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锋》《呼喊》《大突破》作者马立诚在改革开放30年到来之际，又一振聋发聩世巨制。指点中国改革史，历数千年变法梦。

中国历史悠久漫长，十几次大的改朝换代都获得成功，但是十几次大的政治改革基本失败了。为什么会这样？这一直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谜。以至于有人说：中国人可以屈从暴力，但是却不能进行制度创新。真是这样吗？纵观世界，日本有明治维新，英国有宪章运动，这些改革都彻底改变了其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因此，总结中国历史中改革的成败得失，对我们今天的文明进程很有益处。马立诚从此点出发，梳理了中国历史两千年来十三次有影响力的社会改革，详细剖析了历代变法失败的深层原因，培根云：“读史可以明智。”信否？

本书的13个精彩故事，悬念迭起，惊心动魄，内涵深远，影响至今。

这13个故事，扇面般展开了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13次改革进程，并且把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和西方同一时期的改革对照起来加以比较。这一主题，在当前的“历史热”中独树一帜，令人耳目一新。

13个精彩故事连缀在一起，形象地描画出中国改革史的轮廓。动感现代的文笔、别出心裁的结构、突破陈规的解读和枝繁叶茂的细节，更增加了阅读的魅力。

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当代中国改革大业，与历史中国的诸多改革息息相关，不论是发动时机、战略选择、机会把握还是难点所在，乃至改革哲学等各方面，都能从历史的观照中找出相应的影子。先行者的成功经验，应当汲取；而那些失败的节点，更值得深思。

改革就是拐点，成功和失败都是拐点。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大多失败，我们已经丧失了太多机遇。

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方兴未艾，潮流涌涌。为了进一步摆脱羁绊，攻坚拔城，争取更大辉煌，比对以往的改革，举一反三，实为不可或缺的明智之举。

代序 雷颐、马立诚对话录

子产支持舆论监督

英雄出少年

铸刑鼎

郑国换了天地

子产不毁乡校颂

商鞅大变魔术记

把绸子抖开 

董事长秦孝公

改革研讨会

要大炮还是要黄油

镇压反对派

威猛新秦

改革付出生命代价

商鞅的“法西斯”行径

赵武灵王改穿“西服”

四面楚歌

“西服”的优势

李鸿章怎样看服装改革

改革预热

服装激辩

改穿“西服”是历史转折点 

乌托邦改革家王莽

贵族里的孤寒

王门新秀

仕途重挫

儿子为奴隶偿命

王莽的“社会主义”

民选皇帝

两项重大改革

混乱导致败亡

旋风改革家元宏

虎父犬子

迁都恶斗

改穿汉服 

改说汉话

改用汉姓

唐代中叶的双星陨落

历史这只大手

神童与帅哥 

唐代宗：“我们父子有饭吃了！”

闪着金光的自由盐粒

市场之神  

唐代中叶的格林斯潘 

专案组组长得罪人

杨炎初试锋芒

两税法横空出世 

刘晏屈死，天下喊冤

杨炎重蹈覆辙

“二王八司马"的146天

毛泽东关注“二王八司马”

余秋雨做了一个梦

中唐两个奇人 

新锐干将——刘禹锡和柳宗元

顺宗登基

改革出手

攻坚白刃

最后摊牌

宦官的清算

韩愈的刻薄和白居易的厚道

“八司马”的归宿

教训何在

范仲淹：一家哭还是万家哭

贫困生范仲淹

宋仁宗决心改革

跑官买官的太多

一家哭还是万家哭

激进的欧阳修

王安石在哪里摔了跟头

宋神宗头疼

变法，变法

千古三怪王安石

争论最大的三个法

全面出击

强兵和科举新政

恶斗与撕裂

恐怖的内讧

悲剧所在

今天又回到了南宋吗？

王安石时代的西欧

张居正的清凉界

张居正的美学

铜墙铁壁：北部边防的黄金时光

金三角铸成一代权相

问责风暴和驿递改革

清查土地，推行一条鞭法

改革者的专制

人大火如入清凉界

洋务运动的是与非

内外交困

“汉奸”魏源

马桶VS洋炮

1861：洋务引擎开转

洋务派和顽固派

军事工业四大骄子

民用工业五大亮点

首派留学生

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昭雪

建设近代海军

国有还是民营 

菜市口喋血：光绪的“罪与罚”

“腥气凝新鬼” 

转石效应 

“大事还是我办”

