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百年来聚集了众多闻名中国乃至世界的一流学者和大师。悠久的历史,大师们的风采,已为许多文人墨客勾画出了许多可称传奇的故事。这些故事,深深吸引着无数的莘莘学子,他们向往北大,在他们心中,北大是文化的圣地,是学子们的天堂,进入北大学习是他们孜孜以求的梦想。经过激烈且残酷的竞争而能进入北大学习的学子,无疑都是众多学子中的佼佼者,他们是北大最为亮丽的一道风景。摆在你面前的这本书,就是要给你讲述一些北大学子们在学校生活的一些小故事。
本书的作者江宁在北大当了七年的学生——本科四年,研究生三年,发生在她与北大的老师和同学之间的一些小事,在她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印记,从这些小事,她感悟出了北大的精神与亲情。
一个在北大读了七年书的女生,用诙谐的语言、善于发现美的眼睛,记录下了她在北大的许多往事,包括衣食住行、考试、创业、百年校庆、BBS风云等等,种种趣闻,细碎有趣,又耐人寻味。敛去北大所有光环,只是无端真实,如同所有人的曾经年少,莫名感动的正是快乐的校园时光。让人无限怀想的校园故事,告诉你一个令人向往的北大。
生日之后,我在昌平园的生活逐渐步上正轨。这样整整一年可以写的事情和人真的很多,我只能慢慢盘点。
我在昌平园学会的第一件事情是“占座”。这件事情没读过大学的人很难想像,因为在中学里座位都是固定的,要不然那来的那么多同桌之间的小小暖昧,在一起同桌的时间太长了呗。上了大学我才知道,原来座位是不固定的,而对于占座这件事情大家也自然而然地接受,就好像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读大学后每个人铺位上还要装个床帘,来维护隐私,到了学校一看大家都挂着呢,不用多说自己也马上弄块布挂上。所以环境对人的影响是自然而然的,无法估计也不必估计。
在英语分级考试的硝烟刚散去之后,我们的第一堂正式课程安排在星期一的下午。刚过中饭,“北大通”Sunny一边吃着苹果,一边向大家发话:“我们今天是第一节课,得早点去占座,不然坐到后面什么也听不清楚。”于是我们六个人在午休的和风吹拂下,偷偷地从寝室出来,赶向一号楼,就是昌平园唯一的教学楼。我们法学院学生是最多的,四个班,一百二十一人,上大课的时候,在昌平园有个固定的教室。因为从来没有占过座,这一路上心里紧张,好像做贼,也觉得兴奋。到了教室门口推门一看,不得了,教室里已经有人比我们还先到,前两排都没有空座了,桌子上都扔着本子和包什么的。我不由得佩服Sunny,幸好她有经验,不然这第一次课可就惨了。当然不知道这等玄机的人还有许多,有的到了课点才来的,高高兴兴的进来,发现自己只能坐最后一排。Sunny在一边胸有成竹的笑,好像在说学法律的还不懂,这就是所谓的“先占原则”。
之后的大一生活,“占座”简直成了大家生活中最家常便饭的事情。早晨的课是最难占座的,我们屋谁都不愿意那么早起来,就制定了占座顺序,轮流值班,每天由一个人负责占座。这可苦了爱睡觉的西子,每次总是睡眼惺忪很痛苦地起床占座。发展到后来,占座的方式开始五花八门,有的人直接撕张纸写上“占座”两个字扔在桌上,自己就去忙别的了。不过这样往往回来纸就不见了,和坐在那里的事主少不得一番口舌官司,总之,北大的每个教室都曾经因为座位的事情发生过不大不小的纠纷。
有一次,当我们到教室的时候,发现所有的占座本都不见了,几名班干部正正气凛然地站在讲台上微言大义地讲述占座的不对,并且号召所有同学一起建立占座公约,要所有的人签字,大家也就随波逐流的答应着。当时我心里那个乐啊:真是不愧是学法律的。可是过不了多久又是占座本满天飞了,还包括那些班干部自己的。看来这个和打击犯罪一样是个长期工程,毕竟这在北大甚至各大高校都已经是不成文的规矩和习惯了。
