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传主李清照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女词人，也是千百年来一直深受人们重视和喜爱的女作家之一。

本书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以信史为依托，以内证为根据，对传主的生平、思想和创作等作了全面而深入的论述，所附《赵明诚传》和《李清照年谱》，并有助于对传主的进一步理解。全书考证谨严，分析细腻，文笔流畅，多有新见。

李清照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女词人，也是千百年来一直深受人们重视和喜爱的女作家之一。本书以信史为依托，以内证为根据，对传主的生平、思想和创作等作了全面而深入的论述，所附《赵明诚传》和《李清照年谱》，并有助于对传主的进一步理解。全书考证谨严，分析细腻，文笔流畅，多有新见。书中对传主心灵和情感的逆探、体悟和论析，尤具特色。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第一章 引论

 一、打开传主心扉的钥匙

 二、新构想的背后

第二章 饱尝人间甘苦的一生

 一、原籍明水而非历城

 二、襁褓丧母，贤哉，其父

 三、从少女到少妇

 四、党争株连，千古奇冤

 五、世事反复难得知，回黄转绿无定期

 六、赵明诚的“天台之遇”和李清照的被疏无嗣

 七、风云巨变，汴京失陷

 八、赵明诚感疾身亡，李清照独当薏苡谤

 九、病中再嫁，所遇匪人

 十、晚年的流寓和思想的升华

第三章 词学思想和“易安体”的特点

 一、《词论》的著录和“别是一家”说的创立

 二、《词论》的贡献

 三、《词论》的偏颇

 四、为《词论》一辩

 五、《词论》中捉摸不到的“易安体”

第四章 “压倒须眉”的《漱玉词》

 一、豪迈倜傥的风景词

 二、娇嗔优雅的闺情词

 三、传写心曲的身世词

 四、格调凄凉的晚景词

第五章 被词名掩盖的诗文实绩

 一、不让“须眉的咏史诗”

 二、意在言外的抒情诗

 三、催人泪下的《投启》

 四、“文情并茂”的《后序》

第六章 嫠不恤纬，唯国是爱

 一、借“上诗”抒发爱国心志

 二、遇报国之志于“深闺雅戏”

 三、“举目有河山之异”

 四、“易安心事岳王知”

附录一 赵明诚传

附录二 李清照年谱

索引

 人名索引

 文献索引

重要词语索引

后记

(一)赵明诚甘作“武陵人”，李清照独守“秦氏楼”

这里的“武陵人”和“秦氏楼”，就是指传主屏居青州后期所作《凤凰台上忆吹箫》中“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句中所暗含的有关婚恋的两个故实，与这一节标题中的“天台之遇”是一回事。《凤凰台上忆吹箫》一词的主旨当如李攀龙所云“写出一种临别心神”，也就是写作者在丈夫远行前夕难以为别的心情，以及对别后孤寂情状的拟想。《漱玉词》中题旨涉及伉俪暌违的至少占三分之一，但作者如此明显地作为送行人出现，这是极少见的。原因是以往不是她在送丈夫“负笈远游”，而是自己受新旧党争牵连，皇帝下令禁止元佑党人子弟留居京城，她是被迫由汴京回归原籍济南府的。所以在阔别汴京时她几乎都是被送者。这一次她作为送行者，与丈夫分手的地点不是在汴京，而是在赵氏家族的故居青州府。

为了较确切地阐释词旨，在推定此词写作地点的同时，尚需进一步搞清它的写作时间。作者结婚后的第二年党争加剧，其间反反复复约五六年，至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蔡京再度复相，赵挺之被罢右仆射五日遂卒，从这一年或下一年起，赵明诚偕李清照“屏居乡里十年”。在他们回乡的第四、第五个年头上，即政和元年(1111年)，赵挺之妻郭氏奏乞朝廷，恢复挺之司徒等职，这表明从是年起赵明诚亦可恢复做官的资格，但尚未发现具体记载。我们可以如是推想：“屏居”是隐居，就是不可以做官，赵明诚夫妇“屏居乡里”既然只有“十年”，就是说到政和七年或稍后便不再隐居，又出来做官了。这首《凤凰台上忆吹箫》当是屏居结束，赵明诚离青州赴任前夕，李清照为他所写的送别词。