光绪和拉斯科尔尼科夫

剃刀边缘103天  

惊心动魄白刃战

慈禧迫害名单

慈禧为何没有废掉光绪

光绪自学政治学博士？

“希望之星陨落”

中国首次宪政始末记

艰难起步

康有为、梁启超和英敛之

潮流高涨

立宪派与革命派激辩

慈禧政治生涯的高峰

开天辟地的地方议会

四次大请愿  

资政院：首次制约中央政府

自杀式爆炸：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

《十九信条》何不早出

◇迁都恶斗◇

鲜卑族早先生活在大兴安岭北段东麓，如今的呼伦贝尔东部、齐齐哈尔西北一带。当时大兴安岭又名鲜卑山，鲜卑族由此得名。鲜卑人的生活曾长期停顿在原始社会阶段，以畜牧射猎为业，生活简朴，也没有文字。

后来鲜卑族日渐强盛，收了一些中原降人，造些兵器甲盾，学习汉语和兵法，逐渐在“五胡”(匈奴族、羯族、鲜卑族、氐族、羌族)中占了上风。

新兴的鲜卑族由拓跋氏领军，向南扩张，屡战屡胜，占领河北及山西，公元386年建立北魏，公元397年定都平城，接着平定了柔然部落以及夏、北燕、北凉等国，于公元439年统一中国北方。北魏的贡献是，将西晋八王之乱以来“五胡十六国”分裂扰攘的局面，合为一个北方的中国政权。

由此，中国历史出现了一个令人炫目的民族大融合时期。史学家许倬云说，东汉末年至“五胡十六国”，天灾人祸，北方汉族人口减少了一半。各种胡须样式和蓝绿眼睛的胡人大规模进入北方，填补人口空间，一些汉人则向江南流亡。“这一次为时200年的人口大变动，在中国历史上实为规模最大的一次。”

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就是北方胡汉文化大融合。胡人定居，渐渐汉化。汉族中的大族也参加胡人的政权。汉人同化胡人，胡人同化汉人。这个过程不免反复冲突，痛苦多多，元宏家中爆发的冲突即是其中之一。但总的来说，是一步一步熔铸了中国北方新的华夏文化。

元宏所作所为，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展开的。

元宏自幼饱读汉族诗书，对当时发达的中原文化心向往之。北魏扩张之际，吸纳了很多汉族士人担任官员，并采用了汉族政权的典章制度。鲜卑人当中的改革者还开设学馆，让鲜卑贵族子弟研习汉族的诗书礼乐，祭拜周公、孔子，提倡农业。

旧史书说：“魏之儒风始振”，这是指鲜卑族吸纳了大批汉族官员学者之后，提升了本民族文化。两种文化互相激荡比较的结果是，元宏立下一个誓愿：一定要彻底改革草原游牧民族的原始习俗，使鲜卑族尽快融入发达的中原农业文化，成为“诗礼簪缨”之族。

从塞北平城迁都中原重镇洛阳，就是改革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拓跋氏部族从草原文化过渡到农业文化的象征。

据《南齐书》卷五十七《魏虏转》载，平城这座城市是“胡风国俗，杂相糅乱”。既有中原文化的特质，也保存了草原文化的色彩。

元宏登基时，北魏在平城已经建都百年。一开始，元宏并没有积极南迁的意念，只是想把平城改造成为中国文化式的都城。

他在这里大兴土木，建设了孔庙、祭祀寰丘等一系列具有中原文化象征意义的建筑，并且进行了有关礼仪、祭祀问题的讨论与决定。换句话说，他要在平城进行意识形态的改造。

年轻的元宏这些“汉化”改革，遭到了为数众多的鲜卑元老贵族坚决反对。

这些元老贵族认为，拓跋氏之所以能够征服中原地区，完全靠那种“马背上生活”的草原习惯，这种生活习惯与他们剽悍的战斗方式是一致的。如果改变原有的游牧生活方式，强悍善战的性格也会随风消逝。其结果就是，不仅不能统治汉族，反而会被汉人同化，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战斗力优势也就完蛋了。

显然，这种舆论在保守的鲜卑部落里占了上风。随着意识形态转型逐渐深入，元宏以及他周围一批二三十岁的鲜卑族精英，越来越孤立了。

种种强大的阻力，迫使元宏不得不放弃了以平城为基础进行改革的计划，另外寻找适合实现他的理想的环境。既然在旧势力钳制下无法施展，最好的办法就是离开他们。

当时选址方案中还有邺城(河北大名)，这里物产富庶，形势险要，安全系数高，而洛阳在黄河以南，做为国都则显得过于突出，洛阳南方很少有可以据守的天险重镇，在与南朝对峙的形势下，容易出事。

