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旧闻录1937-1945》丛书以八年中国抗战的大后方指挥中心——重庆为历史背景，以不同的分类，从不同角度对发生在这里的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人物、事件、佚闻、风俗等的串联，展现给我们一幅幅鲜明的、立体的历史画卷。

本书为其中一册，以历史事件为主线，重点描写国民党官场的公众案件、奇闻异事、利禄争斗等内容，并配以相关的文献资料和历史图片，极具可读性，集阅读、收藏于一体。

《重庆旧闻录1937-1945》丛书以八年中国抗战的大后方指挥中心——重庆为历史背景，以不同的分类，从不同角度对发生在这里的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人物、事件、佚闻、风俗等的串联，展现给我们一幅幅鲜明的、立体的历史画卷。丛书内容并茂，许多珍贵历史图片、史料属首次公开发表，对于我们了解和感受那段特殊的历史，走进那些我们熟知的历史人物，解读这座充满传奇的城市，无疑是一套极具可读性，集阅读、收藏于一体的丛书。

总序 往事岂能尽如烟 重庆旧闻录1937-1945

川江之星

红色老虎闯世界

爱国实业家胡子昂

“火柴大王”刘鸿生

“铅笔大王”吴羹梅

“机器之友”胡厥文

“味精大王”吴蕴初

“化工先导”范旭东

大后方的荣氏企业

包玉刚“借鸡孵蛋”

能源专家孙越崎

“冠生园”异军突起

李岳阳与“凯歌归”餐厅

赵春咏与“永新皂”

金融巨子康心如

胡仲实与中国兴业公司

“林汤圆”其人其事

陪都市招琐谈

抗战餐饮轶闻

水流沙坝旧市场

后记

包玉刚“借鸡孵蛋”

包玉刚1918年出生于浙江宁波，根据当地天一阁收藏的“包氏宗谱”所载推溯，他确为北宋名臣包拯的第29代玄孙。其父包兆龙在上海开过钱庄，兄妹七人，包玉刚是老二。早年他曾就读于上海吴淞船舶学校和交通大学，抗战爆发后才投身金融界，做了银行职员。

中国工矿银行是一家川帮银行，总部设在重庆小什字。包玉刚出任该行衡阳分行经理，别看他年纪轻，搞金融却很有头脑。战争年代不太平，币值也不稳定，衡阳虽有多家银行，但是都不敢承做“押汇”业务。包玉刚却独具慧眼，利用有限的资金，专营这一项目，短短两年多时间，工矿银行衡阳分行不仅获得预付贷款利息和汇费的双重利润，还赢得了众多客户的信赖，受到总行的器重。

1944年夏季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衡阳失守，包玉刚辗转来到大后方，被任命为工矿银行重庆分行经理，力图重整旗鼓。

日军还在进攻，报上尽是些坏消息，包玉刚把乡愁埋在心底，接过前任留下的账簿，把注意力放在资金市场上，开始了困难重重的拼搏。大后方通货膨胀严重，物价一日三变，资金投放要冒很大的风险，有好几家前几年曾红火过一阵子的银行，在那个年头都像沙砌的房子那样坍塌了。此外，设在陪都的银行众多，竞争对手林立，有的实力雄厚，非同小可。

包玉刚既审慎又大胆，只要一旦摸准行情，他就舍得下注。他那敏捷的头脑，好似金融机器上一只设计精良的齿轮，运转起来得心应手。一坐进写字间，数字便开始在他的脑海里闪现：资本、利息、税的延期、下一步的几桩生意。

当陪都某些倒霉的金融家，聚在一起抱怨着没有机会时，年轻的包玉刚却在改写着工矿分行的历史。他的确很在行，差不多每个部门都能插手。他的风格是工作认真，有条不紊，手头总是掌握着详尽可靠的信息。他的经营嗅觉相当灵敏，投资很少有过失误，犹如一位成竹在胸的船长，绕过了一处处激流险滩。

包玉刚还运用他的聪明才智，尝试把银行业、保险业、仓库业连为一体，拓展业务。

工矿银行代办保险业不难，难在无力自建仓库。于是包玉刚想出“借鸡孵蛋”的办法，在朝天门附近联系租用一些库房，作为囤货的场地。这样，此后凡是向工矿银行申请“押汇”或贷款的客户，其货物必须在该行保险和存放，即便客户破产，其所存货物也能保障工矿银行少受或不受损失。同时，此举还可获得利息、汇费、保险费和仓库租金四重利润，财源滚滚而来。

在川帮银行里，员工绝大部分是四川人，包玉刚却能与他们和睦相处，原因在于他合得让利。保险公司送来的回扣，他自己要拿一点，也要分给大家作福利，这在万般艰难的抗战年代是难能可贵的。

在有限的公休日里，人们可以在浙江同乡会馆里看到包玉刚的身影，他往往谦逊地站在一旁，聆听老辈子的高谈阔论。上班时他则变了模样，精明果断信心十足，惯于发号施令，善解难题。

