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精心搜索出相同时空之下不同的历史巧合和差异，采用了大跨度、大跳跃、大呼应架构模式，全景式、原创性地报道了红军北出草地到胜利会师这一红军长征最具代表性的阶段、最具闪光性的局部和最具说服力的结局。作者还用“站在历史的天空下”和“走在现实的土地上”两条基本的线路，时而自由地站在历史的天空下，用文学的语言去报告历史的真实，时而又行走在今天的大地上，用史学的眼光去关照文学的审美，在历史与现实的分离和交织中，努力追寻着史料的真实和叙述的生动，用史学和文学双重的审美价值追求，来实现精确的考证，精巧的结构和精美的叙述。

　　本书是一部大视野、全景式、原创性报道红军北出草地到胜利会师这一红军长征最具代表性的阶段、最具闪光性的局部和最具说服力的结局的长篇报告文学。

阅读《红脚印》，大有一种听人说评书的感觉，那一篇篇真实的生动叙述，即使在合卷之后，你的眼前还会浮现出徐海东、周少兰的战地浪漫；刘伯承、汪荣华的简朴婚礼；以及为彭总送密码的朝鲜将军武亭；面对敌人的枪口高唱花儿视死如归的苏维埃主席张老五；达拉沟给红军放粮的卓尼土司杨积庆等诸多人物形象。正是这些细节的生动叙述和人物的细致刻画，才使得本书在同类题材的作品中，突现出了难得的可读性和真实性，就像是一位历史老人慢慢向读者摊开的掌心，展示给你的是岁月的经略和生命的感动，让你不知不觉地去领略真实，领略悲壮，领略惊愕，领略浪漫，领略感动……

引 言

毛儿盖张国焘搅黄了“松潘战役”计划

双石铺红二十五军长征先行进入甘肃

第一章

两当县城红二十五军打响入甘第一枪

川西北的沙窝会议上党中央举旗北上

第二章

毛泽东率右路军进入松潘草地

吴焕先政委征途血染泾河之水

第三章

徐海东率部浴血板桥镇离甘进入陕

右路军发起包座之战打通出川大门

第四章

徐海东和刘志丹拥抱在陕北高原

毛泽东与张国焘却在巴西分庭抗礼

第五章

党中央率一、三军团出川进甘肃

杨成武领红四团血战天险腊子口

第六章

红四团浴血奋战打开天险腊子口

徐海东率部结束长征北上永坪镇

第七章

哈达铺毛泽东一张报纸定方向

永坪镇徐海东土窑迎娶周东屏

第八章

蒋介石的飞机一路炸弹追到单家集

毛泽东镇定自若马背上赋诗六盘山

第九章

红色铁流悲歌长驱二万五千里

中央红军终于落脚陕北吴起镇

第十章

张国焘百丈关南下失败被迫放弃“第二中央”

红一方面军东征西征迎红二、四方面军北上

第十一章

红二、四方面军甘肃57天建党建政

陕北周恩来奉命选址三军主力会师会宁

……

毛儿盖。中央被迫放弃松潘战役之后，中革军委又拟定了“夏洮战役计划”。红二十五军悄然入甘，夜色中合围两当县城，三小时激战攻下县城，前川村吴焕先下令处决了国民党两当司法庭长。二十五军一路高歌，挥师北上。沙窝会议上，再理曲直。张国焘勉强同意红军分左右两路北上。8月21日，左路军占领阿坝时，林彪的一军团率先离开进入泽国草地……

2005年夏天，我跟着央视的一个摄制组，走了大半截子长征路。那次重走长征路的第一站就是川西毛儿盖和下八寨的血洛寨。我们来的时间，正好是中央红军纵队和红军总部进驻毛儿盖70周年的日子。

