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民国时期学人们，他们从五四中走来，经过科学和民主的洗礼，又吸吮过传统文化的营养，因而，他们是超迈于他们前辈的具有现代意识的一群社会精英，他们于治学上的大气淡定、执著严谨，于治校上的开放兼容、高瞻远瞩，于为人上的天真诚挚、独立不苟，于社会事务上的积极参与、敢于担当，这些都是现代知识分子所应具备，而当代知识分子又日渐丧失的可贵品质。本书根据一些真实的传记资料，记录了包括对“反动”文人胡适和“头等战犯”王世杰等众多民国教授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部分人物的真实故事。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充满着动荡、杀戮和苦难，也充满着流亡、变革和奋争，弥漫着绝望，也充盈着希望。就思想界、学术界而言，那是一个新学和旧学碰撞，中学和西学融汇的混沌时代，也是一个大师辈出、群星辉耀的璀璨时代，就职于大学校园里的教授便是这个星群里的最闪亮的“明星”！在他们的身上，你能清晰地看到传统士人的言行操守，也能迎面感受到现代知识分子的理想信念；他们接续历史，又瞻望未来；他们吸吮于诗书，洗礼于五四，养成于西学，以讲台为阵地，以书刊为舞台，或孜孜于传统文化的批判与改造，或倡言西方自由、民主和法治，除了周作人等极少“异数”之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无一不是希图在政治昏暗、外患频仍、传统断裂的现实中探求民族自由、文化重光、国民新生的道路和方法，无一不是希图用自己的全部生命在大学这块“净土”上去构造个人的立命之所，社会的精神家园；他们在黑暗中喊出的民主和科学，至今仍是我们尚须努力奋斗的命题，他们在穷愁困厄、颠沛流离中坚守的为人品格和为学范式，至今仍是值得我们景仰、学习和传承的宝贵财富，尽管这其中的许许多多，因种种原因我们难以企及，更谈不上超越他们，但身不能至，心向往之，这总是可以做到的。

哲人其萎，风范犹存。

有鉴于此，本书从众多民国教授中撷取具有一定代表性的部分人物加以述评，以期给今天的人们，尤是高等学校的教育者和管理者以思考和启迪。

那个时代·那些大师(代序)

 金岳霖：赤子其心，渊深其学

 梁漱溟：文化神州系一身

 刘文典：不得中行，必也狷狂

 熊十力：不依不傍，独立不苟

 把大师请进校园

 让教授拥有话语权

 心忧天下事，不废读书声

 孔子、老子与鬼子

 校门不向衙门开

 从乡村教师到儒学大师

 胡适：宁鸣而生，不默而死

 同路歧声

 怎一个“严”字了得

 大节与小节

 大作家与小教材

 像行云一样自由地教，像布雨一样严密地考

 书生报国笔如刀

 自古淹博勤中来

 我本有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高要求与高待遇

 一流大学是怎样建成的

后记

梁漱溟：文化神州系一身

和沈从文受聘中国公学、北京大学，钱穆受聘燕京大学一样，梁漱溟就任北京大学讲师，这在今天看来绝对是一个“异数”。一个没有受过现代大学教育，没有留过洋，甚至“没有(系统)读过中国的‘四书五经’”，“中学经五年半而毕业”的人，竟然站在了北大的讲台，并因此成就了他一生的文化事业，蔡元培先生的胸襟、眼光，今人除了敬佩之外，便只有对当下中国高校只将学历当学问的无尽感叹了！

初以《究无决疑论》名世的梁漱溟，并非如后来那般“狂傲”。接到蔡元培和陈独秀“以印度哲学讲席相属”的邀请吋，他“本不敢应承的”，并谦逊地说：“我只不过初涉佛典，于此外的印度哲学实无所知”。倒是蔡先生那种求贤若渴的真诚打动了他：“你不是爱好哲学吗？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许多爱好哲学的朋友都聚拢来，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当是教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合作研究，来学习好了。”正因如此，1942年蔡先生逝世时，梁漱溟在《纪念蔡元培先生》一文中说：“我只是在当时北京大学内得到培养的一个人，而不是在当时北大得到发抒的一个人。”