考察赵明诚在青州期间的行迹，这首送别词当写于宣和三年春夏间，明诚赴莱州任前夕。此时新旧党争早已平息，赵明诚不管到哪里做官，均可携眷前往，他为什么偏偏要她独自留在青州?为此她可能不止一次地祈求将她带上，而他不肯答应，她便心灰意冷，什么也不想干了：香炉熄灭了她不管，被子也不叠，太阳老高才起床，起床后头也懒得梳，贵重的首饰匣上已经落满了灰尘。她口头上说最害怕的是“离怀别苦”，实际还有更担心的事，话到嘴边说不出口。她近来这么消瘦，并非因为饮酒过多沉醉如病，也不是因为悲秋。上片在这里打住，乍一看有点像戏剧中的悬念，其实不是悬念，而是作者的难言之隐。

这难言之隐是什么，下片也不便直说，而又不能不说，只是隐去了她要跟他走的意思，径说为了留住他，她便反复咏唱宛转凄切的《阳关曲》。然而没有用，他执意要走，即使唱上千万遍《阳关曲》，也留不住，他已经铁了心，也就罢了!这就是“休休”二字的深层语义。按说丈夫出去做官不是坏事，她为什么这样苦苦挽留不愿让他走呢?原来“念武陵人远”才是真正的谜底。她之所以不肯让他外出，是担心他会像汉明帝永平年问剡县刘晨、阮肇人天台山那样，遇上仙女，乐而忘返。“烟锁秦楼”句，王学初《李清照集校注》以为：“此秦楼乃古诗《陌上桑》：‘日出西(东)南隅，照我秦氏楼，之楼，日出与开照相应。此处殆用‘秦氏楼’之‘秦楼’”。这恐怕不是李清照的原意，比如在赵明诚亡故的后期，李清照所作《孤雁儿》有句云：“吹箫人去玉楼空”，这可进一步证明，她是以弄玉和萧史暗指她和她的丈夫，所以“烟锁秦楼”与《陌上桑》的“秦氏楼”绝无瓜葛，她笔下的“秦楼”，当是与秦穆公女弄玉与其夫萧史所居凤台(亦称秦楼)有关，但不是照搬萧史弄玉的爱情故事，倒可能取意于李白《凤台曲》的“曲在身不返，空余弄玉名”。在神话故事中，弄玉和萧史共居秦楼十年后，一旦随凤比翼飞升，而她李清照虽然也曾陪伴丈夫屏居十年，到头来自己却像被萧史遗弃了的弄玉一样，孤单单地留居在被烟雾笼罩的闺楼中。

作者写这样的送别词可谓用心良苦，她想感化丈夫不要忘掉她别图新欢。特别是“念”字领起的下文，多么委曲动人，她盼望丈夫归来的急切心情，没人理解，她终日痴呆呆地瞅着丈夫归来时的必经之处，那种望眼欲穿的样子，走远了的“武陵人”是不会知道的，只有作为见证者的楼前流水的如泣如诉之声，才是我心弦的颤动!对一篇吞吐委曲、令人回味无穷的作品来说，完全以越俎代庖的方式揭出它的谜底，反倒使人败兴，那么此词结拍的“从今又添”的“一段新愁’’是什么?读者不妨联系她同期而稍后的《念奴娇》(萧条庭院)加以解读，因为这首词中的“征鸿过尽，万千心事难寄”，所流露的是作者的类似心态。