可是，元宏选择新国都的动机，重点在于文化，所以他看中了洛阳，洛阳正是中国农业文明比较优越的地方。

洛阳曾是东周、东汉和西晋的都城，是当时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那段历史时期，洛阳的地位有如今天的北京之于中国。

北魏时，保定才子杨衔之著《洛阳伽蓝记》，描述洛阳往昔景色，有“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高台芳树，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的句子，可见都城的文化涵蕴与繁华盛景。

元宏曾多次召开御前会议讨论迁都问题，元丕、穆真、陆睿、穆泰等重臣坚决反对，吵得几近分裂。

人的习性大都安于现状，因循苟且。看看目前东邻韩国正在策划的迁都遇到多少障碍，就能明白迁都不易。北魏开国百年来，鲜卑族王公贵族世世代代在平城累积了大量动产和不动产，要说搬家，一百个不愿意。元老贵族们又说，鲜卑族到南方，水土不服，一个个闹起病来死于非命，该谁负责？

元宏迫不得已，在公元493年春天精心导演了一出以假乱真的危情大片。

先是，元宏命令太常卿(负责教育、礼乐、祭祀的部长)王谌就迁都一事占卜，得到吉利的“革”字卦。元宏兴奋地说：这是汤武革命，顺天应人之卦也！

于是，元宏召集文武大臣，一句不提迁都的事，只是宣布要攻打南齐。

元宏的堂叔、任城王元澄不赞成。原因是，公元450年时北魏曾发大军攻打南朝，结果严重受挫，死伤甚重。从那以后，鲜卑人害怕同南朝作战。一些官员们也附和元澄。理由是北魏多年来戎马倥偬，元气损耗，应该喘一口气。

元宏大怒，斥责元澄说：“社稷是我的社稷，任城王这样讲，难道想要破坏我的大局吗？”

元澄赶紧说：“社稷的确是陛下所有，臣是社稷之臣，但是我看到了危险，所以才讲。”

元宏寻思了一会儿，缓和下来：“各言其志吧，也没有关系。”

退朝之后，元宏把元澄召进宫来，屏退左右密谈。元澄在辈分上虽然是元宏的叔叔，可年纪跟元宏一样大，而且一直是元宏的心腹助手。

元宏说了真话：“刚才怕群臣非议太多，所以话说重了，叔叔不要在意。讨伐南齐是大仗硬仗，有不同看法也正常。其实，我以用兵为名，真意是想迁都。平城这个地方，地处边塞，气候严寒，交通不便，打仗倒是个重要关口，若要论到文化建设和国都气势，就不理想了。我想把国都迁到中原文化的中心洛阳，你看怎么样？”

实际上，元宏并非是跟元澄协商，他只是在给元澄做工作。至于迁都的策划，早就由另外几个智囊在幕后沙盘推演完成了。鉴于迁都问题在当时极富爆炸性，元宏的操作十分秘密，就连元澄也没有事先告知。

元澄这才恍然大悟，连连点头：“陛下要定都中原以经略四方，这正符合周、汉两代兴隆的大道。我赞成！”

元宏又说：“咱们北方人安于现状，不图进取，这怎么办呢？”

元澄说：“只有非常之人，才能办非常之事。陛下就是非常之人，大胆放心地干吧！大伙尽管不愿意，也只能服从。”

元宏高兴地说：“你真是我的好军师啊！”

过了不久，元宏命令在黄河上架桥，声言大举南征。公元493年9月，元宏率领20万大军，浩浩荡荡抵达洛阳。

他巡视了战乱破坏之后的洛阳，看看那些曾经富丽堂皇的一座座旧宫，不禁感慨系之，朗诵起《诗经》中的诗句：“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句诗倒是确切地表达了他当时的心境。

