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本中国古代文人研究读本。全书按汉末和魏晋两个时期，将这些有名文人分成两部分进行介绍。其中有谢安、阮籍、郭泰、李固、陈蕃等等，内容涉及他们的性格、死因、人品、风骨、交游等。历史性、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很强。

中国的中古时代是有名的专制、混乱、黑暗的时代。这个时代对文人来说，是危险的，绝望的；无论才华和生命都无足轻重。然而，地狱开出了“恶之花”。像嵇康、阮籍一流人物，即以他们不同的抵抗方式，或者积极，或者消极，显示了各自独立的存在。

序／绿原

第一品 汉末清议人物剪影

序论

李固生涯的三个回合和汉末名士嫜直之风的滋长

李固与太学诸生

陈蕃的性格

陈蕃之死

李膺与党锢案第一阶段

第二次党锢案与李膺之死

大灾难及杜密的自杀

范滂的人品

范滂的慷慨赴死与岑喱的狼狈逃窜

郭泰现象

郭泰的交游

名士中“纯儒”的一翼

名士薰莸

张俭事件和名士的义侠之风

许劭的知人和范冉的孤介

清议的句号人物孔融

跋

第二品 魏晋清谈人物剪影

小引开宗

何晏与奥迭普斯情结

何晏的学问、清谈和服药

第一个清谈名士之死

早夭的天才王弼，顺便谈早夭的多情种子荀粲

王弼的身世和学术成就

夏侯玄的风骨

夏侯玄以名重致患

嵇康必死之道

嵇康之死结束了正始之风

嵇康的才高与“识寡”

阮籍在两性关系上的风采

阮籍的悲剧深度

清谈名士世家的阮氏诸人物

向秀——嵇康的密友和配角

刘伶的著作是喝酒

披着老庄外衣的名士山涛

王戎“俗物”，偏恋清誉

新一代清谈的格调及宗主王衍

王衍的“清高”及其他

王衍的姿容和品题人物之谬

乐广的清谈路数

乐广“名教”的言与行

清谈皇帝

简文帝的“远体”

清谈和尚支遁

支遁的清淡胜于佛经义解

不争气的清谈名士殷浩

谢安的鼻子

谢安与王导的区别

谢安超人的镇定

清谈之家的主心骨和谢安的体任自然

附：谢道韫

附品 书影追形杂笺

解 题

千古一大谜

杨子思想钩沉及其湮灭的必然命运

直不疑的品行与时尚

圯上进履的翻版

中国最早的相思病例医案

儒的两面：儒学以巧宦兴

儒的两面：儒学以理想主义绌

汉末清议与魏晋清谈的过渡人物

孔融案株连二子的不同记载

刘备不从刘表手中取荆州探徽

曹操与杨修

曹操的好色和曹魏闺风

西晋两皇后丑事与名教的沦落

道教拉隔壁亲眷认宗老子

老庄不同

两个最懂儒学精髓的皇帝(上)

两个最懂儒学精髓的皇帝(下)

儒家的道，素王与真王

孔子升格为第一把手

三教鼎立始于唐

唾面自干与自唾其面

两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大儒

我诅咒

后 语

后记

李固生涯的三个回合和汉末名士肄直之风的滋长

历史事件的时限很难截然划界，但要谈汉末清议人物，必须从李同谈起，虽然他所面对和置他于死地的是外戚，与党锢之祸的出于阎宦不同。

李同(94—147)直到四十岁，即顺帝刘保阳嘉二年(133年)，才与张衡、马融一起被皇帝征召对策。据《后汉书》木传，这以前他“究览坟籍，结交英贤，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风而来学”。大概凛于朝政险恶，曾多次辞谢征辟，谢承《后汉书》说他“五察孝廉，益州再举茂才，不应；五府连辟，皆辞以疾”。这次对策，李固拔为第一(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袁宏《汉纪》)。对照一下同时召对的张衡、马融二人，张衡后来知难而退，作《归田赋》独善其身去了，马融一代经师，却是个犬儒主义，临了“不敢复违忤势家，遂为梁冀草奏李同，又作大将军《西第颂》，以此颇为正直所羞”(《后汉书》本传)。虽然是为了保命，到底沾了李固的血。一比，只有李固是条硬汉。

