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股市是什么?
是投资融资的交易所?是政治经济社会的晴雨表?是国际资本的角力场?
一谈到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很多人会很自然地联想到极为活跃的股票市场。如果说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那么说股票市场是金融的核心,相信不会有很多人反对。事实上,香港从一个细小而荒芜的小岛,发展成今日的世界第三大股票市场,过程的曲折和多变,实在非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明白,而深入而系统地去分析金融资本主义制度在香港扎根的始末,却肯定可以填补历史上的空白,为相关的研究提供一个讨论的平台。
当我们深入回顾香港股票市场在过往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和演变时,我们会发觉它与香港的商业经济、社会民生、政府管治及华洋竞夺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换言之,通过追溯香港股票市场的历史,我们或者可以窥看香港商业兴替及社会蜕变的一鳞半爪,甚至能够搜寻政府管治及华洋资本竞夺之间的一些蛛丝马迹,让那些有兴趣了解香港历史发展的读者,从另一角度体味香港的成功之道。
香港由一个自然资源匮乏的荒凉小岛,发展成今时今日人人称誉的“东方之珠”,并跻身国际大都会的行列,与美国的纽约、英国的伦敦及日本的东京等齐名,成就的确使人赞叹。在众多骄人的成绩中,香港从籍籍无名的小渔港,摇身一变而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故事,更仿佛像灰姑娘在一夜间变作美丽的公主一样令人津津乐道、啧啧称奇。
前言
第一章 香港开埠与企业集资
第一个十年的商业发展:西商纷设据点
第二个十年的商业发展:经济底子整固
第三个十年的商业发展:企业法规确立
第四个十年的商业发展:萧条走向复苏
结语
第二章 华商崛起与楼市泡沫
经济复苏与华商崛起
精英吸纳与政商角力
楼市泡沫与财富转移
泡沫爆破与华商败阵
买卖纠纷与法律诉讼
楼市平复与股市上扬
结语
第三章 经济飞跃与股市风暴
经济飞跃与企业纷立
炒风骤起与泡沫爆破
炒作与诉讼(一):香港麻缆厂与《碎士控卢斯唐治案》
炒作与诉讼(二):彭湛采矿与《何添控戴奎诺案》
结语
第四章 利益争夺与倡议立法
业界自律与建制规范的争辩
倡议立法:草案一读
倡议立法:草案二读
倡议立法:草案三读
立法后的抗争
结语
第五章 协会兴替与市场蜕变
首家股票经纪会的创立过程和会员背景
股票经纪会的规章 与制度沿革
股票经纪会的演变与兴替
遮打与香港股票市场的关系
股票市场与经济环境的蜕变
结语
第六章 省港大罢工与股市大震荡
省港大罢工发生的经过与结局
大罢工对香港经济的冲击
大罢工对股票市场的冲击
股票调查委员会与市场改革建议
大罢工过后的经济及股市复苏
结语
第七章 战云密布与日侵灾难
沦陷前的香港经济
沦陷前的股票市场
日军入侵香港的经过
日军对香港股票和金融制度的践踏
日军败亡与香港重光
结语
第八章 战后接管与股市重建
战后接管与经济重建
股市重开初期的困境
两会合并与股市转活
企业迁港蔚然成风
解放前上海与香港股票市场间的关系
球槎与香港股票市场的关系
结语
第九章 经济转型与工业起飞
贸易禁运与转口地位的滑落
经济转型与工业起飞
西方贸易保护主义对香港工业的打击
垄断时期股票市场的发展
工业起飞与股市呆滞
结语
第十章 六七暴动与股市转势
1966年的骚动
1967年的暴动
暴动与港英管治的检讨
暴动对股市的冲击
暴动结束与股市复苏
上市门槛过高与华资多遭排挤
结语
第十一章 股市升温与股民痴醉
股票供不应求与股市迅速升温
创立“远东会”与竞争渐涌现
会所纷纷成立与政府急急立法
门槛下调与上市成风
股市鼎沸与股民痴醉
经纪业与经纪牌照的起落
结语
第十二章 市场开放与制度变革
开放投资空间与提升金融地位
女性投资者日多
提升中文地位与普及投资信息
恒生指数的创立和应用
垄断圈子与反垄断圈子的竞夺
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思索
李福兆与香港股票市场的关系
结语
第十三章 七三股灾与经济滑落
炒卖势盛与股市疯癫
股市崩裂与人心慌乱
石油危机与股市失序
企业倒闭与汰弱留强
强化监察与完善制度
结语
第十四章 企业并购与楼股整固
