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喜欢简单而惧怕复杂，咱们人类从老祖宗那儿就喜欢二而怕三。三个脚趾头还是数得过来的，但要对付的不是脚趾头，而是三元，这一回人类束手无策了。我们的纯理性思维是否是建立在复杂的多元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建立在简单的二元对立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是二元的那它已经被解构；如果是多元的那我们就有可能破解理性的困惑。本书对四大困惑和三大情愿、多元论与“在场”体系、存在的第一种真实三方面，对思维的多元化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因喜欢简单而惧怕复杂，咱们人类从老祖宗那儿就喜欢二而怕三。三个脚趾头还是数得过来的，但要对付的不是脚趾头，而是三元，这一回人类束手无策了。于是世间传遍了对三的恐惧与敬畏：“事不过三”、“只可一而再、不可再而三”、三碗不过岗、三顾茅庐、桃园三结义、三炷香、三叩首、三鞠躬…三人为众、众怒难犯、”“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这么说吧，凡事只要大子二，一到三这儿，那性质就变了，它代表的已经是无穷大，既然是无穷大，那岂是三下五除二能对付得了的？

前言

自序

第一章 “四大困惑”与“三大情愿”

 一、五大“无解”命题的本来面目

 二、五大“无解”命题已有的解

(一)世上有没有绝对真理

(二)人生的终极意义是什么

(三)人性到底是什么

(四)人类该不该有信仰

(五)人类发展的真正动力是什么

(六)人类发展的动力小结

 三、四大困惑——“无解”浅层次的外在拦路虎

(一)不合情理

(二)无穷选择

(三)无穷变数(初始因素无穷大、发展中的诸元相干)

(四)有限不可能囊括无限

 四、三大情愿——“无解”浅层次的内在拦路虎

(一)一厢情愿于简单的“二元一值”的体系

与求证方法

(二)一厢情愿于事物发展的“大模样”正确

(三)一厢情愿于数学因果律

 五、我乐意——李云龙说：日他娘的，就这么办吧！

附录一：东西方文明比较与穷源

第二章 遭遇多元——多元论与“在场”体系

 一、第一步：事物“存在的真实”是什么样子

(一)“宇宙的在场”

(二)宇宙的生成

(三)二元论的本质与出身

(四)宇宙的终结

 二、“在场”的全部品质

(一)“开放性”之源：“自然因果律”

(二)“自然因果律”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三、对多元“在场”的讨论

(一)元的意义

(二)多元的简化与构成第三元的条件

(三)“多元一体”模式的思維方式应该是什么样式

(四)多元的其他特性

附录二：《民主：多元与宽容》

 四、第二步：建立新的“多元一体”的哲学体系——“在场”的总模型

第三章 “在场”与“建模”——存在的第一种真实

 一、“人类的在场”

(一)从猩猩到类人猿

(二)从类人猿到类猿人

(三)从类猿人到智人

(四)从智人到现代人

 二、为模拟“在场”建模

(一)“多元一体”体系面临的新问题

(二)如何为“军事的在场”模拟建模

(三)三种模拟建模

(四)解“无解”的第一深层次拦路虎——“计算浩繁”与“放心不下”

 三、第三步：用“多元一体”体系的新的方法论来破解“五大无解”命题

(一)世上有没有绝对真理

(二)人生的终极意义是什么

(三)人性到底是什么

(四)人类该不该有信仰？

(五)人类发展的真正动力是什么

附录三：君子“在党”乎？“不党”乎？

跋

附录四：《美国的忧郁》

(四)有限不可能囊括无限

第四大困惑，就是“有限不可能囊括无限”。

从理论上说，有限小于无限，无限囊括了有限。因此，有限的思维根本无法囊括和理解无限的事物——这似乎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从实践上说，儿子(的岁数)小于老子，老子(的岁数)大于儿子。因此，小的儿子无论如何努力(于岁数上)也无法超过大的老子。引申开来，小的儿子的智慧、情感与思维将永远无法超越大的老子的智慧、情感与思维——这一回不对了，似乎没了真理的味道。

这里的问题出在哪里了呢？我们分三个方面来讲。

第一个方面：“运算原则”

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不论是说有限还是无限，不论是说老子还是儿子，都是以量化(以数量、数目、岁数的大小、多少)的方式抽象出来的结果，而智慧、情感与思维却是难以量化的。把可以量化的事物与不可量化的智慧放在一起进行类比和运算，再以量化的结果下出论断，这是否合法呢？