梁漱溟受聘于北大是在1917年底，但真正在北大开课却是在1918年下半年。他在北大文科哲学门和哲学研究所开设了印度哲学、佛教哲学、孔子哲学和孔家思想史等课程和专题研究。北大的自由学术氛围使他从各种学术观点中辨明短长，进而在东西文化的碰撞中另辟传统文化的新境界，卓然而成长为大家。

按照梁漱溟自己的说法，约在十四岁的时候，他就有了自己的人生思想。1918年农历十月初七，梁漱溟之父梁济(字巨川)投积水潭自尽。种种迹象表明，梁济之死与满清王朝的覆灭及其后几年社会政治情态的变化有着极大的关系。而父辈执着于道义的献身精神及一次又一次的国难国耻，也促使梁漱溟开始思考中华民族的前途问题，逐渐陶铸了他敢作敢当、勇于负责、不同流俗、不畏物议的独特气质和言行如一、实事求是的处事态度。

入北大之前的一段时间，他是倾心佛法准备出家的，即使在接到蔡元培的邀请之后，他也曾南下衡山，打算为僧，但进人大学不久，他的生活态度即发生了绝然改变，他成了婚，过起了儒家生活，他认为从民族前途出发，他应该站㈩来带领世人过儒家生活，他应该把自己体味到的孔子倡导的人生真义贡献给人类。据北大王宗昱先生介绍，梁漱溟在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初版(1921年10月)扉页上印有一张照片，是梁与其北大学生朱谦之、黄庆、叶麟的合影。梁在照片题记中说：“今年四五月间，我有翻然改变态度的事，决定要做孔家的生活，而把这些年来预备要做佛家生活的心愿断然放弃，……因此这个相片要算我改变态度的一个纪念。现在这本书是我改变态度的宣言，所以我着重的把它印在这书的前面。”

梁漱溟进北大之时，“西化”与“国粹”的文化论争正处于白热化阶段。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梁漱溟走进了北大，也自然走进了这场论争的行列。人校之初，梁即认为：“我的意思，不到大学则已，如果要到大学作学术方面的事情，就不能随便作个教员便了，一定要对于释迦孔子两家的学术至少负一个讲明的责任。所以我第一日到大学就问蔡先生他们对于孔子持什么态度。蔡先生说：‘我们也不反对孔子’。我答道：‘我不仅是不反对而已，我此来除去替释迦孔子去发挥外，更不做旁的事！’以继承文化道统、开拓传统文化的新境界为使命的梁漱溟，此时即显露出了宏大抱负。”

梁漱溟是一个言出行随的人，此后一年多的时间，即证明了他的所言非虚。

1918年至1919年期间，他先后刊行了《印度哲学概论》、《唯识述义》等专著，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印度哲学，并试图用现代西方哲学的语义诠释唯识学的义理。这两部著作为他的下一部专著的写作奠定了思想基础。

1920年秋天，他在印度哲学课上开始讲演东西文化问题，并在《北京大学日刊》上不时登载他的讲演启事。9月24日，他登载的一则启事，颇为有趣，兹录于下：

本届选修印度哲学唯识哲学诸君鉴：漱溟此次决定在讲印度哲学唯识哲学之前，先取东西文化略为剖释。盖印度人之所为，人多未喻。假不先剖明，则讲印度学问殆难措手也。原定课程每星期印度哲学三小时唯识哲学两小时，兹拟以印度哲学之三小时略讲东西文化，其唯识哲学两小时暂不上课。一俟讲毕，仍各照课程办理。

次年他受山东省教育厅之邀，又到济南作东西方文化方面的讲演，后来，这两地演讲的汇纂即成为放眼环宇、统摄三教、开辟儒学新境界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一部洋洋洒洒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将西方哲学、印度佛学和中国儒学置于同一坐标之下进行考察，不仅对西方近代的科学和民主及哲学史、思想史作了俯视和分析，同时对印度哲学，特别是六派哲学作了比较研究，并且还对“五四”前后中国一些思想家的观点作了梳理、评判。这就使他能在比较观察中放言纵论：在未来的世界里，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将取代近世西方强势文化，而成为世界文化的主导，中国文化将进入自己的“文艺复兴时代，而它自身亦应吸收西方的民主科学，从而丰富自己的文化内涵，使自己迈人到一个新的阶段。”