股市疲弱与并购风起
楼市整固与发展新界
股市复苏与改革开放
结语
第十五章 华洋对阵与中英谈判
石油危机再现与企业北望神州
前途谈判与股市波动
华洋对阵与银行向背
结语
第十六章 联合声明与一统四会
联合声明与股市转势
四会合并的曲折历程
四会一统与股市急升
英资迁册与中资挺进
结语
第十七章 八七股灾与停市争拗
风高浪急与十月股灾
灾后救援与停市争拗
专案调查与市场改革
报告争议与公私激辩
人心渐定与股市整固
商人银行与股票相关专业的兴起
结语
第十八章 政治风波与企业迁册
股市初复与学运浪起
人才外流与企业迁册
中东战火与股海翻浪
美伊开战与港股起飞
李福兆的不幸结局
结语
第十九章 政改争拗与红筹涌现
中国概念与股市升温
政制改革与中英争拗
争拗未止与股市急升
股市回落与中资涌现
怡和除牌与迁册潮退
结语
第二十章 九七回归与股市起落
争拗渐息与恒指回升
回归在即与股市炽热
主权移交与金融风暴
回顾过去与展望未来
结语
第二十一章 股票市场与家族企业
家族企业理论与发展特征
股票市场的发展与沿革
华人家族企业的冒升
专业化与公司管治
结语
第二十二章 股市兴替与华洋角力
实力悬殊
垄断股市
战后重组
打破垄断
重掌主动
结语
第二十三章 股票市场与政商关系
依商怕商
以商制商
再度依商
限商抑商
结语
第二十四章 股票市场与金融制度
金融资本主义制度的缘起
移植香港初期的调适
迅速崛起的年代
迈向国际化的历程
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条件
结语
后记
附录一 香港股票市场大事记
附录二 参考资料
经济复苏与华商崛起
1877年4月,接替坚尼地为港督的轩尼诗正式抵港履新。在轩氏抵港前的1个月,华商何亚美、李升等集资40万元,创办安泰保险(On Tai Insurance)。这个举动,正好清晰地向轩尼诗传递了一项信息——华商已逐渐摆脱经济上的附属地位,并将影响力伸展到一向为西商所垄断的上层经济活动。对于这股新冒起的经济动力,轩尼诗应该有一定的领会(Endacott,1964)。
事实上,轩尼诗上任不久,便清楚地通告主管香港事务的英国殖民地部,指出香港华人的经济实力正在不停壮大,实应加以注意。举例说,在1877年9月27日致加拿芬伯爵(Earl Carnavon)的公函上,轩尼诗便胪列实例,阐述华商渐露头角的情况。
正当英资、德资和关资企业在收紧他们的业务时,华资商人则在持续不断地扩展业务。在今日的船务表上,我可以看到那些登记收货人为郭亚昌(Kwok Acheong)、合记(Hop Kee)和福茂隆(Fook Mow L00ng)等公司的货物,正在香港的港口内不停地装上英国的汽船上。不久之前,由于上海汽船航运公司(Shanghai Steam Navigation Co.)的所有汽船已被华商汽船航运公司(China Merchants Steam Navigator Co.)所收购,它们现在已由华人所操作和管理了。(Endacott,1964:143)
为什么华人的经济实力渐强,并有日趋取代欧资商人位置的势头呢?轩尼诗直接而表面的解释,是华人在经营上较具竞争力。
在出售中国货物往英国市场时,华商宣称他们无论在售价上或货量上,均较英商有竞争力。华商甚至指出,就算是在香港或中国大陆的市场上,他们在推销英国货时,同样较其他国籍商人优胜。(Endacott,1964:143)
问题是,这种经济优势到底是从何而来的呢?轩尼诗似乎没有说得很清楚。从不同角度和证据上看,华商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相信与香港独特的历史背景和地理位置有着密切的关系。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华南一带的农村经济已陷于破产边缘,人民生活极为艰苦。19世纪50年代之后,美国西部和澳洲等地相继发现金矿,这些新开发的矿场,对年轻力壮的廉价劳工,有很大的需求。为着自己和家人的生活,粤闽地区大批贫苦的青壮乡民,被逼冒着生命危险离乡别井、漂洋出海,并取道香港前往美国、澳洲和东南亚等地(Yen,1985)。
随着大量华人出外谋生,货物、资金、文化和资讯各方面的交流也很自然地被带动起来。很多海外华人在客居地的三餐温饱、四时衣裳,都是经香港转销过去的。至于他们在客居地的点点积蓄和对家乡的款款思念,同样是通过香港转送中国大陆的。从那时开始,香港作为沟通中西贸易、联系内外华人的“中间人”或“中转站”角色和地位,便逐步逐步地建立起来。
