

家与天恩老店

“诰封”的悲喜剧

我的青少年时期 

抗日战争中的《四川漫画社》

成都最早的电影

天才木刻工人胥叔平

神童子与满天飞

成都沈家大公馆

丁聪的《花街》

老成都爱放风筝

谢无量

不曾褪色的情思

观老照片有感

“不准演出”的演出

刘开渠来成都

丁聪、吴祖光在”五世同堂” 

张大千、齐白石来成都

关山月入蜀 

张天翼在成都

我所认识的冯玉祥 

我的一帮老成都哥们 

陈白尘和《华西晚报》 

软刀子拖辫子祭亡灵

稿费与失落感

看门大爷 

乌鲁木齐 

三起三落回成都 

中越边疆行

第二章 食者与成都美食

旧时成都的包席馆子哪几家最早

周慕莲谈黄吉安 

且说吃些什么 

贵阳“程肠旺面” 

谢添未了成都缘 

成都人吃茶

请李济生吃家乡味 

美食家李勤人 

李劫人先生食的艺术 

张烤鸭，成都的烧鸭子

钟灵与酒

巴老喜吃家乡味 

成都花会凉粉及其他 

第三章 我和戏剧曲艺界朋友

梅兰芳会见“梅兰芳”

“台上做戏，台下做人”

“当头棒”刘成基

周企何扬琴鼓板

曾炳昆和四川相书 

曲艺杂谈

流沙河与曲艺 

杂忆侯宝林大师 

俞振飞“不动肝火” 

初识傅三乾

王朝闻戏曲美学观简析

第四章 我眼中的文化名人

“惧协”主席争夺战 

华君武谈漫画 

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方成老而健老而乐 

步履神州作画图 

新凤霞的写作与绘画 

叶浅予杂忆 

百岁相约在广州 

吴茵与成都花茶 

“东方第一老太婆”吴茵 

谁使新凤霞致残 

读新杜遗作：《我叫新凤霞》 

秦怡从来不觉老 

白杨、秦怡重游成都 

为冯亦代、黄宗英补礼 

好个黄宗江 

黄宗英笔耕不辍 

《刘三姐》·黄婉秋

“拼命三郎”凌子风走了 

《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及其他

学者毛一波二三事 

应云卫九十冥诞纪念 

萧军重访成都 

关于艾青题字及其他 

沙汀与乡土文学 

痛悼陈白尘逝世 

茅盾手稿与丁聪的《阿Q正传》

钟灵与“中国人民银行”六个字

沈醉不当作家 

罗淑、巴老友情人格的力量 

出版家范用

我收藏的一张珍贵照片 

情系陈若曦一第一次拥抱礼 

著名声乐家郎毓秀 

好花开处近重阳 

还我文人本色一记流沙河 

怀念版画家张漾兮 

点点滴滴道真情 

车辐抗战时期创作的进步漫画

我4岁时死了父亲，依靠母亲养我，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夜里我在床上想到死去的父亲，哭出声来，母亲还以为我“发梦癫”，叫我几声，我便忍住哭声悄悄地睡去。失去父亲的我，幼小的心灵带着创伤终于活下来了。

7岁发蒙读私学，读《三字经》、《百家姓》、《龙文鞭影》、《声律启蒙》等一直读完《四书》。那时读书，老师又不讲解，学生也不敢发问，问了老师也回答不了，全是注入式，硬塞在脑子里，全靠幼小脑子记住，可以背书，背通本，每天背书有六七本之多，一气背完，尽管读得多，背得流畅，书的内容却不懂得，等于白读。比如读《三字经》，里面有“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只晓得他有5个儿子而已。《龙文鞭影》里：“尧眉八彩，舜目重瞳”，为什么眼里会有两瞳儿?感到很奇怪，但也不敢问，问了老师也回答不了。我就在这样糊里糊涂的注入式教育中换了几个老师，后来被送去读“官学”大成学校。那是成都一家有名的“钢板紧”管教极严，以孔子思想办学的“四川最后一家孔家店”，建有大成殿，把孔子当成神一样供奉，每月初一、十五学生们要穿马褂，向“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进行礼拜，十分严肃，不得东张西望，如有违规，轻则记过，重则打手心，实行体罚、施行野蛮式的教学。进了课室还要听”视思明、听思聪……”训词，搞形式主义那一套。校长徐子休的讲课尊之为“讲经”，那是绝对严格的讲课，不得发问，不得有丝毫被他认为”越轨的动作”，如果违反，徐子休手拿板子喊你站出队列打手心，甚至罚站、罚跪。总之徐校长“讲经”说法，十分威严，谁也不敢冒犯。

