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凝,自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至今已发表文学作品约150余万字。早期作品描写生活中普通的人与事,特别是细腻地描写人物的内心,从中反映人们的理想与追求,矛盾与痛苦,语言柔婉清新。1986年和1988年先后发表反省古老历史文化、关注女性生存的两部中篇小说《麦秸垛》和《棉花垛》,标志着铁凝步入一个新的文学创作时期。2003年在《小说选刊》举办的由读者投票的评选中,入选读者最喜爱的“新世纪十大小说家”。
本书为“中国当代作家铁凝系列”之一,收录了铁凝的经典精品,包括:会有路的梦、共享好时光、你在大雾里得意忘形、温暖孤独旅程等,是不可或缺的收藏文集。
十年前,曾经为自己的作品集中做过一次阶段性小结,编辑出版了五卷本《铁凝文集》。十年后的今天,当再一次为自己的作品做阶段性小结之际,恰逢人民文学出版社拟编辑出版“中国当代作家系列”丛书,于是,自己的这套作品系列凡九本便应运而生。其中,长篇小说三卷,分别是:《玫瑰门》《无雨之城》《大浴女》;中篇小说两卷,书名为《永远有多远》和《午后悬崖》;短篇小说两卷,书名为《有客来兮》和《巧克力手印》;散文集两卷,书名为《会走路的梦》和《像剪纸一样美艳明净》。本书为散文集“会走路的梦”。
我上幼儿园的时候,梳过一种马尾辫:头发全部拢到脑后高高束起,然后用大红玻璃丝紧紧勒住。幼儿园阿姨为我梳头时,在我的头发上是很舍得用力的,每每勒得我两只眼角吊起来,头皮生疼,眼里闪着泪花。我为此和阿姨闹别扭,阿姨说,你的头发又细又软,勒得越紧头发才会长得越壮。长大些,当我对农事稍有了解,知道种子播入泥土,所以用脚踩紧踩实,或用碌碡压紧压实,为的是有助于种子生根发芽继而茁壮成长。这时我会想起幼儿园时代我的马尾辫,阿姨似乎把我的头发当做庄稼侍弄了。但她的理论显然是可疑的,因为我的头发并未就此而粗壮起来。
读小学以后,我梳过额前一排“刘海儿”的娃娃头。到了中学,差不多一直是两根短辫。那是文化贫瘠的时代,头发的样式也是贫瘠的,辫子的长度有严格限制,过肩者即是封建主义的残余。在校女生没人留过肩的辫子,最大胆者的辫梢儿,充其量也就是扫着肩。我们梳着齐肩的短辫,又总是不甘寂寞地要在辫子上玩些花样,爱美之心鼓动着我们时不时弄出点藏头露尾、扭扭捏捏的把戏。忽然有一阵把辫子编得很高,忽然有一阵把辫子编得很低;忽然有一阵把两根辫子梳得很靠前,忽然有一阵把两根辫子梳得紧紧并在脑后。忽然有一阵市面上兴起~种名日“小闹钟”的发型,就是将头发盖住耳朵由耳根处编起,两腮旁边各露出一点点辫梢儿,好似闹钟的两只尖脚。正当我们热衷于“小闹钟”这种恶俗的发型时,忽然有传闻说这是一种“流氓头”,因为社会上一些不三不四的女青年都梳着这种头在社会上作乱。我们害怕了,赶紧改掉“小闹钟”,把两只耳朵重新从头发的遮盖下显露出来。
成人之后,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社会对头发的限制消失了,从城市到乡村,中国女人曾经兴起一股烫发热潮。在那时,烫成什么样似乎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头发需要被烫。呆板了许多年的中国女人的头发是有被烫一烫的权利的。我也曾有过短暂的烫发史,只在这时,我才正式走进理发馆。从前,我和我的同学几乎都没有进理发馆的经验,我们的头发只须家里大人动动剪子即可。我走进理发馆烫发,怀着茫然的热望。老实说我对理发馆印象不好,那时的理发馆都是国营的,一个城市就那么几家,没有竞争对手,理发师对顾客的态度是:爱来不来。即使这样,理发馆也总是人头攒动。我坐在门口排队,听着嘈杂的人声,剪刀忙乱的嚓嚓声,还有掺着头发油泥味儿的热烘烘的水汽,还有烫发剂那么一股子能熏出眼泪的呛人的氨水味儿……这人声,这气味,屠宰场似的,使我内心充满一种莫名其妙的羞愧感。好不容易轮到我,我坐上理发椅,面对大镜子,望着镜子里边理发师漠然的眼神,告诉她我要烫荷叶头。我须看着镜子里的我和镜子里的理发师讲话,这也让我不安。两个人同时出现在一面镜子里总叫人有些难为情,特别当她(或他)如此近切地抓挠着你的头发,又如此冷漠地盯着他们手下你的这颗脑袋。现在想来那真是一种呆板而又无趣的发型,可是理发师并不帮你参谋或者给你建议。我顶着一头孤独的“荷叶”回家,只觉得自己又老又俗。
以后的许多年里,我不再烫发,一把头发用橡皮筋在脑后拢住,扎成一柞长的刷子。我的同事介绍给我一位陈姓理发师,说他人好技术也好,虽然是做“男活儿”出身,但“女活儿”你提要求他也能剪。我找到了陈师傅所在的理发馆,陈师傅热情地接待了我。他五十岁左右,老三届吧,人很敦厚,经常有本地领导同志慕名前来,他理那种程式化了的干部头最拿手。但他的确很聪慧,我提的要求,诸如脑后这把刷子的位置啦,刷子梢儿不要呈香蕉形而要齐齐的好比刷子一样啦,这看似简单的要求并不是每个理发师都能达到,可是陈师傅就行。他开动脑筋,过硬的基本功加经验,他成功了。