在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下,一些华商利用本身较能吃苦和节俭的特质,加上与中国大陆和海外华人之间较为有利的商业网络,再结合香港作为英国统治地而又可与西方或西方殖民地沟通的独特优势,在贸易经营上自然较易协调各方、收窄分歧,从而达到促进贸易的目标。事实上,华商这个得天独厚的身份和角色,正是他们可在转口贸易复苏的浪潮中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Endacott,1964;霍启昌,1992;张晓辉,1997;陆晓敏,1997)。
从进出口货物的数据上看,我们可以了解到自轩尼诗上任始,香港经济的确是迅速而强劲地复苏起来。举例说,在1876年香港的货物进出口额已较1875年上升了12.0%,达4 359 616吨。1877年及1878年,再分别上升至4 580 896吨和5 209 437吨,1879年略微回落(4 964 339吨)。踏人1880年起,则连续上升7个年头。1880年的总进出1:3货额为5 078 868吨,1882年上升至6 337 024吨,到1884年及1886年,更分别上升至6 961 758吨和9 080 390吨。在这段时间内,平均每年增长率高达一成多(图2.1)。
如果深入一点分析,我们甚至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段时期的经济发展,与过往40年左右的情况,有显著不同。简单地说,过往的经济活动以西商为主导,本地消费作依归。但是,这段时期的贸易,则是由华商扮演着推动者的角色,并以转口贸易作骨干。有研究指出,随着内地与香港贸易的急速增长和整体经济基础的壮大,华商已渐渐取代西商的位置,成为推动香港经济发展一股不容低估的力量(余绳武、刘存宽,1994)。
对于华商巨贾的渐露头角,身为《循环日报》创办人而又对当时社会现状有透彻观察的王韬,在《■园文录外编》内“西商渐忌华商”一文中,便有这样独特而精辟的见解。他写道:
近十年以来,华商之利日赢,而西商之利有所旁分矣。即如香港一隅,购米于安南、暹罗,悉为华商为之,凡昔日西商所经营而擘画者,今华商渐起而预其间,其人既能耐劳苦,工值又廉,东南洋一带华人与华人声气相通,帆樯往来,经旬可达,而西商贸易日见其淡矣。此其故,西商口不能言,而心真知之……华商分西商之利,要不过在近今八九年中耳,而西商已不能支,忌嫉之心,渐形于色。即如港中华商蒸蒸日上,衣冠礼仪轶于前时,而西商意存轻藐,常有抑而下之之心,每议阖港之事关于众人者,华商辄不得预其列。其心以为权由我操,则庶得张弛如志耳,否则彼将议我之后矣。盖其所憎及华商者,不在予以虚名而在分其实利,其必断断然不欲华商与之齐驱并驾者,特恐虚名实利一并归之,从此益得与之争衡耳。(王韬,2002:76)
香港历史研究者林友兰则提出另一些证据,指出华商正日渐冒起,并与西商之间形成了正面竞争之势。他这样分析:
1877年,香港的沿海贸易续有进展,多财善贾的华商,纷纷改用汽船载运洋货前往通商口岸……从1870年代后期开始,华人已不断收购洋商因营业不振而结束的商行和堆栈,冲破了洋商故意把华人隔离的界线……从1880年1月至1881年5月,华人购入原属洋商所有的地产和物业,共值171万元……此时,香港华商的财富显然已压倒了洋商。轩尼诗对立法局表示,华人是港岛的最大业主,港府的税收,有百分之九十来自华人。1881年,轩尼诗进一步透露,香港有每季缴地税1000元的业主18人,其中17人为华人,洋商则只有渣甸洋行1家。(林友兰,1980:79~80)
这段时期的贸易数据带出两点重要启示:其一是华商已逐渐摆脱过往附属于西商的角色,并展示出独当一面的能力;其二是香港的经济结构,已逐渐步上了以转口贸易为主体的方向,从而奠下日后国际转口港的地位。事实上,在这段持续而急速的贸易增长期内,不但股票市场表现理想,物业市场同样发展蓬勃,这是香港开埠以来整体经济表现最为突出的一个时期。P25-28
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当邓小平视察上海的经济及金融发展情况时对身边的官员说:“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邓小平,1993:366)作为一个共产党人,邓氏能对资本主义社会说出如此精辟的见解,不但令身边的官员茅塞顿开,也令中外学者大感惊讶。事实上,在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金融业的成熟与否,一直被看做是量度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准。