如此高屋建瓴的气魄让本已趋向末路，又在新文化运动中被批得体无完肤的儒学获得了新的阐释，新的希望和前途，他也就当之无愧地成为新儒学的先驱和宗师。

梁漱溟信心十足地说：“百世以俟，不易吾言”，并申言《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本书中关于东西文化的核论与推测有其不可毁灭之点。”

也许在这前后，他的心中就激荡起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豪迈，儒家的九死不悔的执着、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笃定，以及心底充盈澄明的浩然之气，就像流淌在他身上的血液一样，已和他融为一体了。

这时候，他自撰联语道：“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其人生的抱负、胸襟与气魄可见一斑。

牟宗三评价梁漱溟说：“梁先生实在不易。在新文化运动中反孔鼎盛的时候，盛论(虽然是浮浅的)中西文化的时候，他独能以赞叹孔子的姿态出现，他维护孔子的人生哲学……他独能生命化了孔子，使吾人可以与孔子的真实生命及智慧相照面，而孔子的生命与智慧亦重新活转而披露于人间。”

正因如此，他才能不时发出被许多凡夫俗子目为狂妄的自负豪言。1942年，他从日寇铁蹄下的香港脱险，蓦然回首，他给培恕、培宽二子写信道：“孔孟之学，现在晦涩不明。或许有人能明白其旨趣，却无人能深见其系基于人类生命的认识而来，并为之先建立他的心理学而后乃阐明其伦理思想。此事惟我能做。又必于人类生命有认识，乃有眼光可以判明中国文化在人类文化史上的位置，而指证其得失。此除我外，当世亦无人能做。前人云：为往世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之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乃不会有的事！”不以个人不幸为意，却为国家民族的不幸而痛苦，为人类的不幸而谋划未来，这正是儒家的担当精神在梁漱溟身上的真切体现！孔子曰：“不得中行，必也狂狷”，是之也！1954年，他对外甥说：“既有‘回顾天人’之慨，不免有‘舍我其谁’之感。像这样数千年悠久历史之下，像这样数万万广大人群之中，而‘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这句话，只有我一个人最亲切；………是事实如此，不是我自身。”

这种将文化道统系于一身的干云豪气，代不乏人。孟子有“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之狂；王阳明有“我在南都之前，尚有些子乡愿的意思。我今信得这良知真是真非，信乎行去，更不着些覆藏。我今才做得个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说我行不掩言也”之通透洒脱。近代以来，或许只有康南海“康圣人”和“章疯子”章太炎可与梁漱溟差有一比。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多次死里逃生后说：“留吾身以有待，其兹中国不亡，而大道未绝耶？”章太炎则在被袁世凯囚禁后说：“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

儒家人生的最高追求是“治国、平天下”，梁漱溟既以孔子的后继自居，也自然以此作为实现人生的终极目标。年少的时候，他即关注国事；放弃出家的念头之后，现实政治的种种糜烂更使他不断思索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按照他的理解，“我认为英国式的宪政是最理想的政治”，而“改造中国政治，必须从基础做起。国家宪政要以地方自治为基础，省也是地方，但是太大。从基础做起，就要从最基层开始做，搞乡村的自治，一乡一村的地方自治。一乡一村的自治搞好了，宪政的基础也就有了。”他是一位行动儒者，1924年夏，他索性辞去北京大学的教职，专注于乡村建设运动。