有一次，工矿总行的大老板要来视察，分行的职员都犯了愁，因为大老板不懂新式会计法，就连阿拉伯数字也不熟。

包玉刚了解到这些情况，暗暗作了准备，不慌不忙的恭候着。大老板来的那天，包玉刚除了口头汇报外，还向其递交了两份近期的《资产负债表》和《资产损益表》。这下使在场的高级职员都着了慌——大老板看不懂这本账，你包玉刚不是存心要他老人家出洋相么?完了，你这个分行经理干不长了。哪知，大老板对报表看得津津有味，对每项开支都有印象，看过后还作了指示，说得头头是道。

事过之后大家百思不得其解，围着包玉刚问长问短，他却笑而不答。多年之后，方才有知情人士披露，包玉刚当时针对大老板的理解水平，提前叫会计人员“翻译”了那两份报表，完全按照传统的旧式簿记方法，连数字也改成汉字，大老板自然一目了然，满意而归。

一位曾跟包玉刚共过事的人说：“我敢发誓，如果他后来不去搞航运业的话，他准会成为一流的金融家。”

1946年包玉刚返沪，他在重庆卓越的经营，已给上司留下深刻印象，因而下车伊始便成为接收人员，参与接收上海日本帝国银行的财产。随着美货的倾销和内战的爆发，国统区的物价又成了脱缰的野马，见天狂涨。钞票越发越多，银行越办越滥，搞得不可收拾。1948年他辞去公职，与其父合办了一家纸厂，解放前夕又出走香港。

年历翻到1955年，包玉刚37岁，他突然被开办航运业的念头迷住了，四处申请贷款。在好友郑炜显帮助下，他从日本神户银行贷款70万美元，买进一条已有20年船龄的烧煤旧货船，命名为“金安”号，迈出了第一步。

当时的一般船东，眼见航运吃香，纷纷将自己的船用以单程租用或散租，急功近利。包玉刚则不然，他的“金安”号只愿中、长期出租，收入虽不怎么令人激动，然而赢利却十分稳定。一年之后他还贷及时，树立了良好声誉，令各家银行刮目相看，都愿借钱给他。他采用“借鸡孵蛋”的老办法，借到一笔款项就买一条船，短短两年便成为拥有七条船的大船东，在香港脱颖而出。

1962年包玉刚与桑达士合作，成立起“巴哈马世界海运有限公司”，实力大为增强，他已不屑于购买旧船，而愈来愈多地问津新船。60年代末期中东战火弥漫，西方人士避之不及，包玉刚却认定这是天赐的良机，从日本订购了八条超级油轮，专跑中东石油运输，收入直线上升，股东们乐不可支。

1970年他与桑达士再度携手，创办了“环球航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争先恐后前来人股的有香港汇丰银行、日本兴业银行和环球航运集团，包玉刚出任董事长。公司的船队漂洋过海，在世界各地比比皆是，截至90年代初期，他的资产超过40亿美元，被誉为“东方船王”。他多次向大陆捐款和设立“包玉刚奖学金”，受到各方好评。

1991年9月，包玉刚病逝于香港，终年73岁。

P94-98

总序 往事岂能尽如烟 重庆旧闻录1937-1945

蓝锡麟  《溯游抗战重庆丛书》出版发行后，不少人对其中昕披露的，以往鲜为人知的人物、事件颇感兴趣，建议拓宽层面，让人们更多地了解一些。重庆出版集团与之心气相通，于是，催生了这套《重庆旧闻录1937-1945》。

所谓旧闻，是与新闻相对而言。按照现代传播学解释，举凡新闻，都是最近发生的有传播价值的事实。由此推远开去，旧闻就不是泛指一切口耳纸笔传衍之闻，而是以往发生的有传播价值的事实。  这套丛书选择的以往，特指抗日战争时期，但前伸后续的时段也未限制得太死。正如《溯游抗战重庆丛书》业已提到的，从1937年11月20日到1946年5月5日，“重庆有史以来第一次，迄今仍是唯一次成为全中国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抗战中国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军事指挥中心和外交活动中心，也是国共第二次合作，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活动平台，并且还是世界反法西斯远东战区的指挥部所在地。当时的重庆，与苏联的莫斯科、英国的伦敦、美国的华盛顿并列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四大名都，创造出了震烁当世、彪炳千秋的抗战名都文化，有传播价值的事实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经过岁月磨洗就变成了旧闻。那套丛书收录的无疑都属于旧闻，这套丛书取名《重庆旧闻录1937-1945》，可以视作它的续编。

不过，二者也有区别。那套丛书尽管涉及到了抗日战争时期重庆的文学界、电影界和市井生活，但主要的切人层面在于国共两党，以及美国和日本两股力量，相关事实要么已纳入史籍，要么也在大貌上不时为人所关注。而这套丛书，

尽管也涉及到了那一时期的政界、军界，却将主要的注意视向转移到了多年以来较少被人所扫描的工商界、教育界、新闻界、美术界、戏曲界、帮会组织和“下江人”群体，乃至抗战重庆报刊上的“笑林”和“百闻”，而且切入角度多在个例述闻的谱系，一般不会不加概括地纳入历史。若与古代书籍作比较，其中有的近似于《大唐新语》，有的近似于稗官野史，有的还可以收入笑闻广记。一概归之为旧闻，只依据一条共性，就是都有事实根基，都具传播价值，决非胡编乱造。