有钱有势之人的儿子，不好教育的，都朝大成学校送去，图个“钢板紧”管得严，不问其他。有个孙师长的儿子与我同班，在学校耍霸，不依校规，欺侮同学，但从不受惩罚，直到事情闹大了，才不得不斥退，可隔不上几天，孙师长的儿子又回到大成学校来。有个军长的副官长李铁夫，他告诉我说：“军长每到年节，孔子诞辰祭孔，都要送几百个大银元给徐子休，由他亲自送去。军阀们有的要为大成学校送礼，表示支持”四川最后一家孔家店”，要以”孔圣人”思想代替一切。我偶然看到军阀们的儿子，我的同班同学的不规矩行为，因为年幼无知，说了出去，监学老师问我，我如实以告，老师反说我打胡乱说，造谣生事。叫我趴在板凳上受打板子的惩罚。我横了一条心，不听从，不愿挨打，就这样我就被学校挂牌斥退了。

我回家痛哭，一场，母亲看着我，只有难受!我哭她也哭，我哭的是受委屈，她哭的是孤儿寡母无依无靠，任人欺凌。这件事给我很大的打击。他们官官相卫，以所谓“圣人”之道，培养他们孔门弟子，为他们那个社会服务，学校是以传圣人之道支撑门面，到头来还是落落以终。

以后我进了省师附小，沙汀也就读在这个学校。不久，听说一个姓卢的女先生的爱人同几个同学被认为是共产党，被当局枪毙在中莲池了，今天新南门大桥右侧的雕塑像，就是当时死难的烈士像。又听说国民党的兵用大刀在南门外砍死学生，一时成都为恐怖的血腥屠杀所笼罩，家里于是叫我不要上学了。但听同学说，被杀的省师学生都是学问很好的学生，是共产党，人们谈论时都有一种敬佩的心情，当时还听说到列宁、雨果、卢梭等人的大名，都不甚了了，总觉得他们都是世界上了不起的人，值得尊敬的人，要说个什么道理我也说不清楚，我亲身体会到的是：那时四川为封建军阀统治，他们横行霸道，杀人如草芥，欺压老百姓，刮地皮，奸淫估霸，为所欲为，老百姓的日子很不好过。我在彷徨中偶然读了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从此与进步书刊结缘，并在不知不觉中加深了对旧社会的认识。

