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格尔·德·乌纳穆诺·胡戈，西班牙著名的散文家，剧作家，小说家，诗人和思想家。被公认为西班牙文坛“98年代”的领军人物。其主要著作有：《论语言纯洁性》、《绷带》、《唐吉诃德和桑乔的生活》、《雾》、《维拉斯戈兹的基督》、《杜拉姨妈》、《生命的悲剧意识》等。本书便是其代表作之一。该书主要探析了科学与信仰、理性与情感、逻辑与人生之间的种种矛盾冲突。尽管这是本有关人生哲学的书籍，但全书语言通俗，也适合一般读者阅读。

　　这本书是乌纳穆诺的代表作之一。他在该书中探析了科学与信仰、理性与情感、逻辑与人生之间的种种矛盾冲突。乌纳穆诺认为只有通过炽热狂烈的、不顾一切的献身行动，人才能得以击破与生俱来的矛盾和绝望。

关于《生命的悲剧意识》(代序)

第一章 骨肉之人

第二章 起点

第三章 不朽的渴望

第四章 天主教的本质

第五章 理性的溶解(毁灭)

第六章 深渊底层

第七章 爱、痛苦、悲悯与人格

第八章 从上帝到上帝

第九章 信仰、希望与仁慈

第十章 宗教、阴间的神秘学和灵魂归复

第十一章 实际问题

第十二章 唐吉诃德与近代欧洲的悲喜剧

作者年表

译后感言

能界定一个人的，能造就“一个”人的东西，是这一个而不是另一个，是那个是，而不是那个不是，是缘于统一性的原则和连续性的原则。借助肉体，统一性原则首先体现在空间里，然后依次体现在行动和目的之中。只要我们的身体是健全的，走路的时候，就不会一条腿向前而另外一条腿向后；看东西的时候，也不会是一只眼睛向北看而另一只眼睛向南看。在生命的每一时刻，我们总有某种目的，并为达到这一目的，而引动我们机体行动的协调作用。纵然在下一个时刻，我们可能改变我们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特别是一个人，他的行动也就更为单一。有的人终其一生，只追求一个单一的目的，也不管是什么目的。

一种连续性的原则体现在时间里。至于说现在的“我，，是否是20年前的“我”，我认为这个问题不值得讨论，因为没有任何意义。今天的“我”，凭借意识的一系列连续作用，而得益于20年前我身体里的那个“我”，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记忆是个体人格的基础，如同传统是一个民族集体性格的基础一样。我们生活在回忆之中，同时也为回忆而生活。从深层的意义讲，我们的精神生活，基本上只是记忆坚持的努力，并使之转化为期望，也只是将过去转化为未来的一种努力而已。

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喋喋不休的大实话。但是，满世界走一圈，你会碰到许多对自己好像没有感觉的人。我的一个好朋友，多年来我天天和他一起散步。每当我和他谈起自身人格的感觉时，他就对我说：“其实，我对我自己真的没有什么感觉，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有一次，我前面提到的朋友对我说：“我真想我是某某人。”我对他说：“一个人想成为一个随便什么人，对此我永远也不能理解。成为另外一个人，就意味着放弃现在的‘我’。一个人可以期望另外一个人所拥有的东西，如财富和知识，对此我能理解。但是，要成为另外一个人，我不能理解。”

不止一次地有人说，所有深受苦难的人，虽然身受苦难，他们还是宁愿是他们自己，而不愿成为没有经受苦难的其他人。因为不幸的人，当他们在不幸时，他们仍然能够保持他们的正常状态。当他们努力坚持他们的存在的时候，他们宁可选择不幸，也不愿意选择不存在。以我为例，当我还是小伙子时，我就没有被地狱般的凄苦色调的油画所感动。从那时起，呈现在我面前的东西，没有任何东西比什么都不是本体的东西更可怕。这原是为生存而有的疯狂饥饿。是最美好的欲望，如同我们的禁欲主义者说的那样。

如果给一个人提出建议让他成为一个其他的人，就如同让其放弃成为他自己一样。每一个人都在守护着他自身的人格，只是在以下的情况下，他才愿意接受思想模式和感觉模式的改变：所谓的改变应该能够进入他精神的整体性而且应该包含在他生命的连续性之内，或者当这一改变能够与他固有的存在、思考与感觉模式取得协调一致并取得其整体性，同时能够与其记忆编织在一起。对一个个体也好，对一个民族也好一一某种意义上，民族也是一个个体——你都不可能要求他发生与其统一性和连续性决裂的变化。可以使一个人发生很多的巨大改变，甚至完全地改变，但这一改变必须发生在连续性之内。

