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由获得“人民文学奖”的《奸细》和作者发表在国内各大刊物上的六个中篇小说集成。作品大多与“三农”有关，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这些包含作者对底层民众深情的作品，让人在不知不觉间流泪。作品关涉教育问题，讲述了学校在应试教育支配下对尖子生无所不用其极的争夺，于是，一场“掐尖儿”大战开始了……

本书写的是教育问题，一个社会普遍关注、热烈争辩的问题，也是关涉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关涉民族未来的问题。在这篇小说中，学校在应试教育支配下对尖子生无所不用其极的争夺被形象地命名为“掐尖儿”。“掐尖儿”是客观现象、是现实，罗伟章看到了，他深入到现象中去，深入地理解这种现实的复杂结构：它的背景和缘由，它所涉及的纷繁的利益诉求，它何以变成了一场无休无止没有赢家的厮杀，它如何扭曲了学校、教师、学生、家长之间的关系，如何摧残着千百年相传的基本伦理，如何背离了教育的根本精神和根本目的……

奸细

河畔的女人

佳玉

水

哪里是天堂

大嫂谣

奸细

徐瑞星很想丢下筷子就走人，但他到底没这样做，那就太失礼了。尽管是处在不同阵营里的竞争对手，但人家花钱请了你，从身份上说，你也不过是新州二中高中毕业班的教师，而人家黄川是新州五中的教务主任，这有区别；最重要的是人家说了半天也没强迫你。

虽没走人，但徐瑞星的脸色还是十分难看，短促浓烈的眉毛挤成一堆，像没点燃的柴火，直往外冒烟。黄川见状，说算了徐老师，就当那些话我没说。但徐瑞星心里有了疙瘩，酒也不想喝了。不喝就不喝吧，事实上两个人已经喝得差不多了。黄川递过来一支香烟，徐瑞星接了，刚点上，黄川就说，徐老师，反正时问还早，去洗个脚吧。徐瑞星连连摆手，说我还有事，不去了。黄川有些尴尬，说徐老师你放心，就洗个脚，别的啥也不干。徐瑞星吐出一团浓黄的烟雾，吐得很重，嘴巴和鼻孔都发出很响的哨音。就去旁边的“春秋洗脚坊”，黄川又说，正规得很。徐瑞星说老黄，我真还有别的事，要早些回去。黄川很体己地碰了一下徐瑞星的胳膊：要不了多长时间的，如果不修脚上的老皮，最多半个小时就完事。

徐瑞星站起身说，算了，真的算了。

黄川也只好站起来，说既然这样，那就下次吧，徐老师。

徐瑞星心里想，我跟你不会有下次了!

两人一同出了包间，黄川却没跟着徐瑞星朝下楼的楼梯口走。徐瑞星懂他的意思，每年的这时节，各个学校都风声鹤唳的，教师间的私下接触很敏感也很犯忌。

独自下楼，过了马路，徐瑞星立即摸出手机，给他那个同学打电话。他跟黄川这次接上头，搭桥的就是那个同学。那天同学说他有一个好朋友，人品学识都不错，希望介绍给徐瑞星认识。今天徐瑞星到事先预订好的酒楼包间里，见只有一桌好菜和一个陌生人，却没有同学的影子。陌生人大约有五十岁，脸色跟土地的颜色差不多，见了徐瑞星，他身子一弹迎过来，说你是徐老师吧?我叫黄川。随后就抓住徐瑞星的手紧紧相握。他的手也呈深褐色，却软得像熟柿子，徐瑞星像摸到了什么不该摸的东西，带一丝惊慌地迅速把手抽了回来。两人落座后，边抽烟边等人，没等几分钟，同学的电话来了，是打给黄川的，听说徐瑞星到了，同学就让徐瑞星接，他说伙计，对不起呀，我报社有点急事，来不了啦。两人只好吃。边吃边拉扯闲话，都是不着边际的，直到喝了好多杯啤酒，黄川才亮明自己的身份。徐瑞星顿时有了警惕，想到他那同学的老婆在五中教务处工作，更觉不妙，一口酒便梗在喉咙。

黄川见徐瑞星这样，就不绕弯子，将他的意图针针见血地挑明了。

毫无疑问，这场所谓的朋友聚会，其实是同学帮助黄川挽了个套子，就看徐瑞星往不往里面钻。新州城被宽阔浩荡的巴河分为南北两个部分，河上虽有大桥贯通，但若干年来，南北片区已形成了各自独立的体系，人们在生活上也形成了各自独立的空间，彼此的往来并不多，二中在南城，五中在北城，而黄川却知道南城腹地的春秋洗脚坊“正规得很”，可见他是考察过的，为这场聚会，他是用了心的。这让徐瑞星有种被捉弄的感觉。

他边走边给同学拨电话，拨了好多次都占线，到底接通了。徐瑞星开口就骂：你他妈的吴二娃，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吴二娃的大号真的就叫吴二娃，是徐瑞星的大学同学。他说咋啦?这是咋啦?

徐瑞星继续骂：你自己是猪狗，就以为别人都是猪狗?

吴二娃委屈地哎呀了一声，说你龟儿子徐瑞星，我只不过给你介绍个朋友，哪一点惹了你?要是不喜欢他，今后不来往就是嘛——你发这么大的火，是不是他让你埋单了?

徐瑞星知道吴二娃在装糊涂，说你别跟我来这一套，你是哪路货色，未必我还不清楚!

吴二娃呵呵地笑起来，说老徐呀，你也要体谅我的难处，我老婆在他手下讨生活，他让把你介绍给他，还敢拒绝不成?

要不是你老婆讨好卖乖，他怎么知道有我这个人?我们根本就不认识!你介绍千个万个，也不该介绍我。你这是害我呀!要是二中知道了，哪怕我啥也没干，也只能卷起铺盖走人!