那时的成都，封建军阀与帝国主义勾结，战祸不断，使广大的劳苦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家在西东大街百年历史的天恩店的后面小院子里，军阀们打内战，他们的军队把店子当成他们的驻营地，一住就是一年半载，来一批走一批，使店中人陷于绝境；军队开走时，又把店内家具用品搬走一空，如水打过一般。我的母亲又被石青扬的军队拉去北较场军营勒索，我也被送到亲戚处躲藏起来，弄得家破人亡，使我这幼小的心灵痛上加痛。我还看见军队在街上随意拉人，把穷苦人民用绳索拴成一串串，拉去当兵。他们捉到逃兵，便用军棍大打板子，直打得两腿血肉横飞。这种场面真叫人惨不忍睹。反动派对无辜人民的罪恶活动，很自然激起我这个十来岁小孩子的不满与忿恨!眼前家破人亡，内战频繁，加之反动派的”安内攘外”妥协投降政策，日寇大举入侵，全国人心惶惶。那时我已辍学，在社会上无所事事，只好去泡茶馆，唱川戏，看川戏班子、玉清科社，并认识了马玉晴、江玉曲，唱得最好的玉福等，我好像发现了另外一个新天地。每天看戏到演完，回到店子已快打三更了，进到屋子，点燃菜油灯，再读书到夜半才睡去。妈妈也不管我，我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这时，我又开始学吹笛子，吹洞箫，拉胡琴……人小心灵，全凭听功，学会了自己安慰自己的一套，津津有味。学唱扬琴，那是以后的事了。与此同时，我认识了新闻界、文艺界几个穷朋友，我读到一些进步的报纸和文艺刊物。如丁玲他们办的《北斗》及《拓荒者》、《莽原》等一些刻制得很精美细致的揭露了蒋介石的“围剿”和反动政府腐化的油印宣传品。在无路可走时，被正义的声音、正直的友人们引上另一条自己认为可走的道路。友人余果却送我鲁迅先生的《而已集》、《三闲集》以及《铁流》与《毁灭》等翻译作品，我如饥似渴地勤读，这样视野更宽广了。慢慢地，我走上光明大道，这时我从平心的《社会科学十二讲》到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进一步又读到李昂吉耶夫的《政治经济学讲话》，普列汉诺夫一些著作等，像入了迷似的读不懂也硬读过来，反正装了一脑子的东西。读不懂的就不去说了，读懂了的，如《自然辩证法》中一些篇章，都与我从社会科学读来的一些文章配合研究，成了自己做学问的一些基础。同时也把过去脑子里装进去那些封建的、腐朽的、落后的“圣人”之道、“夫子”之道，清洗了一些、摒弃了一些。尽管还理解得比较幼稚、肤浅、甚至是朦胧的，但我一直走下去，自认为路子走对了，产生一种自信，“屈首受书破衣裳”。我的求知欲一天天地大起来，要买的书多了，可家处困境，母亲不给钱了，正在这个困难时刻，我遇到一个救星一我的大表叔，他是我母亲娘家的亲戚，是个矮胖子，人很和善，穿着却很讲究，南京缎的长袍，外加团花背心，纽扣上有翠玉金链子的挂表，苏式瓜耳皮帽子，一看不是富翁就是大商家有钱的人。这样阔气的亲威，我家每次请客却没有他，我感到有些意外。他是老辈子，关心到我的读书，买书没钱等困难，他来我家有时从身上摸出大银元两元钱给我，我惊喜得好像突然发了大财，捡到金娃娃了!(那时一个银元要换铜元十二吊，一吊大铜元换十个小铜板，两个小铜板买一碗素面吃，一个小铜板买一个椒盐锅魁。我历来不懂算，只记得这个数字，可以想见当时一个银元的价值了)我接过大表叔的钱，先买我想了几年要买的世界兴地学社出版的中国地图，我儿时就喜欢地图，这于我长大成人做记者大有好处!那时上海的《良友》画报五角钱一期，我可以买回五个月的了，还买了《辞源》、石印的《康熙字典》等工具书，真是乐不可支。母亲抽上大烟，家中也时有来打麻将牌的亲友，幼小的我，可以说是靠着鸦片烟盘子、麻将牌桌子那样的恶劣环境中长大的，但它们于我无缘，各有所好，我在“一床明月半床书”中过来了。大表叔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后来我渐渐知道了他的历史，从乡下来的亲戚口中，知道他从小爱赌，打得一手好麻将，打过四圈，他就可以将每个麻将牌的竹子背面认得清楚，究竟他怎样认得清楚，谁也无法说明，于是就显得很神秘了!他又最会赌推牌九，摇大宝，当宝官，可谓无赌不通。从一个乡下的无名小子混进城里来，混了一个大家当，开了一家商店，安家养口，日子过得挺顺畅。他每来我家，都要给我几元钱，必说：“拿去买书，不要乱用!”话不多。可以说他是旧社会赌博场中一个了不起的人，他们那一套道法的“赢家”，使我想起传说中石达开的诗句：“大盗亦有道，诗书所不屑，钱财若粪土，肝胆硬如铁，人头作酒杯，饮尽仇仇血。”高尔基说过：“生活在无数矛盾的黑暗里”。我也总算从那个“矛盾黑暗里”的社会走过来了，我所经历的、看到的，不是我所追求的。但生活总是现实的课本，它教育了自己，从中学得的有益的部分，要好好地把握，永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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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辐还活着，而且活得很自在，很自得，活得滋润，活得开心；又活得从子夜到昧旦时分还在笔耕，用时下的名词就是爬格子，或为文换稿费略补家用，或与友人如我回信，也就是说历经沧桑，还未“盖棺”，却有不少人为文对他”论定”。也就是近来海内外写他的文章不少，我读到的就有陈道谟先生的《老友车辐散记》，刘传辉先生的《一杯黄土缕缕情深》，陈阵先生的《美食家车辐》，王大壮先生的《记“老顽童”车辐先生》，香港“广角镜”刘木子写他还赠他一个外号”开心果”等等。这些作者有教授、作家、画家，他们从各不相同的角度介绍和评价了车辐。这些文章中还同时表述了世人(多为大名人)对车辐的封号，现照抄一段如下： “解放前，有人说他是‘成都通’，吴祖光向陈若曦介绍他时说：‘他是成都的土地爷。’小说家何洁赠他一个封号‘监斋菩萨’，因为他是四川烹饪协会理事。‘戏怪’魏明伦说：‘北京老活宝是黄宗江，四川老活宝是车辐。’”再加上前面提到的“美食家”、”老顽童”等等，着实不少。一寻思，觉得这些封号，有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有的只见表面不见内涵，有的似是而非，有的只是一个侧面，由于这些原因，拜读之后受到启迪，“补”的念头油然而生。既动了“补”心并以此为题，狗尾续貂也好，攀附骥尾也好，反正是“补”。

