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读本》置身于当代的语境，围绕当代西方政治哲学重要和核心的观念、问题、流派乃至人物，收入各个专题最为重要的学术文献，以既不失客观公正、又富于个性特色的方式，展现当代西方主流政治哲学的面貌。本系列旨在为相关领域的从业和爱好者提供入门津梁，也可作为进入当代政治哲学理论前沿的基本读物。

有关自由意志和道德责任的问题是哲学史上最古老、最持久的问题，也是最艰难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贯穿了整个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引起了哲学家们的广泛关注和讨论，而且在当代西方哲学中也占据一个核心地位，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个问题实际上与我们人类生活的处境和状况具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对它的探究就成为了人类自我认识和自我理解的一种最重要的方式。目前这个问题在国内尚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希望本文体的出版能够激发有关方面的学生和学者地这个领域的兴趣。

编选说明

1．决定论与自由意志问题

人类自由问题

决定论及其道德含义

自由意志

2．经典相容论

人何时应该负责任

自由与必然

不包含决定的自由意志是不可设想的

3．不相容论的自由意志概念

人的自由与自我

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不相容性

两种类型的不相容论

4．可理解性问题

自由意志仍然是个谜

责任、行动者因果关系与自由：一种18世纪的观点

行动者因果关系

5．新相容论

意志的自由与人的概念

自由的能动性

真实自我的观点

6．道德责任的概念

论自由与怨恨”

责任与恶的极限：一个斯特劳森主题的变奏

自由意志的重要性

7．道德责任与可供取舍的可能性

可供取舍的可能性与道德责任

可供取舍的可能性与道德责任：自由的闪烁

法兰克福式例子与半相容论

附录一 编者和作者简介

附录二 进一步阅读文献

刚才我们已经提到，自由意志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从一个人自己的自由意志来行动，大概意味着世界允许我们以一种完全自我导向(fully self-directed)的方式来行动。其实，这个思想体现了我们的自我认识中的一个根深蒂固的方面，也就是说，在自己的事情上，我们是具有自我导向的能力的人。因此，在思考自由意志问题的时候，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阐明我们的自我概念的这个重要部分。如果这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如果在提出一个自由意志理论的时候，我们的目标就是要阐明我们的自我概念的某些突出特点，那么在试图解决自由意志问题时，我们所面临的一个根本困难就是：我们的自我概念的各个方面会把我们拉向不同的理论方向。

例如，在心理学、神经生理学和遗传学研究上的成功，倾向于使我们认为我们的自我以及我们的行为都是物理上设定的。我们观察到，自然界中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有原因的，那些作为原因的事件本身也是有原因的，因此我们就很自然地认为，这个世界不仅是有规律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是决定论的——如果我们已经充分了解这个世界以及制约着它的自然法则，那么一切事件都是可以预测的。这个思想在牛顿和拉普拉斯的经典力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20世纪的物理学在几个方面对牛顿一拉普拉斯的决定论提出了挑战。例如，物理学家发现，在量子层次上发生的事件并不遵循经典力学的决定论原则。然而，也有物理学家认为，尽管在量子力学的层次上我们可以发现某种不确定性，但在宏观的层次上世界呈现出有规律的、决定论的秩序。所以，如果决定论是真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推出没有任何人具有自由意志(详细的论证将在后面讨论)。

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明显地感觉到，我们的内在生活，以及构成我们的生活的那些事件序列的展现，似乎全然不可预测，而且还不是因为我们缺乏充分的信息。我们也觉得，我们能够按照我们的生活目标，根据我们对周围环境的理解，来设计和规划我们的生活，来选择可能的行动历程和决定如何行动。由此看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有能动性(agency)的，而且，在我们的能动性中，至少还有一些空间不是完全按照决定论的图景来说明的。一般来说，如果从一组可供取舍的可能性中选择哪个可能性来实现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如果我们的选择和行动的源泉是在我们当中，而不是在我们没有控制的任何其他人或者任何事情当中，那么我们就倾向于相信我们是有自由意志的。因为这两个特点，自由意志的概念就经常与道德责任、自主性、真正的创造性、自我控制、个人尊严这样的概念联系起来。后面这些东西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也就暗示了自由意志问题的重要性。

