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六朝古都，是中国古代城市的典范，也是人类建筑的精华，甚至至今仍然影响着北京的城市规划与城市建设。本书分内、外两篇。内篇从九个方面探讨胡同的不同侧面，侧重于理论层面；外篇侧重于实践，讨论不同地区的相同以及相关的四合院与王公府第，也是九篇。本书作者旨在通过自己的体验与认识知，为北京的城市规划与城市建设提供经验。

再过一段时间，这本小书便与读者见面了。想到这里，总有些忐忑不安，同时还要说几句关于这本小书的话。此书分内篇与外篇两部分。内篇从九个方面探讨胡同的不同侧面，侧重于理论层面；外篇侧重于实践，讨论不同地区的胡同以及相关的四合院与王公府第，也是九篇。故而总名：《胡同九章》。

北京是六朝古都，是中国古代城市的典范，也是人类建筑的精华。可惜的是，我们的认识不足，在少数学者呼吁保护的时候，大多人群还处于懵懂茫然的状态之中。这其中的因素是复杂的，而且至今仍然影响着北京的城市规划与城市建设。如果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曾经是政治因素，那么现在更多的则是经济因素的干扰，而不得不弓f发我们的困惑与思索。

基于此，我写了这本小书，试图通过我的体验与认知，为北京的城市规划与城市建设提供点滴经验，如果能从中获得某种感悟，我则十分欣慰。

前言

内篇

第一章 胡同起源

第二章 胡同布局

第三章 胡同要素

第四章 胡同功能

第五章 胡同景观

第六章 胡同色彩

第七章 胡同名称

第八章 胡同人物

第九章 胡同文化

外篇

请保留北京的胡同之根——砖塔胡同

南锣鼓巷地区文化寻踪

金丝套地区的历史故迹与胡同特色

金融街的历史地理

崇智门内外的微观地理

阜成门外的关厢地理

北京四合院的建筑布局与人文精神

北京的宅门与砖雕

清朝的分封、府第与国宅原则

附录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北京消亡胡同目录

胡同九章·内篇·英文版

后记

       明清四合院

四合院，是北京民居的独特样式，举世著名。

什么是四合院?笼统地说，四面都是房子。具体地讲，北面是正房，东西是厢房，南面为倒座。这样，东西南北，四面都是房子了，中间是庭院，北京人称之为院子。按照北京人的规矩，地道的四合院，应该是坐北朝南，大门设在院子的东南角。这是四合院的基本形制。讲究的四合院，在倒座与厢房之间筑有垂花门，在正房的背后，设有后罩房。这是理想的四合院形式。

四合院可以在南北方向，也可以在东西方向组合。南北方向的组合，是纵向的组合，一座院落称一进，在北京，大的四合院，甚至有五进的。东西方向，是横向的组合，在这样的组合中，称路。根据所在的方向，标以方位。如东路、中路、西路。

北京的四合院在明清两朝成为定局。但是，由于建筑材料的限制，今天我们所见，大都是清人的遗留。而且，在礼制上，明清两朝也进行了详细规定。比如，房屋的间数，屋瓦的样式，大门的种类。即使是官居一品的大学士，他所居住的四合院的宅门，也只能是一问，与普通百姓没有区别。但是，同是一问，在大门的样式上，却做了严格的等级限制。只有一定品级的官员才可以使用广亮大门与金柱大门，轩昂辉晔，百姓是不可以采用的。在南锣鼓巷地区，广亮与金柱，尤其是在东部的胡同，真可以用鳞次栉比形容，极能说明历史上这里的居民身份，因此，这里的四合院，也壮丽深宏，前门在一条胡同，后门在另一条胡同，是北京四合院的精华所在之地。有许多四合院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比如，黑芝麻胡同十三号、秦老胡同三十五号、板厂胡同二十七号、帽儿胡同五号、十一号、沙井胡同十五号、雨儿胡同十三号。其中秦老胡同三十五号与帽儿胡同十一号由于宅内的花园而最为著名。