我在昌平园的时候,不知道是因为空气好还是心情好(因为昌平园绝大部分地方都是树木),总是能很早起来,经常在晨曦中到达教室开始上自习,当然也要兼占座。可是一放寒假回家,就马上现出原形,怎么也起不来,我老爸指着我说,“你又吹牛了,还在电话里说自己能早起,你看看你早饭和中饭一起吃。”我在被窝里长叹一声,怀念北京的暖气啊,以前都没发现家乡的冬天是这么冷,室内比室外还冷,一不小心就感冒了,看来人是由俭人奢易,由奢入俭难啊。
而当我们回到偌大的燕园,教室不再固定,并且开始逃课的时候,占座就不再那么重要了。有位师兄的经典语录就是:“我逃过的课比你上过的课还多。”所以在燕园,如果一堂课还有人占座,那么一定是教室没安排好一座位太少,要不然就是这个老师实在太好了,听者太多。我曾经跑到艺术系去蹭著名的“西方艺术史”课,那真是占座也没用,人一定要提前到,到的早了,才可能有机会坐着,不然就只能站着或者蹲在阶梯教室的台阶上。燕园教室最紧张的时候就是考试周了,大家占的都是自习室的座位。到了大二之后,平时上很多课程时宁可坐在后排,也不着急往前冲着去占座了。我到读研的时候,几乎没有出门上过自习,不行就去图书馆,所以就再也没占过座。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那时候为了一个小小的座位的那种紧张和终于占到前排了的欣喜,是多么珍贵的感觉。
在昌平园的这一年真是最适合读书的一年,一个大园子把大一新生圈起来,哪也不容易去。我在那个时候看的专业课的法学名著是四年里最多的,图书馆的书虽然陈旧,但是也还是可读。那时,我们系所在的教室的学习气氛是整个昌平园里最浓的。到了周末,校车一来,北京的同学都回家了,园子里更加冷清,我没什么亲戚朋友在北京,所以也很少离开昌平园,就是老老实实的看书。我们宿舍所有人学习热情最高的也是第一年,经常为了一些课堂上的问题,课后热烈的讨论,业余时间也都在学习英语。我们的任课老师是不住在昌平的,专门有校车把老师从燕园拉过来给我们上课,这些可敬的老师都很辛苦。第一年的学习让我对法律有了很多的兴趣。
最激烈的一次讨论是刑法课上,老师让我们辩论是否应该废除死刑,大家分组准备了很久,再开始派代表发言,说实话,之前好多同学我都不认识,因为年龄小,不善交际,这次课上让我认识了很多优秀的同学。那时候我是绝对绝对不敢在很多人面前讲话的,据说“当众讲话”排在我的十大恐惧之首,在“死亡的恐惧”前面。我当时其实挺想上去发言的,却始终没有鼓起勇气,手放在课桌抽屉里,紧紧地握成拳,还一个劲儿地出汗,直到最后年轻的王老师微笑着宣布讨论结束的时候,我的手才放开,心里说不出的释然和失望。
在昌平园,系里给我们派来的都是不错的老师。教《宪法学》的老师温文尔雅,教硎法》的老师年轻锐气,而教我们《法理学》的就是报纸上有一阵讨论很凶的所谓推缓《物权法》进程的巩献l田老师(我不清楚的事情我不乱说,所以这里不评论《物权法》),我们那时候只觉得上巩老师的课,他的口音有点重,我们有点听不懂,最逗的是点名,好多人都不知道是点自己,我们有个蒙古族同学叫“达奔那”,“达奔那”在蒙语里是“胜利”的意思,老先生一张嘴就喊“大笨蛋,大笨蛋来了吗”,所有人都愣了半天,那同学也不好回答,最后是大家都笑得稀里哗啦。
我们还有一些公共课程,老师也不错。印象深刻的是我们当时的《中国现代史》老师,叫康什么竹,反正是特好听、特琼瑶的一个名字,人也很秀气,经常讲着讲着课自己就开始抿着嘴微笑,让人觉得她一定来自江南水乡,但是却是来自遥远的东北图们江那片粗犷的土地。我们第一学期快结束的时候是圣诞加元旦,班干部们组织给任课老师送贺卡,康老师拿到贺卡,站在门口就笑了,如同花枝乱颤,我们一个女同学跳过去,抢过贺卡大声地念:“老师节日快乐,老师笑起来的时候就好像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大家一起大声起哄,老师的脸就更红了。这可真是经典的一幕。这贺卡不用说也知道绝对是个男同学写的。教公共课的老师每年都要教很多的学生,不知道她是否还记得一九九六年冬天收到的这份祝福。