至于某些个人身上发生性格变化，这也是真实的。但是，这是病理学上的例证，它本身是精神科医生研究的对象。在这种性格的变异里，记忆一意识的基础一完全被摧毁，并且，留给可怜患者的(其个体连续性已被缩减)只剩下机体组织而己。所说的连续性是个体的，而不是人格的。我们说，某种疾病可以和死亡画等号，那是对于患那种疾病的主体而言；而对于另外一些人而言，那种病并不等于死亡，例如对可能要成为他的继承人而言，只有死亡来临的时候，才有财产继承的问题，如果他还有财产可继承的话。我们只能说，这种病只不过是一场革命，货真价实的革命。  从某种意义上讲，一种病就是一种机体的分离；是活着的身体的某一组织、某一部位的反叛，反叛的部位将破坏生命肌体协同作用，将要把与它协调一致的部位引向到另外一个不同的目的。其目的可以被认为是内在的，用抽象的话来表达，是更高级的、更崇高的等等，不管什么目的，反正是另外的目的。在空气中飞行和呼吸，比在水里游泳和呼吸更舒服。但是，如果一条鱼，要想把鱼鳍变成翅膀，它将意味死亡。不用说，鸟类要把翅膀变成鱼鳍，如果在它们身上没有发生连续性的过程，其结局和鱼是一样的。我不是很明白，但是也许一条鱼能生出一只鸟，或是另外一条更接近鸟的鱼可以。但是，我们所说的一条普通鱼，在它自己的一生中，是不会变成一只鸟

在我自身之内，所有企图阻断我生命的统一性和连续性的事物，必然会毁灭我，同时它也会自行毁灭。一个民族中，如果任何个体想要毁灭其民族灵魂的统一性和连续性，他将毁灭那个民族以及作为民族一部分的个体自己。如果有其他民族比我们更优秀，那又该如何?当然有可能，虽然我们并不清晰地了解更好或更坏意味着什么。比我们更富有?姑且这样认为吧。比我们更有教养?也许。比我们生活得更幸福?还是算了吧!当我们被征服时，那些足以称之为征服者的民族?很好。好，一切都很好，但那是另外一码事。因为，对我而言，成为另外一个人，破坏我生命的统一性和连续性，放弃我现在的我，就是说，我已不再存在了。不，不能如此就范。

也许你会说，有另外一个人能够扮演我的角色，而且比我扮演我自己还要好；他还能完成我的社会职能。是，有可能。

“我，我，老是离不开我!”有的读者会说，“你是谁呀?”我将以伟大的欧伯曼的话来回答：“对于宇宙而言，我微不足道，而对我自己而言，却是一切。”不仅如此，我要提醒我的读者注意康德的一项理论：我们必须把人看成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这不只是我，对每一个人都一样。单称判断具有全称判断的价值，逻辑学家如是说。单称的，并不是特称@的，它可以说是全称的。

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所有的文明的目的都在于把它自己呈献人类，呈献给每一个人，呈献给每一个“我”。那么，那位被崇拜的偶像是谁?我们暂且把它称呼为人类或人性，称呼是无所谓的。问题是所有的人，我们每个人，都要为它做出牺牲，这叫什么偶像!我为我周围的人、为我的同胞，为我的儿女做出牺牲；而他们又为与他们相关的人做出牺牲，如此循环，代代连续重复。那么，谁将享受这种牺牲行为的果实呢?

那些和我们谈论绝妙的牺牲、没有对象的奉献的人，常常也会与我们谈论生存的权利。什么是生存的权利?他们对我说，我来此地是为了实现我并不知道的社会目的；但是，我感觉到我就是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一样，来到此地是为了实现我自己，为了活着。

是呀，是，我都看见了：宏伟壮丽的社会活动，无所不能的文明，眼花缭乱的科学、艺术、工业，令人向往的道德风尚。然而，当我们把这个世界填满工业的奇迹、巨大的工厂、马路、博物馆与图书馆的时候，我们也将筋疲力尽地倒在它们的脚下。这一切会存在下去，但是，又为了谁呢?问题就在于：到底是人为了科学而存在呢，抑或是科学为了人而存在呢?