一谈到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很多人会很自然地联想到极为活跃的股票市场。如果说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那么说股票市场是金融的核心,相信不会有很多人反对。事实上,香港从一个细小而荒芜的小岛,发展成今日的世界第三大股票市场,过程的曲折和多变,实在非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明白,而深入而系统地去分析金融资本主义制度在香港扎根的始末,却肯定可以填补历史上的空白,为相关的研究提供一个讨论的平台。
当我们深入回顾香港股票市场在过往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和演变时,我们会发觉它与香港的商业经济、社会民生、政府管治及华洋竞夺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换言之,通过追溯香港股票市场的历史,我们或者可以窥看香港商业兴替及社会蜕变的一鳞半爪,甚至能够搜寻政府管治及华洋资本竞夺之间的一些蛛丝马迹,让那些有兴趣了解香港历史发展的读者,从另一角度体味香港的成功之道。
自1841年1月26日香港割让给大英帝国到1997年7月1目交还中国政府,期间除1941年12月24日至1945年8月15日的3年8个月曾经陷于日军之手外,英国政府统治香港前后长达153年之久。在今天看来,香港的经济虽然极为发达,但过往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却非一帆风顺、无惊无险。至于今日股票市场的兴盛,同样是克服无数风浪及障碍后的结果。回头细看,我们发现股票市场的发展,与香港历史、商业和社会的演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8世纪末,曾经盛极一时的满清王朝,已因吏治日坏、经济衰退及社会矛盾激化而逐步走上没落败亡之路。就在清室不思进取而国力急坠之际,由欧洲远渡而来,一手拿着鸦片,另一手拿着火枪的英国帝国主义者,则高举贸易的旗帜,并在“游说”清廷开放市场不果之后大动干戈,在1840年以武力攻打中国,是为中、英之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至于香港(港岛)则在俟后的《南京条约》中正式割让给英国。
香港开埠,商业渐兴,而聚居的人口也从四面八方涌来,并逐步由小渔村发展成华洋混杂、中西交汇的贸易转口港。事实上,当英军在1841年1月强行登陆香港岛时,尾随的英资商人已如蚁附膻般一拥而入,并立即物色有利发展的地段,建立据点,再借本身与英国政府间千丝万缕的关系,迅速而全面地垄断并控制了香港的政治核心、经济资源及商业利益。
在一个自然及土地资源尚未开发而基础设施又如此匮乏的地方,英商巨贾很快便明白单靠一己有限的人力及财力,实在是势孤力薄,很难有所作为,而发行股票、公开征集资金,用以发展业务的金融(资本主义)概念,也随之由欧洲引到香港。换言之,股票市场的出现及逐步建立,其实是那批追名逐利、敢于探险的英资商人利用别人资本作为开拓自己个人事业的一种手段。
开埠前,由于港岛周围经常有海盗出没,居民不多,而居民亦主要以捕鱼、耕种为业,社会结构极为简单。随着英人进驻和经济开发,散居于香港四周的民众,也陆续因英商急需物资及服务而涌到香港谋生,成为推动香港经济发展的最基本力量。由于香港的重要经济资源及商业利益已给英商巨贾霸占,华人和一些小本经营的华商,往往只能跟随其后,并依附在洋人、洋商身上,以出卖劳力或提供简单服务为生。 香港开埠后便被定位作沟通东西的“自由贸易港”(free trade port)。正因如此,早期的集资及商业活动,也大多与贸易有关。举例说,由于转口贸易需要银行兑汇、水火保险、轮船运输、燃料及码头货仓等相关支援和服务,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于仁船坞、粤港澳轮船、华商保险、香港黄埔船坞及香港煤气等老牌“公众公司”(即日后的上市公司),便应运而生,并使香港日渐发展成日后依赖转口贸易的格局。
当进出口贸易正式展开之后,英商巨贾及英国政府便日渐意识到单靠港岛一隅,实在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因而再次制造借口,挑起其他争端。九龙半岛及新界大片土地于1860年及1898年的相继被霸占和攫取,虽然暴露了满清王朝的腐败无能和英国政府的贪得无厌,但同时也带出一个不争的事实——香港的版图增大了。由于版图的增大,香港的天然资源和综合竞争力也提升了,而这恰恰正是香港日后崛起的重要基础。
