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描写祖先生活情状的长篇小说。壑智贤良的少康、英雄汝艾、傲气的羿王，心术颇深的寒浊，更有典雅的纯狐、绝美的罗嫔、放荡的女歧……这些被遗忘了太久的人物依次出现在书中，上演着一幕幕让人心动的故事。

一部描写祖先生活情状的长篇小说，故事起于家族部落之战，结束于少康中兴大国。启帝一统四海之悲壮，太康失国之荒唐，羿王篡位这惨烈，少康复国之艰辛，步步相连，环环相扣，创造出一幅远古时期华夏大地恢弦绚丽的景象。

书中写了一连串人物：壑智贤良的少康、英雄汝艾、傲气的羿王，心术颇深的寒浊，更有典雅的纯狐、绝美的罗嫔、放荡的女歧……这些被遗忘了太久的人物依次出现在书中，上演着一幕幕让人心动的故事。

祖先的智慧之大，想象之神奇，谋略之深沉，让四千年后的我们不得不为之感怀兴叹。

首章 破天一刺

第二章 会稽山，篝火旁

第三章 伯益王安定都城

第四章 生与死就在今天决定了

第五章 谁在复仇

第六章 青阳宫启帝组阁

第七章 钧台

第八章 箕山，没有歌声

第九章 元畴起兵屈骜城

第十章 少年羿鹿苑射鹰

第十一章 甘蝇

第十二章 打得他再也翻不过身来

第十三章 上相去职

这个古老的故事是从家族争斗开始的。公元前2198年，即夏历癸未年三月，有夏国君主大禹把帝位禅让给了偃氏家族的伯益，随即东南巡狩。这一年，禹帝已是百岁老人了，此番出巡，显然是不打算再回来了。

都城阳城是姒氏家族的封地。按照惯例，伯益王受禅之后要从都城迁出朝廷，把阳城还给姒氏伯启。这就是“迁都避位”。尧帝禅位给舜帝，舜帝为了回避尧帝的太子丹朱而把都城迁到了南河；舜帝禅位给禹帝，禹帝回避舜帝的太子商均把都城迁到了阳城；伯益王受禅为帝，当然也不能例外，为了回避启王，也要迁都，地点是偃氏家族的封地斟寻。

然而事情并不简单。禹帝即位的时候年事已高，国家政务一直由启王代理，启王辅政多年，深受诸侯、朝官和民众的拥戴。如果伯益王迁都斟寻，民众不跟从，诸侯不朝拜，他的帝位就不保了。伯益王贤德，把天子之位看得不重。但他的两个嫡生儿子伯高和雄会却没有父亲的胸怀度量，在他们眼里，帝位不仅是特权，更是荣誉。父亲受禅却不能即位，对偃氏家族来说是个不能容忍的耻辱。伯高是朝廷卿士，官职为大司寇，他知道若想保住父亲的帝位就不能迁都。而不迁都朝官不满，诸侯不服，天下动乱，就难免用武了。他指使儿子元畴在箕山训练族兵；他的姻亲、有扈氏大廉侯在屈骜城也组建了军队。杀伐之气就这样被悄悄地渲染起来了。

危机四伏的都城表面还是平静的，看上去只是比平时清冷一些，人们把不安和凄惶藏在心里不露出来。五月初八是夏至，早晨，伯益王带领朝官到都城南郊祭神。远古时期，祭神是一件大事儿。夏至的前三天，伯益王和参与祭祀的朝廷礼官都要斋戒沐浴。具体日期是由日历官计算出来的。神是南方之神，名祝融。盛夏来临，谷物生长，祭祀祝融，就是希望能够风调雨顺，不要干旱，也不要有冰雹霖雨。神有时听，有时不听。如果不听，帝王就要守约勤政，责己修德。