(二)读《诗经》自叹身似庄姜轻

这里是指李清照《声声慢》一词中所包含的隐衷，即此词的“晓来风急”句，暗含《诗经·终风》所谓卫庄姜被丈夫疏远甚至虐待之事。要想使笔者的这一见解得到读者认同，必须首先解决此词上片第七句是“晚来风急”，还是“晓来风急”?由于《词品》以来不少版本作“晚来风急”，人们便以为此词是写作者“黄昏”时一段时间的感受。因“晓”字与“黄昏”相抵牾，即便是《词综》及其前后的约十几种版本皆作“晓来风急”，亦未引起应有注意，以致今人的选本，除俞平伯和唐圭璋外，几乎无一例外地作“晚来风急”，而笔者认为，此句只有作“晓来风急”才能解释得通，否则会导致对整首词的误解或曲解。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艺蘅馆词选》，此句不仅作“晓来风急”，并附有梁启超的一段眉批：“这首词写从早到晚一天的实感。那种茕独凄惶的景况，非本人不能领略，所以一字一泪，都是咬着牙根咽下。”这几句话，对词旨阐释得深入浅出尚且不说，更要紧的是它解决了此词流传中的一大疑点，即到底是用“晚”字，还是用“晓”字合理的问题。“从早到晚”，也就是词中的由“晓来”，“到黄昏”云云。在上述梁批的启发下，笔者尝对“晓来风急”句之隐秘加以试译，首先把此句与《诗·邶风·终风》的“终风且暴”句作对比，第二步从训诂方面说明“暴”，疾也，“日出而风日暴”，“暴”自然就是“晓来风急”的意思。这是就表层语义而言，从深层语义上说，“怎抵他晓来风急”句更与《诗经·卫风·硕人》有关。关于《硕人》篇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左传·隐公三年》云，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日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诗序》谓，庄公宠幸其妾，冷遇庄姜，故庄姜无子，国人闵之，为作此诗；朱自清则说“《硕人》篇要歌给庄公听”。由此看来，这首《声声慢》的题旨当是从对《终风》和《硕人》篇的隐括中，表达作者的“无嗣”和何以“无嗣”的“难言之隐”。梁启超所说的作者“咬着牙根咽下”的，也当包含着这种“难言之隐”。笔者曾无视这种隐衷，说：“这首《声声慢》毫无疑问是李清照晚年所作……也就是五十岁上下时所作。”这种说法过于武断，不利于对词旨的更全面深入的探讨，应予修正。我现在认为此词当作于李清照在揣摩了《硕人》篇要歌给庄公听的意图后，她写这首《声声慢》的目的很可能是要歌给自己的丈夫听。看来，李清照与今天的大多数《诗经》解读者不尽相同，她当是相信《左传》和《诗序》的上述说法的，所以才对《终风》和《硕人》篇加以隐括，从而写出“晓来风急”之句，成为千古难解之谜。

P65-69

匡亚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人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人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像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笔者得以为这套意义深远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忝撰其中的《李清照评传》，不仅曾有一种远在甜酸之外的“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还曾暗自发出过下列一连串的激越之问：尽管李清照从她还是待字少女起，就对一代文学的光辉代表——宋词，从实践到理论都有着几乎是空前绝后的贡献；尽管她对华夏文化的诸多门类有着常人难以比拟的造诣；尽管她对爱情和婚姻有着令当世不解、令后人惊叹不已的，既热情又理智的先进意识和举动；尽管在其晚年国难当头之时，她有着渴望“过河”，为桑梓“东山”抛洒血泪的豪情壮志；尽管她对江山社稷有着嫠不恤纬、唯国是爱的悃诚；尽管她终其一生对现实历史、内政外交，发表过许多既应时势、又合国情的正确见解……一言以蔽之，尽管她无愧于千古女杰一清照之美誉，然而，千百年来，不仅无人把她作为一个思想家看待，她还曾横遭物议、攻讦，甚至一度成了一个毁多于誉的反面人物，特别是在二十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就连她的名字本身，在相当一部分人的心目中竞成了多愁善感的、爱情至上的、病态的、落后的，甚至是反动腐朽的代称。那时，如果有谁被认为受到李清照的影响，或是对其“压倒须眉”的《漱玉词》略有偏爱，那么不管这个人是专家学者，还是作家演员，不管这些人的品貌多么端庄、才华多么出众，均有可能受到李清照的牵连，其业务乃至政治前景，往往会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在年轻的一代听来，这似乎是天方夜谭，但在六七十年代，受到陶渊明、李清照、关汉卿等株连的，却大有人在。引用陶渊明写的挽歌、关汉卿剧作的改编上演，均被视为影射和反动，而李清照的瘦比黄花，则被公然说成是没落腐朽的贵妇人情调。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至今令人不寒而栗。