我的发型好像就这么固定了下来,亲人、朋友、同事都觉得这样子不错,显得五官突出,也有那么点成熟的干练劲儿。谈不到时尚,也决不能说落伍,而且省事。以至于不知何时我变得必须得留这种发型了。曾有好心同事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告诉我:“你若改变发型,必会让很多人不相信你。”这话分量可不轻,吓住了我,却也愈加诱我生出逆反心理,我跃跃欲试,气人似的,非要改变一下发型不可。
我萌生了剪短发的念头,半年之间曾几次走进美发厅(如今各种美发厅和发廊已遍布各地),又几次借故逃出。我想我这是对自己的发型太在意了,太在意了反倒是在虐待自己了。剪个短发有什么了不起呢?有什么了不起呢剪个短发?于是在那个夏天,去北京出差时,我痛下决心似的走进了住地附近的一间名叫“雪莱”的美发厅。这里环境幽雅,照应顾客的都是些发型、装束均显时尚的年轻人。一位身材瘦高的发型师迎上来问我剪发还是烫发,我说我要剪短发,他立即将我引至一张理发椅上坐好,递上厚厚两本发型图册请我翻阅,另有一位小姐为我送上一杯纯净水。我来来回回翻着书,见里面多是些夸张的富有戏剧性的发型设汁,不免心中忐忑,预感此行恐怕是“凶多吉少”,并在这时想起了陈师傅——陈师傅固然老派,却是稳妥的。而我在这样一个时尚和幽雅兼而有之的场面上,不知为什么显得格外孤立和无助。我有些烦躁,翻书的手势就猛了,猛而潦草,像是挑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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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曾经为自己的作品集中做过一次阶段性小结,编辑出版了五卷本《铁凝文集》。十年后的今天,当再一次为自己的作品做阶段性小结之际,恰逢人民文学出版社拟编辑出版“中国当代作家系列”丛书,于是,自己的这套作品系列凡九本便应运而生。
其中,长篇小说三卷,分别是:《玫瑰门》《无雨之城》《大浴女》;中篇小说两卷,书名为《永远有多远》和《午后悬崖》;短篇小说两卷,书名为《有客来兮》和《巧克力手印》;散文集两卷,书名为《会走路的梦》和《像剪纸一样美艳明净》。
熟悉我作品的读者也许会注意到,长篇小说《无雨之城》出版于一九九四年,但在一九九六年编辑文集时,我将它排除在了文集之外。究其原因,当时似乎是觉得它不够厚重吧!甚至就因为它太过畅销,弄得作者反而心怀忐忑,反而怀疑起这部作品的艺术品质了。十年之后我将它编进这套作品系列,因为我明确地意识到,正是《无雨之城》的写作,锻炼了我结构长篇小说的能力,后来的《大浴女》《笨花》,都或多或少得益于这次关于结构的训练。当一个作家为自己的作品做阶段性小结时,是不应忽视这种有衔接和铺垫意味的写作的。
两卷中篇小说和两卷短篇小说我都拿比较新的小说篇目做了书名,一来它们都写作于《铁凝文集》出版之后,其次它们也都是我个人喜欢的篇章。特别是短篇小说,我从自己近一百篇短篇小说里选出六十余篇在此集成两卷,是想在检点自己写作历程的同时,尽可能奉上筋道、耐读的给读者。两卷散文集,《会走路的梦》一卷,侧重的是人间的凡事与亲情、世俗的烟火与心灵的起落。《像剪纸一样美艳明净》一卷,多是我对文学的一些想法,以及怀了“无知者无畏”之心的对艺术、绘画等等的说长道短,也还有一些在域外旅行的心得。私下里是希望少一点虚张声势,多几许弦外之音。
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集中出版这套作品系列。亦有细心的出版界朋友对我说,此九本加上人民文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笨花》,正好是十本。并问:你是否因此有意要将作品系列做成九本?这里我要说,成书九本并非刻意为之,完全由所选作品容量所决定。但我还想说,和十比起来,我的确更喜欢九。九是有余地的,也还有新的可能。就像我心中的文学,其实是不存在最好的,只有更好。前方应该有更高的目标,我们应该有不断梦想的能力,去做会走路的梦。也许这样能够培育我们对世界和生活不断的惊异,而惊异着是美丽的。
至此,想起读过的一段文字,关于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的:有时候安东尼奥尼也使用一次性成像照相机。在乌兹别克的一个区中心,在一部长期未能完成的电影拍摄现场,他决定赠送给三位穆斯林老人记录他们形象的照片,说这样就可以让他们把时光留住。三位老人中最年长的那位飞快地扫了一眼照片,便把照片还给了他,并反问了一句:“为什么要把时光留住?”这老人的问题让安东尼奥尼目瞪口呆。
电影、摄影是一种妄图把时光留住的艺术吗?文学是一种妄图把时光留住的艺术吗?时光真正是挽留不住的,安东尼奥尼一定觉得,那位反问自己的穆斯林老人才称得上是时光里的智者。
照片如果是回忆时光,文学或许更应当有能力去创造时光。
铁 凝
2006年6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