而在此之前，他即在广东、河南从事过村治运动。P18-22

那个时代·那些大师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充满着动荡、杀戮和苦难，也充满着流亡、变革和奋争，弥漫着绝望，也充盈着希望。就思想界、学术界而言，那是一个新学和旧学碰撞，中学和西学融汇的混沌时代，也是一个大师辈出、群星辉耀的璀璨时代，就职于大学校园里的教授便是这个星群里的最闪亮的“明星”！在他们的身上，你能清晰地看到传统士人的言行操守，也能迎面感受到现代知识分子的理想信念；他们接续历史，又瞻望未来；他们吸吮于诗书，洗礼于五四，养成于西学，以讲台为阵地，以书刊为舞台，或孜孜于传统文化的批判与改造，或倡言西方自由、民主和法治，除了周作人等极少“异数”之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无一不是希图在政治昏暗、外患频仍、传统断裂的现实中探求民族自由、文化重光、国民新生的道路和方法，无一不是希图用自己的全部生命在大学这块“净土”上去构造个人的立命之所，社会的精神家园；他们在黑暗中喊出的民主和科学，至今仍是我们尚须努力奋斗的命题，他们在穷愁困厄、颠沛流离中坚守的为人品格和为学范式，至今仍是值得我们景仰、学习和传承的宝贵财富，尽管这其中的许许多多，因种种原因我们难以企及，更谈不上超越他们，但身不能至，心向往之，这总是可以做到的。

哲人其萎，风范犹存。

有鉴于此，我从众多民国教授中撷取具有一定代表性的部分人物加以述评，以期给今天的人们，尤是高等学校的教育者和管理者以思考和启迪。我想，如下几点是我想着力通过他们传达给读者诸君的：

一是他们融贯中西的深厚学养

民国时期的教授大多从前清走来，不少人如丁文江、翁文灏、马叙伦等还获得过秀才、举人、进士等科举功名，他们幼承庭训，童蒙习经，从小受过系统的国学教育，虽然那些塾师所讲的，自己念读的，“与和尚念经一样，毫无知觉。”但国学根基、传统道德、伦理节操却如种子一样布进了他们的心田，终生都在滋养着他们。及至稍长成人，他们中的多数又放洋留学，接受西方现代知识、科学方法、民主观念的教育和熏陶。两种文明的养育，最终使他们能够站在世界文化的高度，以西洋方法观照中国传统文化，让中国文化吸纳西洋新知，出入东西，参证中外，成为既“专”又“通”的大家。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一生颠危，终日蹇涩，外侮内忧，社会凋敝的情况下，仍能作出卓绝千古的学术成就的一个重要“先天”原因。

二是他们求真求实的治学风范

学术是亘万古，横九亥之事，容不得半点虚伪和马虎，也容不得任何的趋时择利，曲学阿世，这就是那个时代学人心照不宣，自觉坚守的学术气节和道德操守。

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中，胡适总结出的治学原则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成了他一生为学的格言，他后来将这两句话连同“认真的作事，严肃的作人”常常写成条幅送人，以引导更多的人去“小心”治学，认真做人。

胡适是那个时代的学界领袖，他的风范即是彼时学者治学态度的代表。

语言学家罗常培写文章从来就是“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他到滇西鸡足山考察时，见到一部丽江木土司的《木氏宦谱图家世系考》的书，回来整理后，写成了《论鸡足山悉擅寺的木氏宦谱》一文，发现了藏缅族的“父子连名”这一文化人类学现象，但手头资料不够，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不敢成文。直到后来他又数次深入滇西，找足了相关文献之后，才写就了《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及“再论”、“三论”这一现象的文章，充分论证了人类学史上的这一独特文化现象，也回答了南诏国非傣族建立这一历史疑难问题。

另一位语言学家魏建功曾参与刘半农先生主编的《十韵汇编》的编撰工作。1938年，为向母校北京大学40周年校庆献礼，他拟收集资料，再作分析，编成《廿韵比》，可终因尚缺一韵而未果。10年后，这方面的资料仍未收齐，他最后只是撰成《十韵汇编资料补并释》出版，算是献给母校50周年庆典的礼品，《廿韵比》一事，他至死都没有苟且为之。

陈寅恪各的渊博深不可测，享誉中外，然而他总是以“知之为知之”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学问。如其文中涉及其钻研不精之处，他或写道：“寅恪于音韵之学，无所通解，故不敢妄说”；或注明“寅恪于训诂之学，无所通解，不敢妄说”，以求真存实，甚至为廓清《魏书·释老志》中提及的“种民”一词，他竟费时数十年，直到完全弄懂后方才下笔。这份严谨和认真，不知今日的高产作者们有何种感想？