秦老胡同三十五号是晚清时期内务府总管大臣索家的花园，建有假山、亭台、池榭，还有一座模仿江南建筑的船形敞轩。这座花园称绮园，至今还有刻石流传下来。帽儿胡同十一号为清末协办大学士文煜所建。分三路。东路是下房，中路是花园，西路是住宅的主体部分，总共有五进院落。中路的花园，是著名的可园，北京最美丽的私家园林。与绮园不同，可园分前后两园，前园的北面构有一座秀丽的建筑，楹联是：“风雨最难佳客至，湖山端赖主人贤。”其东是爬山游廊。后园则槐香满园，极为幽静。

建国以后，南锣鼓巷地区的四合院由于等级高，大部分被国家机关宿舍占用，时有修缮，保存得较为完好，这在北京的其他地区(四合院改为大、小杂院)是难以见到的。

    历史人物遗踪

南锣鼓巷地区的历史深厚，也是人文荟萃之地。元以前，渺远难以稽索，自明至清，迨至民国，代有人出，而且留下了斑斑可考的遗踪。在今南锣鼓巷五十九号，是明清之际著名人物洪承畴的家祠。在明崇祯时期，洪承畴做过三边总督、蓟辽总督，后来降清，做了招抚南方、经略五省的大学士，帮助清人敉平了江南。据然京访古录》：

洪承畴府第在后门外方砖厂东口外路东，今已废，唯府门外二铁狮巍然独存，府后门在南锣鼓巷，尚居洪氏子孙。

这个府后门即今五十九号，是洪府的家祠。院内的北房尚好，据说是原物。

炒豆胡同七十七号，以及板厂胡同三十二、三十四号等处院落原是清末僧格林沁的王府。僧格林沁，蒙古科尔沁左翼后旗人，咸丰八年(1858)与大学士瑞麟在大沽口驻防，整顿海防，次年击败英法联军。咸丰十年(1860)，再次抗击英法联军，失守了大沽，被革去王爵。同治四年(1865)在山东追击捻军时，死于捻军之手。光绪年间在炒豆胡同南侧，今地安门东大街路北四十七号，为其立祠，称僧格林泌祠堂。现在祠堂与王府都在，而且祠堂的后门与王府的大门在一条潮同，这在北京是孤例。

寿比胡同六号，菊儿胡同三号、五号，是荣禄之父的宅第。荣禄是清末的重要人物，做过军机大臣，戊戌变法时，袁世凯向其告密，从而导致变法失败。荣禄在这里出生。这个宅子很大，分三路，东路是住宅，中路是花园，西路是洋式楼房。

帽儿胡同三十五、三十七号，是清末代皇后婉容结婚之前的住所。婉容被册封为皇后，其父即授内务府大臣，封三等承恩公，此宅升格为承恩公府，加以改建。宅门由原来的一间，改为三启一式，两侧是坎墙棂花隔扇，中间的大门装有镀金门环。此府在民间俗称皇后府，1984年被定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帽儿胡同十一号，北洋时期曾售与大总统冯国璋。冯国璋，是北洋政府的第三任大总统，河北河间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先在淮军洋枪队当教习，后随袁世凯去天津小站练兵。1915年，袁世凯称帝，冯国璋持反对态度。袁死后，冯被选为副总统，成为北洋军阀直系首领。两年后，任代理总统，次年任满去职。

东棉花胡同三十九号中央戏剧学院所在地，原来是靳云鹏的宅第。靳云鹏，山东邹县人，同冯国璋一样也是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的学生。1912年任北洋第五师师长，次年升为山东都督。1919年任陆军总长，代理国务总理。皖系失败后，由奉系支持再任总理。、1921年辞职到天津做寓公。

后圆恩寺七号，原是清末庆亲王奕勖次子的宅第，民国时售与法国人。中西合璧式，中部为西式楼房，前面是圆形水池，周围点缀圆明园石刻；东部是西洋风格的圆亭；西部是一座中式的四合院。抗战胜利以后，蒋介石抵京，做过行辕。1949年以后，做过前南斯拉夫大使馆、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会址，现在是友好宾馆。1984年被定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后圆恩寺十三号，茅盾故居。1974年茅盾从东四头条迁到这里，在这里生活了七年，1981年病逝。这是一座不大的两进四合院，茅盾故后，被辟为茅盾故居。