有过这样经历和记忆的一代人，难免有惊弓之虞，尽管时代有所变迁和前进，而禁锢人们思想的余悸却不那么容易祛除，何况在一个性别歧视现象至今仍然大量存在的国家里，笔者的思路也曾与站惯了的贾桂相仿佛，在性别上曾有一定的“自”轻“自”贱。比如在历数文学家时，我们可以并不费力地举出她们中的二三十名，而涉及到她们中的思想家，除了近代的秋瑾，笔者曾不能理直气壮地举出第二个她。所以乍一听说，李清照被列为思想家、《丛书》主持单位又嘱我承担这一评传的写作时，由于自己存在着上述顾忌，更由于对李清照的业绩事功，尤其对她的思想所达到的高度缺乏必要的认识，一度因信心不足而致函《丛书》编委会的有关学者，申明自己很担心，当把李清照作为一个思想家，而不仅仅是一个著名词人介绍给读者时，恐难以得到人们的认同。针对这种畏难情绪，这位学者负责地向我转达了《丛书》主编匡老的这样一些见解

……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吏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菩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她)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昕当然地是他(地)的伟大业绩和事功……。

就思想的敏锐和作品的价值而言，比起许多男性思想家来，李清照并不逊色，有了上述思想见解引路，笔者遂有茅塞顿开之感：她既有敏锐的思想，又有出色的著作。何愁写不出一本差强人意的《李清照评传》?后来随着《丛书》中一些重点书目的出版，匡老的一系列发人深思的见解写进了《丛书》的序言和他的力作《孔子评传》的后记。这些重要文字，对解除笔’者的思想束缚，起到了很直接很实际的作用。如果不从这些文字中吸取营养和睿智，笔者可能继续犹豫不决，甚至可能束手无策。所以要完成一部较有价值的著作，必须首先解除束缚自己思想的各种桎梏。

思想桎梏要挣脱，而必要的思想原则则必须坚持，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实事求是。恰恰在近些年的李清照研究中，有些论著又向另一极端倾斜，比如把她写于元符三年的《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进行无端拔高，竞认为它的批判锋芒是指向权奸和宋徽宗的腐朽统治。实则清照写此诗时，赵估尚未称帝，至多是刚刚登极，北宋还处在鼎盛时期，即使已有某种潜在的社会危机，十六七岁的李清照是难以洞察的，设身处地想想，她怎么能够针锋相对地去批判皇帝和权奸呢?这首诗虽然相当尖锐地指出了唐玄宗失政误国的深刻教训，但那只是一首针对唐朝的咏史诗，主要表现出作者的史识过人和才华出众。另一类走极端的问题，是把《声声慢》这样的名篇时而说成是没落阶级的哀鸣，时而又说它反映了词人的爱国主义情绪，二者都远离了事实，均不可取。而笔者的努力目标，是写出一个具有时代特征和鲜明个性，饱尝人间甘苦的切实可信的李清照。

假若只靠评传作者一个人，很难达到这样的既定目标。令人难忘的是，在本评传的写作过程中，《丛书》的有关负责人和编委，以其高度的责任心和博学多识，对笔者给予了可贵的敦促和指导，并对拙稿进行了悉心的审阅和批改，堪称学术E的良师益友。