上课之后最紧张的当然是考试,我们系颇有一些强人,思维敏捷,在问问题的时候就能套题,所以在最后的答疑阶段,我们都是跟在这些同学后面,听他们和老师问答,好把有用的信息记下来。我好像忘记说了,我们这一级一百二十多人里面有八十多个女生,四十多个男生,我们三班三十个人,才七个男生,所以也有笑话说昌平有几害,其中之一就是法律系女生。像这种考前套题的事情,当然也是女生跑在前面,当然也有到了临场发现还是理解错老师的意思,该复习的没复习到的。巩老师是典型的守口如瓶的人,给的范围大大的,都得看,到考试时候学生就会傻眼,果然很多题目都不会。考完之后关于批改试卷,学校里有各种传言,最夸张的一种是说考试试卷在大学里老师都不批改的,就拿电风扇吹,吹得远的分数最高。当时我还信以为真,考完后心情特紧张,回想自己写了那么多字卷子肯定很重,一定吹不远啊,现在想来那传言就是个笑话。 P15-19
北大学子的小故事
北大是个出故事的地方。
北大百年来聚集了众多闻名中国乃至世界的一流学者和大师。悠久的历史,大师们的风采,已为许多文人墨客勾画出了许多可称传奇的故事。这些故事,深深吸引着无数的莘莘学子,他们向往北大,在他们心中,北大是文化的圣地,是学子们的天堂,进入北大学习是他们孜孜以求的梦想。经过激烈且残酷的竞争而能进入北大学习的学子,无疑都是众多学子中的佼佼者,他们是北大最为亮丽的一道风景。摆在你面前的这本书,就是要给你讲述一些北大学子们在学校生活的一些小故事。
本书的作者江宁在北大当了七年的学生——本科四年,研究生三年,发生在她与北大的老师和同学之间的一些小事,在她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印记,从这些小事,她感悟出了北大的精神与亲情。因此,在毕业数年之后,江宁以愉悦的心情,轻松的文笔,记录了这些往事。她描述的故事,也勾起了我对北大几件往事的回忆,这些往事大多是我在北大法学院(当时是法律系)读书时发生的。正如江宁所说,如今回想起来,曾经枯燥的读书生活,竟然都是暖暖的感觉留在记忆里。
我们本科的刑法课是杨春洗老师给讲的,杨老师为人宽厚,学风朴实,讲课思路清晰、井井有条,听他的课是一种享受。刑法课的《刑法总则》和《刑法分则》是分两个学期上的。上学期学《刑法总则》,记得课程结束的时候,杨老师亲切地问我们,这学期课程是不是很紧张,如果其他课程紧张,《刑法总则》就不考了,同学们以热烈的掌声回应杨老师的关怀,那学期《刑法总则》果真没有考试,所有学生都很高兴。到了下学期《刑法分则》上完了,杨老师又问,上学期是不是没有考《刑法总则》呀,大家不情愿地回答说是,杨老师说那就与《刑法分则》一起考了吧。于是,同学们对“秋后算账”有了切身的体会。杨老师又说了,笔试考试辛苦,我们来个口试如何,不待同学回应,老师就将这考试方式定了。同学们又要求划定考试范围,杨老师说好吧,总则一道题,分则一道题,并马上宣布下课。同学们当时复习那个辛苦呀,现在想起来还觉得累。有同学当时一边复习一边说,如果将来自己当老师,也要进行口试,给学生的考试范围就是类似“总则一道,分则一道”。不过话说回来,复习得很辛苦,但大家对刑法掌握得都不错,杨老师的“关照”,同学们是有实际收获的。
如今在中围法学界很有名气、现仟职日本神户大学的法学教授的季卫东,是我们那届学生中最用功的一位。他当年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几乎天天都是三点一线:宿舍—食堂一教室。当时也有很多同学想向他学习,像他那样生活,但坚持不了两周就受不了那种枯燥而又辛苦的生活。如此的生活只有卫东兄一直坚持了四年,也正是这样的生活,成就了他。在本科毕业的时候,他与一位老师合写的论文就得过《法学研究》的一等奖,如今更可谓是著作等身。我在日本做访问学者期间,早稻田大学的副校长小口彦太教授得知我是卫东兄的大学同学时,十分真诚地对我说,你的同学季先生是个天才。真是天才出于勤奋呀!季“天才”还是位十分珍视同学友情的人,我在日本去拜访他时,他们夫妇俩给我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还陪我去参观神户博物馆。到了博物馆,他让我自己进去转转,他在休息室等我,待我参观完出来在休息室里见到他时,发现他已经在休息室的沙发上睡着了。我想:季“天才”真是太辛苦了,做“天才”不容易呀!