一

解放前陈白尘给车辐一个封号，同辈中不少人由此叫他“车娃子”。

在四川的汉族中，“娃子”有点昵称的味道。寻常百姓家给儿子取小名，老大就叫“大娃子”，老二就叫“二娃子”，或冠之以姓，姓赵的就叫“赵娃子”等等，这是何等的亲切朴实。当时，成都有个妇孺皆知的唱扬琴的李德才就叫“德娃子”。车辐当时是新闻记者。那时候，除了特务、宪兵、袍哥这些凶神恶煞以外，还有些惹不起的人物，如“国大代”(表)、“立法委”(员)、“新闻记”(者)……四个字只称三个字，显然是贬意。至于“新闻记”又分为两大类，一类属于“国大代”型，一类属于路见不平敢于拔“笔”相助型。比如外县有被损害被侮辱者，当然无权无势，上省城(成都)打官司，懂得门道的就要宴请新闻记者，早述冤情，然后见诸报端，这种舆论不能小看其发生的正效应作用。这种招待会，所谓宴请，当然有顿饭吃，往往是二三流的西餐馆一顿菲薄的西餐，吃只是个“意思”。这种场合少不了车辐。名记者嘛，妙笔能生花，又敢于仗义执言。再加上车辐是很有造诣的扬琴票友，理所当然就得了这个美名：“车娃子”!加之陈白尘一喊，就更有名了。李德才是“德娃子”，车辐是“车娃子”，都属于“响当当的”红得发紫的知名人士，大概这是车辐一生春风得意的鼎盛时期。

再说，这些封号，如“土地爷”。车辐这一辈子没有当过带“长”字之类的官，连吏也称不上。因此，“土地爷”这个封号就不很贴切。车辐虽是省曲协的艺术顾问、省烹协的理事等，烹饪协会不去说它，就是那个正儿八经的省曲协，不过县处级单位，其官位也就是七品。曲协是群众团体，常务理事属于“社会职务”，无一厘一丝的含金成分，更比不上“土地爷”享有的旺盛香火。不过“土地爷”管得宽这一特点，又与车辐的为人近似。车辐的朋友遍布三教九流。论文化层次，他与郭沫若都有书信交往；与巴金也有联系；王朝闻送他一部十四大本的《选集》；已谢世的叶圣陶，当年五十大寿，成都有关各界举办大会为之庆祝，还有一桌酒席，是陈白尘先生主持的，在座就有车辐。文化层次最低的，比如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把门的，什么饭馆跑堂的，什么菜馆的店小二之类，车辐都有朋友，点头之交就更多了，真有点“土地爷”的风范。

二

四川有句成语：“十处打锣九处都有他”。用这句话来形容车辐颇为恰当。  那年，毛主席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人们在庆幸之中，紧接着就发生了沧白堂事件，紧接着又发生了较场口事件，国民党中央社还发了是非颠倒的新闻。成都进步力量闻讯举行了集会，游行示威抗议。游行队伍是文化界打头，成都高等学府的广大师生殿后，各单位各学校都有自己的横幅。然而车辐发现，从整体上看却缺少一个表示这次抗议示威主题的领头的横幅。车辐就近在街上自掏腰包买了红布，做成大横幅，上书各界抗议之类字样。游行队伍由华西坝进城，经过闹市到达少城公园集会演讲。沿途喊的口号是：“严惩较场口血案的杀人凶手!”“打倒中央社!”最妙的是两句口号接着喊：”拥护蒋委员长”，“打倒特务”。大伙心里明白，特务、便衣之类都在游行队伍两边夹道“陪送”。车辐这样干岂不增加了自己的风险?不能不说，车辐这一活动有点“土地爷”管得宽，而且是政治性很强的管得宽。时至今日这样的活动还不算“革命”。假如把买红布的“发票”留下来，也不能像今天大吃大喝那样能够报销。