这个质问实际上含有三个层次的问题：

一、由量变到质变是“历时态(时间维度纵向变化、演化)”的结果，而非“共时态”(空间维度横向存在、状态)的结果。因此，把事物进行共时态的量化，然后认定它的本质，而且这个本质还是固定不变的，其本身就违反了事物是变化着的事实，因此是非法的。

二、智慧、情感与思维本是不可以量化的“事物”，为了能进行合并、类比和运算，强行把它们进行量化，这本身就？混淆了可量化与不可量化的界线，也是非法的。

三、拿可量化的事物与不可量化的“事物”放在一起进行讨论，这简直就是一厢情愿的胡来，更是非法的。

按道理，我们不解决这三个问题，就无法运用它去分析事物。可实践当中我们恰恰忽视了这三个问题，于是造成以下三种情况：

A、我们热衷于把所有的事物都进行量化，也不管这个量化是否合理合法，然后再依量化的结果认定它就是该事物的本质。比如：某个学校升学率高达80%，另个学校只达75%，所以前者就是好学校，后者就是坏学校——学校的好坏只在升学率的量化指标上而非教书育人上；

B、我们热衷于把智慧等不可量化的东西拿来进行强行的量化，比如：情商100、智商120、胆商78……IC卡、IP卡……连带着IQ卡——智慧的高低只在一种“科学的”测试上而非为人处事、建功立业上；

C、我们热衷于把可量化的与不可量化的事物放在一起进行合并、类比及运算，这是一种“非同类项”的合并、类比与运算，比如：“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一切是数量决定高下而非质量决定高下。

但这东西真就那么好使么？升学率就真能说明一个学校的全部品质与特点么？智商高的人就必定事业有成么？看得多了自然而然就会做了么？两万个皮匠组成的协会就真能比十几个人组成的国家智囊团更智慧、更优秀么？

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从来就没有仔细而认真地思考过。我们太习惯用数学方式来界定事物了。甚至可以说，我们人类除了会量化以外，根本就不会别的。两千年来，我们人类于此一点儿长进都没有。在哲学上，唯理论的“普遍数学”就是用数学作为依据展开思维来认识事物的。那，如何改正这种状况呢？

依我看，咱们在此也要学学罗素反悖论的原则，而这个原则相应地也有三条：

原则一、在讨论有限与无限的问题时，可量化的事物与不可量化的“事物”不是同类项，把它们放在一个逻辑里进行推理或演绎是不合法的。

原则二、讨论必须在可量化的事物与可量化的事物之间进行，否则就是非法的。这就是说讨论不但要在同类项的事物之间，还要在可量化的同类项的事物之间进行，这才合法。

原则三、不可量化的“事物”即使是同类项之间，也不可进行强行量化、合并及运算。

我们管这三个原则叫“运算原则”吧。

其实，这个“运算原则”我们的祖先一直在用。《孟子·告子下》中，一个任国人间庐子“礼和食哪一样重要？”庐子说：“礼重要。”于是任国人问：“如果遵照礼制求食，会饿死，反之就能得食而不死，又该如何？”庐子没法回答。于是他去求孟子，孟子说：“回答这个问题有什么难的呢？如果‘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把不同层次中的问题放在一起讨论，然后只把结果拿来比较)，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那一个一寸见方的木头块，完全可以高过万丈高楼)’……‘(这就如同把法律层面的事情与生活层面的事情混在一起谈，)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则将搂之乎？(你翻过东墙去搂人家的姑娘，就能得到妻子；不搂，就得不到妻子，难道你就能去搂吗？)”(P76-78)

老了老了，不干正事儿，整天呆在那里瞎想，是不是挺招人烦的？

如果说把瞎想粉饰成遐想，还敢出书，是不是就更招人烦了？

像我们这代人，充其量只能算是个“知青作家”、“工农兵文人”、“大杂烩”式的人物……毫无特长、专长及所长，你不让我瞎想，还能指望我干点儿什么呢？

再说了，知识经济就是“不务正业”还挣钱的经济，而全部人类文明就是闲出来的“毛病”。于是，越文明，越有病；病越重，文明越灿烂……因此，如我等一般老而闲、闲而病的人在此瞎想并不见得是坏事。退一万步讲，“想人之不想，补人之所缺”正是所有大师们的秘诀。说不定一顿遐想、瞎想、胡思乱想……一个不小心，让我一头撞在树上，而诺贝尔遐想奖的评委们正巧在树下纳凉，于是乎守株待人地把我拿获……梦想总是甜蜜的。