现为北大法学院教授的汪建成先生,是我大学时同居一室的好兄弟。读书期间他喜欢运动,尤其爱踢足球,他球艺十分一般(这已有点恭维他了),但勇猛非常。某天与同学踢球,他前冲后撞,表现十分抢眼。终于,精彩而又悲壮的一幕发生了:足球在半空时,勇猛的建成兄高高跃起,脑袋迎球而上,说时迟那时快,另一个脑袋——属于我的另一位同学刘大生,也迎球顶来,结果,“咚”的一下,谁也没顶到球,两个脑袋却撞了个正着,两位“勇士”双双倒在地上,大生兄脑门上露出了“白骨”,顿时引来场上其他同学一阵惊慌,此时,建成兄捂着嘴站了起来,口齿不清地嘟囔:“我的牙呢?我的牙呢?”——原来人生兄脑门上的“白骨”竟是建成兄被撞掉的门牙。此事情当时流传甚广,到了毕业的时候,大生兄在建成兄毕业留言册上写的就是:你在我脑袋的里里外外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类似的故事,还有许多、许多……
江宁读硕士时,我是她的导师。江宁有书出版,我对她表示祝贺。她在书中所说的故事,平凡而真实,有类似求学经历的读者读了会觉得十分亲切。而对希望了解北大学子在北大的生活、学习情况的读者,可以通过这些故事,了解北大真实的一部分。翻翻这本书吧,有点意思的!
到了书的最后真是道不尽的感谢,如果我有遗漏,请原谅我的疏忽。让我想起我们的毕业论文到最后的时候那种挖心挖肝的感谢和此刻感觉相似。当然还有那些站在颁奖台上的感谢,这里我就不说那段著名的“感谢CCTV,感谢组委会,感谢爹地妈咪,感谢我的爱人”那样的套话了:)。
真心感谢师长们的教诲,感谢同学们的友善,感谢在北大时候那段美丽的时光,给我提供了这样好的素材和感受。
本书能够出版,真的是要感谢中国纺织出版社的向编辑和李社长大人,关于出书的过程是另外一个故事,这里真是万分感谢出版社的努力和支持,只用了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就完成了出书的过程,只因为他们要支持我二00七年六月二十九日在北大的义卖活动,义卖的活动和我联络的德云社在北大义演是同时进行的,费用捐助给北大爱心社的爱心万里行和贫困山区教育。我真的很感动,也很激动,在毕业四年后能为爱心社做点事情,也感谢德云社的义举。
感谢可爱的月心在出书中一直的帮助。
感谢美丽的颖涵加班加点地为我画出这样动人的封面。这里真是忍不住要说这样美丽有才华的女孩子,我们只不过因为参加“博客大赛”的缘故见过一次,就这样为我付出她的努力,让我感动如斯。人生的善缘和情谊,原是我们心中温暖的源泉。
感谢刘勇、包刚升、陈大鹏、方希、付荆军、赵西、李莎莎等出版界的朋友对我提出的宝贵建议和帮助。感谢刘凤娣女士,感谢林俅和吕艳的帮忙。感谢在我写作过程中不断鼓励我的朋友们。
感谢我的导师,在百忙之中为我作序,那份睿智与幽默让人叹服。
二OO七年的六月,我的营养书和这本书月初和月底先后面市,对我来说真是生命里最大的惊喜。在那本严谨的科普知识书里不能写下的感性的感谢,这里也一并表达。
太多太多,用省略号带过好吗?
我相信,你们是知道我的:)。
而对所有看到这里的读者,我更是要鞠躬感谢。我不是作家,我只是个写字的人,每个写字的人心里最大的渴望正是被人读懂——“高山流水遇知音”,吾愿足矣。
在中央电视台录制“联合对抗”的时候,主持人问到我的书,我说我希望能写出这样的文字“千载而下,仍然能让人看了感动”,我知道我离这还有很大的距离,而喜爱写字的我,会继续写下去。关于这本书,我那天在镜头前还说“书写完了,这十年就算翻过去,我相信下一个十年会更加精彩”。
下一个十年会碰到谁?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
我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