所以，自由意志的问题之所以产生，本质上说，是因为我们能够从两个观点来看待我们自己。从一个实践的、主观的，或者第一人的观点来看，我们认为自己是自由的行动者，能够以各种方式来影响这个世界。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摆在我们面前，按照我们自己的生活理想，按照我们自己对世界和他人的理解，我们能够在这些可能性中进行推理、考虑和选择。我们选择什么，我们如何行动，看起来是由我们自己决定的。这意味着我们的行动的根源是在我们当中，不是在我们无法控制的某种别的东西之中，不管那个东西是上帝，是命运，还是自然法则，或者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另一方面，从一个理论的、客观的或者第三人的观点来看，世界在宏观的层次上似乎是个决定论的世界；而且，如果我们相信经验科学(例如物理科学和生命科学)能够说明人类的精神现象以及人类行为的起源，那么我们自己似乎是生活在一个决定论的宇宙中。尽管我们有时候似乎觉得我们是自己激发自己来行动，但我们的行动其实是被我们没有控制的物理力量引起的。当我们觉得自己能够从一些开放的可能性中来进行选择时，也许我们的选择是由无意识的动机和我们没有意识到的其他心理根源引起的。就算我们假设我们有一个深层的自我支配和控制我们表面的行为，但是那个自我也许是在遗传因子、自然环境、社会训练、意识形态等“外在因素”的影响下形成的，因此根本就不表达我们想要形成的那个自我。

自由意志的问题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出现的。我们有一种内在的兴趣想要知道我们的行动和个性特征是否是被某些我们无法控制的因素决定的，在反思这些因素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认识到，世界竟然以各种我们未知的方式，对我们的选择和行动造成了如此深刻的影响。在这个时候，自由意志就成了一个问题——它成为一个问题，因为在自由意志和决定论之间可能会有某种冲突。这就是为什么各种有关决定论或者必然性的学说，在哲学史上有关自由意志的争论中会如此重要。当然，每当这些学说在历史上出现的时候，它们也就表明，人类已经达到了自我意识的一个高级阶段，开始探究他们的行为的起源以及他们作为行动者在宇宙中的地位。有一些可能的决定性因素激发了我们的自我反思，那些因素可以包括上帝或命运，遗传和环境，无意识的动机，心理的或者社会的训练，对我们的行为的隐藏的控制者，等等。因为这些因素的存在，我们就会思考这个问题：是否我们的行动确实体现了我们自己的人格，是否我们真是我们自己的意志的创造者，因而能够对我们的行为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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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古代人与现代人之争”的产物，现代性从它肇端的那天起就注定了并不是一种单数的存在。正如启蒙运动是一种复数的存在，作为现代性之政治表述的自由主义也可以被区分为英国自由主义、法国自由主义、德国自由主义，如此等等。这种“道术为天下裂”的原因不但应当到诸如文化传统、地理环境等方面去寻找，更应当用现代性规范论证的基本结构来说明。德国哲学家汉斯·布卢门贝格关于现代性的经典定义最好地阐明了这一点，按照他的洞见，现代性包含自我奠基和自我肯定两个维度。从表面上看，自我奠基是一种理论关切，自我肯定则是一种实践关切，但实际上它们只不过是作为“规范的唯一来源”的主体性原则在两个不同层面上的体现。更为重要的是，“向自身内部寻求规范”和“反思能力运用于自身”(哈贝马斯语)的结果是：笛卡尔的自明原则是一种自我奠基，孔德的实证精神同样是一种自我奠基；霍布斯和洛克的“自我所有”是一种自我肯定，叔本华和尼采的意志主义也同样是一种自我肯定。于是就有所谓现代早期和现代晚期之说，斯特劳斯则有著名的现代性三波之论，而现代性冲动中潜在的虚无主义倾向更是悖谬性地成了滋生后现代犬儒主义的沃土。