雨儿胡同十三号，清代中、晚期的四合院，建国以后，齐白石曾在此短暂居住，后因不安于枕席，而返回跨车胡同。

东不压桥胡同二十号，詹天佑故居。詹天佑是大家熟悉的人物，名声藉藉，是我国第一批走出国门的留学生，他所设计的京张铁路，最为世人称道，他在八达岭火车站上的塑像，精美庄重，可惜他在东不压桥胡同的故居已零落不堪了。

以上，这些人物，从洪承畴到齐白石，从呼吸通天的国家元首到泽溉后人的文化巨匠，都曾经在这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与活动过，从而形成了丰厚的文化层积，遗踪呢?又卓然可证，这就格外值得我们珍惜。

应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近年，中国不少地方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也有不少，故宫、颐和园、长城、十三陵，可惜没有民居。 

在北京，现在有若干地区被列为历史文化保护区。南锣鼓巷地区在这些保护区中保存最好，其中的胡同、四合院，是北京民居的精华。由于种种原因，南锣鼓巷地区破坏不大，应该说，恢复原貌是不难做到的。有这样深远的历史、独特的人文与历史内涵，恢复原貌又不难，为什么不努力去做?联想旧北京城，如果没有破坏，是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去申请的，现在自然做不到了，但是某些局部还在，为什么不通过这些局部去展示北京的历史与文化，告诉世界，北京人的生活之根涵养在多么深厚的土壤之中呢？

P93-97

  《孟子·滕文公(上)》说：

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大意是说，一平方里的土地是一井。井是正方形的，一井有九百亩，划为九份，每一份是一百亩。中间的一份是公田，其余八份是私田。每一户农民拥有一百亩土地，八户农民便拥有八百亩土地。按照当时的制度，八户农民首先要耕种公田，之后，才能耕种自己的土地。《诗经》中“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便是那个时代的经济制度在诗歌中的曲折表现。公田的主人是谁?奴隶主?还是农奴主?史学界有不同的诠释。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在九百亩的土地上划出九等份，那么，表现在汉字上，必然是“井”的形状。这样的土地制度被表述为井田制，也就可以理解了。

为了耕种与管理，在井田制的土地上，农民要规划道路，挖出沟渠，定出边界。在边界上开沟启土，堆积土垣，称“沟封”，如果在沟封上种植树木，这样的树木，便叫做“封树”。

与井田制相对应的是用于居住的“里”。里，也是正方形的，也是九百亩，也规划为九等份，八份是居民住地，一份是公共用地，是祭祖、酬神和举行公共活动的场所。里，发展到一定阶段便是城市。根据成书于西周末年《考工记》的记载，周天子居住的王城，也就是首都，理想的形式应该是正方形的，城里面设置九里，形同“井”字，中间的里，是皇城，皇城居于王城的中心位置；其余的里，作为百姓的居住之地，围绕在皇城的四周。为了方便里中百姓的出入，在里的四周开辟里门；同样，为了方便城中百姓的出入，也要开辟城门，每面三座，城门的设置是，南北相对，东西相对，全城共有十二座城门。

城门之下是道路。其中，南北之间有三条道路，称经；东西之间亦有三条道路，称纬。但是，城门之间的距离太大了，只在城门之下设道路，不便出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在城门之间、城门与城垣之间、城垣内侧，构筑六条与干道相平行的次要道路。这样，无论是南北，还是东西，各有九条干道，时称九经九纬。

干道与次干道，在西周的时候称涂，后世称街。

皇宫以外，是普通百姓所居住的里。里的四周筑有高墙，四面设门，门临大道。在里的中心地带设置社坛，即里社。社的四周营建住宅，住宅按编户组织，以闾为单位。《周礼》说“五家为比”，又说“五比为闾”，二十五家为一闾。四闾为一族。也就是说，一族有一百户人家。每一族的住宅连为一排。住宅南北相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郑州商城发掘出里的遗址，半地下的房屋有组织地南北相向而建，彼此之间保持一定距离。这应该是里中的道路遗存。

里中的道路，在古籍中表述为巷。

《诗经》中收有一首题日“叔于田”的诗歌，颂扬一位叫“叔”的青年猎人的豪迈与英武，诗共四节，第一节是这样的：

叔于田，

巷无居人。

岂无居人?

