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弗雷勒，巴西著名教育家，20世纪世界范围内最有影响力的教育家之一。他提倡的“对话式教育”，颠覆了传统的灌输式教育模式，风靡全世界。他的足迹遍及世界众多国家，他的著作被译成多种文字，他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影响了整个20世纪后半期。

这部富有洞见的作品颠覆了传统的灌输式教育，展示了弗雷勒风靡世界的解放教育观和对话式教学模式，每一个阅读本书的教师和教育工作者都可以从中受益。

本书为巴西著名教育家保罗·弗雷勒写给即将成为教师的青年人的十封短信，阐释其风行世界的弗雷勒教学法，告诉人们，作为文化工作者，教师能做的，不仅仅是教给学生读和写，更应建立起全新的教学关系，把教育活动当成是重要的政治实践来从事，让学生自我教育，参与知识的创造。

序 唐纳多·马塞多 安娜·马利亚·弗雷勒

编者前言 雪莉·斯坦因伯格 乔·金奇里奥 彼得·麦克拉伦

开篇：教育的陷阱

1 识世/识字

2 别让畏难吓倒

3 我参加师资培训，因为别无选择

4 进步教师胜出的必备品质

5 初登课堂

6 关于教学关系

7 由向讲述讲述到双向交流；由倾听到被倾听

8 文化身份与教育

9 具体环境/理论环境

10 再谈纪律问题

结束语：认识与成长——有待发现的一切

在最近召开的一个有关改进社区一大学关系的会议上，出现了相同的论调。一位自由主义白人教授恰当地抗议社区内某些成员的缺席。为了巩固社区的知识基础，她迅速陷入浪漫的家长主义中，发表如下声明：鉴于社区成员比大学教授博学得多，应该请他们为大学教授讲课，而非由教授为社区成员授课。这种态度不仅不利于社区成员享有令教授们获益匪浅的文化资产，而且损害了使大学文化资产成为任何形式的实际授权之必需的现实环境。它也显示出弗雷勒强烈反对的假慷慨的家长主义色彩：

由真正的人文主义(而非人道主义)激励的被压迫者教育学慷慨地将自己表现为人的教育学。始自被压迫者私利(以假慷慨的家长主义为掩护的利己主义)、使被压迫者成为人道主义对象的教育学，本身即维护并体现了压迫。它是非人化的工具。

家长式的教育态度代表了伪批判性教育工作者产生的中产阶级式自恋。这些伪批判性教育工作者，适用于达到当代社会基本要求(由保守的教育工作者提出)的读者，是相同的工具主义扫盲活动的一部分。工具主义扫盲还包括学术上过度专业化的高级扫盲。就其将弗雷勒的对话法归纳为专业化的程度而言，伪批判性教育工作者是工具主义扫盲的后一种表现的组成部分。换句话说，以基于竞争的技能积累运动形式出现的对穷人的工具主义扫盲，与其高级形式——对富人的工具主义扫盲(通过大学以专业化形式获得)，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阻碍了批判性思想的发展，即允许人们批判性地认识世界，理解其成因，以及隐藏在事实背后的联系。工具主义扫盲运动甚至在其最高层次专业化(包括作为专业化形式的方法)上，也通过经常割裂对专业化领域的简单、狭隘理解和对专业赖以存在的大学的认识这二者的联系，来作用于意识的本土化。体现在识字和识世相结合方面的无能(如果没被消除的话)，将进一步削弱已经弱化的民主制度，并概括出当代民主的虚伪本质的不公正的非对称权力关系。在工具主义扫盲的最低层次，半文盲识字但不能识世。在通过专业化达到工具主义的最高层次，半文盲能读专业方面的文献，但会忽略组成知识世界的其他知识主体。约瑟·沃特加(Jose orte-ga y Gasset)称这些半文盲专家为“博学的无知者”(learned ignoramus)，意为：“他并不博学，因为他忽略了所有未进入其专业领域的事物；但他也不无知，因为他是‘科学家’，在那个宇宙中极微小的属于他自己的部分里，他‘知道’得非常多。”

