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根据司马迁的《史记》而作，甚至书中人物的对话，都保持着原著中的话语及语气。

本书是一部历史学家撰写的英雄传奇，以项羽的崛起和楚汉相争为线索，展开了战国末年到秦亡汉兴群雄争霸的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本书是一部历史学家撰写的英雄传奇，以项羽的崛起和楚汉相争为线索，展开了战国末年到秦亡汉兴群雄争霸的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序幕

一 当时项羽年最少

秦灭楚与项燕之死

残酷的时代

失国的贵族

二 提剑本是耕田夫

皇室内争与始皇之死

农民起义

群雄并起

刘邦举兵

项氏渡江

三 横行天下竟何事

赵高乱政与李斯之死

结合反秦武力

巨鹿之战

关中之约

鸿门风云

四 弃马乌江马垂涕

东归就国人心怨楚

刘邦东进彭城之战

众叛亲离爪牙尽失

韩信定齐鸿沟为界

别姬弃马自刎乌江

五 楚乡千古为悲歌

首先他到楚国，以商于六百里地为饵，诱使怀王与齐绝交。怀王贪利背盟，不顾大臣的反对，关闭齐楚边界，宣布与齐绝交。随后派使者跟张仪到秦国去，准备接收秦的赠地。

张仪回到秦国，故意装作坠车受伤，不朝见秦王，自然也没有机会提割地予楚的事。楚怀王等急了，他想：“也许张仪认为我和齐国决裂得不够彻底，所以故意拖延不愿割地吧?”于是派勇士宋遗借宋国的外交信符(因齐楚已断了一切外交关系)到齐王面前，大骂齐王，齐王被骂得莫名其妙，当他知道这个持宋符的原来是楚使者时，非常恼怒，但齐国没有能力伐楚，所以齐王忍气吞声的向秦国低头示好，想结合秦国来对抗楚国。如此一来，正合了张仪与秦王之意：原来按照张仪为秦王定下来的策略，秦要结齐以攻楚，但直接与齐接触万一不成，反而刺激齐楚的联合攻秦，所以故意出此策略，使齐国主动与秦结交。

张仪目的既已达成，先前许诺怀王的商于六百里地自然成为外交上的空头支票。他对楚国使者说：“我有六里大的一块奉邑，愿意献给楚王。”使者听到这话，知道张仪是想借此蒙混，便说：“我奉楚王的命令来这儿接收商于六百里地，我没听说什么六里的割地。”张仪不顾使者的抗议，指着图籍上说：“从这里到这里，宽广各六里，你到底接不接受?”使者拂袖而去，回楚向怀王报告经过。怀王一听，晓得自己中了秦国的离间之计，如今不但失去盟邦齐国，还受到秦国的侮辱，一气之下出师伐秦，以屈旬为大将，兴兵十万，直取秦国的蓝田。张仪拒割商于之地给楚，当然早有应付战争的准备。秦国一面起兵十万拒楚，一面联络齐国出兵，两面夹击。屈旬虽是楚国第一骁将，仍挡不住两国精兵的围攻，连连败北。最后的主力战战场在丹阳(河南省丹江南)，楚国以疲困之师迎战秦、齐联军。屈匀战死，楚军死者八万余，诸将被俘七十余人，秦军占领了楚国的汉中之地(陕西省南部及湖北省的西北一带)。楚国再次出兵，又败于蓝田。韩、魏这时又趁火打劫，袭击楚国。楚怀王见情势愈来愈糟，只好割两城给秦，以求停战。秦王一直想得到黔中(湖南省沅陵县一带)，于是趁机提出要求，以商于之地换楚国的黔中。楚怀王听到“商于六百里地”不由得心中大怒，张仪当初便以这块地引诱他，害他落得如此狼狈，新仇旧恨使得怀王心一横，硬要出这口气，他答复秦王说：“黔中可以给秦国，但不愿换商于之地，只要换张仪就可以了。”

张仪是秦王左右的红人，常遭其他群臣的妒忌，他们向秦王说：“以一个人就可以换数百里地，这实在是便宜的事。”秦王贪地却又舍不得张仪，正犹豫问，张仪对秦王说他愿意去楚国。秦王说：“楚王正恨你拿商于之地骗他。现在他肯以黔中之地换你，就是非把你拿去处死不可，你怎么能去呢?”张仪说：“我和楚国的大臣靳尚很要好，靳尚又是楚王夫人郑袖面前的红人。楚王对他夫人百依百顺是众所周知的事，靠着这个关系，我大概可以保住性命，何况大王可以给我使节的名义，楚王未必敢杀我；就算他把我杀了，大王可以得到黔中之地，这也是我所希望的事。”秦王听他这么说，就让他往楚国去了。