不如叔也。

洵美且仁。 转换成现代汉语是：“叔去郊外射飞禽，大街小巷都无人。难道真的无人住?谁都不如那阿叔，那么漂亮又慈仁。”

为什么无人?因为，巷里的邻居都到郊野看漂亮的“叔”打猎去了。

巷之外，还有支巷，也就是后世所说的曲。这种在里中辟巷，住宅构于巷侧的格局，被后世保留下来，成为很有情趣的生活空间，而且转化为诗人吟咏的素材。唐朝建中年间，少年白居易来到长安谒见名士顾况，顾况见白居易如此年轻，便对他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及至见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句时，立即改口：“有此句，长安居亦容易，老夫前言戏之尔。”话虽如此，年轻的自居易委实没有能力购买自己的住宅，只能借寓永崇里的华阳观，他在一首诗中描述那里的环境是：“季夏中气候，烦暑自此收。萧飒风雨天，蝉声暮啾啾。永崇里巷静，华阳观院幽。轩车不到处，满地槐花秋。”残夏的风雨把槐花催落，车马无踪，没有车轮碾压诗人的梦境，盈巷的槐花美丽极了。二十年以后，白居易在长乐里购得东亭。后来，又迁居到昭国里，由于官俸微薄，只能购买支巷(曲)边上的住宅，周围的环境也是“槐花满田地”，车马稀疏。对此，自居易宽慰自己是“务嫌坊曲远，近则多牵役”，偏僻自有偏僻的好处罢。巷这种充满幽静的生活情态的道路形式，元以后，在北京，以胡同的姿态出现。

至元四年(1267)，元世祖忽必烈开始营建大都，九年以后竣工。大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宏伟、最美丽的城市，辟有十一座城门。其中：

东垣辟三门。中为崇仁门，即明清东直门位置，在今东直门立交桥处。南为齐化门，即明清朝阳门位置，在今朝阳门立交桥处。北为光熙门，位于现在的和平里北街东端，望和铁路桥址的位置。

西垣辟三门。中为和义门，位于今西直门内大街西端。1969年修建地铁，拆除明西直门箭楼，发现了被围裹在里面的和义门瓮城遗存。南为平则门，今阜城门内大街西端。北为肃清门，在今学院南路与西土城路交汇处。尚存瓮城残址。

南垣辟三门。中为丽正门，位于天安门南。丽正门之东是文明门，位于今东单路口南部。丽正门之西是顺承门，在今西单路口南侧。

北垣辟两门。西侧是健德门，在今德胜门外五里小关处。东侧是安贞门，在今安定门外五里小关处，俗称五路居。

上面谈到，按照《考工{己=》的设计思想，四面城垣应该各开辟三座城门，总计十二座城门。大都虽然遵循了((考工记》的理念，却只构筑了十一座城门，从而就令人费解。为什么会是这样?这要从大都的设计者刘秉忠说起。刘秉忠，今河北邢台人，学问渊博，精通((易经》与《邵世经书》，深受忽必烈赏识。元的上都与大都均是他设计的。因此，元大都在城门的数量上违背((考工记》的定制，很可能与刘秉忠信奉邵雍之学有关。邵雍认为，阳主赢，阴主虚。阳在乾位“全用”，阴在坎位，“不全用”。故而南垣辟三门。坎位在北，而“北不全见，东西各半”，故而要略去一门，以示“北不全见。”又依据八卦方位，北为坎，“坎为隐伏”，其方位“重险，陷也”。正北坎是“坎入于陷则凶”，潜藏不露则吉，故而不在大都北垣正中设置城门。

民间的说法是，大都是仿照两足(={匕面两门)三头(南面三门)六臂(东西各三门)哪吒的形体建筑的。时人张昱在一首题为《辇下曲》的诗中吟道：“大都周遭十一门，草苫土筑哪吒城。谶言若以砖石裹，长似天王衣甲兵。”便是指此。