说起大杂烩，想起教我曲调的老师说过的一句话：“拼盘中样样东西是好东西，但它就是不能算是道菜。”老师的意思是说，你把若干好的音乐动机堆在一起，拼凑出来的绝不会是一首好乐曲。而好乐曲必是由一个(只能是一个)好的动机生发延展开来而形成的。

把这句话反过来说，就成了如果你不能“一以贯之”地成为“菜”，那就当个“多而杂之”的拼盘。只要里面的玩意儿样样出色，那，就算是没有名分，仍属最先端上桌来的第一盘，仍属正宗正派的下酒“菜”。而拼盘最杰出的贡献在于：能诱人饮酒于不知不觉之中，并致人晕，再晕而醉、醉而豪，豪而放……不管怎么说，能唆使一个普普通通的人顿悟世间大法而立入酒神之列，成为有强权、有意志、有胆量、有气魄，知名度高达65度的哲学家，你说，你还能小看这不是“菜”的拼盘么？谁敢说菜花蛇就不是蛇呢？

——插过队的阿小J如是说。

如今的社会评论家对知名人士和公众人物有一种模式化的定论。即：“面对某某某，想不做小人都难”、“面对文化人，想不当流氓都难”、“面对影视大腕，想不偷窥都难”……因此，要想当个名人或是公众人物什么的，必须“胆大不要脸！”

其实，哪个圈子中都有这样的人。他们是如此思维的：当流氓而成为名人易操作、低成本、具特色，既能显示出对主流大无畏的反动，又能揭示出独行之胆略与浩然正气，还能捎带脚地体现出某种深奥的哲理并刺激荷尔蒙分泌加快……制造出一种西门庆巧遇潘金莲式的氛围与超级孟什维克般的情调。退一万步讲，只要当街一吼：“我是流氓我怕谁？”就足以让行人驻步、美女侧目，杨志入狱、儿童尿裤……好处大大地！再说了，“面对媒体，想不炒都难”、“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因此，他们这样结论：个性即文化，做个小人真快乐。

我却是如此思维的：在智慧之树上，绝不会结出低成本之果！否则那将是对人类全部文明、全部智慧的亵渎。同时，对主流的反动连牛二都会，但这并不意味着进步与正义。这是两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再有，骂人谁都会，连狗都懂得皱起鼻子、龇开牙，呜呜噜噜地用狗语骂人……这显然与胆略和气概毫无干碍。如果你不能用人话提出好的建议，那就只能证明你自己已然龌龊到了不骂人就不会说话的地步……因此，我这样结论：遐想即文化，做个思想者真快乐。

对于世俗，以平常心看待就成了，犯不着去讨好它，也没功夫去讨厌它。

孔子在《论语》中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看来，我就是老夫子所说的那些年过不惑、知天命，并眼看着就要耳顺却仍“苗而不秀者有矣！秀而不实者有矣夫”的人，是“未果者，未竟也”式的人，是诸位大大地不需要“敬”或“畏”之士……呜呼！想当上“胆大不要脸”的公众人物怕也难了。因为我既事业无成，又超龄太多，实在是上不了被评论家们说三道四的高雅档次了。

玩笑归玩笑，说点儿正经的吧。

我之所以敢倚老卖老地遐想，是有理论根据的。即：对于无机世界，从牛顿开始我们人类已经摸透了造物主的心思；而对于有机世界，我们人类至今还对物质体的精巧别致莫名其妙。为什么会这样呢？简单的回答是：因为人性不像机器那样简单，人文科学不能完全脱离道德、伦理、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

