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星辰昨夜风，过去的都过去了。幸好有些值得一记的东西，还可以在记忆中寻觅到……

我这一生分三段：大学毕业以前读书；青年和中年当“民间外交”的国家“小公务员”；进入老年则忝列为“学者”，主要关注欧洲文化史这个范围内的问题。用两句话来说，就是：“欧洲何以为欧洲?中国何以为中国?”我想，其中我之所经历，我之所思所想，也许对于青年人了解所谓“另一代人”的生活环境、思想和精神状态，有些许用处吧。

作者是我国欧洲文化史研究的著名学者，本书带有思想自述的性质。他将自己半个多世纪来独特的家庭教育、求学、工作和生活的经历，以及主要学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娓娓道来，并不时融人当时和现今的思考，犹如历史和现实的对话，发人深省。这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位学者的精神风貌及所处时代的特点。

从“家门”到“学校门”

一个“大家庭”的衰落和我的少年启蒙

我走马灯似的上了四座大学

马不停蹄，岁月流逝

进入“机关”门

维也纳——我生活四年的欧洲城市

从回国到“文化大革命”

看的是欧洲，想的是中国

人生行旅中的“中转站”

什么叫西方现代“国际关系学”？

从对国际问题研究的若干思考到康德的魅力

两种文明?全球化?世界历史

假如我能活到八十岁

域外拾遗

我记忆中的人文法兰西

德意志民族情结——分裂与统一

奥地利访旧

浮光掠影意大利

“虚君”与宪政民主的不列颠

印象模糊的亚非拉

物化加政治的美利坚

后记

一个“大家庭”的衰落和我的少年启蒙

我的家本来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在我能够记事的时候，在六七岁的光景，家里似乎很有些“气派”。那时我并不懂得局势正在发生着对中国的未来命运生死存亡的事变；日本侵略者已经磨刀霍霍了。我出生的地方是北京城南一条叫銮庆胡同的小胡同，当时的门牌号数是三十四号。长辈告诉我，我家并不是北京人，是在清朝末年从浙江绍兴迁来的；我家不知为什么有许多钱，据说祖父陈述和花钱“捐”了一个几品官， “吃粮不当差”，叫做“捐班”，置了一片房产出租，租金所得颇丰，所以叫做“吃瓦片”的。我长大时有了些“新知识”，很以“吃瓦片”为“俗”，所以还没有等到1949年“天下大变”，就已对我的家庭产生了一种鄙视的心理。

我家是个“大家庭”。幼年时看巴金的《家》，觉得那种气氛十分熟悉，连亲戚、朋友之问的过从，那些方式、礼数，都不陌生。我家“正房”的厅堂像个小祠堂，两个醒目的牌位安放在叫做“龛”的高处：居中的一块刻的是“天地君亲师”，左侧的一块是“陈氏堂中三代昭穆宗亲之位”，右侧还供奉着一部大而厚的线装“家谱”。这部“家谱”我从来没有翻开看过，听大哥说，上面印着我家是随北宋南迁从河南迁到浙江绍兴的；陈家的“谱系”是“荣宠乐康宁，封浩添庆立”，祖父是“荣”字辈， “陈述和”是他的字，大名是“陈荣禄”。每到旧年除夕，厅堂正面就挂起五大幅画像：着清朝朝服的某辈祖先和他们凤冠霞帔的夫人，他们都是谁，家里的人没人说得出，连很以家族自豪的祖父也没有说过。

每到旧历大年三十，都要把他们的画像(当时叫做“影”)“请”出来，开始由祖父身着长袍马褂，面部庄严地上香、叩首，然后全家大大小小先男后女依序(辈分)向他们行“三跪九叩”大礼。这套“仪式”要进行很长时间，大人孩子不敢出一声大气，肃穆之极。这样中规中矩的祭祖大典，大约到20世纪40年代便渐渐地马虎起来，祖父年迈，又是从中年起即成了双目失明的盲人，上香即由大哥陈乐勤代理(本该是父亲的差使，但他早已过世)。乐勤有了些新思想，对这一套非常不以为然，每每发出些“叛逆性”的怨声。但祖父尚在，还起着“震慑”的作用；母亲素来孝敬贤惠，乐勤不得不敷衍应付。祖父死后，这套演戏般的祭祖仪式便不攻自破了。后来，大约到快解放的时候，那些祖宗的影像和两块牌位，以及那很庄严的大而厚的家谱都不知所向地不见了。是怎样不见的，我至今想不起来。