大都虽然少开辟一座城门，但是，仍然遵照((考工记》的思想，开辟了九条南北干道与九条东西干道，只是南北中轴线的北端没有相对应的城门罢了。

干道或者次干道，其时称街。街有大街与小街之分。街以下的道路，一称火巷，一称胡同。胡同是蒙古语在汉语中的借词，原指水井。胡同一词虽然产生于元代，但是，以其为词尾的道路，并不很多，根据元人熊梦祥的记载，在大都，只有二十九条胡同，有名称流传到今天的只有西四路南的砖塔胡同，是北京的胡同之根。

洪武元年(1368)，明朝的军队攻入大都，出于防御的考虑，对大都进行了适当改造。但是，大都的干道基本保留下来，并且成为胡同布局的经纬，直至今天，仍然在为北京的现代化服务。  与大都相比，明代的北京，出现了大量胡同，围绕干道整齐排列。为了日照关系和抵御隆冬时节凛冽的北风，胡同大多采取东西走向，南北走向的胡同只占次要位置。相对于南北干道，胡同大多是垂直的；相对于东西干道，胡同则大多是平行的。今天被专家认可的大都胡同遗存，主要集中在东四、西四一带，基本是东西走向的胡同。嘉靖三十九年(1560)，一个叫张爵的人把北京的道路名称搜集起来，以《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的书名出版。根据张爵的统计，在他的时代，北京共有一千一百七十条街巷，其中有四百五十九条胡同，约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几乎是大都胡同的十六倍。从此，胡同成规模、成建制地走进北京百姓的生活。胡同，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了。

明代的胡同，不少保存下来。在名称上，有的至今没有变化，比如，王府井大街附近的金鱼胡同；有的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比如，金鱼胡同北侧的干鱼胡同，今天谐音为甘雨胡同；有的变化则莫名其妙，比如，干鱼胡同附近的椿树胡同，后来改做柏树胡同，不知道是什么道理，难道这里的椿树，后来基因变异，长成柏树了吗?当然，也有的胡同消失了，这一带，有一条胡同叫长人道，现在完全没有可以寻觅的痕迹了。

我从1982年研究北京的胡同至今，已经有二十四年了。这期间，胡同的研究由冷到热，逐渐成为北京媒体不可或缺的话题，极大丰富了北京人对自己生存之地的认知。但是，对这个话题的研究，无论是在叙事方法还是研究的深度上，尚留有不少有待提升的空间，需要进一步讨论。

基于此，我从2004年10月开始撰写这本小书，试图运用轻松的方式。探讨胡同的某些问题。同时，为了使读者获得一些胡同的感性认知，我还选录了一百二十五幅图片，连同文字，一并就教于读者。杀青之后，我通过岳洪治先生与东方出版社的刘丽华女士探讨，她听到这个选题以后，欣然认同，立即委托林敏女士投入紧张的编辑工作，从而使得本书在短暂的时间里与读者见面。这是需要郑重致谢的。

同时还要感谢徐达先生，胡燕、侯凯、李春青三位女士，由于他们的辛勤劳动，在短暂的时间里，把此书的内篇翻译为英文，从而使得域外的读者也能够领略北京的胡同文化。

2004年残夏。一位朋友向我咨询元世祖庙所在地的情况，这事说起来有些繁琐。但我还是不避繁琐而愿意探讨，以便表明我对北京胡同的点滴态度。

至正二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368年，是元朝的最后一年，从二月起，便火灾不断。先是大都储存武器的仓库失火，不久，陕西也烧了一把大火。后一场大火十分蹊跷，是从华山绵延过来的。《元史·志第三》说： “有飞火自华山下，流人张良弼营中，焚兵库器仗。”到了六月的甲寅日，大都的大圣寿万安寺也发生了火灾。那天未时：