你看，这就是我敢于遐想的理论根据。我的思路是：我们人类之所以不能理解有机世界，其缘故在思维上。我们太喜欢理．性思维而忽视了情感思维与直觉思维，而理性思维的独尊与独霸，不但使我们失去了理解有机世界的可能，还使我们从理论上就否定了人文科学的合法性与灵感直觉的科学性……同时，理性的独尊与独霸还使哲学濒临瓦解、非人道主义思潮泛滥……我的潜台词是：要想改变现状，那就要把理性思维打下神坛，把情感思维和直觉思维“迎请”回来，让它们“三位一体”地为我们服务。换个方式说，就是我寄希望于情感思维与直觉思维，更希望它们三位能在一起合作……对否？我不知道，但我们为什么不试一试呢？如果我们试成功了，那就皆大欢喜；如果我们试失败了，我们也没失去什么。如此低成本高回报的试错，我想这正是波普尔所大力提倡的吧？证伪么，是真是伪咱们证一下又有何妨？或者说如此赌一把又有何妨？

赌思想，我想上帝是允许的吧？也许他老人家急得要哭，也许他老人家笑得更厉害了……既然审判要等到末日，那在末日之前，就随他老人家去吧。

因此，我的结论是：为了全面地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为了根除理性主义带来的弊病、也为了能获得诺贝尔遐想奖，那就要闹一场“破旧立新”的“革命”。

——突然我觉得自己一下子高大起来，好像自己是浦罗米修斯第二，肩负着给人类带来新火种的艰巨的任务……对不起，狂妄得出了边，开始说胡话了……

既然要闹一场“革命”，那这个“革命”成功的标志就是要建立起思维的“遐想体系”……

——这样的革命目标不管怎么说也算是“宏大、伟大、特别大……”的吧？就算是“前仆后继”、“血流成河”也应该去努力完成的吧？……对不起，又冲动起来了，再一次找不着北……

打住！

关于这场“革命”，我一厢情愿地认为它含有以下三个内容：

第一，我们的纯理性思维是否是建立在复杂的多元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建立在简单的二元对立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多元论将给我们带来一个崭新的天地——这就是我在《遐想三部曲》的第一部“遭遇多元”时所要讲的；

第二，我们的情感思维是否就是形象思维呢？它何时才能逃出艺术这个“牢笼”而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去？换言之，情感思维难道就是艺术的专利而非生活的真实么？进一步说，如果它既是艺术的专利更是生活的真实，那我们这些非艺术家们应该如何掌握它？它又该是什么样子？它是否具有自己独特的形式化规范？——这就是我在《遐想三部曲》的第二部“遭遇激情”时所要讲的；

第三，我们的直觉思维或者说是灵感思维是否真实存在？；它能否算是思维？它离迷信与巫术有多远？它有什么规律可：循？——这就是我在《遐想三部曲》的第三部“遭遇生命”时所要讲的……

至于这三种思维方式的具体讨论以及它们的关系，那是正米修斯般的奢望与狂妄……我只是想把我思维时的快乐与痛苦告诉大家，希望大家能与我共同享受着、思考着……

这就够了！

在第一部“遭遇多元”结束之前，我们总算可以松一口气了，可以闲谈一会儿了，请放松，品口茶，……

那咱们以什么为闲谈的话题呢？还是弄点儿专家与大师们的话语来供咱们“消遣”吧。

之所以拿他们所说的东西来“善搞”，重要的是咱们要从专家与大师那里学会从不同的角度来领悟人生——这是开放性所要求的；更重要的是从他们的思维方式中领悟、品味出什么叫智慧——这是“在场”的全部品质所要求的。

很多专家都说“真理是越辩越明”的。我说，这本身就是一个极黑、极深、极大的美丽陷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真理如果是越辩越明的，那这个世上就必定存在着一个普世的、统一的、终极的、绝对的真理，这个真理偷偷地埋伏在一个特别难找的地方，好让我们去辨、去找。打个比方，辩明真理就好像是在捉迷藏，而捉迷藏就必定有一个人得先藏起来……如果没有这个先藏起来的人，那这个捉迷藏就是在诈骗。同理，如果你不先把个上帝偷偷藏起来，那“真理就不可能越辩越明”。问题是，你是谁？上帝的老爸？你让上帝躲起来他老人家就躲起来？因此，如果你手里头没这么个上帝，那这“真理越辩越明”就是骗人；如果你手里头有这么个上帝，那你已经是真理的爹了，何须再“越辩越明”地去争“辩”？结论：这个命题是骗人的东西。