因为“博学的无知者”主要关注自己微小的那部分世界，与知识的其他主体没有联系，所以他或者她不能够把信息流和获取有关世界的关键知识联系起来。弗雷勒认为，对世界关键的理解是“介于对世界的最不连贯的识别力(the least coherent sensibility ofthe world)和较连贯的认识之间的动态认识”。这解释了以下现象：为医学技术的进步做出突出的贡献的美国医学专家，无法理解为何有3000万美国人未能享用这一技术、为何美国仍是发达国家中婴儿死亡率最高的国家。

P12-15

当我们发现保罗·弗雷勒将为本书系写作时，我们万分荣幸与激动，觉得应该为这本书写篇简短的前言。这是四年前的事，现在这一时刻到来了……对这个影响到我们的职业生涯、友谊和爱的人，我们能写点什么呢?对这个我们认为永远不应逝去，而现在却只能在精神上、文本上、教学中存在的人，我们能写点什么呢?我们能公正地写出前言吗?保罗希望我们说些什么?

不可能回答的问题，只有时间才能回答——尽管我们知道弗雷勒幽默，对这个世界常怀痛切之感，然而他还是在1997年5月2日逝世了。我们不难察觉到他淡泊名利，对自己的作品和名字被盗用一笑了之。我们还对那些毫不迟疑地兜售弗雷勒“方法”的学术骗子加以嘲笑，这亦非难事。有时很难相信那些打着弗雷勒的幌子来标榜自己的人的话。自然，弗雷勒独有的做法是，对这些新贵，他不会厌恶，仅仅是笑笑并且祝福他们。他忙于工作，没有时间去澄清这类“鸡毛蒜皮的”事情。在雪莉的办公室里有一则弗雷勒语录，转引自唐纳多·马塞多：“漠视你的敌人。”她时常感到很难做到，因为受《旧约》“以眼还眼”的训诫影响太深(这也是该语录在办公室中引人注目的原因)。当然，对那些接受基督教和其家庭价值(familyvalue)的人而言，笑对恶人并非难事!上帝保佑那些能把另一边的脸颊也凑过去的人。  保罗很早就知道，时间更应该花在改变、教化这个世界上；抱怨是没有意义的。这并不是说保罗是个“常败将军”(毕竟，他坐过牢，不久又被巴西驱逐出境)。但他坚信，唯一正确的做法是，适应学生的既有经历，用彻底的爱去帮助他们。要理解弗雷勒的思想，关键在于找到既有经历与彻底的爱的交集。保罗在这两者的交集里创造的奇迹不仅为教育学提供了模式，而且为我们的生活指明了方向。

没有人能照搬弗雷勒，所谓有同情心的教育法也不足以。保罗呼唤的是承诺、政治参与和行动：毕竟，教学是一种政治行动，一种爱和洞察的行动。预售(prebought)的录像带或车间无法让教师开展彻底的教学，只有严肃的学者和为社会正义承担义务的人才可能成为“弗雷勒式”教师。我们必须牢牢记住，弗雷勒意义上的同情心不是做出来的，教育孩子们、给他们授权，仅有同情心是不够的。孩子们需要好老师来教育他们，这些老师从不逃避教育的责任，给学生制订日程并在必要时纠正学生。弗雷勒坚信，这是民主的教学。正是这样的教育给了学生权利并把他们从压迫中释放出来。

当以上短文从键盘上流出时，弗雷勒给了我们无限的温情，我们是多么感激与思念他啊。在本书付梓时，我们要对他说：情迷和再见(Obrigado and tchau)。我们知道，他将作为诤友永存于世。我们还要向他深爱的尼塔献上我们最深的爱和支持，在下一个千年中，她将继续为她的事业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