随着人口、领土及资源的急增,香港的经济实力也迅速壮大,至于公众公司的数目也愈来愈多,一些制造工业如香港雪厂、中华火车糖厂、香港麻缆厂、彭湛采矿及霹雳采矿等,亦陆续在香港出现。对股票市场而言,日渐活跃的经济活动自然引来更多的企业集资及股票买卖。事实上,到了19世纪末,香港股票市场的交易数额和规模,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另一方面,由于在港聚居、工作及贸易的华人愈来愈多,华人社会的组织、结构及力量,也日渐从凝聚中壮大起来,至于过往一直处于附属位置的华商,也因财富和竞争力与日俱增而引起了英国政府及洋商的注意。
随着香港人口、社会、商业网络及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一些以本港为基地的公众公司如香港九龙货仓、香港电灯、山顶缆车、香港电车、青洲英泥、均益仓、屈臣氏、香港大酒店、香港置业及地产代理、东亚银行、天星小轮、华人置业、中华娱乐及牛奶公司等,也在竞争激烈的商业环境中日渐成长起来,成为香港商业及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中国固有的领土,就算在英国人的统治之下,香港与大陆仍然维持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单在商贸方面而言,香港一直是中国通往世界或世界进入中国的重要管道。举例说,内地的土特产、副食品或手工艺制成品等,绝大部分都是经香港出口的;至于欧美及东南亚一带的特产、医药或工业制品等,同样是通过香港入口的。作为中西贸易的重要桥梁,香港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中介地位,既重要又突出。
由于香港位处通往欧洲的国际航道之上,又是前往南洋(即东南亚)及澳洲等地区的“必经之路”。在处理货物、资金及乘客往来的问题上,自然拥有绝对的优势。举例说,由于晚清末年农村破产,大量华南沿岸地区乡民便取道香港前往新、旧金山及南洋一带谋生。而这些华人在海外的积蓄兑汇、物资供需以及与家乡亲人的音讯往来,同样由香港商人代劳。香港沟通内外、联系东西的中间人角色和商业网络,从此时起便逐点逐滴地建立起来。
由于香港开埠不久即发展股票市场,并且日趋开放和成熟,当日后一些欧资商贾在香港或其他地方发展业务而需要资金时,便会跑来香港筹集。举例说,在19世纪80年代,当英资商贾计划在马来亚半岛开采矿产及种植橡胶等业务时,香港的股票市场便变成他们筹集资金的其中一个重要地方。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有企业计划在菲律宾、澳洲或南美洲等地采矿时,香港同样变成他们融资的其中一个场所。这些背景及渊源,其实正是香港日后崛起成为亚洲金融中心的重要元素。
有一点值得注意,每当内地的政局出现动荡不安如早期的太平天国之乱,后期的军阀割据及再后期的日军侵华时,香港便会变成资金、企业及人民的避难所。正因如此,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生产基地设在大陆的纺织厂如怡和纺织、龙公茂纺织、广益纺织、新星纺织、扬子浦纺织、国际纺织、苏浙纺织及永安(上海)纺织等,便选择在香港上市。通过这种模式的上市,企业既可筹得资金,发展业务,又可以为中国大陆不明朗的政治前景“购买保险”,达到“进可攻、退可守”的效果。
另一方面,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由于农村经济濒临破产、饥荒连年,大批粤闽沿海地区的乡民乃取道香港,漂洋出海,前往东南亚及新、旧金山(即澳洲及美国檀香山)等地区谋生。虽然这些华工(俗称“猪仔,,)在外地受到非人对待,并承受种种压迫和剥削,但他们却将微薄的工资或收入储下来,并通过香港汇回家乡,接济亲人、买田建屋。正因如此,香港便逐渐蜕变成联系海内外华人的资金集散中心。
从贸易转口港的角度上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由于有湛江、广州、汕头、上海、宁波、泉州及天津等沿海港口的相互竞争,香港的地位尚且未见十分突出。但是,日本投降、国共内战再次爆发及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在西方贸易禁运政策的影响下,香港与内地各城市的发展差距便迅即扩大。举例说,由于转口贸易戛然而止,香港在大批难民、企业家及机械设备群集之下进入了工业化,并在西方经济复苏需求的带动下迅速成长。可是,中国大陆则因竖起围幕及发生连串政治运动而使生产停顿,国家发展裹足不前。