当时正值秋季，阴雨霏霏，官兵们一个个在秋雨中发抖。元宏身着盔甲，跃马扬鞭，下令大军南下。大臣们悲从中来，纷纷跪在马前，叩头哭劝，请求不要再攻打南齐了。

P48-51

雷颐、马立诚对话录

◇从历史冷到历史热◇

马立诚：改革开放初期是文学热，进入20世纪90年代是经济学热，后来又有一段政论热，现在是历史热，先后四个热。

到书店看一看，各种各样的中外历史著作满坑满谷，蔚为大观，中国大片也都是历史题材。

雷 颐：历史热是正常的。无论美国、法国、英国还是俄国，每年的畅销书，历史著作都占据了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历史热也反映了社会变化，20世纪80年代，历史很边缘、很冷。从80年代一直到90年代初期，发生了史学危机。当时愿意研究历史的人很少，读者也很少，称为史学危机。跟现在对比一下，这个变化太大了。

马立诚：从史学危机到历史热，你觉得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雷 颐：过去，对历史的理解有些僵化，把很丰富的历史变成一种公式。比如，所有的朝代史，几乎都是讲统治阶级残酷剥削，激起了多少次农民起义等等。历史人物都给贴上了阶级标签，用这个标准判断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好人按照一个模式写，坏人也按照一个模式写，脸谱化、教条化。读者觉得很教条，很干巴，不愿意看。

中国原来的历史传统，比如司马迁的写法，是比较丰富的，充满了生动的细节。但后来，渐渐地公式化教条化的东西就多起来了。到“文革”期间，这种情况发展到令人瞠目的地步。“文革”开始的时候否定一切，把历史上一切统治者都否定掉，到“评法批儒”的时候，又说法家好，把韩非子说成伟大、光荣、正确，历史成为“文革”工具。人们对这种历史讲述产生了极大的反感，这是史学危机的原因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研究从这些误区当中走出来，解放思想，研究角度和表述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情况开始好起来。

马立诚：中国人对历史的兴趣一直很高。陆游有一首诗：“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街争说蔡中郎。”蔡中郎是蔡邕，东汉才子，蔡文姬的父亲。到了南宋还“满街争说”，这不是热吗？在明末，专讲历史故事的说书艺人柳敬亭热的程度更令人大开眼界。黄宗羲、吴伟业都为他作传，张岱撰文称颂，南方大军阀左良玉引他为知己，让他参与军机要务。现在的历史热也可以说是一种传统的延续。

雷 颐：中国是史学大国，构成历史热的要素非常充沛，话题多到不可计数。美国才200多年历史，没法比。历史本来应该是热的。以前很冷，不正常。就我国情况而言，历史热应该是一种常态。目前我们称之为热，是因为从前的冷。

◇关注改革史◇

马立诚：当前的历史热，多是集中在有名的帝王将相身上，同一个帝王的历史，竟出了十几种不同的版本。但是，在人人说历史的大热中，对中国改革史的阐述极少，这是一个遗憾。我国已经进行了30年改革，每个人的命运都和这场改革息息相关。因此，总结中国历史上改革的成败得失，以资借鉴和思考，增进我们对今天改革的理解和把握，很有益处。葛兆光说，我们都生活在历史的延长线上，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说：“史学，所以经世也。”我同意他们的意见。

过去谈历史，总说农民战争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不提改革也是推动力。实际上改革对于推动生产力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比如清朝的洋务运动，对于走向工业化、发展生产力的推动作用是明摆着的。朱元璋是农民起义，上台以后对于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有什么贡献吗？农民战争迫使统治者休养生息一下，但这种恢复不可能使新的技术和新的生产力如浪潮般涌现出来。欧洲一些国家没有发生过农民战争，却较早进入了现代化。这些国家靠什么？靠改革。我觉得中国历史上多次改革失败是极大悲剧，是中国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重要原因。所以我们应该研究历史上的改革，这本书就是我在这方面做的一个探索。

雷 颐：写历代改革很有意义，温故可以知新。改革都有相通之处，历史经验可以提供借鉴。如果说到传统，那么，我们中国历史上有改革的传统。不论哪个时代，它的制度、文化、习惯、风俗，总是处于变化和改革之中。不是大变，就是小变；不是变好，就是变坏；不是自变，就是他变；不是因变好而兴，就是因变坏而亡。总之，历史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变化史和改革史。

当然，这里包括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改革。改革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和平时期，社会矛盾的调和与解决，起重要作用的就是改革。改革牵涉社会利益的再分配，触动部分入既得利益，因此改革遭到反对、阻碍，是经常发生的。所以，研究历代改革的得失成败，研究这些不同性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改革的发生条件以及策略与措施是否运用得当，是很有价值的。不论成功经验还是失败教训，都是无价之宝。你这本书里的文章我看过了，觉得不错，应该坚持写，坚持研究。