站在历史的天空下

当我们给今天的镜头上，加上思维的滤色镜，赋予它穿越时空的理性，摇向1935年8月毛儿盖的这片山坡时，毛泽东和朱德等人还在秋雨中的山坡上思索着红军的生存和去处……

这天，林彪和李先念的部队，也按照总部的电令从松潘前线撤了下来。在向毛儿盖地区集中的路上，林彪和李先念心里都明白中央为什么放弃松潘战役计划。自从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后，6月底的“两河口”会议期间，中央制定的松潘战役计划，由于张国焘的拖延和作梗，计划一拖再拖，整整一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就连后来才动手的敌人都做好了全面准备，可红军的部队却还有相当一部分还没有完成调动。用朱德的话说：“现松潘之战已失去天时地利人和，再战已无战机了。”是日，中革军委在前日宣布放弃松潘战役计划的同时，再次在毛儿盖红军总部驻地召开军事会议，重新研究敌情，分析形势，调整布置和作战任务。

会议开得十分严肃。会上，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刘伯承、叶剑英等人都做了发言，周恩来因病没有出席。在分析松潘战役失利的原因时，大家都是心照不宣，只是会前毛泽东本着团结的原则，做了大量的工作，人们才没在责任问题上过多地追究下去，而更多的则是强调了客观原因。一向忠厚谦和的朱德说：“在制定松潘战役时，由于我们对事先估计不周，国民党军在松潘地区兵力集中。堡垒坚固，加上番兵和地方武装阻碍以及粮食困难等原因，颇失战机。”张闻天说：“目前国民党方面的战略目的就是紧缩和困饿我军于毛儿盖地区。”因此。会议认为放弃松潘战役作战计划，改攻打松潘为迅速北进夏河流域，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向东压迫敌军，以期在洮河流域消灭遭遇之敌军主力，在甘南广大地区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夏洮战役计划”。当日，中革军委还决定将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为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分别向阿坝和班佑进发。右路军由一方面军之一、三军(即红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之四军、三十军组成，由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指挥，毛泽东和中央机关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一方面军之五、九军团和四方面军之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组成，由红军总司令部(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指挥。

十万红军将士等待已久的北上，在中革军委毛儿盖会议上，以“夏洮战役计划”的形式，就这样被确定下来了。但是真正执行这一计划时，却又遇到了来自张国焘方面的重重阻力。直到8月下旬，由红一方面军红四团和红四方面军二九四团组成的右路军先遣队，才从毛儿盖出发北上草地，拉开了红军主力出川北上的序幕。

就在中革军委在川西北的毛儿盖制定“夏洮战役计划”时，红二十五军指战员的双脚已踏上了甘肃的土地，并在陇南小县两当县城，打响了中国工农红军入甘后的第一枪。

站在历史的天空下

8月2日，红二十五军结束双石铺休整之后，兵分三路，连夜启程，向两当进发。拂晓前，所部均达到达县城附近的灵官殿村，完成围攻两当的集结。随后。程子华、徐海东将部队兵分两路，分别从百崖沟、祖师山、贯沟、刘坪一带。利用夜暗包围两当县城，同时又命手枪团和军直交通队部分人员组成侦察队，化装先行潜入县城侦察敌情，并在战斗打响之后，担负里应外合，配合主力部队完成攻城任务。

3日拂晓，红军开始攻城。部队里应外合，顿时城内城外，杀声震天。枪声一片……

事后才知，当时据守城内的国民党军士兵和警察只有70多人，据守在东西两山的四个碉堡内，企图阻挡红军。但是，在红军强大的攻势面前，战斗打响不到一小时，就有三个碉堡的敌军或弃碉而跑，或投降我军。只有狐嘴顶上的一个碉堡的守敌还在坚持顽抗。徐海东即令一小分队，迂回到侧面上山，向碉堡逼近后，突然用猛烈火力向敌发起攻击，并炸毁敌堡，当场活捉了敌保安队副队长朱玉川。

至此，历时三小时的两当攻城战斗即告结束。此战，红二十五军牺牲官兵7人，伤3人，却俘敌38人、毙敌36人。

当晚，红军打开县城监狱，释放了在押的穷苦百姓30余人，并向50多名俘虏发放了遣散路费。但是，当穷苦的百姓揭发国民党两当司法庭长丁玮和五区区长张公生收受贿赂，草菅人命，每人都有几条人命在身的罪行后，军政委吴焕先当即下令开杀戒。手枪团20余人赶往前川村，抓捕伪司法庭长丁玮和五区区长张公生，就地执行枪决……