这次对策，李固攻讦了一通宫廷群小和外戚擅权的害政，特别借抨击安帝的乳母王圣委婉地讥议了顺帝的保姆宋娥。顺帝也不是什么明君，但他吃过祖奶妈王圣和宦官的苦头，嗣君之位一度被他们构陷废黜，安帝死后另立了北乡侯刘懿，幸亏一场宫廷政变，少帝刘懿死后才复位为帝。李同的对策恰巧对他的胃口，被任为议郎。但他立即遭到宫廷保姆、宦官的打击报复，飞章陷罪，幸亏尚书仆射黄琼等人的救辩，才免遭不测。不久被外放为广汉洛县令，知机而退，半路上挂印遁同汉中老家，杜门不交人事了。这是他政治生涯的第一回合。

挨到四十岁才逡巡而出，碰了个钉子又缩了回去。是他无心用世?是他知难而退?看情况都不是如此。这里要看一下他出山前数年，顺帝永建(126—131年)中致黄琼的一封信。当时他们大概只是彼此慕名的神交，是得知黄琼被征就道，中途踟躇不进，敦促他出仕而发的。黄琼的大力救援他盖有其前因。

此信载于《后汉书·黄琼传》，其中“蛲蛲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数语，历来颇被传诵。该信主旨有二：一是不应待政治清明然后才出来辅政济民，“自生民以来，善政少而乱俗多，必待尧舜之君，此为志士终无时矣”。‘志十要知难而进。二是近年应征的名士大都无所作为，以至世人都说“处士纯盗虚名”，丢尽了知识分子的面子；希望黄琼出来大展宏图，“令众人叹服，一雪此言”。将挽回名士声誉的厚望寄之于黄琼，当然他也是以此自期的。

第一点不过是一般的劝勉，第二点却是在鼓励中带点激将法的警告，表露了李固对知识分子群体声誉的关注；他是把黄琼当作包括自己在内的一群人的代表看待了，群体觉醒的心态已呼之欲出。同时，也分明表示了要匡世济时非靠有德行的儒士承担责任不可的自我价值的肯定。

顺帝的岳父梁商任大将军秉政，李固被诬陷罪，梁商曾予援救，聘李固为从事中郎。李固却本着儒家“君子爱人以德，，之道，上笺请梁商退位让贤。我倒看得起你，请你来帮忙，你却叫我滚蛋，在官场里看起来滑稽，不识抬举之至，但这也正是李同之所以为李同。

不久梁商死了，其子梁冀为大将军擅权，李固被任为荆州刺史去治盗寇。所渭盗寇，其实多数是被逼反的饥民。李固一面以恩信疏解铤而走险的疲民，一面严惩在梁冀庇护下的贪官；梁冀千里遣使说情，李固惩治得愈严，同时又打击了大批阉宦亲属的地方官。这样，他和擅权的外戚、宦官的对立进一步尖锐了。

平治了荆州、泰山等州郡的动乱后，李固被调人朝任将作大匠，立即上疏谏事，请求重用黄琼、周举等名士，起用托病退避的直臣杜乔，又推荐杨伦、尹存、房植等一批在野名七，都为顺帝所采纳。他显然是想纠集这批学深行直的清流在朝廷形成一股有声势的力量，和外戚宦官抗衡，这是他政治生涯的第二回合。