鉴于笔者做过较长期的编辑工作，懂得一些“作嫁，，的况味和道理，原想用“为人作嫁”一语来表达自己对有关人员的谢忱，又一想，用这一陈旧的字眼儿来比拟《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编纂人员的业绩，很不贴切，因为他们并不是在为某个人“作嫁”，而是在以他们的思想睿智和辛勤工作建构一座意义久远的思想丰碑和学术大厦。在这一建构过程中，笔者所奉献的仅是只砖片瓦。如果这一砖一瓦尚符合大厦的整体质量水准、不至于过早剥落的话，那么不能不提到为此付出许多辛苦的本评传责编——巩本栋博士。这里不必说些对他表示多么感谢的话，我只想说明他对拙著所作的一些既审慎又有见地的编改加工，我都是在经过慎重思考的情况下，一一予以吸取和采纳的。这是一位编辑素质甚好，又极富责任心的、很理想的合作伙伴。

陈祖美1994年6月

腹稿于京青列车上

同月誊清于北京志新村小寓

又记

趁此书第四次重印之际，拟将两件多年来令笔者铭戢深心之事，敬告诸位良师益友及广大读者：

一件是，承蒙启功先生厚爱，笔者得以一睹保存在台湾故宫博物院的长卷《先贤遗迹》的复制品，并最终得以将长卷中的赵明诚四则手泽的精美复制件载于拙著《李清照新传》之卷首，借此便可解决，或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李清照研究中的诸多疑难和似是而非的问题。比如赵明诚所任京中清要之职鸿胪少卿，正是其结缡未久、未曾“负笈远游”之坚证；又如，对于“易安居士三十一岁之照”，所谓赵明诚的这一题辞的真伪，不再只是凭空猜测，也不再是极少数人有发言权，而可根据这一手泽加以对照辨别；再如，曾困扰过王学初先生、笔者亦未能正确解决的赵、李屏居青州十年后，赵明诚第一任官居何方的问题，人们得以亲见“戊戌仲冬二十六夜，再观”的赵氏手泽，再结合于中航《李清照年谱》所提供的宣和三年四月赵氏尝有数次青州仰天山之游的翔实记载，无疑，莱州知州是赵明诚继鸿胪少卿后的第二任官职。

另一件事，与吉林大学王昊教授有关。

一是，早在1996年我提出的“继母说”，最初带有很大的假设和猜测成分，而王昊同志不仅对此说作了极有说服力的《补证》，从而使此说渐趋定论之势，同时他还对一向被忽视和冷落的浦江清、王瑶关于李清照生于“元丰六年说”，加以厘订。实际上，“元丰六年说”与笔者原先所采信的“元丰七年说”，虽然只有一年之差，但并不是通常所理解的“虚岁”和“实岁”之别，而是推导依据复然不同。拙编著《李清照词》采取的已是“公元1083年之说”。需要以说明的是，《评传》正文和所附《李清照年谱》等，虽然仍是“1084年之说”，但在第38页的注①中，已说明改从“元丰六年说”，所以对传主的生年、嫁年及其他涉及齿龄之处，多需相应作一年之变，暂且不在书中一一改动，敬祈如宥。

二是，关于《洛阳名园记》的《序》作者，最初是沿常见之说作“张琰”，后来看到一“准善本”书作“张拔”，所以《评传》在第二、三次重印时均作“张损”。这次重校全书，王昊同志以翔实可信的考证说服了我，又改回作“张琰”。这是应该向编辑出版者和读者致歉、向王吴同志致谢的一件令笔者难忘之事。

总之，通过这次历时两个月的悉心校订，深感此书眼下的面目，与前前后后、老老少少多位师友的审正鼓励，以及所花费的心血密切相关。何以为报，没齿不忘!

陈祖美2007年1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