无论就西方政治哲学还是中文政治哲学的语境而论，以斯特劳斯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浪潮的最大贡献都在于使人们重新认识到，“古代人与现代人之争”并没有随着政治现代性的崛起丽寿终正寝或偃旗息鼓，而是内化到了后者的基本结构之中，并成为现代性政治论辩的基本视域。但问题在于，并不是只有斯特劳斯主义者有见于此，毋宁说，这种认识应当是现代性的任何堪称健全的自我展开和自我认知的题中应有之义。现代政治哲学中洛克传统和卢梭传统的分野与争雄即其显例。而新保守主义者极力诟病乃至于轻薄讥诮的罗尔斯的正义论之所以能够拨动西方智识人的心弦，触动他们的神经，并不仅仅在于它在公共政策层面上为当时流行的福利国家模式提供了表面化的理论论证，而在于敢于直面西方现代性内部自由价值与平等价值之间的内在冲突和紧张，并通过发展和提高康德式契约论的论证水平，调和与综合洛克和卢梭的政治遗产。而哈贝马斯更是在与形形色色的后现代主义奋争多年之后，最终把现代性规范内涵之锚泊定在它的政治维度上。具体来说，商议性政治观基于卢梭和康德关于公域自主和私域自主同宗同源、共为基原的直觉，试图通过阐明人民主权和人权之间、民主和法治之间、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之间的内在概念联系，把自由民主的实践激进化，从而扬弃作为现代性之政治表述的自由主义和作为西方最古老的政治传统的共和主义这两种互竞的政治哲学范式之间的时代错乱的抽象对立，实现自由与归属的平衡与和解。

因此，如果说自由和民主是政治哲学的两个最基本概念，那么自由与民主的二元性和内在张力就既是政治现代性区别于古代政治的根本标志，也是政治现代性的动力机制。自由与民主之间的二元性又进一步体现为自由内部的二元性即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以及民主内部的二元性，即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但是，无论是政治现代性内部的洛克传统和卢梭传统的对峙，还是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或共和主义的论战，都没有越出以上诸种二元性的概念樊篱。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出现了第三种自由概念和民主模式。这种同样以复数形式出现和存在的概念和模式试图突破传统自由主义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正当与善、国家与社会甚至民族国家与世界主义的二元区分，提出了使得政治哲学能够更为充分地应对文化多元和道德冲突的严峻事实的新思路。毫无疑问，无论从哪个角度和哪种立场看，中文政治哲学的成长和构建都不能自外于这一脉动中的大潮。我们必须立足于自身的传统，从中国社会转型的情境需要和问题意识出发，在重新审视自由和民主概念的基础上，把批判性的视野进一步伸展到平等观念、公民德性理想、分配正义模式以及国家的中立性和文化的理想等更为广阔的论域中去，如此才能为中文政治哲学的成熟形态乃至于中华民族的政治成熟提供丰富的滋养和坚实的根基。

要达成这一目标，我们不但需要清除理论认识上的重大误区，更需要脚踏实地的艰苦工作。我们一方面要避免闻新保守主义之风而动，轻率地无视和否定西方主流现代性政治哲学之与当代中国语境的相关性，这显然是因为，如果说在哈贝马斯所言说的语境中，现代性尚且是一个“未完成的谋划”，那么在“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当代中国则更是如此。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看到，由于回避原子主义政治文化的本体论痼疾，“政治的而非形而上学的”自由主义不但无力解决自由多元社会的自我赓续问题，而且由于政治哲学目标的自动降格，更极大地遮蔽了一种扩展的反思平衡和视界融合在全球普遍交往时代的必要性和可欲性。在这个意义上，这种自由主义不但是不现实的，而且是种族中心的。正如消极自由并不是从天而降的、可坐而享之的或形而上学上清白的，而是长期政治斗争的结果，并且从一开始就与近代机械论的形而上学自然观联系在一起；积极自由也并不总是灾难性地与唯理主义的一元论形而上学难分难解，而是可以通过创造性的转换，以回应价值和文化多元时代的挑战。

基于以上的考虑，我们与江苏人民出版社创设了这个“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读本”系列。置身于当代的语境，本系列将不但重视政治哲学的“政治”方面，而且重视政治哲学的“哲学”方面。它的主旨则是围绕当代西方政治哲学重要和核心的观念、问题、流派乃至于人物，请相关方面的研究人员自行编选专题文集。这样做一方面发挥了编选者的能动作用，体现了某种独特的认知效能，有益于提升翻译工作的品位；另一方面加大了单本书的信息量，也为相关领域的从业和爱好者提供了入门津梁，可以作为各专题研讨的基本读物，相信学术界和读书界都会欢迎这样的形式。我们期望并且相信，经过中文政治哲学同仁们卓有成效的努力，当代西方主流政治哲学的面貌必定能够以这种既不失客观公正、又富于个性特色的方式展现在参与塑造汉语学术自主形态的人们面前，并成为这一同样“未完成的谋划”的内在、重要和有机的组成部分。

应奇 刘训练

2006年10月

An excellent collection.

——Gary Watson,Professor of Philosoph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Rivers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