马立诚：我写这本书有两个努力方向，一是可读性强一点，把每一次改革尽量梳理成一个故事，提供改革案例；二是尽量把中外历史上的改革结合在一起写，可以有个对比。

思考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我产生了一个疑问，就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比较大的改革有十几次，大的改朝换代也有十几次。十几次改革大都失败了，而十几次改朝换代都获得了成功。当然，在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努力远不止这十几次，但毕竟有这么十几次大成功。改革当然也不止这十几次，可是却大都失败。也就是说，你要创新制度不行，推翻却可以。接受推翻而不接受改革，这个道理在什么地方呢？

有人说，中国人屈从于暴力，但拙于制度创新。到底是不是这样？这是我这本书要探索的问题之一。探索这个问题，也是我的好奇心。都说改革触犯了利益集团的利益，所以不行，但外国的改革同样也是触犯利益，为什么英国宪章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能够成功？

◇林则徐、谭嗣同是汉奸吗？◇

雷 颐：你说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改革的阻力问题。在这方面，中国的情况的确有些特殊。从某种角度来看，改革是利益调整，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这是各国都遇到的问题，不足为怪。但我们中国还有其他一些问题，比如，传统文化的影响非常深，其中的一些弊端严重阻碍了改革，这种情况在世界上并不多见。

我们可以从林则徐的一些遭遇来看一下当时的文化弊端怎样阻碍改革。林则徐禁鸦片，抗击英国侵略，这个大家都评价很高。但是他在抗击外国侵略者的同时，主张了解外国，学习外国的东西，这一下子问题就来了。其实林则徐的主张没有错。你跟谁打仗，你就要了解谁，就要借鉴和学习对方的长处，增加自己的本领，对不对？可是，对于林则徐这一点，清廷诸多官僚不以为然，甚至声讨林则徐，认为林则徐破坏中国的文化安全，说林则徐是汉奸。为什么呢？因为你在用外国的东西来改变中国。

林则徐在禁鸦片和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时候受了很多委屈，当时就有一些官员为林则徐叫屈。但是没有一个人敢在莫须有的“汉奸”罪名上，替他辩护。林则徐到广州去的时候，广州有一个姓梁的比较了解各方面情况，热心帮助林则徐。但是这个姓梁的说什么呢？说林则徐什么都好，就是主张学习外国这一点不好。这对林则徐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想一想，这是不是传统文化造成的弊端？就是封闭性。这种情况，今天还有。

马立诚：这种情况令人痛心，也很可悲。从骂林则徐是汉奸这件事上，折射出当时朝野在改革问题上的被动性。谭嗣同在他的代表作《仁学》中说，幸亏清朝的兵不够强，假如清朝的海军如英法，陆军如俄德，那么君主专制的祸害将会更大。谭嗣同也被骂为汉奸。康有为、梁启超要求按日本明治维新的办法改造中国，当时更是被骂为汉奸。福建巡抚徐继畲写了《瀛寰志略》一书，介绍英美等国情况，也被上上下下诬为汉奸。在近代欧美各国，我还没听说哪个人因为写了一本客观介绍别国情况的书，而被称为“美奸”、“英奸”或是“意奸”的。这个问题反映了文化当中的一种惰性，这是中国改革者要特殊面对的一种压力。这种惰性，使得制度创新除了要解决利益纠葛之外，还遇到巨大的道德阻力，结果难上加难，在很多时候几乎不可能。

◇妥协与暴力◇

雷 颐：我想，与制度创新相关联的问题之一，还有妥协和暴力问题。英国的改革者或者说反抗者，与国王的博弈过程很值得思考。通常的情况是，他们没有把国王杀掉，国王也并没有把他们杀掉。当然，可能有这样一种情况，双方力量差不多，谁都打不过谁，那就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改革者的要求是，国王征税要经过我们同意。国王的要求是什么呢？要保住自己的王位。那么，双方在维护自己最低限度利益的情况下妥协。国王当然想征税越多越好，可是他让步了，少征一点。改革这一边，也妥协，也让步，在减少征税的情况下，让国王继续统治，这样就一点一点地取得进步，推进创新。