三

就是这个车辐，陈道谟先生文中说：“但不知怎么的，他却一直被放在冰柜里，整整被冷藏了二十余年之久。”这有点艺术夸张，如真放在冰柜里，早就成了冰棍。至于读到这种“艺术夸张”时，我一点没有吃惊或意外的感觉，因为我有“思想准备”。

最使我至今难忘的，而当时又无话可说的一种感觉，是建国后和车辐的第一次见面。1952年，我们赴朝慰问。我作为记者参加活动，到了朝鲜前线，经过中宣部同意，又以作家身份深入生活。我得知车辐却不是这些身份，也不是四川慰问团的“正式”代表，说准确点是”德娃子”李德才唱扬琴，“车娃子”车辐为之拉胡琴是伴奏员。这说明车辐之多才多艺，总有用武之地。

可能我这个人，小资产阶级(自己归的类)思想感情很重，总觉得不是滋味。论车辐，抗战期间是“成都文协”理事，我是第一候补理事，纯属民选。这个”文协”在解放区叫”文抗”。1949年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文代会，据我所知，“文协”理事是当然代表，那时四川还没有解放，“成都文协”理事包括车辐在内(他是躲在川剧”四大名旦”周慕莲的家中)，一个个都在东躲西藏，以免国民党的末日疯狂，当然无法代表。如果全国文代会等西南全境解放之后召开，车辐是理直气壮的当然代表。车辐虽多才多艺，但他的正业，他的成就，还是”耍笔杆子”，杂文、特写，都是他的拿手好戏，必然成为全国作家协会的会员。为之奋斗一生(除了有些坎坷以外)的革命理想，在无数先烈前赴后继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也就是建国以后，车辐的“副业”变成了”正业”，在曲协捧上铁饭碗，成了李德才的伴奏员。

我很坦率地问他：“啷个搞起的?”(川话)车辐很严肃地说：“能让我出来为志愿军服务，我就非常感谢组织上的信任了!”

所以说，读到冷藏冰柜，我有”思想准备”，这就是缘由。

第二次见面是1956年，我路过成都，车辐邀约了曲艺界的头面人物，如李德才、李月秋等等共计一桌为我洗尘，来了一个“罗汉请观音”。这是车辐在抬举我。当时我借住省文联，得知著名作家××从川北乡下回来。行客拜坐客，理当去晋见，谁知碰了一鼻子灰，他说他没有时间，就是这么一句话，我跨进门槛的脚又跨了出来。同一地点，同时发生的两种对待，两相比较，我觉得车辐没有当官最好。我又敢断言，车辐就是当了官，他那一双小眼睛也不会长在脑门子上的。如果说，车辐是曲协的工作人员，有“权”把这些曲艺界的头面人物请来掏腰包请我，我不认为是“权”在起作用，而是“情”在起作用。有另外的事实为证：我不知怎么心血来潮，表示了想看川剧名丑陈全波的《滚灯》。第二天，原来叫“悦来茶园”的戏院就挂出了陈全波演《滚灯》的粉牌，当然我大饱眼福，看了陈全波在板凳上的绝活。此事足以说明，车辐无权无势，凭他的人缘，能让戏院改戏，也说明人间自有真情在，这个真情，永远也奈何不得。