此时他已是与外戚与宫廷群小对抗的清流集团的组织者和中坚，威望日隆，因而顺帝死后，冲帝刘炳即位时，拜为太尉，与梁冀参录尚书事，从而进入他政治生涯的最后一个回合。冲帝立一年夭折，李同主张立年长的清河王刘蒜，但梁冀为了专权，硬是立了年仅八岁的质帝刘缵，质帝偏颇聪敏，梁冀恐有后患，进药毒死；李固又主张立刘蒜，梁冀又硬是立了未成年的桓帝刘志。这场立嗣纠纷终于使李固和杜乔一起为外戚宦官所害，死于狱中，暴尸城北。李固不仅因成仁取义成了理想主义儒士的楷模，而且激使清流名士益发嫉恶如仇，声气相通；处十横议和激扬名声的嫜直之风愈煽愈炽，蔚然成为强大的道德力量，振荡朝野，为党锢之祸种下了根。

梁冀在历史上也是屈指可数的骄奢淫逸的跋扈将军。到桓帝成年以后，终于在延熹二年(159年)藉宦官之力干掉了他。从此大权落人阉宦之手，宦官就成了清流名士的主要对立面，党锢案就是阉寺向名士开刀，但这已是李固死后的事了。

P8-11

传说柏拉图欢迎哲学家进入他的“理想国”，却坚持把诗人摈之于门外。难道这位唯心主义之父早就发现，哲学家不仅善于解释世界，说不定还有本领改造一下世界?用不着到西方的故纸堆里去搜寻什么例证，不妨想象一下我国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游说诸侯，竞相夸示治国平天下的本领那番盛况，是不是跟那个“理想国”的招贤壮举有点儿相仿佛，尽管各路精英未必个个遇得上柏拉图那样开明的人主。至于诗人，唉，在那位老人家看来，竟然近乎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的典型，否则他不会那样不讲情面，到两千年以后仍不免令人闻之不胜沮丧。

随便翻书，又翻到近人哈代有这样一句俏皮话：“如果伽利略当年用诗体来写他的地动说，教会也许就不会来找他的麻烦。”这句话排除了幽默成分，无异于是说，诗人在一般的世俗眼光中(不仅从教会看来)，正如一句俚语所说，谅他也屙不出三尺高的尿!怎么捣乱也不必认真对待似的。要说前一种态度即柏拉图对于诗人的态度是敌视，这一种就明明是比敌视更令人沮丧的蔑视了。

哲学家遇不上柏拉图，进不了他的“理想国”，他们又将如之何?诗人戴不上桂冠，又不甘心流落江湖当隐逸派，又将怎样对付周围的敌视以至蔑视?都不是个别的、偶然的、可以姑妄言之的掌故问题，倒很是带有规律性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属于历史范畴的学术问题。可是，《伟人传》的作者爱默生却说：“说到底，无所谓历史，都不过是传记而已。”这恰像是企图规避规律性的一种遁辞，反倒提醒了它的疑惑者：历史还是有的，它就存在于个别人物的传记之中。须知个人从来不仅是个别的，他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正是构成历史的重要元素。把历史比作洪流，个人就是水滴，而传记显然就是拥水滴而入洪流的波涛了。那么，历史家看来要比哲学家和诗人超脱些，他正坐在历史洪流的岸边，聚精会神地欣赏晶莹、澎湃和浩渺的大小奇观……

我的朋友何满子善饮，有历史癖，常以书佐酒，喝得多也读得多，一多就少不了钻牛角尖，有时醺醺然钻得“仿佛若有光”。近年来听说他写了不少历史小品，大都以爱默生所独到的传记为题材，如《汉末清议人物剪影》、《魏晋清谈人物剪影》之类。可惜我孤陋寡闻，迄今很少看到发表他的大作的那些刊物，但对于他的研究取向却颇感兴趣。简直像知识竞赛的落榜者企望答案揭晓一样，我一直想搞清楚，东汉两次党祸究竟怎样由于“清议”而闹起来的?魏晋清谈人物的风度，虽从《世说新语》和鲁迅的文章略知一二，那到底又是些什么样的遮奢人物，当时又是怎样昙花一现地跑出了他们来?或者，至少想搞清楚，清议和清谈实质上是不是一回事?不是的话，二者又有什么关系?满子的文章照说会涉及这些深层次的因缘，可惜不知什么时候才能从容读到它们。读不到它们，我却好事来为它们的汇集作序，虽不敢亦不免要说些外行话了。