走在今天的大地上

70年后，当我们赶到两当的时候，已是夕阳西下，黄昏晚唱的时刻。我们到了郊外一个数百米高的山顶上，当地陪同的刘秘书说：“这里就是狐嘴顶，当年红二十五军最后打下的一个敌堡。红军就是在这个碉堡中活捉的敌保安队副队长朱玉川。”

放眼望去，两当县城坐落于四面青山环抱的盆地之中。华灯初上，县城内早已是万家灯火，远处传来的汽车喇叭声中，还伴有节奏强烈的迪斯科音乐。当年红军攻城时摧毁的碉堡遗址，也已经被湮没在层层梯田之中踪迹难觅，特别是当年牺牲在这里的7名红军战士，更是无人知道他们的遗体，当时被埋葬在哪个山头之上。

“当年红二十五军打下两当之后，只在县城待了一晚上，第二天一早就向天水方向开进了。”刘秘书指着城区派出所说，“现在的派出所，就是当年的红二十五军的军部驻地，不过那时候，那里还是县城的东街小学。”

这时我们中的一位记者，拿出两张当年红二十五军在两当时的老照片，问刘秘书知不知道这几张照片是怎么拍的。没想到刘秘书却说：“所有的两当人都知道这照片是怎么拍的。”下山的路上，他又说：“这几张照片是我们两当的宝贝。那是红二十五军进入甘肃两当县时拍摄的。1935年8月1日。红二十五军占领凤县双石铺后，刚好遇到从宝鸡来此做照相生意的一对师徒。他们见红军打了胜仗，就想跟红军做点生意。但是因军情紧急，军参谋长戴季英就将师徒两人交给了军直收拢队，让二人跟随部队一起行动，条件是吃饭不要钱，照相付工钱，成本另计算。就这样，师徒两人一直被带到陕北。打下两当后，戴季英就让这师徒两人，在一个农家院内给军首长拍了几张照片。除军长程子华由于当时受伤未愈，没能参加照相外，二十五军的其他领导全部都来了。此后，红二十五军北渡渭河时，又留下了渡河时的一张照片。虽然后来一路血雨腥风，二十五军打到了陕北，与刘志丹的部队会师，这几张照片却没丢掉，更没落在敌人的手中。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二十五军的老战士，才将这几张珍贵的照片上交总政治部，被永久地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之中。”

走在今天的大道上  8月4日，红二十五军离开两当县城，沿着两当河岸向北进发。

5日，到达天水利桥黄蛟鱼(今天水市麦积区)，全歼县保安队，兵逼甘肃东大门天水。9日晚，徐海东率军攻城，首战即克天水北关，毙敌营长一名。但因守敌早有防备，负隅顽抗，加之敌军急电驻防武山、甘谷的各部沿天靖山回援天水，而在清水的一个整编师也奉命向渭河北岸移动，加强防务。为避免伤亡，红军迅速翻越凤凰山向西挺进。但是，国民党军却加派骑兵尾追不舍，红二十五军只好设伏韩家湾。一举歼灭敌骑兵部队，甩掉“尾巴”。

8月11日，红二十五军在韩家湾击溃国民党骑兵部队后。迅速离开战场，翻越绵延几十公里的凤凰山，向新阳镇方向挺进。在这里，湍急的渭河挡住了红军的去路……

今天，我是站在新阳渭河公路大桥的桥头，听85岁的老人姬同讲述红军渡河故事的：“我16岁那一年，是从凤凰山那边来了红军的队伍，当时我们都不知道是红二十五军，再说那阵子甘肃境内也没有红军，村里的百姓都吓跑了。部队来到渭河边上时，这里没桥也没船。”

老人说：“后来听说红军对老百姓很亲切，又从山窝里跑出来。当时有10个小红军在我家歇息，他们刚躺下就喊着浑身疼。年龄大点的人支锅做饭，井里的水不够就从河里打水吃，艰苦得很。他们吃了我家的馍馍，临走时还丢给我们几个铜板，可好了……”

红军在新阳镇吃了一顿饭就开拔了，村里的人帮着找来一只船，让7个女红军坐船过河，又接了几趟伤员。其他人，全部是在河岸两边拉了条粗绳子，拽着绳飞过去了。哎呀，英勇得很哩。”