有的读者又会喊道：“哎!我们又回到了教义问答的老生常谈的问题上来了!问：上帝为了谁而创造世界?答：为了人类。”对呀，只要是人都应该这样回答。如果蚂蚁意识到这一点，它也会理直气壮地回答：“为了蚂蚁!”回答正确。世界所以被创造，就是为了意识，为了每一个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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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翻译出版介绍西班牙作家涉及人生和西班牙民族灵魂的作品，出版涉及西班牙宗教和哲学的专著，为数不多。乌纳穆诺以其渊博的知识和讲究的修辞撰写的《生命的悲剧意识》这部不朽之作，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

(一)乌纳穆诺其人

有一则传说这样讲：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二世(1857—1885年在位)要给乌纳穆诺颁发阿方索十二世十字勋章，乌纳穆诺穿着一身平时穿的衣服来到王宫对国王说：“我来这里是为了感谢陛下授予我的勋章，我受之无愧。”国王听后感到十分惊讶并对他说：“真是匪夷所思，我给别的人授勋时，他们都斩钉截铁地说t受之有愧’。”乌纳穆诺回答说：“他们说得很对。”

米格尔·德·乌纳穆诺·胡戈(Miguel de Unamuno Jugo 1864～1936)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西班牙著名作家、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虽然他的作品今天已是家喻户晓，但他在世时不少人并不特别喜欢他。他得罪过不少人，从上述的传闻中即可看出，他把所有获得阿方索十二世十字勋章的人都以调侃的方式得罪了。他在评论一些伪哲学家时说，他们的作品往往是在猪的鼻孔里插大葱，是把古埃及的狮身人面像换成了带尾巴的母猪形象。他们惯用的骗人手段不过是偷梁换柱而已，他们提出许多令人费解的问题而从不给出答案，让读者无所适从。乌纳穆诺因教育经费问题竟然敢于公开抨击国王阿方索十三世(1902—1931年在位)。1924年因反对西班牙里维拉买行军事独裁(1923～1930年)，他的萨拉曼卡大学校长职务被撤销并被流放到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富埃特文图拉岛，他从那里逃到法国避难直到1931年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成立，重新担任该大学校长。1936年西班牙爆发内战，在有佛朗哥出席的萨拉曼卡大学开学典礼之上，72岁高龄的乌纳穆诺校长说出了一句流传后世的名言：“你们可以以力服人，但不能以理服人。”(Vencereis,per no convencereis.)

乌纳穆诺在世时，就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关于他的评论和评价数不胜数，至今仍为评论界的一个热门话题。《生命的悲剧意识》出版后，曾经引发一场非常激烈的讨论。但是，如今在西班牙国内外提到乌纳穆诺时，一致认为，乌纳穆诺是一个博学多才、能言善辩的天才，对促进20世纪初西班牙现代思想、哲学、文学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西班牙《号角报》刊登的《致米格尔·德·乌纳穆诺》的颂扬文章长达四千字，在其结尾称颂道：“实在遗憾您的离去，您离开了您的祖国西班牙，她像没有父亲的孤儿被人遗弃。更遗憾的是，您不能再踏上这片土地。”乌纳穆诺以文学为工具，以教育为手段，唤醒民众，唤醒青年，启发人们从人生的悲剧意识中觉醒，企图振兴日暮途穷的西班牙帝国的文学和教育，唤回西班牙的民族灵魂，建立一个崭新的西班牙，阔步向前的西班牙。

作为教育家的他，30岁开始写作。1895年写的第一本书名为《关于纯正性》(En torno al casticismo)，讲的是永恒的传统和卡斯提亚的精神。1903年第二本书名为《关于我的国家》(De mi pais)，讲的是卡斯提亚种族和当时西班牙的国势衰朽的问题。乌纳穆诺踏上文学之路，虽然起步较晚，但其著作等身，而且涉及的文学品类极广，可称得上是个全方位的作家。他是作家，又是诗人；是文学评论家，又是教育家、思想家和哲学家。他的作品类别有：小说、诗歌、戏剧、散文随笔、文艺评论、语言文学研究及政论、哲学、宗教杂文等。乌纳穆诺一生总共写了8部小说、12部散文随笔、7部诗歌集和5部戏剧，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影响深远。他的著名小说《雾》是一部构思严谨、富有哲理的现实主义小说，在西班牙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在这部小说中，乌纳穆诺采用了在他那个时代颇为大胆、新奇的艺术形式和写作技巧，如内心独白、意识流、双向式对话和单向式对话，打破传统小说中作者、人物、读者三者之间被动的、固定的创作和阅读关系，要求读者参与小说的再创造。从某种意义上讲，乌纳穆诺的小说《雾》，和卡夫卡等人的作品一起开辟了20世纪西方现代派小说的先河，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元小说的先河。乌纳穆诺的作品风格朴实、音韵和谐、文字优美，因其独具一格的文风而成为西班牙现代散文的典范，与其他“98年代”的作家一起对西班牙20世纪的散文革新起到了推动作用。在西班牙文学史上，乌纳穆诺的写作风格被定格为“乌纳穆诺式或乌纳穆诺主义”(unamunista o unamunismo)，不会与其他人的作品混淆。

乌纳穆诺一生战斗不息，挣扎不止，与肤浅鄙俗、麻木不仁的环境斗争，与悲观失望的民族情绪抗争，为个人和国家的命运前途挣扎。乌纳穆诺曾经写过一篇散文《基督教的挣扎》。他对“挣扎”一词从词源角度(他的惯用手法)进行考证。考证的结果是，“挣扎”一词的含义是“斗争”，由此确认了他的斗争的人生哲学。

