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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文学史研究丛书
分类
作者 钱理群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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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编辑推荐

《大小舞台之间》从炎炎的盛夏开始起笔,渐渐写到秋凉,他的心境也确乎从“郁热”转入一种“沉静”。作者也正是用“从郁热到沉静”来概括曹禺三、四十年代的生命流程,即从《雷雨》、《原野》时期的躁动向四十年代《北京人》阶段的沉静转化。

内容推荐

这确实是曹禺生命历程中发光的年代;这是被爱情、友谊、青春包围着的生命发出的“美丽而真诚的光”,秋阳般温暖、柔和,而略带忧伤……没有“雷雨”前的“苦热”,也不如“日出”般眩目,“原野”似的阴森、恐怖,这里有——

“秋风吹一下泠泠的鸽哨响”,“恬适而安闲”……

“卖凉货的小贩,敲着‘冰盏’,丁铃有声,清圆而浏亮”……

“在苍茫的迷雾里传来城墙上还未归营的号手吹着的号声”,“随着风在空中寂寞的振抖”……

“真实与真诚”反而要到“假”的戏剧里才能寻找到,真的人生社会却充斥着作戏与虚假,这种置换使钱理群感到的是一种莫名的“恐惧”,它意味着启蒙者一切真诚的努力都将在看客的眼中化为“演戏”,而丧失了预想中原初的崇高与意义。“假作真时真亦假”,当“真诚与真实”戏剧化,表演化了之后,对真实的命题本身的质疑便成为反思的一个前提。从中我们不难感受到一种对启蒙主义理想的消解甚至幻灭。启蒙主义的立场正是由此向怀疑主义的立场逐渐转化的。

目录

《文学史研究丛书》总序

引子创造之前

第一章 生命开始于夏

 《雷雨》的创造

 最初反响

 第二个生命:《日出》

 “希望之星”升起

 “生命三部曲”之最

第二章 在秋阳春光里静静流泻

 向广场艺术倾斜

 《北京人》:生命的诗

 《家》:青春的赞歌

 1940年代的“曹禺热”

第三章 春?夏?秋?冬?

 “日出”以后的困惑

 毕竟是个转机

 在动荡的年代颠簸

 跌人冰谷

 没有抓住的时机

附录 曹禺戏剧演出年表(1935—1990年)

主要参考文献

初版后记

再版后记

试读章节

1933年的酷暑.二十三岁的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三年级学生曹禺,坐在校图书馆杂志室一个固定位置上,沉浸在《雷雨》的生命创造里,竟觉不出夏风的吹拂,窗外蝉声的聒噪……

这时的曹禺,还没有涉人中国现代戏剧发展的历史长河——他毋宁说是一个站在岸边跃跃欲试的选手;他根本不知道戏剧界圈内的消息,不知道那里曾经发生过什么又正在发生什么,更没有想到,那一切,会和他自己发生怎样复杂而微妙的关系……

他什么都不知道。这是一切都成为历史以后,人们才注意到的事实——

1927年11月,北京《晨报》副刊发表了一篇题为《“职业化”的剧团》的文章,作者是焦菊隐。文章一开头即高瞻远瞩地提出了要“重新创造”“能适合现代化的人们的要求”的新的戏剧的战略目标,宣布“我们至终的目的是在创成新的戏剧的职业,以替代旧剧的职业,使观众阶级把原始的美的观念从旧的移到新的戏剧上来”。在焦菊隐看来,要实现这一目标,“先要渐渐地培养观众的嗜好,就需要不时地拿极精采的戏剧演给他们看”,这里的关键是实现戏剧的职业化。焦菊隐回顾了中国现代话剧(即所谓新剧)发展的历史:文明戏是中国现代话剧从业余转向职业化的第一个尝试,对于中国现代话剧独立地位的确立有过历史的贡献,却因为本身的弊病而逐渐走向反面,成为“戏剧创造运动一个大的阻碍”;于是有了五四时期民众戏剧社关于“爱美的戏剧”即业余演出的提倡,对纠正文明戏过分商业化的倾向、提高现代话剧艺术水平起了很大作用,但其纯爱美的倾向,终于流为大弊,导致话剧运动的无形消散;在此以后出现的人艺戏剧专门学校(其前身即为与民众戏剧社齐名的中华戏剧协社)和艺专戏剧系,即已认识到“毕竟戏剧界的主力军还是要职业的而不是爱美的”,他们的演出,“已经富有职业化的色彩”。焦菊隐呼吁,要将建立职业化的剧团的努力更加自觉化——这将是中国话剧运动第二次由业余向职业化的历史转折。文章结尾,焦菊隐谈到了曾经议论过的建立北京艺术剧院的计划,以为“仿佛有些痴人说梦”……