祭祀之后，朝官们跟随伯益王回王府议事。禹帝出巡之后，伯益王就下令关闭了禹官方城，把朝议的地点从明堂改在了王府内的总章宫。伯益王是个矮胖的老人，表情随和，神态安详。他坐在用熊皮铺设的王座上，官员们分坐在两旁。信使来报告说，巡狩队伍已经过了羽山，正南下去涂山氏。禹帝身体状况不好，御医巫彭预言六月上旬将有大事。伯益王吩咐卫士到启王府通报消息，让启王有所准备。山陵将崩，迁都避位的事情就摆在面前了。伯益王说，如今的朝廷已不是尧舜二帝时的朝廷了。舜帝朝重臣只有二十二位，城池狭窄鄙陋，迁都不难。可现在朝宫上百员，而都城又多次扩建，方城内有明堂和九鼎，城南有诸侯馆舍，轻易迁都，破败都城，劳民伤财，不是求安之道。但禅位旧制也不可轻废。伯益王说，迁都是为了避位守孝，可去其名而求其实。一旦有大事发生，他将立即去斟寻避位，守孝三年。这期间，朝廷政务将谋划于卿士，决策于首辅。至于都城迁与不迁，首辅将根据时势财力从容而为。接下来伯益王发布诏命，任命日历官尚仪为大司徒。伯益王说，朝廷首辅史皇跟随禹帝巡狩，未归之前朝中事务暂由尚仪总揽。

朝会的当天晚上，尚仪到大司寇府上来见伯高。伯益王在总章宫宣布要只身去斟寻避位，让他们感到非常意外。首辅史皇是启王的太子太康的内兄，他忠于启王，反对禅位，让他来管理朝政，用不了三年，启王就会重新获得天下人心，待伯益王守孝期满，再想登帝位，岂有可能？

尚仪走进大司寇府客室的时候，伯高、雄会兄弟正在等他。还有一个人坐在席子上喝酒。此人的模样有点儿怪，头发盘在顶上，天很热了，还穿着一件虎皮坎肩。他便是西部强盛大族有扈氏的大廉侯。大廉侯是伯高的亲家，元畴的岳父。帝位移祚，江山摇撼，伯高要借助他的势力来解决许多棘手的问题。尚仪坐下，奴仆给他倒酒。伯高摆摆手让奴仆出去。大司寇府上有一种阴郁肃杀的气氛。府后有监狱，监狱为圆形地牢。偃氏家族，皋陶、伯益和伯高，三代为朝廷大司寇，堪称刑狱世家。因为世代和罪犯打交道，偃氏兄弟不免养成了严苛冷酷的情性。特别是雄会，他是司狱，是专管关押犯人和按律行刑的。他身材魁梧，满脸凶气，就像个刽子手。待尚仪坐稳，伯高先开口了。他说，父亲去斟寻守孝，这事儿断不可行。必须起兵，武力管制都城，迫使父亲在禹帝崩殂之后立即登帝位。重任就落在大廉侯身上了。尚仪问兵马准备情况。伯高说，大廉侯有三千族兵，已经集结于屈骜城。另外，元畴也把队伍从箕山拉到了斟寻，族兵一千人，另有一千是工匠兵。这些工匠是为修筑伯益王避位宫室征召来的，元畴训练他们使之能够打仗，至于是否真正能够打仗尚未可知。禹帝在位日久，天下平静，诸侯没有军队。四千族兵已经不少了，元畴组建工匠兵并无必要。伯高说，巡狩队伍带走了都城卫士，启王府是启王的庶子季鱼在主事，没有戒备，控制都城并不难。只是武观正在北阳山训练姒氏族兵，免不了要打一仗。尚仪沉默。武观是启王的第五个儿子，性情刚烈，又精通武事，如果偃氏动武，他必不能善罢甘休。

雄会说：“武观训练的族兵不超过五百人，让元畴消灭他们就完了。”

伯高说：“斟寻的兵马不能轻用，不然诸侯就会把矛头指向父亲了。”

大廉侯说：“我分出一千兵马打他就是，用不着元畴动手。”

尚仪摇头说：“即使是大廉侯去打他，偃氏也不能摆脱引发家族争斗的罪名。巨责必须由姒氏家族承担才行。”

伯高说：“启王在家静守，子孙不出王府，想让他们挑起纠纷恐怕不易。不知大司徒有何良策？”

尚仪说：“我思谋已久，有一计也许可用。武观有勇无谋，性情浮躁，派一个武士去北阳山刺杀他，他定会激怒，带兵回城。雄会可率领府兵狱卒，与他争斗于都城北门。大廉侯以勤王名义，顺势带兵进城，或许可以济事。”

伯高点头说：“确实不错。”