靠翻事典，自不难明白，“清议”是指古时乡里或学校对于官吏的鉴定或批评。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就“清议”条如是说：“西汉以来，犹循此制，乡举里选，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议，终身不齿。”乍听之下，颇可为中国历史上这段廉政建设、民主传统以及知识分子之积极作用等等自豪一下，如果不知道随之而来的灭门之祸的话。至于“清谈”，现代“侃”家们说不定更熟悉一些，先是指魏晋间何晏、王弼等人祖述老庄，崇尚无为的空谈风气，蔓延开来，无非是一些存心让人想不到、听不懂的玄之又玄的所谓“阳春白雪”而已，不知怎么搞的，从汝南月旦的社会舆论领域一下子转到了谈天说地的形而上学领域。

如果不满足照本宣科，也不妨随便说说，清议和清谈从实质上来考查，不就是中国封建早期知识分子的一种自我表现的两种方式么?要说清议人物有点像没有挤进或者正准备挤进柏拉图的“理想国”的哲学家，那么清谈人物则很可能是在写诗，甚至是在写朦胧诗，个别人也可能企图用诗体写他的“地动说”。但是，清议搞不好是要掉脑袋的，而清谈家只要像阮籍那样，善于在政治上打太极拳，则又可能由于被认为“屙不出三尺高的尿”，混它一个托庇粗安。

然而，这两种下场并不因分属两个朝代而互不相干。在统一的封建历史洪流中，清谈未始不是清议的一个反动，直白说来，很可能是被后者的惨祸吓出来的。从长远来看，清谈又未必不会反过来变成清议，例如通过谈玄、写朦胧诗进行干政，据说“托词宫闱”也可以包含某种深意在。不过，更多却是把清谈当作保护色，或者一种明哲保身的工具，显然已远离清议人物的那股傻劲儿。后来清谈羼进了佛教思想，进一步心平气和，四大皆空，就更是存在决定意识的新阶段——令人想起已故诗人阿垅说现代派的一句话，这已是“醒着做梦，跪着造反，活着死去”了。

回溯公元二世纪，中国东汉太学生数万人争议时弊，讦发幽昧，诽讪朝政，涉及圣人，卒因缺乏今天才有的法制而遭镇压，数百人连同家族或处决，或监禁、或充军，闹了二十余年，直到黄巾起义才不得不罢休，以致成为历代读书人都不免莫名其妙而头痛的大事。个中自有迄仍扑朔迷离的复杂原因，但从远距离看去，其社会影响的深刻程度又实在令西方的路德博士辈瞠乎其后。想不到一百年之后，物极必反，竟然出现了一批对国难民瘼虽说不是漠不关心，至少也是无所作为的清谈人物。他们作为知识分子，意志消沉，作风颓废，纵酒狂醉，扪虱清谈，不旋踵而国势衰微，北方偌大一片国土遂沦于异族铁蹄之下。当然，把晋祚之亡仅归之于清谈所误也未必公正，但清谈在中国政治史上却为知识分子鲜明地标志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时代。

更可悲的是，经过两次大折腾，中国封建统治者总结经验教训，不久(从隋唐起)便找到了对付知识分子的好办法，就是让天下英豪尽入我彀中的科举制的建立。不论是以帖括、八股还是别的什么试士，这个制度真算是一座精神囚笼，把中国知识分子一直禁锢到二十世纪肇端(1905年，即光绪三十一年)。其间一千多年，虽说五代后梁有过所谓“清流”，宋代有过“党人碑”，明代有过“东林党”，以至清代还有金圣叹等人闹了一下子“哭庙”……而且杀的杀，关的关，同样煞是怕人，实际上从历史老人看来，都不过是小打小闹，远不及东汉“党锢”富于代表性。就整体知识分子而言，绝大多数已被驯得俯首贴耳，在盛世则凭着几句“子曰，诗云”生吞活剥地去追求功名，到乱世则纷纷作鸟兽散以苟全性命，宁与草木同腐而“不立乎岩墙之下”——在这种精神状态之下，什么“清议”、“清谈”都早已被当作山海经了。