张仪到了楚国，果然楚怀王把他囚在狱中，准备杀他，张仪暗中和靳尚取得联系，靳尚替他在郑袖面前求情，郑袖又日夜不停地对怀王唠叨，说杀张仪恐怕会遭秦国报复。怀王也恐惧这一点，于是把张仪放出来，对他礼遇有加，并和秦国修好和亲。张仪离开楚国后，正好楚国大夫屈原由齐返国，劝楚王杀张仪，这时楚王也后悔放走张仪，派人去追，但张仪早已走远了。

在这一连串的外交及军事接触中，楚国实在被秦国欺侮够了，尤其张仪以秦使者身份竞三番两次地欺骗戏弄怀王，更令怀王尴尬不堪。楚国这时国势不如秦国，又失去盟邦齐国，所以只有忍气吞声。

P4-5

这本项羽的传记主要根据司马迁的《史记》而作，甚至书中人物的对话，我也尽量保持及揣摩司马迁原著中的话语及语气。虽然这是一本通俗历史读物，并非历史研究，然而在写作之时我却热切地期望能体会司马迁的心意，特别是他对历史、对周遭事物的感触。在这本书中我所希望重现的，可说是司马迁心目中的项羽及其时代，包括司马迁对项羽、刘邦等人的品评。

《史记》之作使得司马迁被尊为中国史学开创者。然而《史记》之部分内容及书写，也受后世读史之人的批评。特别是对项羽、刘邦及其同时代人之言谈行事的描述，司马迁几乎表现得自己是当时“在场”的人。刘邦被他描述为一位奸狡、粗俗的人物，也让人怀疑司马迁有失史家客观立场，而在笔下表现其“主观”好恶。然而如今在一些新史学思潮下，我认为司马迁“在场”与“主观”的书写描述更能让我们体察他心中的历史世界。司马迁对西汉开国之君刘邦的负面描述，有些史家认为，这是因为司马迁曾替汉将李陵降于匈奴之行为辩驳，触怒武帝而受到宫刑之罚，这让他受到很大的打击，因此司马迁可能以“辱其先人”的方式来表达他对刘家王室的怨恨。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自己出身于失势的太史世家，李陵为名将李广之孙，项羽为楚将项燕之后，以此看来，司马迁挺身维护李陵以及在《史记》之书写中同情项羽、李广，或表示他对这些没落、失败的贵族世胄有物悲其类的伤痛。然而这并不是说司马迁有阶级意识，瞧不起出身低下的人——他鄙视的只是，他们中一些为了成就功业而无所不为的人。透过《史记》对项羽与刘邦之争的书写，司马迁表现人世间两种出身背景者的争战。一方是借着贵族出身与自己的天赋、坚毅而成其事功的项羽，另一方是平民出身，借着努力、机运与权谋不断追求成就的刘邦。这样的主题，绅士与平民、天赋与努力，或重家门荣誉而有所不为者与力争上游而无所不为者之间的冲突，也经常出现在电影之中。如一部电影《叛舰喋血记》(Mutiny on the Bounty)，描述在十八世纪一艘英国军舰上，贵族出身、行为浪荡但有仁心的大副，与努力上进但贪腐不仁的舰长间的争斗。与项羽与刘邦之争的情节相同，最后失败的是有所不为的贵族，然而该电影情节也有如《史记》一样，对于努力上进但不择手段者表示十分鄙视。

这本书在刚出版时，因为一个时代背景而使得流传受阻。当时我在此书中提及刘邦等人的农民革命、平民革命，引起当时台湾国民党警备部门的注意，我因此被召入该机构受调查。当时承办此案的是一位老先生，他相信我是“年轻一时糊涂”所以有这些笔误，所以他一一指出书中不妥之处，同时也不断展现他对《史记》之了解与欣赏。最后对本书的处置是：若不修改送审，不准再版。也因此，后来本书除了曾出现一盗印版外在台湾并未再版。经过了三十年，我仍然经常引用《史记》，但写的是愈来愈艰涩的学术论文；该警备部门被视为旧国民党时期箝制人民思想的机构而被解散，但不变的，仍是一些努力上进但无所不为之人居于上位。本书再版之时，思之无限感慨，我也更能了解司马迁在书写项羽事迹时的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