这么说，争辩是找不到上帝了，可争辩与辩论总是积极而向上的吧？总是在锻炼我们的思维吧？哪能没有一点儿收获呢？……再说了，满世界去找，挺忙活的，这总比呆着强吧？

说起来好笑，我们确实会找到些什么，也确实会锻炼出一些本事。即找到“可以继续争辩下去的两个相互对立的、看起来都相当正确相当完美的一对真理”，或者说找到一个“继续寻找那个先藏起来的人”的理由，锻炼出“越找越上瘾、越上癮越找”的本事与信心。怎么样？诸位，好玩吧？就是有点儿耽误青春。

你会说，既然真理不是越辨越明的，那是怎么明的呢？

我说，真理作为基本法则，它原本就在那里，跟你明不明没什么关系，跟辨不辨更没关系。如果你真想弄明白什么是真理，就请先从“存在的真实”这儿开始，也就是从“在场”这儿开始，把万物的基本法则先整明白了再说吧。

有人说，我们必须打破二元对峙的方法，不要把东西方理沦对立起来看问题，要以一种全球的眼光看人类文化的总体发展，要学会平等对话。

我说，要放弃“二元论”与“辩证思维”的方式，就要学会时常反观自省，反观我们所持的思维方式是否正确，自省我们潜意识中所喜爱的东西是不是在障碍我们认识事物。前者是外在的东西，后者是内在的东西。同时，我们也要破除第一深层次的拦虎路，即外在的“计算浩繁”与内在的“放心不下”……

东西方理论的融合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你只看到两个文明那只是二元论，你必须还要看到二者不同的政治体制、风俗习惯(此为一元)以及经济模式、生产方式、劳动力状况(此为一元)，然后把这四元建构成一个当前“人类文明的在场”，才能具体谈二者如何融合。否则的话，那不但成了东施效颦，更可能成了邯郸学步。

人有说中国传统文学分“载道”与“言情”两派，这两派都有其存在的价值。而人的感情和本性生来就有个性的和群体性的这两个方面。纵观历史上伟大的作家如屈原、司马迁、杜甫、李白……莎士比亚，他们无一不是时代的“群情载道”者。

我说，能把“言情”与“载道”真正地“嫁接”起来，那不是泥瓦匠的功夫，而是大师的本事。因为泥瓦匠是在二者间调和，大师是跳出来在多元的“在场”中把它们看成是一回事儿。

怎么才能用“在场”把它们看成是一回事儿呢？如果我们把情(言情)与理(载道)看成是二元，那还需要生活基础、见识见闻这一元，需要信仰、理想这一元。如果说情与理是不同的土，那生活基础如同是水，信仰如同是我们理想中要达到的境界(或者说是件艺术品)。好了，我们挖一块“言情”之土和成泥，挖一块“载道”之土和成泥，把两块泥和在一起……先捏出一个“言情”的我、再捏出一个“载道”的你一理想么，这东西永远不会达到，你永远不会满意。于是，你会再把那个你和我和在一起，再捏，先捏出一个宏大的志向、再捏出一个温柔的短语——理想么，永远在自己的前方，否则怎么叫理想呢？于是，你会再把宏大与温柔和起来，再捏……捏来捏去，不经意间，也不知捏出了个什么……但后人都说这是“群情载道”的经典，是大师的手笔。

为什么人文的目的是“幸福与命运”而绝不是理论或立场？因为所有的理论或立场都不一致，但都正确。为什么不一致还能都正确呢？因为从理论上讲，一个问题起码有几个正确的答案——起码两个。

那……人文的问题就无解了么？有，只要你懂得人文的“四大特征”，即开放性、复杂性、反叛性、相互渗透性……

这种回答是不是太哗众取宠？

说“是”是对的，因为一个人在最接近上帝时，他会突然发现这个世上原本并无奇迹、并无规定、并无目的……并无上帝，但仍很美丽；

说“不是”也是对的，因为我们不能指望着靠讲道理来证明某种观念，绝对不能！观念是政治、经济、情感、理性……等等的总和，讲道理却只能从一个(只能是一个)角度来看问题。而宇宙的根本精神(或者说真实存在)只是一种状态，她不需要什么观念的总和或某个角度。为了保持这种状态，她只需要一个方向(或者说是理想)……如此而已。

谈到永恒，中国人说：“五行无常胜”的意义就是“任何一个事物的合理性都不是永恒的”。那什么是永恒的呢？中国人又说，一只鸽子、一个人是非永恒的；但天上自由自在地飞着一群鸽子、街上熙熙攘攘地来往着无数的人……那，这就是永恒。凭什么？