我家的“总管”是我的母亲；祖父在世的时候是我家的“太上皇”。祖母完全是不管任何事的。在“家政”方面，断文识字的母亲作为“长房儿媳”是负全责的，上对祖父“负责”，还要伺候婆婆。祖父母各居一室，每天早晨母亲都要向二老请安。在处理家务中，母亲还有一项任务，就是给祖父念报纸、念小说。庶祖母母女二人也要照顾到，好在庶祖母和姑姑都很善良，虽然管不了什么事，却绝不给母亲添麻烦，所以相处不错。家里还有一个十分奇怪的成员，我至今没有弄清楚他的来历，我叫他“七叔”，他比哥哥大几岁，他和那位“七婶母”时不时地要闹些别扭，是是非非地说些不中听的话，母亲不理她，嫂嫂却常要跟她口角。每到这种时候，母亲就得出面当“调解员”，两面“安抚”。

在我家的“鼎盛时期”有好几个佣人。两个男仆，张焕和刘二。张焕的任务是收取房租，照顾祖父的生活，还有就是全家的“采购”；刘二是厨师。三个“老妈子”，分管各房的杂事。随着家道日渐中落，首先“裁员”就是减少“老妈子”。到祖父母先后故去，房产变卖得差不多时，张焕也就不辞自退了。他临走时，母亲送给他一些“法币”，他对母亲说了些“感恩戴德”的话，挥泪而去。

“家道中落”始于日本占领的沦陷时期，哥哥在外面和朋友喝酒议论时事，借酒浇愁，喝到半醉时高声大骂日本的统治和助纣为虐的汉奸，被伪警抓起，关进了宪兵队牢里。家里几天不见人影，母亲急得团团转。此时自有人传话，说可以帮助把哥哥救出，但必须出一笔“大钱”；家里没有那么多钱，说可以用房子顶替。母亲瞒住祖父，与张焕办了这件事，变卖了几处房产，把哥哥“赎”了出来。哥哥被放出来，蓬头垢面地回来了。这件事大大地影响了我家的家境，更加上物价飞涨，租房的人都是收入不高的，房租时常收不上来，因而积债累累，从此开了破产的大门，到日本投降后内战期间，房产除了自住的以外，几乎卖掉了大半。尤其是国民党统治北平的最后两年，有两件事一起压在我家身上，使我家连连破产，终于沦落到了“破落户”的边缘。

P3-5

昨夜星辰昨夜风，过去的都过去了。幸好有些值得一记的东西，还可以在记忆中寻觅到；然而几十年岁月匆匆，忙忙碌碌而不知所之。只有到了晚年，虽已是抱病之身，才觉得有些滋味。这颇可自慰，因为终于懂得了用自己的头脑去思想。

“在中西之间”这个题目绝不是说像前辈老先生那样“学贯中西”，那是我一生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我只能说我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都很有兴趣，对两种异质文化都沾上一点边儿。我看书大多以有没有兴趣为准。没有兴趣的虽有“大用”，也看不下去。我的兴趣算是宽泛的，在文史哲范围内足够我选择的：有的与我晚年研究的题目相符，或间接搭界，或有所启发，或纯粹为了遣兴。

我这一生分三段：大学毕业以前读书；青年和中年当“民间外交”的国家“小公务员”；进入老年则忝列为“学者”，主要关注欧洲文化史和中国文化史这个范围内的问题。用两句话来说，就是：“欧洲何以为欧洲?中国何以为中国?”我想，其中我之所经历，我之所思所想，也许对于青年人了解所谓“另一代人”的生活环境、思想和精神状态，有些许用处吧。

这本不算厚的书，写的就是这三段。另外，把我在国外的片片段段的经历回忆专门集为一部分，作为附录，是所谓“域外拾遗”。

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没有能一鼓作气地把书写完，一曝十寒，竟然花了好几年。

2004年5月于京中芳古园陋室

这本小书写的是我的从小到老，很平淡的。它不是“回忆录”，可是总有些话可说，有些经历可写，有些事也许后来者不见得知道。不料一动笔，对于许多生活资料便有个取舍问题，以致淘汰的废稿几乎与留用的文字数量差不多；也就是说近一半的稿子没有用上。