四

人称“戏怪”的魏明伦说，“北京的老活宝是黄宗江，四川的老活宝是车辐。”这只能说是一家之言，不能不“补”几句。

四川有句老话：“山多出杂木，人多出怪物。”四川人口一亿多，这个大数字，才出了一个“戏怪”，这比例实在太少太少。”戏怪”编的戏，写的杂文，都够味，我佩服。所谓够味就是四川味，直言之就是麻、辣、烫!至于称黄宗江和车辐为“活宝”，我总觉得有点不是味。所谓“活宝”，是地地道道对一类人物称谓的四川话。据我的经历，无论这个群体大小，文化层次高低，总有“活宝”这类人物。要解释“活宝”之所以为“活宝”，还找不出适当的比喻，比如：”十三点”，不对。“二百五”，不对。“人来疯”，也不对。总之是这个群体有了“活宝”就不寂寞了，人们谓之日：“耍活宝”。“耍”，四川话，玩也，戏弄也。”活宝”就是这么个地位，一个不大恭敬的地位。黄宗江和车辐，我们都有点关系。但，我不能因此而”回避”。我有根据说，“活宝”对于他们两个都不准确。先是名演员后是大导演的谢添，曾书赠车辐“鹤发童心”四字，我觉得这个”童心”对车辐对黄宗江都是准确不过的了。的确，黄宗江与车辐有许多共同点：能写、能编、能演、能唱、能说会道、妙语联珠，用四川老话说“真能冲壳子”!用北京现代话说“最能侃大山”，这就要有些功底。

如多才多艺，知识渊博，思维敏捷，生活深厚，见多识广。比如：有一次车辐在北京饭店陈若曦的房间“侃”起张大千来，连话剧大师曹禺都听得津津有味，到了该回家的时候，还要请车辐到他家去继续“侃”。想得出，所“侃”者，不是油腔滑调，逗个乐子，插科打诨之类低级浅薄庸俗之类的东西。如果说，有了黄宗江、车辐在，气氛就活跃了，”活跃”不等于”活宝”。这两人还有个共同之处，凡是祖国的大好河山，都有他们的脚印，而且年年如此。黄宗江不去说他了。单说车辐，退休前退休后，都没有资格享受公费旅游的待遇。又能如此一会北上一会南下，足以证明他有个“关系网”。有人求他，而且一切免费。车辐本来有个助人为乐的脾性，遇到这样的事当然不好推脱了。

行文至此，又不得不从头说起，车辐既是成都的老作家老新闻记者，上世纪30年代共同战斗过的同仁，不少到了延安圣地，解放后，有不少人身居高位。现在改革开放搞活，四川有的是土特产，比如酒，除了五粮液、泸州老窖、绵竹大曲这些早就名扬海内外以外，还有这样那样的酒要出名。要出名，首先要宣传。要宣传，首先要打进北京。又比如：川菜享誉全世界，四川市县有点头脑的县长、厂长之流，就打主意赚北京人的钱，这种投入，见效快，打进北京之后首先要宣传。这是属于物质文明方面。还有精神文明，如有的画家要打进北京开画展，这也要宣传。诸如此类等等，都得恭请车辐领路进京，借他的老友关系去请知名人士降临，以求宣传的轰动效应，这是颇为“活跃”的社会关系，却是“活宝”办不到的。

这些“论定”车辐的文章中，有人认为车辐是个“乐天派”。为什么是“乐天派”?不管如何摔扑滚打鼻青脸肿，都能笑口常开，这与“活宝”更无关了。

五

在这些封号中还有欠缺。车辐有个癖好，爱照相，说具体点与人相会时，不论新交旧好，都留个影，叫个“照相迷”吧!每有所得必赠我一份，合影者大多是知名人士。如：巴金、刘开渠、陈白尘、王朝闻、谢添、小丁、方成、白杨，刘晓庆……恕我不能一一列举。还有拔尖儿的川菜特级厨师，川剧的名演员(老、中、青的坤角都有)，还有服务员等，总之是各色人等均有，把这些照片分类，就会发现：一类是白发，一类是红颜，而且两人合影居多。白发对白发，无关宏旨。白发与红颜，只要一张，在旧社会就会天翻地覆。如今是这样多的白发红颜双人照，论车辐，既非显贵，又非巨贾，为什么能产生这个现象?