人们常说往事如烟。那是因为，往事从来有大小之别，重轻之分，任何同时代人都不可能无论大小重轻_应亲历亲知；亲历亲知者也不一定都能认知，都能记住，逝去时间一久大家都淡漠了，后来人自然更难想象了。然而，并不是未人史籍的事，全都不值得记忆传衍。抗日战争及其稍前略后时期的重庆，既然确已产生出抗战名都文化，那么，这一文化的丰赡涵蕴，就决不是概括性的任何史籍能穷尽的。好比史籍可以壮长江绘三峡，未必顾及得到海棠溪或南温泉一样，海棠溪和南温泉势必需要另外的描述加以传播。《重庆旧闻录1937—1945》正是做了这种事。虽然其问述及的往事，并非全都壮怀激烈，业已汇人那段历史的时代主潮，甚至还有一些史实与主潮相背离，但历史就是那样错综复杂，那样丰富多彩，那样变化多端，少了哪一个层面都不完整。因此，不让如斯往事尽都如烟消逝，对今人，对后人，起码会有一些认知上的价值。

我应约主编《重庆旧闻录1937-1945》，文稿次第都读过了。我要负责任地说，全套丛书这么多分册，所有编撰者在价值取向上都是相通的，撰文和选图全都据事取材，奉实立言，力求做到一要诚信，二要可读，三要值得收藏。但各人经历不尽相同，判断亦有差异，因而同一人事见之于不同分册，详略分寸并不全一样。好在旧闻以事实为重，庞观在宇，微观在握，读者尽可以重事轻译，自作取合。

2005年12月21日于重庆淡水轩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随着国家机关、工矿企业、各类学校和金融机构的内迁，重庆从一个地区性的城市一跃而成为中国战时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从一个古老的通商口岸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基础的中心城市，从僻处华西的一个中等城市上升为一座国际名城。斯时，全国工商界的许多知名人士云集重庆，其主要办事机构也设在重庆，共同推动了山城经济的大发展。从广义上讲，凡是当年来渝开厂办厂的企业家，我们都视之为重庆商界中的一员。

人类历史的发展，是通过人的活动实现的，对历史人物的了解和认识，是洞察和研究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但从前一个时期，由于种种原因，报刊杂志偏重于介绍政治、军事方面的历史人物，而鲜于介绍工商界人物。所以，当重庆出版社拟定《商界集萃》这一选题时，作为多年从事重庆文史和地方史研究的笔者，觉得正中下怀，得以有机会向读者朋友介绍从前很少介绍的重庆工商界的人物和事件。

重庆的民族工商业者是爱国的。当外敌入侵迫使我国工业布局进行大调整，国民政府紧急动员沿海、沿江的工厂内迁，保存民族复兴的实力时，全国工商界的知名人士深明大义，不顾一时一地的损失，毅然响应搬迁号召。他们历尽千难万险，不远万里，将机器设备和骨干员工撤退到大后方，

重庆的民族工商业者是忍辱负重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怀着“实业救国”的理想，在官僚资本的压迫下，无论是在募集社会资金、调节市场金融，还是在争取订货、拓展实业的时候，总是处处受阻，举步维艰。但是为了抗战大业，他们尽管带着浓重的个人经历的感叹，尽管还时时徘徊于痛苦的丛林，但是，他们毕竟在一片荆棘丛中披斩开一条可见的小路，让人们去了解战争苦难的更为深远的背景。

重庆的民族工商业者是具有现代市场意识的。在国民党当局既不能有效地保护民族工业，又不能积极支持民族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条件下，重庆的民族企业家所具有的竞争意识，较之西方企业家可以说毫不逊色。他们引进西方的技术设备，生产出来的产品又到国际市场上去竞争，去交换祖国急需的物资，充分体现了自强不息的精神。

重庆的民族工商业者是具有政治头脑的。当他们亲身感受到官僚资本的巧取豪夺，特别是抗战后期国民党当局听任美国剩余物资大肆倾销，民族工商业备受摧残；当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当局挥舞大棒，拿民族资产阶级开刀的时候，他们的目光，自然会转向关心民族工商业的共产党，向往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本书中的篇什，虽然只涉及到少数企业或行业，远不能显示战时重庆工商界的全貌，不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民族工商业的兴衰际遇，毕竟大同小异，可以从个别中看到一般。而且笔者所具有的素材，大都来自当事人的亲身经历，比较真实可信，有助于增加我们的历史感知。

笔者对本书人物和事件的选择标准，范畴是抗战时期在重庆知名度较高者。就人物而言，不仅包括重庆籍的卢作孚、古耕虞、胡子昂等人，也包括从华东和沿海地区来的刘鸿生、范旭东、吴蕴初等人。由于当时有400多家工矿企业迁渝，限于本书篇幅，难免挂一漏万，只能选择最有代表性者从简叙述，特此说明。

作者

2005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