我生活在一个变迁很大的时代，但平庸如我者只能俯仰于时代的变迁。对于这些变迁，任何个人都是无能为力的，就如同常说的，一个人要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是根本不可能的。悲哀的是，在很长的时间内，我甚至不知道我自己“想”干什么，五十多年前大学毕业，服从“组织分配”，是天经地义的，“分配申请表”上人人填的都是“服从组织分配”，现在的青年人会觉得奇怪：一个人怎么会不懂得“选择”呢?例如我在当“小公务员”的二三十年里(其中包括一段“文化大革命”)，我是否很清晰地知道自己“想”干什么?说实话：没想过，谁也不知道将来是什么样子，那真是实实在在地“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只是“盲目”地在做事情，并且做得十分“认真”，甚至相当“出色”。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虽没有受过皮肉之苦，但由于心情之压抑和无望几乎已经麻木，不可能能动地去“想”做什么。如果不是时局发生了变化，根本不会在“命运”面前做任何选择，而只能“无能为力”地生活在没有“自我”的状态里。等到我能够产生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的时刻来临的时候，我已经五十岁了。

“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瑜矩”，这三句话太适合我的后半生的情况了。当我还在少年时期便有一种很“清高”的脾性：将来一不当官，二不从商。这些我此生是做到了。

我对于我自己自“知天命”之年起，感到“满足”的，一是我终于按照自己的“兴趣”或“志趣”去生活和做事了。二是，特别是在我七十岁以后，这“志趣”同我的某种“天职”——“责任感”和“良知”如水乳交融般融合起来了。

我的兴趣大而化之地说是在“文史哲”这个大圈子里；稍微具体一些，是在史学这个领域里。我退休前还在研究所当领导时即常劝导青年人要通中西历史，我说：“无史不足以言学。”这是从“六经皆史”里化出来的。20世纪二三十年新文学运动中的女文学家陈衡哲写了一本《西洋史》，她说了一句对我启发很大的话；她说，历史不是叫人哭的，也不是叫人笑的，而是叫人明白的。这句话可以说是我研究欧洲文明史的向导，就是要抛弃此前的种种定见，先使我自己“明白”这进程是怎么回事。因此，所谓研究不是“复制”教科书，不是把已往的事重抄一遍或加以重新编排，而是用自己的眼睛看明白“欧洲文明”进程的那条轨迹。别人写的书、说的话，都不过是提供给我做出分析和判断的参考。认同某家的论点也好，否认某家的论点也好，或是出自本人形成的论点，一切都必须经过自己的大脑。不依傍成说，哪怕是权威的、已经视为当然的成说。

对于学术研究，首要的、最根本的态度，必须是“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排除一切非学术性的干扰。如果先预设一个结论，或者是什么“理论框架”，然后去“量体裁衣，削足适履”，则必定会断章取义，那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了。

我七十多岁了，我庆幸已不再浑浑噩噩了。简单地说，叫做我有了“自我”了。在迈向“现代化”的大时代里，我的祖国、人民背负着何等沉重而复杂的负担呵。许多问题甚至是“世纪性”的。一个“巨人”在沉睡中睁开眼睛，发现已被时代甩得那么远了；“巨人”由于沉睡得太久，只是认清世界和自己，也需要足够的清醒和勇气。

我熟悉自己的历史文化，也了解西方的、特别是欧洲的历史文化。林则徐、魏源等提出“开眼看世界”，严复为“开启民智”而译书，孙中山提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五四时期呼吁迎接德、赛二先生……已有时日，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今天的中国虽然已非昨日，但是真正运用理性精神来思考一下，我们有什么可以沾沾自喜的理由呢?

从本质和气质上说，我属于比我早一代的那一代人；进入暮年，我有了更豁然的“自知之明”：我喜欢做什么(兴趣)，我能够做什么(能力)，我应该做什么(责任)，我心里特别清楚。

历史是叫人明白的。我晚年写的是关于“欧洲文明”的文字，可是经常“想”的还是“中国文明”的问题。用意在于从中西“对照”中认识自己。鲁迅在《狂人日记》里发现中国的古书的字里行间里都是“吃人”两个字。我在中国政治文化的历史传统中，看到的是“专制”两个字。西方的民主和东方的专制，都是各自几千年按自己的文明轨迹形成的，这是客观史实。因此说中华民族的“启蒙”可能需要几个世纪的持续努力，绝不是耸人听闻。

我前头的路不可能很长了，身体又是这样每下愈况。不过我丝毫也不发愁，写在书里的打算要做的事还是要做下去，还是要“享受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