我们历史上缺少这种妥协精神，信奉的是你死我活，是暴力。中国也有双方相持不下的时候，在这种形势下，双方脑子里想的，还是要用暴力，把对方彻底消灭，诛灭九族。相持阶段结束，新皇朝建立起来了，还要用很长时间彻底清算，甚至用几十年时间追杀早就下台的皇族。你死我活到这种地步。

项羽进入秦首都咸阳，不但杀了无数人，还把阿房宫以及秦始皇陵墓的地面上相当于72个故宫那么大的豪华建筑放火烧了。为什么呢？表示彻底打倒你。李自成攻入洛阳，也把统治洛阳的明朝福王宫给烧了。福王都杀掉了，为什么还要烧王宫呢？你住进去不就行了？留下来不是一处很好的文物吗？不行，要用这个方式表明不但要让你死，连你的房子都要烧成灰。曹雪芹感叹说：“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社会上可资利用的物质财富，就这样一次又一次葬送在你死我活当中了。

马立诚：改革恰恰需要妥协，利益相关方要互相让步。这种妥协是一种智慧，是长远眼光，同时也是大局意识。中国历史上的教训是什么呢？丧失利益的一方不妥协，得到利益的一方也不妥协，都不让步。改革者觉得积弊太久，好不容易抓住时机，一定要毕其功于一役，不然就没机会了。

比如唐代中期“二王八司马”的改革，主角王叔文不懂得妥协，没有一个缓冲，也没有利益上的赎买。改革派宰相韦执谊劝王叔文作一点妥协，王叔文竟想杀掉韦执谊。王书文丧母回去尽孝之后，又轮到韦执谊不妥协。改革的后台唐顺宗身体不行了，已经让位给太子了，而太子是反对这次改革的，韦执谊面临的情况非常危急。韦执谊的老丈人，也是唐朝有名的官僚杜黄裳，给韦执谊出了个主意，说你最好妥协一下，主动率百官迎立太子，早一天让太子做皇帝。这样的话，你有一个功，太子当了皇帝要报复，也要看这点情面。韦执谊斥责了老丈人，说你怎么说这种话？结果宪宗上台就开始报复，报复非常之惨。刘禹锡和柳宗元也不妥协，两人掌握权力之后，史书称他们“喜怒凌人，京师人士不敢指名”。当然，如果妥协，一时看起来进步不是那么大，但是要保持改革的力量，从长计议最要紧。

北宋欧阳修也是太急，毫不妥协，孤军深入，硬干到底，写《朋党论》迎面挑战支持改革的宋仁宗。结果是形势急转直下。

雷 颐：妥协主导面是权势者。因为在传统中国历史上，相对于强势政府和庞大的守旧势力，改革者往往是弱势。

比如清代立宪改革，立宪派主要是各地商会的力量。商会理所当然希望社会能够稳定，所以他们提出的要求，与当时革命派相比，应当说是比较妥协的，还保留朝廷的位置，保留皇帝的位置嘛。但是朝廷不妥协，连温和的要求也不接受。这是与英国不同的地方。再比如，康有为提出的改革，开始他只是提出来对行政机构做一些改革。因为当时建立了总理衙门等新的机构，传统的鸿胪寺等都没有用了。没用的机构还养了大批官员，使得财政很紧张，但统治者还是不妥协。

这怎么办呢？最后必然走到暴力的路上去。传统的朝廷迷信暴力，觉得通过暴力就能把一切要求压下去。那么，你对我使用暴力，我也谋划暴力。秦朝的时候，张良只有一个人，也策划暴力，弄一个大铁锥，远远地朝秦始皇的车队扔过去。暴力对暴力，以暴制暴，以暴易暴，导致了历史上很多动乱和悲剧。

马立诚：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成功，贯穿了妥协精神。用柏杨的话说，换一下衣服嘛，没有实质的利益损害。赵武灵王下个死命令不就成了？他不是这样，而是亲自跑到不愿意改服装的大臣家里，苦口婆心劝说，嗓子都说哑了。大臣觉得君主都亲自到我家里来了，整天说服我，给足了面子，也就顺水推舟同意了。做了这些工作，才把换衣服的事情推展开。

换衣服还这么难，可见改革的阻力有多大。清末统治者的眼光有毛病，对于利益的计算太短视了，付出的代价我们都看到了。从妥协的角度讲，中国的改革，势必是一个很长的过程，逐渐推进，在各方主动妥协或是不得不妥协的情势下慢慢推进，积土成山。