两年以后,即1929年11月,中国话剧运动创始人之一欧阳予倩在《戏剧》杂志上发表了《戏剧运动之今后》一文,再一次明确提出了“爱美剧团往往不能持久”,戏剧发展必须走职业化的道路。欧阳予倩并且规划了实现职业化的具体蓝图,强调必须抓好鼓励创作,促进戏剧文学的发展;训练舞台艺术家,培养自由的职业的导演、演员、舞台美术工作者;建设专业的剧场;发展健全的剧评等基本环节。欧阳予倩在文章结尾,满怀信心地指出,微风起于青蓣之末,戏剧职业化已成为必然趋势,“最近的将来,就可以证明大家的努力绝对不是空虚的”。

欧阳予倩当然不知道,就在他作出这样的预言的时候,当时还是天津南开大学学生、十九岁的曹禺正在开始酝酿创造《雷雨》;而正是《雷雨》成为四年后终于出现的职业剧团中国旅行剧团的起家戏,从而真正奠定了中国话剧职业化,使话剧从广场艺术成为剧场艺术的基础。

前述焦菊隐的文章发表二十五年后,被焦菊隐视为“痴人说梦”的计划竟然变为现实: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正式成立,而担任正、副院长的恰是曹禺与焦菊隐,他们的合作,创造了中国话剧剧场艺术的典范……  这一切,都是当事人所未曾料及,既偶然,又非偶然。

1930年,中国早期话剧运动另一位重要组织者、五四时期最负盛名的剧作家之一的田汉,在《南国月刊》第2卷第1期上发表了《我们的自己批判》的长文,宣布:“要建设新的艺术,还非得经过一次无情的‘扫除作用’不可”,“我们在扫除虚伪的反动的艺术以前,先得举出自己的‘存在理由’来,……在批判别种人、别种艺术运动以前,先可能的严肃的做‘自己批评’。”——这就是在中国话剧史上著名的、影响深远的田汉及其南国社的革命性转变。据田汉在“自我批判”中所说,南国时期他“对于社会运动与艺术运动持两元的见解。即在社会运动方面很愿意为第四阶级而战,在艺术运动方面却仍保持多量的艺术至上主义”,作品中充满浪漫主义情调,“表示(着)青春期的感伤,小资产阶级青年的彷徨与留恋,和这时代青年所共有的对于腐败现状底渐趋明确的反抗”。南国社的具有特殊的风格的演出,自然在观众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除了以陶醉的要求来接近我们的戏剧以外”,也有尖锐的批评与拒绝。而后者尤其引起田汉和他的同人们的震惊与反省。田汉在文章中引述的如下来自普通观众的批评,确实很有意思。一位署名“一小兵”的南京观众这样写道:

最后的《苏州夜话》,剧情是诅咒战争与贫穷。这种乞怜声气,你们或许以为可以讨得那班吸血鬼似的军阀们的同情罢。他们会要发慈悲心,放松那抽紧的索子罢。先生!伟大的先生!你的作品是多么背着时代的要求啊。……我所倾慕的先生,莫要自命清高,温柔,优美,我们被饥寒所迫的大众等着你们更粗野更壮烈的艺术!P3-5

序言

中国学界之选择“文学史”而不是“文苑传”或“诗文评”,作为文学研究的主要体式,明显得益于西学东渐大潮。从文学观念的转变、文类位置的偏移,到教育体制的改革与课程设置的更新,“文学史”逐渐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知识体系。作为一种兼及教育与研究的著述形式,“文学史”在20世纪的中国,产量之高,传播之广,蔚为奇观。