雷雨中有火自空而下，其殿脊东螯鱼口火焰出，佛

身上亦火起。帝闻之泣下，亟命百官救护，唯东西二影

堂神主及宝玩器物得免，余皆焚毁。此寺旧名白塔，自

世祖以来，为百官习仪之所，其殿陛阑楣一如内庭之制。

成宗时。置世祖影堂于殿之西，裕宗影堂于殿之东，月

遣大臣致祭。

大圣寿万安寺，因白塔著称，故俗称白塔寺，是北京著名的寺庙，寺内的白塔为尼泊尔的工匠阿尼哥所建。元世祖忽必烈故世以后，他的遗像便供奉在这里。至正二十八年(1368)的那一场大火十分惨烈，除了白塔与东、西影堂以外，其余的建筑都被烧毁了。这似乎是元朝覆灭的征兆，几个月以后，明朝的军队便攻进大都。元朝灭亡了，但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并没有忘记忽必烈，在他建国的第十个年头，也就是洪武十年(1377)在北京的金城坊，为忽必烈建庙。金城坊，位于今之阜成门内大街以南，是大都的五十坊之一，其间东西走向的锦什坊街，便是从金城坊演化而来。

从此，每年的二月与八月中旬，明朝的官员都要到这里祭祀。成化年间，有一个叫马中锡的大臣，也就是《中山狼传》的作者，到这里拜谒。并以此为题写了一首诗：

世祖祠堂带夕曛，

碧苔年久暗碑文。

蓟门此日瞻遗像，

起辇何人识故坟。

樟楔半存蒙古字，

阴廊尚绘伯颜军。

可怜树老无花发，

白昼鹗鸣到夜分。

苍苔、老树、残存的蒙古文字，本应该在夜间号叫的猫头鹰，却违背常情，从白天就啼叫，直到深夜不止。面对这样凄凉的景象，马中锡不禁慨从中来。

从洪武十年(1377)到嘉靖二十三年(1544)的一百六十七年的时间里，明朝的皇帝都按时派大臣到世祖庙祭祀。没想到，到了第一百六十八年，也就是嘉靖二十四年(1545)，有一位叫陈棐的礼科右给事中给嘉靖皇帝上书说，国家对历代帝王陵寝的祭祀，从伏羲到宋孝宗，都有陵寝，只有元世祖没有陵寝——元人的坟不封不树，没有标志，只能到他的庙里举行祭祀活动。既然是祭陵，陈棐认为，却没有陵寝，不如“罢之便”。

“罢之便”是什么意思?就是不再祭祀了。但是，庙应该还在。万历年间做过宛平县令的沈榜在他的《宛署杂记》中，记载其时的金城坊里有“旧皇帝庙街”，我怀疑，应该与元世祖庙有关，元代的皇帝相对于明代的皇帝自然是过去的，也就是“旧”了。根据《宛署杂记》的记述，旧皇帝街应该在今之锦什坊街东南的大木仓胡同附近。令人惋惜的是，入清以后，这条街道的名称被遗忘了。

有意思的是，在锦什坊街的西北，也有一座与蒙古人相关的寺庙，周围称羊毛营，说明这一带很可能是蒙古人的聚集之地。1949年以后，提倡民族团结，把这条小巷改称友爱巷。可惜，近年被拆除了。

我们常说，北京的胡同层积丰厚，这两条胡同，便是很好的诠释。如果它们依然存在，行走其上，我们会产生什么样的感觉与思索?毫无疑义，会与丰饶、鲜活的人物联系在一起。我们时常惋惜胡同的消亡，很大的原因便在于此。胡同消亡了，负载于其上的历史也会随之被淡忘。这是非常可怕的。没有历史的民族是悲哀的，同样，没有历史的城市也是悲哀的。至少，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寻找某些平衡的关系，总是应该的罢。

唐代的诗人刘方平写过一首吟哦江南月夜的小诗。诗只有四句，是这样的：

更深月色半人家，

北斗阑干南斗斜。

今夜偏知春意暖，

虫声新透绿窗纱。

江南的小巷十分狭窄，月光只能照亮半边墙壁，另一半则笼罩在阴影里。小巷一半是明丽的，一半是幽暗的。刘方平运用“半”字准确地寻找到了小巷与月光的结合点，从而传达出江南春夜的美丽景色与优美意境。我们在进行城市建设与城市改造中，是否也应该注意寻找新、旧景观的“半”字与其所传递的审美关系呢?至少，把我们的城市建设得更美丽一些、厚重一些，把胡同的保护范围扩展得更宽广一些，让更多的历史铭刻在胡同的砖瓦与绿树的年轮里，有什么不好呢?

            2006、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