由于生活水平提高,流行文化兴起,香港的本土意识因而滋生孕育,至于内地与香港两地交往接触大减,政治经济发展差距拉大,又使香港与中国大陆沿海城市形成强烈对比。另一方面,香港股票市场在20世纪70年代初突然开放,华资企业因而获得有利的发展空间,并迅速崛起成为香港经济的主体力量,至于整体营商环境及社会结构的重大蜕变,则使香港一跃而成世界级的金融中心。
踏入80年代,与世界隔绝接近四分一个世纪的中国大陆,终于打破框框条条,并以“摸着石头过河’’的心态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作为联系海内外华人社会并与西方世界有着紧密接触的香港,再度担当起沟通东西方的中介角色,既为中国政府这项新政策充当“盲公竹”,引领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又为外资企业作向导,协助他们开拓国内庞大的市场。另一方面,经过连年不断的谈判后,中、英两国最终就香港的主权问题达成协议。到了1997年6月30日,英国政府将会结束在香港的统治,而中国政府则会在那时起恢复行使香港的主权。结果,在持续不断的改革开放浪潮中,香港进入了“过渡期”。
面对中国改革开放和主权回归的重大变局,香港的社会、商业及股票市场在八九十年代均作出了重大的调整和适应。由于担忧1997年6月30日后失去政治后台,以怡和集团为首的部分英资企业先后放弃在香港股票市场上市的地位,将企业注册地迁往百慕大或伦敦,而羽翼已丰的本地.华资企业则乘势而起,再借收购合并等重要金融财务技巧将企业实力壮大。另一方面,经过连串整顿重组的中资及国有企业如上海石化、仪征化纤、昆明机床、广州广船、青岛啤酒、马鞍山钢铁、东方电机、天津渤海化工及北人印刷等,亦先后涌到香港,利用香港股票市场上市集资,为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注入动力。
从历史的角度看,“九七回归”绝对是一件大事。随着港英当局统治时代的结束及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开放,香港虽然遇到无数发展机会,但同样面对不少挑战。举例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沿海城市相互竞争的格局便已重新出现,至于上海及深圳股票市场与香港股票市场之间的暗中较劲,同样不容低估。另一方面,在全球一体化浪潮下,香港的股票市场同样必须承受外围不明朗因素的冲击和干扰。
从香港股票市场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它与香港历史、商业及社会的演进,步履颇为一致。也就是说,当中国以至世界局势出现重大转变时,香港的前途和命运同样会出现转变,而股票市场也会立即作出反应,并反过头来牵动整体经济及商业的发展步伐,至于整体社会的治乱兴替,也会随之起伏变更。换言之,从股票市场跌宕起落、峰回路转的故事中,我们多少可以看到香港历史、商业及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轨道和足迹。
最后,我们需要指出,由于本书牵涉很多公司、组织及个人名称,而报章上的翻译又不尽一致,因此我们在沿用并保留一些常见名称之余,对于那些不常见且没有特定译名的,则只好采用自己的翻译方法。虽则如此,我们会在这些名称初次出现时,附上英文名称,以资识别。
香港由一个自然资源匮乏的荒凉小岛,发展成今时今日人人称誉的“东方之珠”,并跻身国际大都会的行列,与美国的纽约、英国的伦敦及日本的东京等齐名,成就的确使人赞叹。在众多骄人的成绩中,香港从籍籍无名的小渔港,摇身一变而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故事,更仿佛像灰姑娘在一夜间变作美丽的公主一样令人津津乐道、啧啧称奇。
回头细看,香港金融中心地位的建立,并不如外界所想的一蹴而就。除了得力于银行、外汇和保险制度的循序渐进和点滴累积外,股票市场不断的更新和自我完善,更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得以提升的关键。从较为宏观的角度看,如果我们想正确地了解香港国际地位的建立,必须先掌握香港金融中心的发展过程;要全面而中肯地掌握香港金融中心的发展过程,便必须先从股票市场的历史和沿革入手。