尚仪说：“刺杀武观，只能伤他，不能杀他。不知有没有合适的人选。”P1-3

2005年夏历的五月初五，我阅读《离骚》纪念伟大的诗人屈原。诗篇澎湃的激情震撼了我，于是决定把屈原的作品全部读完。这样我就读到了《天问》。

《天问》里写的都是远古的历史事件和神话传说。故事太陌生，字词又太生僻，不好读。我记得柳宗元有一篇文章叫《天对》，“对”的正是《天问》。便找出来对照阅读。其中有些段落涉及到了夏后国初期的历史。屈原是这样问的：

“启代益作后，卒然离孽，何启惟忧，而能拘是达？皆归射■，而无害厥躬？”这几句的意思是这样：“启取代伯益为帝，突然遭到了灾难；启是怎样遭到灾祸，而在被拘押之后又是怎样解脱的？为什么在作战的时候，伯益的军队自动交出武器，对启没有丝毫伤害？”

柳宗元的“对”采用了《孟子》的说法，就是：禹把帝位禅让给伯益之后，伯益避位到了箕山，但诸侯和民众选择了启而未选择伯益。柳宗元把这里提到的战斗解释为启和有扈氏的战斗。在屈原的“问”中，并没提到“有扈”，而是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启和伯益之间发生过争斗，因此柳宗元的说法我不认可。但两位大师的一问一答，引起了我对夏后国初期那段历史的兴趣，便翻阅典籍探索真相。《史记》对这段历史写得非常简略，因此我就努力去阅读《尚书》。《尚书》真的像王安石说的那样“佶屈聱牙”，而且有些篇章不太可信。但我却从中感受到了远古时期人们的生活情状，开始想象祖先们创建华夏第一国的情景了。

于是我就写了这样一本书。因为写的是我华夏民族建国的故事，崇敬之心让我不敢瞎编。是《天问》激发了我的想象，可里面的故事哪些是史实，哪些是神话传说，实在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天问》的写作背景，据汉代王逸的《楚辞章句》说，屈原在流放中看到楚国先王之庙和公卿祠堂的壁画，画着天地山川、神灵圣贤和种种怪物奇事，因此一边提出疑问一边写在墙壁上。起先我也这样想，后来我觉得似乎不是这样。我推测屈原写《天问》的时候并非是对着壁画而是对着一堆被称为“三坟五典”的古书。古代的历史典籍，最重要的是《春秋》，因为它是孔子编修的。而《春秋》“三传”中最重要的则是《左传》。在《左传》中，把夏代一些历史事件说得最清楚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晋国的大夫魏绛，在“襄公四年”，他把夏后国的事情讲给晋侯听。魏绛学识渊博，可以推测他在周王室看到过上古时期的书籍。另一个便是大名鼎鼎的伍子胥。“哀公元年”，吴王夫差打败了越王勾践，勾践请和。夫差同意，伍子胥认为不可，就讲了一大段夏后国的故事来说服夫差。比较魏绛和伍子胥的描述，两人说法基本相似。“襄公四年”至“哀公元年”相隔七十四年，两人说法相同，只能认为他们看到过相同的典籍。伍子胥是楚国人，他的父亲伍奢是楚平王的大子建的太傅。由此可知伍子胥也会有很大的学问。伍奢被楚平王杀害，伍子胥逃到了吴国，成了吴王阖闾的谋臣。

如果“三坟五典”确实存在，那么伍子胥是怎样读到的呢？他也去过周王室吗？没有这样的记载。

“昭公二十六年”，周王室大乱，《春秋》记载道：“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这些人逃到楚国时并不是空着手来的。《左传》曰：“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嚣，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就是说，这一年，周王室所存的典籍都运到了楚国！

那时周王室衰微到了极点，书又写在竹片上，恐怕得用许多马车来拉，把它们再运回洛邑大概是不可能了。可想而知这些典籍从此就留在了楚国。

“昭公二十六年”，伍子胥正逃亡在吴国，不可能马上读到这些典籍。“定公四年”十二月，伍子胥协助吴王阖闾带领吴国大军攻人了楚国国都郢城，次年十月才退出，占据郢城整整十个月的时间。伍子胥很可能在这期间读到了这些典籍，于是在十年之后的“哀公元年”，用其中夏后国的故事来说服吴王夫差不要和勾践讲和，以免留下后患。