吴二娃叹了口气，才慢条斯理地说：亏你徐瑞星读大学的时候当了四年副班长，胆子咋就这么小呢，连麻雀胆都不如的。你这算个什么卵事呀，就吓成那样了?

我不是被吓住了，徐瑞星说，我在二中教了十几年书，多多少少对它还是有一点感情的吧。

电话那边发出一连串嘴皮子打碰的声音，算了算了，不要给我说这些，我听了头昏。

我知道你不懂，像你这种油滑惯了的人!

好，我油滑，你高尚，我告诉你徐瑞星，以后再遇到这种好事，想我告诉你也不可能，你不干就不干，别损人——你不干有的是人干!

几天过去，徐瑞星都提心吊胆。侯校长天天往高三办公室跑，每次来都向大家交代：还有百多天就高考，各位说话做事，要检点些，对学生信息要随时保管好，决不能因为我们自己的不慎，让外校知道尖子生家的电话和住址。那些掐尖儿的家伙——高考前夕把外校尖子生挖走，叫“掐尖儿”——不可能跑到学校来抢人，都是去做家长的工作，然后让他们阴悄悄地转学。我说个不好听的话，尖子生的家庭信息比你们家的存折还重要，存折丢了，还有密码；密码丢了，钱被盗取了，还有警察帮忙追讨；尖子生丢了，就再也追不回来了!教务处桂主任来得更勤，话也说得更直接：现在，有人专门在其他学校养线人，请几顿饭局，给一点儿钱财，让他们把本校尖子生的秘密泄露出去；我提醒大家，如果有人找到你们的名下，你们要能抵制诱惑，千万不能干那事，那是吃里爬外的事，干不得!现在所谓的线人，其实就是过去通常说的奸细吧，大家想想，如果有人叫你奸细，那会是个什么感觉?虽然我很相信大家，但我还是要把丑话说在前头，要是有人不听招呼，学校将严惩不贷!

每次侯校长和桂主任这样说话，徐瑞星都觉得说的是自己，禁不住耳根发烧，为了掩饰，他还故意走到侯校长面前，汇报一下他班上的近况。其实都是些老话，但侯校长总是侧着头，很认真地听。他讲完了，侯校长还要鼓励几句。侯校长和桂主任对他都是很信任的，最近三年都让他教高三，今年还当了火箭班的班主任——新州二中高三共有十六个班，文理科各组建一个最好的班，就叫火箭班。火箭班之下，又各有两个重点班，徐瑞星是语文教师，带的九班却属理科火箭班。高三教师虽然格外辛苦，但他们在社会与学校都有地位，收入也高——毕业班学生周末都补课，补课就会有补课费；还有堆积如山的参考书、模拟试卷、诊断试卷，教务处购买这些东西的时候，都要得很大一笔回扣，桂主任从不私吞这些回扣，他将回扣分成不同的等次，一分不剩地发给高三教师。

直到半个月后，徐瑞星的心才算定下来。他查找手机的未接电话，没有一个是吴二娃和黄川的，证明那件事已经过去了。

过去了就好!徐瑞星不是那种冒风险的人。徐瑞星是过日子的人。能过上现在的这份日子，他觉得委实不容易。工作上并没有多少波折，大学毕业后，他分回老家县城教书，几年后市二中招教师，他来应聘，很容易就被录取了，试用期满就调了过来。关键是生活上徐瑞星有难言之苦，他结了两次婚，第一个老婆十四年前就死了，得的是子宫癌，死的时候也没留下一男半女。现在的老婆叫邹静，是通过婚姻介绍所认识的，没工作，生儿子前，她偶尔还去外面打点零工，儿子一出生，就干脆在家当起了全职太太。徐瑞星让老婆把主要精力用来照顾儿子，他的收入养得活一家人。四十多岁的人，还说不上老，但徐瑞星真有老年得子的心态。邹静比徐瑞星小了十多岁，年龄上的悬殊，让她觉得对徐瑞星直呼其名很不好意思似的，哪怕两口子赤条条地躺在床上，也把徐瑞星叫徐老师。徐瑞星很习惯这种称呼。他爱第一个老婆是当成妻子来爱的，爱第二个老婆是当成妻子和女儿来爱的。他觉得这种关系非常好，有股蔗糖一样的甜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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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国文坛，有过两次光荣的大喷发，一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然而，一段时间以来，文学写作与文学出版中，病态与疲软的作品离人民群众越来越远，喧闹浮躁，苍白肤浅。

作为有社会责任感的出版人，我们时时在思考：我们的时代，真正需要什么样的文学?我们应该为读者奉上怎样的作品?而究其根本，文学打动人的力量在哪里?

思考和追寻的过程毫无疑问曲折艰辛。

山高月小，水落石出，腐水见底，泡沫散尽，露出来的即是粗糙的河床、冷硬的石头。近些年来，便涌现出了一批有良知的实力派作家。

他们与人民大众同呼吸共命运。

他们的文风粗砺如沙，锋锐似刀。

他们写作的目的在于原生态地反映生活。

他们提笔的态度诚恳朴实，全然摈弃对于文学技巧的炫耀卖弄。

唯其真实，所以动人心肠。

唯其真实，它们充满力量。

唯其真实，我们从中能够听到广大民众最深切的呼声!

文学，从来不是个人的命运，而是社会千百万人的命运。

我们怀真诚之心，将他们的作品聚合成书，结集出版，诚恳地奉献到读者面前。它的阅读过程也许不会轻松愉快，但至少能够让你感受到疼痛的力量——如果，你的心中尚有热血未凉。

中国文化人自1990年代初以来的普遍萎靡不振，终于有了一个被打破的可能

——王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