还有一位82岁的王作人老人说：“红军到新阳渡渭河前。还打了一个小胜仗呢。那天，红军刚落脚新阳，就摧毁了地方民团。民团的敌人不经打，没过一个小时他们就全缴械投降了，随后，他们就在村口镇压了国民党新编第一军军部秘书温庭杰和保甲编查员、联保主任等5个人。”

据老人们讲，当时渭河岸边没有树木，红军就在岸上打了个木桩，用石头压住，又在对岸的山上楔了个木桩，把绳子绑在木头上，一个一个就这样过去了，没有一个人掉下去。

在渭水河边，我们告别了新阳镇的老人们后，沿着当年红军的足迹，继续前进……

过渭河北行20多公里，我们就到了国家林业局命名的“中国名优特优经济林桃之乡”秦安县。在县党史办邓林同志陪同下，我们直奔南门的饮马巷。巷子只有百十米长，三米宽，蜿蜒曲折，两边布满小商店，十分热闹。

邓林说：“1935年8月11日中午，红二十五军渡过渭河后，就是从这条巷子进的城。”红军进城，很快控制了全城，打开监狱，释放了被关押的100多名群众，并在监狱门前处决了作恶多端的4名监狱官。当年的保安门，就是现在的县城解放路附近。在这里邓林给我们介绍了一位叫李山奎的老人。他说：“那年他11岁，当时就在跟前看了红军处决监狱官。红军公布了他们的罪状后。当场就开了枪，老百姓那个高兴啊。红军还在县城张贴了很多‘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团结起来，共同抗日’的标语，宣传的政策，老百姓非常振奋。当时正是秋天，瓜呀果呀都熟了，可山上红军经过的地方，没有少一个果子，他们都是照市价买，借东西用后还，用粮食给钱……后来，红军在老体育场召开穷人大会。号召老百姓都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收复华北……”

最后，李山奎老人告诉我们：“那天，凡是参加大会的，每人都领到了一块红军发的大洋。”

当时“开穷人大会”的体育场，如今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新建的居民小区。  红二十五军进占秦安县城后，决心向敌人纵深挺进，以截断西(安)兰(州)公路，配合中央红军的北上行动。1935年8月14日，红军逼近静宁县城，截断西(安)兰(州)公路，守敌向兰州等地紧急求援。

P11-16

烙在陇原大地的红色足迹

——序《红脚印》

孔瑛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一九三四年十月起始于红都瑞金的长征，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也许是件遥远的事情了……

七十年的岁月，超越了一个甲子。今天，走在长征路上的诗人说：“地址都成了遗址，笑容都成了遗容；长征是他们的苦难，苦难是他们的光荣。”是的，站在历史的天空下，遥望七十二年前瑞金那个深秋的傍晚，八万六千多名中央红军，在夜色迷蒙中分批撤离的情景，至今还萦绕在依然健在的一百多位红军老战士的眼前。但是对于这次月光下的悄然行军，当时，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清，这次红色远征目的地在哪里。当他们在经历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经历了一次次党内斗争的考验，经历了雪山草地饥寒交迫，经历了上百条江河湖泽洗礼，经历了上百座高山险峰磨砺，经历了六百多次大小战役、战斗浴血，经历了途中掩埋20多万战友的尸体悲烈，经历了十三省(区)长达二万五千里多里的转战之后，他们终于领悟了这次战略远征的意义。一九三六年十月，中国工农红军在甘肃会宁实现了三军会师，胜利完成了向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转移。面对长征的胜利，当时鲁迅就曾预言：在中国工农红军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将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主席就曾指出：“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自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问世之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这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事件，就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了世人所关注的话题。从此，长征也就成了中外文学艺术家力图追踪探索的永恒课题。有人做过一个统计，自1938年《西行漫记》出版之后，关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书籍(仅指中文版)就达一万六千种以上。对于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长征，是伴随了我们一生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理想经典。听长征故事，读长征书籍，走长征道路，学长征精神，做红军传人，是几代中国人坚持和实践的人生课题和理想追求。正是这些不胜枚举的优秀的长征作品，以其特有的精神和魅力，影响了一代代中国人的世界观。