学问之道，还在于沉潜执着于自己的追求，保有不为外界所移的笃定心志。西南联大时期，抗战方炽，物价腾涨，教授们的生活捉襟见肘，时见饥寒。汤用彤教授一度只能喝粥度日；冯友兰教授则靠夫人炸麻花聊补家用；就连清华校长梅贻琦的家里，也出现了不敷之窘，其夫人有时只好摆地摊，变卖儿女们孩童时的衣物换钱买米。但就是在这种艰难困苦之中，他们奉献的学术成果却是坚实而丰硕的，仅以1942—1944年获教育部嘉奖的为例即有：

1942年：冯友兰《新理学》、华罗庚《堆垒素数论》、金岳霖《论道》、许宝禄《数理统计论文集》；

1943年：周培源《湍流论》、吴大猷《多元分子振动光谱与结构》、钟开莱《概率论与数论》、孙云铸《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李谟炽《公路研究》、王力《中国语法理论》、张印堂《滇缅铁路沿线经济地理》、冯景兰《川滇铜矿纪要》、费孝通《禄村农田》；

1944年：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闻一多《楚辞校补》、王竹溪《热学问题之研究》、张青莲《重水之研究》、赵九章《大气天气之涡旋运动》、郑天挺《发羌之地望与对音》、高年华《昆明核桃等村土语研究》、张清常《中国上古音乐史论丛》、阴法鲁《先汉乐律初探》等。

他们以传统士人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浩然正气，于家贫国难之中挺起了民族的学术脊梁。

三是他们奖掖后进的诲人精神

民国时期的教授，受业于塾师，学成于海外，和其前辈业师相比，他们所受的教育背景，所处的社会环境都大不相同，因而他们与学生之间，既不乏传统私塾里的师徒情谊，亦存在现代大学中的为国育才的新型关系。他们的身上，在肩负着传道授业的责任的同时，还多了一种世界眼光和社会意识。

浠水人徐复观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与唐君毅、牟宗三号为哲学大师熊十力的三大弟子，他是1943年左右因看到《新唯识论》而产生敬佩之情，进而开始与熊十力交往的。徐复观当时官至少将，国学根底也自以为了得，便以就教的态度给熊十力去了一信。几十年后，徐复观回忆说：“不几天，居然接到回信，粗纸浓墨，旁边加上红黑两色的圈点，说完收到我的信后，接着是‘子有志于学乎，学者所以学为人也’两句，开陈了一番治学做人的道理。再说到后生对于前辈应当有的礼貌，责我文字潦草，诚敬之意不足，要我特别注意。这封信所给我的启发与感动，超过了《新唯识论》。因为句句坚实凝重，在率直的语气中，含有磁性的吸引力。”

后来，熊十力要徐复观读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徐复观读完后便再次去拜见熊十力。熊十力问他有何心得，徐复观便说了他许多不同意的地方，孰料熊十力未等徐复观说完即斥骂道：“你这个东西，怎么会读得进书！……这样读书，就是读了百部干部，你会受到书的什么益处？读书是要先看出他的好处，再批评他的坏处，这才像吃东西一样，经过消化而摄取了营养。譬如《读通鉴论》，某一段该是多么有意义；又如某一段，理解是如何深刻；你记得吗？你懂得吗？你这样读书，真太没有出息！”“这一骂，骂得我这个陆军少将目瞪口呆。脑筋里乱转着：原来这位先生骂人骂得这样凶！原来他读书读得这样熟！原来读书是要先读出每一部的意义！这对于我是起死回生的一骂。恐怕对于一切聪明自负，但并没有走进学问之门的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都是起死回生的一骂！”确实，经过这起死回生的一骂，徐复观从此彻底改变了原来的读书态度，他已由浮躁转向沉潜，由20年前对中国文化的厌弃转向热爱、检讨和反思，并进而在日后的研究中开辟出了儒学的一种新境界。

胡适则始终以春风拂面的温暖给学生以关爱和帮助。他当北大校长期间，不少要到美国留学进修的学生因无法提供2000美元的保证金而难以成行。胡适得知后，便从自己的存款中取出钱来贷给一些青年助其出国，言明希望日后归还，以便继续供应他人。有人间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这是获利最多的一种投资。你想、以有限的一点点的钱，帮个小忙，把一位有前途的青年送到国外进修，一旦所学有成，其贡献无法计量，岂不是最划得来的投资？”