◇不能坐失改革时机◇

雷 颐：讨论中国历史上改革，还有一个时机把握问题。读读晚清史，就会了解到，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由于利益的纠葛，清廷一再延误改革时机，结果被推翻了。清廷的命运，与当时风起云涌的改革浪潮关系很大，值得说一说。晚清的社会危机已经非常严重了，我们今天读史看得很清楚。可是当局者迷，还在那儿感觉不错，这么混下去没问题，一百个不愿意改。戊戌维新提出来的要求是很温和的，可是掌握大权的人一点变动都接受不了。拒绝改革，对维新派采用那么严厉的镇压手段，这是清廷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清廷把国事和家事搅到一起。国家发展大纲和爱新觉罗家族内部的母子关系、母子争端搅在一起，这是利益纠葛。家族利益之争比维新更重要。这些利益之争，也是导致清廷对戊戌维新采取仇视态度的原因之一，结果是利益之争耽误大局，失去了改革的时机。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提到，搞改革必须有两点，一是要有足够的权威，我搞改革侵害了你的利益，你也没有办法反抗我；二是如果权威不够，就得有足够的补偿，我剥夺了你的一部分利益，给你补偿。当这两点都没有的时候，就麻烦了。光绪皇帝和康有为这两点都没有。从这里看来，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时候，有钱的时候，应该是改革的好时机。

马立诚：北宋也是延误改革时机。范仲淹搞改革要裁撤冗官，宋朝冗官之多，高于历代。结果那些人都跑到宋仁宗那里去哭，说范仲淹派出的三入考察干部小组是三只可怕的老虎。仁宗耳朵根子太软，犹豫来犹豫去，他对范仲淹讲，你不要搞三虎了。范仲淹的确有点急，但宋仁宗头脑也不清楚，结果是北宋丧失了改革的好时机，积贫积弱下去。

再说清末，义和团失败之后，慈禧逃亡，一点面子也没有了，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想政治改革了，提出9年立宪。有一种说法，辛亥革命一声炮响断送了中国的立宪进程，你觉得是不是这样？

雷 颐：不是这样，实际是清王朝自己一再延误时机，断送了立宪的前途。关于9年时间是长还是短的问题，不能抽象地评判，要按照当时形势来判断时机问题，不是单纯的时间概念。当时形势实际上是很急迫的，清廷对此估计不对头。直到辛亥革命爆发之前的5月份出台的内阁，还是皇族内阁，这时候已经是火烧到眉毛了，清廷还在那里短视，他们的措施违反最基本的立宪原则——皇族成员不能充任内阁成员。这下子，连立宪派都失望了。其实，清廷开始说准备立宪的时候，全国欢欣鼓舞，张灯结彩，这说明民众对清廷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理篇。但是清廷没有重视民意，觉得民意算什么？看不到民意民心的力量。结果是，应该在上一阶段做的事，总是拖到下一阶段才被迫做。可是，要命之处在于，当你在下个阶段做上一阶段应该做的事的时候，实际形势却要求你做得更大更多，他又不愿意。总是慢一拍，从不主动，总是在巨大事件发生之后，实在不行了才做。这样，就延误了改革时机。你刚才也说，恐怕不止清朝这样，其他朝代也发生过把握改革时机的问题，这也是改革史写作中应当注意的一个问题。你说这个问题很小吗？深入分析，就会有大的收获。

◇要看到纸面背后◇

雷 颐：写改革史和其他历史，都应该透过纸面，看到纸面背后的东西，不能仅仅根据纸面上的资讯写文章。我看到有些学者只凭借文本写文章，不下功夫研究文本之后的实际历史是怎样的情况，这种风气很可怕，也很可悲。

比如，1958年的报刊，曾经发表过很多文章介绍各地粮食亩产节节升高的情况，有很多具体数字。当时还有不少文章说农民要求建立人民公社的情绪非常高涨，十分迫切，各地人民公社普遍兴办了托儿所、公共食堂、幸福院等，一些地方提前进入了共产主义等等。20世纪60年代初，很多报刊发表文章说人民生活十分幸福。“文革”当中的报刊，也说当时中国经济发展非常快，人民生活大为改善。

有些学者就以这些文本的资讯为依据写文章，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不容抹杀，20世纪80年代解散人民公社的决定错了。我觉得这样搞不行，研究历史一定要了解真实情况。

马立诚：中国历史上很多改革者都是挨骂的，史书纸面上的不实之词很多，这就要辨析材料，多方研究，寻找历史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