在讨论香港股票市场的历史和沿革时,我们发现香港的先天条件,确实颇为不足。套用早年香港置地公司收购香港牛奶公司时一句语带相关的名言:“荒山野岭只能生长青草,绝不会生长盈利”,香港股票市场的发展空间和背景,同样也有这种使人无奈的“荒山野岭长不出盈利”的味道。但是,在中国及世界局势的急速转变和机缘巧合之下,香港这个细小的岛屿,不但打破“荒山野岭只长青草”的宿命,还像发现金矿一样“生长”出源源不绝的“盈利”来,令弹丸之地变成寸土尺金,市民生活水平稳占世界富裕都市的前列,使人既羡且妒。
事实上,香港神话般的成功故事,不但吸引了不少学术界人士视作主要的研究课题,皓首穷经,誓要找出香港成功的灵丹妙药;也被很多城市(或国家)视作重点学习对象,希望可以从香港身上学得“一招半式”,发展自己的经济。香港取得如此骄人的成就,当然使每个“饮香港水、流香港血”的香港人,与有荣焉,倍感自豪。
虽然坊间有关香港股票市场的文章琳琅满目,但系统、全面、中肯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却凤毛麟角,所见不多。这样,很多先辈们辛勤打拼的可贵经验和经营谋略,便湮没在历史的大潮中;年轻一代也无从理解香港今天成就的得来不易,应该知所珍惜,使人既沮丧又惋惜。
1996年,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受香港联合交易所的委托,组成一个专职搜集香港股票市场发展的研究队伍,希望从历史的角度探索本地股票市场的发展沿革和起落兴替,以补充坊间刊物对香港股票市场历史和发展上的一些误解。经过接近3年的四出搜罗和调查后,研究队伍收集了大量与香港股票市场发展有关的珍贵资料——如不同交易所的股票报价、企业注册文件、公司报表、股市分析文献、公私图像照片和交易所日常用具等。
除了这些实实在在的用品和物件外,研究队伍还访问了66位资深的股票经纪、交易所决策人和证券监管科主持人等。从他们的口中,我们既可深入了解股票市场发展过程中的起承转合和内部矛盾,也可更具体地掌握一些鲜为人知的逸闻和趣事。以上这些珍贵的资料,最后全部交由香港大学图书馆的香港特别资料藏馆(Hong Kong Special Collections)负责分类和收藏,让更多有志研究香港商业史和股票市场发展的人士参阅,以加强彼此交流。 面对这批珍贵的研究资料,我们曾不止一次计划写一点评论或分析,可惜都因种种原因和困难而按兵不动,使人既急且忧。到了2003年年底,我们再也抵挡不了那种长年积累下来的心瘁难熬,决意无论如何也要抽空完成这桩心愿。最终完成了这项使命,让自己放下这块潜藏已久的心头大石。
说实在的,这项艰巨的任务如果没有各界友好的协助和支持,是不可能如期完成的。在此,且让我们向所有曾经接受过访问的人士,致以衷心谢忱,没有他们耐心的分享和真诚的合作,我们显然没法子收集这么多既丰富又珍贵的资料。其次,我们还必须感谢以冼玉仪博士、郑明真博士、莫健伟博士为首的研究队伍的努力,至于香港大学图书馆特别资料藏馆的陈桂英小姐及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郑志慧小姐的鼎力协助,同样功不可没。
除此之外,香港联合交易所、香港大学图书馆、香港特别资料藏馆、香港历史档案馆和香港历史博物馆等的全力支援和协助,也是极为重要的,谨在此一并致以谢忱。最后,我们还要向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University Grants Council)表示衷心感谢,没有该委员会的慷慨资助(RGC Proiect Ref.No.HKU 7468/05H),这个计划同样没法顺利完成。
虽然得到各方朋友和机构的帮助,我们仍因没法完全掌握政局的急速逆转、历史的曲折漫长、市场的千丝万缕和社会的巨大变迁,而可能出现一些研究上的秕谬错漏,对于某些疑而未决、模糊不清的地方,我们虽努力求证,但仍没法做到完美无瑕,这是我们不想看见但却很难避免的事情,在此我们希望读者有以教我,指正批评,让我们往后的研究可以做得更扎实、丰富、可靠。如对本书有任何意见,请致函香港薄扶林道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或电邮vzheng@hku.hk直接与我们联络。
郑宏泰黄绍伦
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