这又得从车辐的为人“补”起。写车辐的文章中有人提到，打倒“四人帮”以后，全国文联访川代表团到了成都，四川省文联举行欢迎大会，旧地重游的陈白尘先生发言时，谈起一件往事，抗战时期，以应云卫为头头的“中华剧艺社”在成都安营扎寨搞演出活动。这个剧社成员，大多是当时的影剧明星，如：白杨、秦怡、叶露茜、谢添、张逸生、金淑芝等等，其中还有与金山同演《夜半歌声》同时出名的施超，还有诗人和主演过很多出名话剧的演员江村，还有剧社一个女职员彭波，这三个年轻人都因贫病交加，患了那时候不治之症的肺病，1944年中先后死在成都。那时候，没有火葬场，死后得埋，得有墓地，三个外乡人举目无亲，哪来墓地?又哪来买墓地的钞票?好在成都有个管得宽的车辐，用时下流行的语汇说，真够哥们儿义气，把这档子事包揽下来，把这三个亡人和车辐的祖母大人墓安葬在一起。据说，白尘先生谈到这里，感情颇为激动，停顿了一会才继续讲下去。可惜这一揭发，我不在场，不知道会场是哈气氛，也就无可奉告。据说，车辐这个义举，在场的人上上下下只有车辐自己知道，因此这个义举还值得一“补”。 粉碎”四人帮”以后，车辐好像从冬眠中醒来，写了不少文章，如：《评巴金的生平和创作》(1985年2月《博览群书》)、《刘晓庆外传》等等，就有稿费这笔进账，他趁别人出路费请他进京帮忙之际，抽空自费来到哈尔滨看我。当然我们也就海阔天空东拉西扯大谈往事，即用四川话摆龙门阵是也。扯到施超等安葬在他祖母大人墓地时，我一下记起一件心酸往事，我有个搞过军运、“匪运”的共产党人朋友黄大成，他的夫人小江(名字想不起来了)为了追求真理，和他成了夫妻，贫困生活使小江得了肺病，以至谢世。为了安葬她，我找了车辐，他慨然应允。就是说小江也葬在车辐祖母大人的墓地里，车辐一听此事，愣了一下，眨巴着小眼睛反而问我：“有这回事吗?想不起来了!”本来是贵人多忘事，车辐不是贵人忘了自己做的好事，两者有本质的不同了吧!自己做了好事居然想不起来了，天下能有几个?周海婴编的《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500多封名家书信中，就有 937年”车辐致许广平”一封，提出“务望永久珍护”。先生遗物乃至海婴健康。这件事他也记不起来了。想必就是诸如此类的原因就产生了那个合照现象。  与这个现象密切相关的是，有许多知名人士一到成都，都要去车府看望车辐，车府只能说是斗室，较大的一间房子摆了他结婚时的楠木双人床，还可以放一张饭桌，车辐书房就更是斗室了，他的儿媳妇说是“扯谎坝”，他自己说是“狗窝窝”，一张单人床，一张写字台。

总之，不管你是不是知名人士，进屋打个转身都不方便。后来省文联盖了新宿舍，分配给车辐三屋一厨，这就宽敞多了。为什么老有名人权威登门乃至外国文艺界人士去看望?好些事都是对等的，车辐与名人权威的对等，很显然不是官位、职称、知名度，不能不说这是难能可贵的。

六

拜读写车辐的文章中，有人提到车辐是“一级研究员”。就这么一句，太简单了，得“补”。

先得说车辐有个新闻记者的职业习惯，算是缺点，就是坐不住。只要有约，召之即去。据说，他这个坐不住的特点，又使他免了1957年的灾难。成都大鸣大放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这位十处打锣九处有他的车辐却云游在外，既没有参与，也就没有鸣放，省文联还算实事求是，尽管有一封胡风催稿信，却没有把他归进5％去。我的四川老乡加朋友，不论资格多老，几乎是95％都戴上了帽子。车辐能安然无恙，熟人知道后都认为是一大奇迹。虽然坐不住有此一利，但耽误写作，不能不说是一弊。粉碎“四人帮”后，他写了《李德才的扬琴艺术》，王朝闻为他写了序，这是专业性强、读者面窄、保存民族文化遗产的一本好书。根据他的生活底子，驾驭四川话的力度，比起当代和现代的李吉力人等来，他完全有条件写出更多的长篇。 这并非套话，请想一想，一个省文联的曲协群众团体，捞不着什么职称。省文联没有任何行当可以定为研究员或副研究员的资格。然而，偏偏车辐老兄退休之后成了“一级研究员”，看来什么事情落在车辐身上都有“戏剧性”。但说穿了又不奇怪，原来四川的省一级领导肯定了车辐的成就，从社科院拿出一个一级研究员的名额，戴帽下达省文联，然后一切照章办理，申请、填表、评委评定，得到评委多数认可，于是车辐一步登天，成了“一级研究员”。从落实政策说，有关领导值得称赞。此一盛事，不才之所以要“补”还在于，车辐的编制在省文联，这个“一级研究员”却没有和“一级研究员”待遇挂起钩来。

不管怎么样，车辐这个“一级研究员”是党对他的肯定，这比什么都珍贵了。

“补”得太长了，只好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