从晚清学制改革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展开,提倡新知与整理国故终于齐头并进,文学史研究也因而得到迅速发展。在此过程中,北大课堂曾走出不少名著: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1904)还只是首开记录,接踵而来者更见精彩,如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和《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吴梅的《词余讲义》(后改为《曲学通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的《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和《白话文学史》、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和《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以及俞平伯的《红楼梦辨》、游国恩的《楚辞概论》等。这些著作,思路不一,体式各异,却共同支撑起创立期的文学史大厦。

强调早年北大学人的贡献,并无“唯我独尊”的妄想,更不会将眼下这套丛书的作者局限在区区燕园;作为一种开放且持久的学术探求,本丛书希望容纳国内外学者各具特色的著述。就像北大学者有责任继续先贤遗志,不断冲击新的学术高度一样,北大出版社也有义务在文学史研究等诸领域,为北大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呐喊助阵。

在很长时间里,人们习惯于将“文学史研究”理解为配合课堂讲授而编撰教材(或教材式的“文学通史”),其实,“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此乃学者挥洒学识与才情的大好舞台,尽可不必画地为牢。上述草创期的文学史著,虽多与课堂讲授有关,也都各具面目,并无日后千人一腔的通病。

那是一个“开天辟地”的时代,固然也有其盲点与失误,但生气淋漓,至今令人神往。鲁迅撰《(中国小说史略)序言》,劈头就是:“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后世学者恰如其分地添上一句:“有之,自鲁迅先生始。”当初的处女地,如今已“人满为患”,可是否真的没有继续拓展的可能性?胡适撰《(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以历史眼光、系统整理、比较研究作为整理国故的方法论,希望兼及材料的发现与理论的更新。今日中国学界,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早就超越胡适的“三原则”,又焉知不能开辟出新天地?

当初鲁迅、胡适等新文化人“整理国故”时之所以慷慨激昂,乃意识到新的学术时代来临。今日中国,能否有此迹象,不敢过于自信,但“新世纪”的诱惑依然存在。单看近年学界之热心于总结百年学术兴衰,不难明白其抱负与期待。

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推出这套丛书,与其说是为了总结过去,不如说是为了面向未来。在20世纪中国,相对于传统文论,“文学史”曾经代表着新的学术范式。面对即将来临的新世纪,文学史研究究竟该向何处去,如何洗心革面、奋发有为,值得认真反省。

反省之后呢?当然是必不可少的重建——我们期待着学界同仁的积极参与。

1999年2月8日于西三旗

后记

早就希望本书有再版的机会,十年前的初版本只印了一千册,因此经常接到读者来信求书,我自己手头也只有几本样书,自然难以满足。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厦门的读者遍找此书而不得,竟然做了一个我向他赠书的梦,醒来后写成一篇短文;此文在网上发表,吴晓东君在日本看到了,特地转发给我,我既感动又不安。后来到厦门讲学,与采访我的一位记者谈起来,没想到这位读者正是他的同事,我们也终于相见,并最后圆了他的梦。这或许只是一个特例,但希望能看到此书的读者大概还是有的。这次承蒙北京大学出版社愿将旧书重印,我自是十分高兴而感激,对热心读者也算是有了一个交代。——为维持原貌,这次重版,只是作了个别的字句变动,并补充了注释。

对我自己,这本书还有一种特殊意义:它是我1990年一次手术后的产物,正是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和我的研究对象一起走过了从“郁热”到“沉静”的生命历程,这是一次真正的精神自赎。有意思的是,十年以后,即2000年,我又一次倒在病床上,也同样因《与鲁迅相遇》一书而走出生命的低谷。我的个人生命就这样和学术生命体的创造胶合在一起,在我所有的学术著作中,也都贯注着一种浓烈的生命意识;就是此刻,在回顾、整理旧作时,也有一种对逝去的生命的眷恋,但更希望这是一次埋葬:尽管已过“六六”之年,但仍渴望新的开始,想做的事、想写的书还很多——尽管明知有不自量力之嫌,但却无法压抑内在的生命欲求,只能写一点算一点,一步步向前迈吧。

2006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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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3/31 13:16: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