虽然长征作为中国革命史上伟大的历史事件，已经过去七十多年了，但是长征却以它特有的战争魅力和永远鲜亮的精神光焰，绵延不断地感动着中国、感动着世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史学家、文学家们的后来之作，似乎在诠释着这样一个道理：并非所有存在过的历史都能轻而易举地转化为成功的作品，某些历史遗留的课题往往需要经过沉淀和透析，经过分解与整合，以及有适宜的社会环境，方能获得成功创造的契机，这也许就是长征精神能够永远鲜活的原因。纪念长征胜利七十周年前夕，仅是我们兰州军区的作家群就先后推出了《红色远征》《三十三孔窑洞与红色的中国》《大会师》等一批关于长征的作品。近几天又读到了兰州军区战斗文工团创作室公丕才同志的新作《红脚印》，让我们再次感到：长征不仅是个永远鲜活的话题，而且长征仍有着许多前所未闻的故事。

《红脚印》，是作者今年完成的三部长篇纪实文学(不久前出版的前两部分别为《英雄先遣连》和《边地母亲》)作品之一，也是作者为纪念长征胜利七十周年献上的一份厚礼。《红脚印》是一部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在甘肃为主要内容的历史性报告文学作品。作者在当年红军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上，选取了(一九三五年八月至一九三六年十月)一个最具代表性的阶段、一个最具闪光性的局部、一个最有说服力的结局。众所周知，甘肃是红军长征途中，红一、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等主力全部经过的唯一省份，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会师的地区。同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许多重大决策、重要战役、重大事件，诸如“俄界会议”、“哈达铺会议”、“榜罗镇会议”、“腊子口战役”、“会宁会师”等，都发生在甘肃境内。从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红二十五军进入两当地区开始，到一九二五年九月红一方面军进入甘肃境内，再到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胜利会师，一年多时间里，数万红军将士的足迹踏遍了陇原大地的山山水水。从陇东到陇南，从陇中到河西，到处都留下了红军将士的红色足迹。因此，红军长征在甘肃，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富有独特华彩的乐章。

说实话，在我刚刚拿到《红脚印》的书稿时，曾担心红军长征在甘肃这段历史，是我们的党史、军史上有过详尽的记载的历史阶段，作者还能写出什么新的东西来，很可能也是应景之作的“冷炒饭”。但是读完《红脚印》之后，才发现担心是多余的。因为作者明白，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在甘肃之所以还有再写的价值，就是因为它还有潜在的隐秘，还有一些决定红军全局命运的细节和一些历史真相还有待发掘、有待揭示。因此，作者给《红脚印》的首要任务就是用史学家的眼光，去“挑剔”、去“甄别”原有的长征“资料”，尔后才是文学家的精心架构和精美的叙述。我们知道现有的长征“史料”，虽然堆积如山，但不少距今年代久远，而在当时不间断的跋涉与战斗中，经历了长期的岁月的风化，给长征本身，同时也给一些长征“史料”蒙上了一层扑朔迷离的色彩。同是长征的亲历者，由于所处地位不同，视点与感情的差异，对某一事件的记述也不尽相同。至于几十年后的补记、回忆，失误或许更多。在查阅资料时，常常发现同一事件，却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当然，也许正是由于有了种种不一致的说法，不能定性的结论，才使作者的想象和判断能力有了驰骋的空间。有些问题在《红脚印》中仍然是不确定的，诸如他写“哈达铺的报纸”、“杨土司的隐秘”、“长征诗的诞生地”、“单家集的炸弹”、“会师地的选择”等，作者都是采取了几种说法以最为史学界认同的一种为主，其他几种并举的方式，而不是消极地去绕开。其实，对于枝节问题绕开也是无碍大局，重要的是决不能以讹传讹。更不能为了制造阅读热点而轻率地使用那些似是而非的“资料”，努力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争取最大限度的真实。而对于那些目前仍然无法确定，必须姑且绕开的细节，作品提供给读者的则是足以展开历史审美的庞大的信息源。