不管在西班牙君主政体时期还是共和国时期，乌纳穆诺都持有不同的政见，以无党派的身份而自豪。他具有典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那种超阶级、清高自负的特点。他自称独一无二，因为他的名字Unamuno一词按西班牙文结构形式是：una+m+uno，而una和“uno在西语中是不定冠词，都是“一”的意思，前后都是“一”，只不过一个是阴性一个是阳性，故自称独一无二是有道理的。他的名字起得确实很独特，unamuno中间的西班牙字母m可以解读为西班牙文的数学加号mas的缩写，这样乌纳穆诺的名字翻译成中文就是1+1等于2。老将出马一个顶俩，以他的战斗精神来说也不失为一种恰当的解释。他从不隐瞒自己的好恶，从不畏惧强暴，也从未被功名利禄所诱惑。他对西班牙的脉搏把握得十分准确，并利用一切机会讴歌她。他对欧洲的资本主义残暴面目深恶痛绝，他否认自己是欧洲人。他认为西班牙欧洲化将意味着西班牙的毁灭。他以毕生的精力启发人们从醉生梦死中觉醒，梦寐以求建立一个新的西班牙。他在小说《迷雾》中宣称：“我，是的，我是一个西班牙人，从出生到所受的教育，从个人精神境界到使用的语言，甚至我的职业统统都是西班牙式的。首先，我是一个西班牙人。”有关西班牙的这一爱国主题，在他的随笔《关于纯正性》(1895)、《唐吉诃德和桑乔的一生》(1905)，游记《穿越西班牙、葡萄牙的土地》(1911)以及《西班牙：思想之旅》(1922)等著作中都有充分的体现。

谈到乌纳穆诺的人品，在西班牙几乎没有任何争议。西班牙皇家学院院长、“27年代”诗人达马索·阿隆索(Damaso Alonso 1898--1990)在列举“当代英雄”名字时，首先提到米格尔·德·乌纳穆诺。就其对西班牙文化的贡献而言，乌纳穆诺作为20世纪西班牙文学和思想界最伟大的人物是当之无愧的。另一位曾任西班牙皇家学院院长的拉蒙·梅嫩德斯·毕达尔(Ram6nMenkelez Pidal 1869—1968)谈及乌纳穆诺时讲到：“他虽然不是公众喜欢的人物，但他是尽人皆知的人物。他受某些人憎恶，应另当别论。他虽然受人批评但同时也深受敬佩。”

——截选自关于《生命的悲剧意识》

我翻译乌纳穆诺的《生命的悲剧意识》出于两个目的，一是“美丽的冒险”，这是柏拉图在他的《对话集》里使用过的一个词汇。所谓冒险是说，我一不懂哲学，二不懂宗教。然而，书中所涉及到哲学和宗教的内容的部分约占全书百分之九十，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但工作着是美丽的，应该尝试一次“美丽的冒险”。乌纳穆诺是西班牙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教育家，曾两度担任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校长兼哲学、语言学教授。《生命的悲剧意识》作为其代表作之一，是一部哲理性很强的著作，作者在文章中旁征博引，把世界哲学、宗教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差不多都点了名。对我而言，翻译、知识两方面的困难不言而喻。我能够把它“啃”下来，实在是一种“冒险的美丽”。第二个目的：我的“不朽的渴望”，正如本书第二章的标题。其实，不过是受“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提法的影响。我特别喜欢秋末冬初从北方飞来的成群大雁，队伍成“人”字形，飞得自然优美，叫声不卑不亢，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深刻”中含有点点不朽，起码在我心中。

乌纳穆诺的人生哲学是我学习的楷模。他一生追求两个目标：关心人的生命，关心国家的命运。当今西班牙人对乌纳穆诺的研究，对其哲学思想的重视也偏高于他的文学成就。我国读者对乌纳穆诺的哲学思想知之甚少，凭借本书可增加一些西方哲学、宗教方面的知识，帮助我们训练理性和思辨能力，而现在的人更加需要哲学和宗教。这算是第三个目的吧!

翻译工作完成之际，我要感谢广东花城出版社和出版社的林贤治先生和张懿女士，他们一直鼓励我和相信我，使我得以把翻译进行到底。同时，我要感谢我的朋友、北京大学赵振江教授，赵教授鼓励我把本书的翻译接下来，并为我提供原文和其他有关材料。

由于专业知识和翻译水平的限制，我虽尽力而为，但可能出现的错误在所难免(包括露怯的地方)，请各方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谢谢!

段继承

2007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