对上古的典籍留在楚国这件事，清代惠栋说：“周之典籍尽在楚矣……流及屈、宋……书之益人如是。”“昭公二十六年”是公元前516年，屈原大约生于公元前340年，也就是说自周王室的典籍运到楚国至屈原读到它们，中间相隔了一百八十多年。这期间，除了吴国占领了一次郢城之外，郢城再没遭劫，而楚国的政治中心从来没离开过郢城。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典籍完全可以保存下来；又由于时间长久，残缺不全也是必然的，所以才使屈原有了那么多的疑问。

对细节的处理作者也采取了审慎的态度。书中涉及到的兵器有四种：弓箭、长矛、长剑和短刀。有“钺”，但只用于表示身份，并没有用它来作战。文物中有“石钺”，表明它是一种古老的武器。《尚书》中也有周武王用钺砍掉纣王头颅的记述。但它的形状确实不适宜作为普通的武器用于战斗。我没有提到“戈”。“戈”柄很长，是对付车兵的武器。当时车兵初创，戈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发明出来。我没有提到盾牌。有古书记载，盾牌是少康的儿子季杼发明的。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探讨，那就是在古代战争史上，到底是先出现了骑兵还是先出现了战车。在书中，我确定夏朝初期出现了战车。有一个根据。《尚书·甘誓》记载的是启帝征伐有扈氏的情景。其中写道：“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左”就是“车左”，“右”就是“车右”。表明使用了战车。马车是奚仲发明的。典籍记载，奚仲是“夏诸侯”。两下推断可以证明我的想象不出大格。但战车出现之前，骑兵是不是就已经出现了呢？我在书中是骑兵、车兵并用，倾向于骑兵的出现先于战车。

骑兵充分发挥威力，源于马镫的出现。“马镫”是我们祖先发明的。据考占研究发现，最早的马镫出土于甘肃武威的赵家磨，认为是北魏时期的物品，另有学者认为是东汉晚期。是单马镫。由于秦始皇兵马俑中的马匹身上只有马鞍而没有马镫，因此可以断定马镫的出现是较晚的。问题是没有马镫可以不可以进行凶猛的作战？战国时代，赵武灵王执意改“胡服骑射”，说明当时胡人骑兵具有相当强大的战斗力，因而武灵王才要国人把衣服改短，学习胡人的骑射技术。“骑”这个词汇也出现于战国时期。《战国策》记载了苏秦对赵王的一段说词：“赵地方千里，带甲十万，车千乘，骑万匹。”“骑”专指一人一马或者骑兵。可见，没有马镫骑兵仍可发挥战斗力，并形成规模庞大的战斗团体。

《左传》中确实没有提到骑兵。就连战前的挑战也是大将乘战车进行的。驱车冲到对方营垒前面，用石头砸死一个士兵，然后拉着这个被砸死的士兵再驱车跑回来。这是《左传》对齐国大力士高固挑战情景的精彩描写。骑将挑战盛行于“三国”。考古发现还不能证明那时产生了马镫，只说明没有马镫也能做到人马结合，产生强大的战斗力。有诗写道：“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这是项羽乌江自刎前苍凉的悲句。乌骓马和虞姬并提，可见此马对项羽是多么重要。再往前推：秦始皇兵马俑中牵马的士兵手中持有的兵器是“弩”，弩是一种用脚才能蹬开的硬弓。很难想象在作战的时候，骑兵发一弩就得下马安装第二弩。装弩的动作也许就是在马上做完的。由此说明在马镫没有出现之前，骑兵的战斗力基于高超的骑术。

古老的年代，到底能有多高的骑术，我想象不出来。越是没有马鞍、马镫，骑术就会越高超。总之先人不会放弃这种快捷、凶悍的作战方式。我曾到草原，向当地牧民询问骑术知识。牧民告诉我，现在，草原上仍然有一种比赛方式，就是骣骑奔马。所谓“骣骑”，就是不要马鞍、马镫。牧民说，有的孩子，连笼头也不要，抓住马鬃，就可以骑在马背上飞奔。  总之骑兵和车兵到底谁可能先出现，确是一个问题，希望能得到专家学者的赐教。

史书对历史事件的记述经常出现矛盾，作者坚守孔子对待古代典籍的态度，那就是“本照人情”进行取舍。凡是合乎人情的则取用；凡是悖逆人情的则不用。当然，本书是小说，不可能也没必要完全拘于史书的记载。五帝三王的事迹为儒学所宗，只要本书没有背离儒家学说，作者就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