满子果有历史癖，他在以书佐酒之余，写出了这本《中古文人风采》，我没有先读为快的幸运，不知他是怎样来写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这段精神创伤史或者人格滑落史的。他本人也许不过为了解酒而信笔写来，却让我们这些不懂历史的读者似乎懂得了许多。如果把他比作岸边的历史家，我想，他所面对的景色真可谓“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了。然而，历史的意义在于本身，唯物史观更强调一定的社会意识取决于一定的社会存在，这里容不得借古讽今或者以古度今之类的主观类比。

据说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是从“五四”开始的，这应当没有什么异议。又据说在今天“四化”大业面前，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决不止于指手画脚，而在于埋头苦干，这更是没有什么异议的。事实上，随着时代的进步，分工的细致，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早已在某个角落找到了各自安身立命的位置，不像古代的同行除了做官，即挤进柏拉图的“理想国”，就觉得别无出路。何况柏拉图的那一套也不过是作为讲义在他的学园里念念而已，连他自己也未必真正相信，更谈不上去实现它。知识分子毕竟应当从自己身上建立为人民服务的信念，才不愧于他所自命的现代性。

至于哈代所说的教会，它也不得不跟着现代化起来，“现代主义”一词就是它首先用起来的，因此有悖《圣经》的“地动说”之类，或者即使用诗体来写，怕也脱不了干系，或者根本就无所谓，它可能已经从《创世纪》的字里行间找到了“地动说”的依据——几年前听说，它已经公开为伽利略平反了，看来事态在向后一种令人乐观的方向发展。然而，今天的诗人不论中外，其被敌视以至蔑视的氛围毕竟日渐淡化，倒不是社会忽然换了胃口，开始钟爱诗人和他们的作品起来，恰巧相反，他们已被冷落到不得不把人和作品一起投入商品机制中去，否则无法生存——这又是新的规律，大概还不属于满子准备钻钻牛角尖的范围。

1991年8月19日

本书中的三组文字都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头并无将它们写得具有系统性的设计。前两组，议论汉末清议和魏晋清谈，都是因现实世相的感触而谋篇的；第三组则是关于文化史的随笔，虽然零散无序，也多少能点染出一点我们这个文化传统脉络的枝节；后一组原想写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止，但觉得愈贴近我们的时代就愈难写，不如趁早搁笔，因此它可说是未完稿。

最早着笔的是《魏晋清谈人物剪影》。那是应当时尚未见过面的文友王春瑜兄所主持的一个掌故性杂志之约。为什么选定这个题目却有其现实的刺激：那时“文革”灾难所造成的文化荒漠正促使学术界热心于传统文化的选择。正如当今因社会道德沦胥而有人大唱“国学”一样，那时有一批所谓“新儒学”家(风源似乎来自海外华裔汉学家)盛称儒学的效验，不但可以端正人心，安邦治国，甚且夸称全人类文明也有赖于儒家学说的发扬。这种论调对“合群的自大”(鲁迅语)的中国人当然很听得进。于是商家纷起响应，许多大型的丛书如《四库全书》、《四库禁毁丛书》、《续修四库全书》等等都重订或编纂应市，乃至测字看相、看风水这类迷信书也喧嚣一时，至于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家文》和《弟子规》之类旧时蒙童书来启新时代少年之蒙，则更有理可恃。——这股风气之不久终于消沉，倒不是文化选择之议论所导致，而是商品经济社会的现实使之缺乏多少生存空间的结果。