作者公丕才是学历史和新闻出身的军旅作家，在做人为文风格上一向坚持“宁可板凳坐得十年冷，文章写的绝不半句空”。在他的《红脚印》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在浩瀚的长征史料中，精心搜索出相同时空之下不同的历史巧合和差异，采用了大跨度、大跳跃、大呼应架构模式，进行跨越时空的拼接。从《红脚印》的章节题目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如：毛尔盖张国焘搅黄《松潘战役》计划，双石铺红二十五军长征先行进入甘肃；两当县城红二十五军打响入甘第一枪；川西北的沙窝会议上党中央举旗北上，毛泽东率右路军进入松潘草地；徐海东和刘志丹拥抱陕北高原；毛泽东与张国焘分庭抗礼巴西；岷县哈达铺毛泽东一张报纸定方向，陕北永坪镇徐海东土窑迎娶周东屏；蒋介石的飞机一路炸弹追到单家集，毛泽东镇定自若马背上赋诗六盘山等等。同时，作者还用“站在历史的天空下”和“走在今天的大地上”两条基本的线路，在历史与现实的时而分离、时而交织中，努力追寻着史料的真实和叙述生动。十多年来，作者曾利用多种机会，从红二十五军入甘的两当大地，到徐海东拥抱刘志丹的永坪会师广场；从川甘边界的达拉沟谷，到中央红军胜利到达的吴旗；从毛泽东张国焘分手的巴西，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会宁，进行过多，次“有意无意的旅行”，收集了大量的资料。这是他能够在《红脚印》中，自由地站在历史的天空下，时而用文学的语言去报告历史的真实，时而又行走在今天的大地上，用史学的眼光去关照文学的审美的成功之因。

真实的魅力和文学的魅力水乳交融，是纪实文学的基本特征。在纪实文学作品的创作中，真实的不一定都是美丽的，而美丽的必然是真实的。《红脚印》就是用史学和文学双重的审美价值的追求，来实现精确的考证，精巧的结构，精美的叙述。读过《红脚印》，大有一种听人说书的感觉，那一篇篇真实中的生动叙述，即使是在合卷之后，你的眼前还会浮现出徐海东、周少兰的战地浪漫，刘伯承、汪荣华的陇南婚礼，以及为彭总送密码的朝鲜将军武亭，面对敌人的枪口高唱花儿的苏维埃主席张老五，甘陕交界山沟里给红二十五军卖羊、杀羊的陕北商人，达拉沟给红军放粮的卓尼土司杨积庆，还有毛泽东主席高吉村的房东、腊子口的乡长等诸多人物形象。正是这些细节的生动叙述和人物的细致刻画，才使得《红脚印》在同类题材的作品中，突现出了难得的可读性和真实性，就像是一位历史老人慢慢向读者摊开的掌心，展示给你的是岁月的经略和生命的感动，让你也在不知不觉地去领略真实，领略凝重，领略悲壮，领略惊愕，领略浪漫，领略感动……

《红脚印》一书，是甘肃省和兰州军区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推出的重点献礼图书之一，书中使用了数百幅图片，全书图文并茂。其实出书的目的就是通过重温长征历史，继承和发扬红军精神。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未到中国之前对长征曾经就作过这样的比喻：他认为“长征有如犹太人走出埃及，汉尼拔翻越过阿尔卑斯山”。但是等他走完长征路之后，他自己又否定了这个比喻，说：“长征是不可比拟的，长征是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令人振奋的大无畏奇迹，是人类信念的丰碑。”的确，红军长征作为军事史上鲜有其匹的伟大壮举，是连接着中国的过去与未来的蕴涵丰厚的历史事件，其蕴涵的精神是我们民族的宝贵财富，是我们民族精神的珠穆朗玛峰。今天我们回忆长征、纪念长征，就是要更好地继承和弘扬红军长征精神，把红军长征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一代又一代传下去，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长征路上，把长征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自觉化作推动我们各项事业前进的巨大力量，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公丕才的《红脚印》，告诉我们的长征，仍然是前所未闻的故事。

读后之感，权且为序。

2006年9月20日于兰州

孔瑛兰州军区政治部主任 中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