这种惠人之举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它超越了阶级、立场和时代的局限，体现的恰恰是为师者的永恒的烛光品格和博大襟怀。

四是他们开放宽容的治校态度

民国时期的大学普遍奉行“教授治校”制度，教授评议会在教授的聘请、辞退、评定和其他教学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许多校长本身就是教授出身，有的还兼着教学任务，因而校长的决策甚至就是教授们意见的代言，相反地，得不到教授们的认可，校长们的决策不仅难以施行，校长们的职位恐怕也难保，梅贻琦前的清华大学十换校长，大多因校长与教授的矛盾而引起。

蔡元培常说：“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大学是包容各种学部的机关。”在他的倡导之下，北大校园里中西文化兼收并蓄，新旧思想和而不同，教授们的学术观点缤纷万象，蔚为大观。

胡适和梁漱溟对孔子的看法不同，两人同开一课，各申其说；黄侃和钱玄同，一讲汉字二十八部韵，一讲废除汉字，两人课堂上互相批评，课后却作揖言好；钱穆终生反对白话，但他进北大，却是受倡言白话的胡适之聘……讲课的如此，求学的也是如此。到北大听课的，除了招收的正式学生外，还有注册的旁听生、选科生，更有未办任何手续溜进来听讲的中小学教师、政府公务员、报社编辑和失业青年，致使有的课堂，临到考试时才知道，听课的全是旁听的；选课的，还有的不是因为同意老师的观点，而是来看老师如何“荒谬”的。

北大的学风、教风也影响着其他高校的校风。罗家伦毕业于北大，他当清华大学校长时，这位国民党陆军少将因试图将党化教育搬进校园而遭师生的抵制。但他在聘任教授时，却不论资历党派，只问学术水平；王世杰曾任北大教授，他当武汉大学校长时，法学院教授范寿康大讲唯物史观，“最受进步同学欢迎。”

由此也不难看出，为什么那时候政治黑暗经济萧条，大学却是鸟飞鱼跃、思想勃发，为什么那时候烽火连天、战乱频频，大学却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社会精英，国家栋梁？开放让大学成为“大学”，宽容让大学成为“博”学，这应该是大学精神的题中之义吧。

五是他们独立不阿的人生品格

作为学人，应该具备怎样的人生品格？  王国维沉湖之后，知交陈寅恪为其纪念碑写道：“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感三光而永光。”其实他在写王国维又何尝不是在夫子自道？1941年，他应邀赴欧洲讲学，由昆明经香港时，遇太平洋战事而滞留香港大学。日方和汉奸陈璧君得悉后，都来逼他投敌，日伪组织还以40万港币诱引他主持“东亚文化协会”，替日伪制定中小学教科书，他高声怒斥，一概严词拒绝！须知那时的他，连离开香港的旅费都拿不出来！

这同熊十力两次辞绝蒋介石的百万拨款，闻一多治印养家，却坚拒贪官权贵的重金所求一样，让人看到的是学人的独立不苟、凛凛傲骨！

面对金钱时，他们能清贫自持，非分不取，面对丑恶和腐败时，他们更能拍案而起，仗义执言，这又是一种比金子更可贵的品格。闻一多明知特务的枪口已对准了他，却毅然表示“我前脚跨出去，就不准备后脚迈进来！”这是何等的大义大勇！傅斯年面对孔祥熙、宋子文之流的贪污腐化，屡屡上书予以揭露，著文予以抨击，终于迫使蒋介石撤了他的这两位姻亲之职方才罢手。这种嫉恶如仇，奋不顾身、独立不阿的精神和魄力，闪耀的不正是公众期冀知识分子所应承载的社会良知和正义？！

费孝通晚年写了一系列回忆师友的文章，不断地试图诠释他的师友们的做人原则，在谈到他的老师潘光旦时，说：“我这一代人可以想到，要在人家眼里做个好人，在做人的问题上要个面子。现在下一代人要不要面子已经是个问题了。我这一代人还是要这个面子，所以很在意别人怎么看待自己。潘先生比我们深一层，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这一点很难做到。这个问题很深，我的力量不够，讲不清楚，只是还可以体会得到。我这一代人还可以体会到这个问题存在。”笔者要说，我们下一代还可以体会得到吗？体会不到，又怎么可以做到？再下一代呢？