周孔儒学之所以能成为数千年中国文化的主流，是因为它的伦理政治学说恰好适合“家国同构”的历代专制王朝的统治体制。国家机器掌握在哪个家族手里，他家就是万民之主。家就是国，国就是家，王朝的名称就是国名，刘氏王朝的汉朝称大汉王国，李唐王朝称大唐王国，朱明王朝称大明王国，爱新觉罗的满清和大清帝国(这种“家国同构”的统治体制直到蒋介石统治才改为“党国同构”)。既然“家国同构”，则“三纲五常”的儒家宗法伦理学说天然就成了不能更易的统治思想，稍有逾越，便是异端。民族文化就被限定在这个铁定的圈子里，不再有创新的生机。如历史所昭示的，直到西方的先进文明的打击下实在再无法撑持时，才被迫“变法”。统治了中国几千年的儒家学说绝对催生不出现代文明来。

中国历史上只有一次学术文化的灿烂时期，那就是尚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前的晚周诸子百家争鸣。那时不仅儒、道、名、法诸家学说风行，连主张“重己”、“贵生”这样颇近于今之个人主义的杨朱学说，也能昌盛一时，与墨学“中分天下”。那思想言论的自由度，实在令后人神往。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成了国教式的统治性的意识形态，人人必须服习，而且愈到后来愈成为钤害人民的思想行为的枷锁。其中差强人意的只有魏晋竞尚清谈的时期，文化精英还敢“非汤武而薄周孔”，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还敢冲击王朝统治秩序所遵循的名教，略略显示了一点思想言谈上的自由度。

先秦诸子只留下了他们阐述学说的文本，史籍中除了他们生平的远不完备的记载外，对这些文化精英的生活风貌、人际关系等具体情况极少涉及。魏晋清谈人物言行风习，则还有《世说新语》这类载籍的记述，参对史传，大致还可以勾稽出一个端倪来。这便是我在“新儒学”喧腾的当时选定以魏晋清谈为题目的原因。我曾揣想，鲁迅在林林总总的古书中特别钟情于《嵇康集》，费心力为之核对校勘，其意向定然与对塑造“国民性”的儒教之抵触情绪有关。

在《魏晋清谈人物剪影》将要完篇之时，已是八十年代的最后一年。在赶写这最后部分的文字时，我想到中国知识精英最早的灾厄，东汉党锢的历史。那是中国读书人群体意识最早觉醒的一役，而且汉末的清议名士和魏晋的清谈名士虽然性质和倾向不同，却有其微妙的传承关系。我因意外的刺激搁下了魏晋清谈，改而写汉末清议。都是仓猝成篇，陆续在《嘹望》杂志上发表的。

这三组文字虽都拈历史文化为题，但自我意识和创作动机都不以论学为务。至今回顾，《汉末清议人物剪影》一组因力求简练而语焉不详，并失之于拘谨；《魏晋清谈人物剪影》虽自觉写得较为自然疏放，但有些篇因为材料过多，难免壅塞。至于《书影追形杂笺》之限于报纸副刊的字数要求，不能展开议论，而只能成为小花絮式的杂俎文章，那是势有必至的。要之，倘能给读者提『盐点中国文化的某些片段知识，加上浅学如我的对某些历史文化的若干不高明的见解，于愿已足；倘有读者能察觉我不是因说古而说古，从中体察出别有寄寓，则我将以感激的心情，拜谢彼此意绪之相通了。

还有一点特别的是，我所出版的书里，从没有请别人给我写过序。此书我破例地请绿原兄作了序。我请他命笔时，他说刊出这些文字的报刊他都没有看过，不知道内容，能说些什么呢?我答他：我写我的，你写你的，就照书题发挥吧。这颇像是八股文章的“破题”法，从“中古文人风采”六个字做文章。但读者明鉴，他的序文是毫无八股气的。

二00六年盛暑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