中国人认为永恒的，就是共性的(按我们的话说就是“在场”的全部要件)与流动的(按我们的话说就是“自然控制论”在“微等级、多中心、变化性”的基础上演进)。歌颂永恒，其实就是在歌颂共性与流动。前者如“气”，万物因“气”而生、而死、而熙熙攘攘；后者如“水”，水是至阴至善的。至阴就是永远依向下流动的基础法则，至善就是自由自在……当二者和合为一时，则流动不止，万代不竭，所以永恒。

西方人怎么看这个问题呢？他们认为除了上帝与博爱是永恒的之外，那只有“深刻与偏执”才能算得上是永恒的了。因为只有深刻而片面或者偏执而深刻，唯此，一个思想体系、一个哲学派别才能发展起来，人类的思维才能向上，人类的社会才能进步……虽然上帝会发笑，但上帝一笑，就忘了末日审判……没了末日，岂不是永恒了么？

二元论是西方哲学的灵魂，没有二元论就没有西方哲学。但二元排斥了仁爱与信仰，只强调理性精神。这就产生了享乐主义、经济主义、民主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思维的二元简约了事物的多元啊！一切祸害与不和谐由此而生。

到了黑格尔这里，二元的哲学达到了狂妄的地步，失去了信仰和仁爱的人类失去了上帝，于是上帝死了。同时，人类成了理性的工具。狂妄的理性主义具有强大的分裂人类中一切的力量，绝决不可能具有把它们重新整合在一起的凝聚力。

新的伦理道德观应该如新的自然观一样，是建立在保护所有生物及自然的基础之上的。西方人只知保护动物，只有保护环境的绿色组织，却没有保护全体人类及自然的绿色组织。看来，只有人们意识到这个世界是多元一体的，才有可能吧。最起码，必须改变“有你无我，有我无你”的二元否定辩证的决斗文明，新道德观才可起步。

各种各样的学说、思想、口号……各有自己的功能。但不能把它们作为不落的太阳去使用。“五行无常胜”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看来，早在二千多年前，孙子就明白了这个道理。但我们现在的某些理论家或是政治家却仍是不懂这个道理，他们认准了一个理儿，“一以贯之”的把它推行下去……那个后果肯定不会令人愉快。

其实，依“无行无常胜”的道理类比过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不同利益群体的政治利益是错落地排列在历史轴线上的。政治如此，经济如此，连艺术、哲学、宗教……都是如此(这个错落地排列并不是简单地二元辩证地排列，两回事儿)。因此，在历史的轴线上，所有事物都在依次地展现着自己的风采——这是五行无常的翻版，即：五行轮回即圆满，五行圆满即常胜。

学会了“多元一体”体系，那实践中如何运用呢？

其实很简单，就是要懂得为人处事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而有所为时，更要小心，要懂得何时、何地、何方法、何程度去为某个人去办某个事。为什么？因为：

何时，是从“在场”的全部品质再加上时间维度后的考虑；

何地，是从“在场”的空间结构去考虑；

何方法，是从多元一体的关联方面去考虑；

何种程度，是从“在场”的自然因果律方面去考虑。

懂得为哪个人办哪件事儿，是要明白自己在“在场”中的什么地方。

西方哲学基本上是不含“家”的哲学，它是一种可疑的“个人——社会”两极模式。既然这是二元体系，那个人与国家就总不免产生冲突。当个人把国家革命掉时，出“荷马史诗”里的英雄、出希腊神话中的神、出超人、出蝙蝠侠……当国家把个人革命掉时，那就用民主与海选把你搞掉，或是干脆些，随便找个街头，吹着号、打着鼓，用断头台上的大铡刀砍人。

出神也罢，砍人也罢……那个“家”如何处置？

对于这个问题，西方人会反问，“要家作甚？”在只有“个人——社会”而无“家”的社会中建立起来的哲学，显然是两极模式(二元论)的哲学。这种哲学不仅会动摇西方现存人生哲学的合理性，而且蕴含着对于两极(元)模式、两极(元)语言有关的全部现存西方哲学内容进行修改的要求。那，下面怎么办呢？要向东方学，要考虑多极(元)模式。最起码在实际的生活中先把家庭作为第三者插入社会与个人之间。当这个架构稳定并巩固了之后，再来思考哲学上的问题，并逐渐形成新的思维模式。