抗战胜利，陈寅恪几近盲瞽，想到国家多难，个人多病，这位高标自持、耿介不阿的大师写诗慨叹道：“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其实，“负气”的何止是先生一人呢？

六是他们敢于担当的使命意识

自从儒家贤哲将“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士人实现人生价值的目标之后，传统士大夫便责无旁贷地将家国天下的责任担系在了自己的身上，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迁延到近代现代，世逢千古未有之劫变，华北陆沉，中原报荡，三吴烽火，九夏蜩螗，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作为具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分子中的精英群体，民国时期的教授们，他们何以自处，何以处世呢？

历史学家陈衡哲曾对她的女儿任以都说：“我们那代人出去留学，都有一个理想，就是学成归国，要为国家、人民尽点心力、做点事。”当年青的女儿思想激进，一再痛骂士大夫祸国殃民时，陈衡哲对女儿说：“你知不知道士大夫阶级为国家、为人民做过多少事？真正的士大夫，处处为国家、人民着想，从不考虑个人利害，这样过一辈子才算是有意义的。”这真是一幅画出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皮骨的自画像，尽管他们自画的方式各有不同。

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人选择了以言干政的方式，试图在维护国民党政权的前提下，一点一滴地改造这个政府，通过法治建设，最终将中国建成一个英美式的自由民主国家，实现国家的富强。基于这种认识，胡适始终坚持站在国民党外(抗战期间出任驻美大使，当“过河卒子”乃是应国家之召，“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1932年有关“人权问题”的论争，1932年创办《独立评论》，都是他们这种政治理想的伸张。

丁文江、翁文灏、蒋廷黻等则由当初的以言干政走上了弃学从政的道路，试图通过“专家治国”的方式，以其政治热情和专业能力，实现“好人政治”，更新国民党政权，达到强国的目的；而国民党方面呢，蒋介石一方面厉行党治，一方面在不触动基本政治结构的前提下，也变通地、有节度地对政治做了局部开放，让教授、专家在技术层面上的外交、经济和教育领域试了一把。据统计，在1933年国民党中央机关的12671名公务员中，学理工农医出身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竟有1315名，占十分之一还强；在1935年底国民党的“人才内阁”中，蒋介石自任行政院长，翁文灏任行政院秘书长，主持实际工作，吴鼎昌任实业部长，王世杰任教育部长，蒋廷黻任政务处长兼行政院副院长，张嘉任铁道部长，蒋作宾任内政部长，教授们一时成了国民党行政院的主角。

冯友兰、熊十力等选择的是著书立说的方式，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民族精神的新支点，为民族自信和民族振兴输入精神源泉。抗战期间，冯友兰著述“贞元六书”，即是“怀昔贤之高风，对当世之事变，心中感发，不能自己”的结果。而熊十力的哲学一方面抗拒着工业社会给人类带来的混乱——道德滑落、价值迷失、生命困惑和人文精神的沦丧，一方面又从改造、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重构中国文化的民族重体，重树中国文化的自信心。

和冯、熊等人相比，梁漱溟既是哲学家，又是实践家。从撰写《中西文化及其哲学》，到着手乡村建设运动，再到奔走国共和谈事业，他汲汲于途，劳碌奔波，所为何事？激荡在他心中的恐怕还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那份理想和担当意识。

也许后人不能完全理解他们的行事方式，也许今人会笑话他们过于书生意气，甚至迂腐犯傻，但哪个时代能抛弃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态度？又有哪个时代能空乏直道而行、“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担当精神呢？民国时期的教授们就洋溢着这样一种态度和精神，许是因为如此，历史才记住了他们吧！当然，周作人式的“我不入地狱，谁人地狱”的“担当”，绝不同于他们的所为，就像今天的学人从政难以等同于丁文江们的所为一样，两者是不可放在一起言说的。