在21世纪中后期，中国是否强大到世界第一还不敢说，但可以预见的是三元论(多元论)的建立是新世纪中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肯定的结果，是新的思维方式所掀起的新的启蒙运动的来临。

问题与主义是不可分的。有什么样的主义，就有什么样的问题；在问题的背后，往往暗藏着主义的分歧。

开放性意味着问题，规定性意味着主义。依这个原理，让我们如是思维：

既然精神科学(人文科学)的逻辑本质是一种“关于问题的逻辑”，那它实际上讲的就是开放性的种种问题。如此思维下去，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大凡提出问题，那就意味着打开了意义的各种可能。

既然精神科学(人文科学)的传承与发展离不开“关于主义的评价”，那它实际上讲的就是规定性的种种问题。如此思维下去，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大凡提出主义，那就意味着我们已经有了方向、树立了榜样、建立了理想，并坚定了我们积极向上的信心。  如果非要让我们用二元论的否定辩证方法，在问题和主义之间来个决斗，必须要淘汰一个，那你如何选择？

这个问题提得太刁钻，但不是不可以回答。主义可以无，问题必须有。为什么？因为主义死了，但只要灵魂不死、激情不灭，这仍是开放性所认可的，只是一切要从头来过罢了。反之，一个主义僵而不死，什么问题都没有，那就说明灵魂已被阉割、激情已被窒息……

让我们说得再正统些、哲学化些。偶像死了，人就有了空前的自由；灵魂死了，人将失去一切，包括自由。因为灵魂死了，要那个自由还有何用？所以灵魂不能死。

说这些，我是想在骂谁？是想干什么？

我是说，后现代、超现实、新新人类……正是些无问题的人。他们没有灵魂、没有激情、没有信仰与理想。他们渴望与追求的东西连自己都不明白是什么，他们表面上是排斥任何主义的，但实际上他们遵循的却是地道的主义才有的新方向——反着走、新戒律——反着来、新条文——反着干。

当乌托邦破灭之后，在艺术圈、娱乐圈当个“先锋派”是个低成本且不错的行当。骂一声“我是你爸爸！”侃一句“我是流氓我怕谁？”既有利可图，又声名显赫；既时髦风雅，又严肃不苟……这就是诸小人的本命相。

但当文化与金钱交织在一起后，当艺术市场发展为股票市场、房产市场……后，“先锋派”就失去了意义，低成本产品大亏本、大牺牲、大跳楼……此时，树倒猢狲散，是鬼的归坟，是神的归庙，一片空空荡荡。

“人不可能会十八般武艺，但可以交十八位朋友。”这句话想说什么？我看就是建立起积极的“关联”。建立起“关联”干啥？与其说是“多个朋友多条路”，不如说“把自己融人社会”。前者是庸人的看法，后者是智者的看法。

有时事情就是这样，最没脑子的人与最有脑子的人在某些看法上是一致的。

太监和秘书二位一个是生理不健全，一个是思想不健全，二者都无健全的人格。无健全的人格就建构不出“在场”。因此，非“两种力”使得这两种人只知道力是单向流动的，于是对上一味顺从，对下永远狐假虎威地发号施令；

非“多元”造成这两种人只知道世上有主子与奴才，于是眼里就只有皇帝(或长官)不知道还有别的人——甚至没了自己，心底里却只知道有自己也不知道还有别人——甚至没了皇帝(或长官)；

非“关联”让这两种人显出阴险与凶残，他们没有正常的人际关系，更谈不上体会诗歌的韵味与人间的真情；

非“一体”造就得他们人格分裂……

不说了吧，脏了嘴。

既然是闲谈，那咱们来个大点儿的，以结束此章。

赵一凡先生有一篇论文，叫《美国的忧郁》，这是我所见到过的最精彩的文章之一。

好了，闲谈就到这里吧。

下面，我们将讲述的是《遐想三部曲》的第二部，其标题为“遭遇激情”。

不用说诸位也知道，在那个部分里我们将重点讲情感在概率性预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我们如何艺术地处理情感问题。换言之，因为情与理的处理是形象思维的所长，所以我们会以艺术与审美为主，用多元论的方法来剖析激情，并如同建模那样，找出一个处理情与理的最佳方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