写到这里的时候，我从最近的报上看到几条有关大学的新闻：

2006年8月初，中国人民大学耗资百万给三层高的食堂修建豪华观光电梯；

2006年10月初，聊城大学花八千万打造世界上最豪华的校门；

2006年10月14日，厦门大学宣布：两个月后，厦大将建成国内最漂亮的高尔夫练习球场；

2006年10月28日，北京大学透露：之前在北大校园东操场修建高尔夫练习球场的计划因争议太大已被叫停，何时恢复修建目前尚无定论。

梅贻琦先生有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现在的大学是什么？“大楼”？“大师”？“大门”？大学的精神在哪里？时尚？高尔夫？呜呼，吾无言。

六年前，在写作一部关于高校校园文化的小册子时，我开始接触到一些民国时期学人们的传记资料，后来在进一步搜罗史实、研究的过程中，我对这个群体，包括对“反动”文人胡适和“头等战犯”王世杰等，有了更多的、更真切的了解和理解。拂去岁月的尘埃，洗尽人为的污垢，我感觉历史的本来面目并不像我们原来认识的那样简单而片面，我认为他们从五四中走来，经过科学和民主的洗礼，又吸吮过传统文化的营养，因而，他们是超迈于他们前辈的具有现代意识的一群社会精英，他们于治学上的大气淡定、执著严谨，于治校上的开放兼容、高瞻远瞩，于为人上的天真诚挚、独立不苟，于社会事务上的积极参与、敢于担当，这些都是现代知识分子所应具备，而当代知识分子又日渐丧失的可贵品质。

基于此，从2005年初至今，在事理旁杂、教学繁重的情况下，我抽空爬梳史料，伏案写作，才有了呈现在读者诸君面前的这些思考所得，其间的劳作惟有自知甘苦。湖北省图书馆是我常去的地方，也是我爱去的地方，那里离我家较近，常常一去就是半天，那里的书籍有的摆放不大规范，有时候想找某部书，却找不到；有时候明明看到放在某处书架上的书，现在去找，无论如何又找不到，不知是被人借走了，还是被挪了位置，反正是去了半天，一粒“金子”也淘不到。日子就是在这写写停停的忙碌中度过的。有时我不免也有畏难情绪，想放弃写作，但一看到照片上那些教授们的沉毅面容，一想到他们于颠沛流离之中，在油灯下的破书桌上孜孜笔耕的身影，我又添增了许多勇气和信心。沈从文先生早年以写现代小说出名，晚年以研究历代服饰而为人所知，人们追问只读过小学的沈先生为何取得如此成就，先生说：“我比别人耐烦些。”是的，耐烦些，这是我在研究民国教授中所得到的一个额外收获。

在写作过程中，我是力图想写出每一位或每一组教授的不同之处的，也是力图想将学术文章写得通俗一些，可读性强一些，但是否真的如此，我是衷心希望读者诸君予以评说、指教的。同时，由于本人掌握的资料有限，学识不够，其间的错谬妄说肯定不少，且“当局者迷”，因而我是没有任何理由不接受大家的意见的。

需要说明的，民国时期的学人成百上千，且流动陸极大，在此校为教授，在彼校却为讲师；在此校为校长、教务长，在彼校又为教授或一般教员，故限于识见，我只是论及了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好在是散论的性质，因而也能自圆其说。另外，对每一位论评的人物，我往往直呼其名，这并非我妄自尊大，不敬重他们，恰恰相反，这其中除了极少数人另当别论外，其余的都是时刻萦绕在我心中的尊敬的前辈。

这部书稿的写作，很是得力于我的夫人吴邱卫女士，她的工作本来就忙，但她还是利用下班后的时间为我敲打了书稿的全部文字。

我从心底里敬佩窦鸿潭先生，作为责任编辑，我的几部书稿都是在他的指正、帮助下付梓印行的。他与我志趣相投，他对文史方面的许多见解常让我有茅塞顿开似的醒悟，他对工作的细致、认真常给我以无形的鞭策和激励，遇上这样的文友，实是人生的一大幸事了。

章雪峰编辑的专业与敬业也使我时常感佩难忘，我与他虽还不曾谋面，但他提出的诸多宝贵意见，常使我有故人相会之念。

我还很感谢我们学校的领导和科研处的同事，是他们的资助才使这部书的出版没有了后顾之忧，我只有更加勤奋地工作才能回报大家于万一！

张军2007年夏谨识于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