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人文荟萃之地,作为长三角的重要出海口,逐渐成为江南经济、文化的中心;近一百五十年来,上海成为中国移民最多的都市,凝聚着丰富的民俗文化遗产。本书将上海黄浦区的民俗文化整理和挖掘出来,并给予充分的展示,有利于提高上海人对上海的认同,也有利于在国际交往中展现上海文化总体形象和文化品格。全书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上海民俗文化的瑰丽画卷,并试图通过这一努力唤起全社会对上海民俗文化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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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 民俗上海(黄浦卷) |
分类 | 人文社科-文化-民族/民俗文化 |
作者 | |
出版社 | 上海文化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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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编辑推荐 上海是人文荟萃之地,作为长三角的重要出海口,逐渐成为江南经济、文化的中心;近一百五十年来,上海成为中国移民最多的都市,凝聚着丰富的民俗文化遗产。本书将上海黄浦区的民俗文化整理和挖掘出来,并给予充分的展示,有利于提高上海人对上海的认同,也有利于在国际交往中展现上海文化总体形象和文化品格。全书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上海民俗文化的瑰丽画卷,并试图通过这一努力唤起全社会对上海民俗文化的关注。 内容推荐 民俗文化是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衣食住行、人生礼仪、岁时节令、信仰习俗、社会风尚、休闲娱乐等民间风俗习惯的总和。上海民俗中新俗与旧俗、土俗与洋俗的并存,促进了多元民俗文化的互渗与交融,这里既有上海本地的民俗,也有异地色彩的民俗,甚至还有异国情调的洋俗,上海民俗文化所呈现的是海纳百川、活力充沛、日新月异的“海派”精神与风格。 本书为《民俗上海》之黄浦卷,介绍了上海市黄浦区的民俗文化。 目录
总序/尹继佐/1 前言/1 老城厢历史文化风貌/1 [一]老城厢的历史沿革/2 [二]城隍庙旧俗/7 [三]豫园古韵/9 外滩:见证西风东渐/17 [一]外滩建筑/18 [二]西俗东渐的桥头堡/22 [三]洋泾浜:中西语言文化碰撞之地/29 [四]外滩民俗文化的新风貌/32 黄浦区的商业风情/35 [一]南京路(大马路)商业街/36 [二]老城隍庙商业圈/46 [三]福州路文化街/51 [四]文庙图书市场/55 人民广场的旧影与新风/61 [一]昔日跑马厅/62 [二]人民广场文化新风/64 [三]新兴海派文化圈/65 1.上海博物馆 2.上海大剧院 3.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 4.上海美术馆 同乡会馆与同业公所的民俗活动/73 [一]同乡会馆及其民俗活动/74 1.三山会馆 2.四明公所 3.潮州会馆 [二]同业公所的民俗活动/79 [三]会馆、公所商业民俗活动的共同特点/81 衣食住行与民间工艺/85 [一]衣饰民俗/86 1.中山装 2.旗袍 3.其他服饰 [二]饮食民俗/90 1.各式菜系 2.节令食品 3.沪上饮食习惯和特色小吃 [三]民居建筑/104 1.传统民居 2.石库门风情 3.花园洋劈、别墅、公寓和新式里弄 4.传统民俗建筑——牌坊 [四]乘行民俗/114 [五]民间工艺/116 1.顾绣 2.剪纸 3.剪影 4.捏面人 5.草编艺术 6.内酝器皿 7.龙风书法 8.农民画9.睑谱 10.中国结 宗教信仰/123 [一]宗教/124 1.道教 2.佛教 3.伊斯兰教 4.基督教 5.天主教 [二]文庙祭孔/136 [三]民间信仰/139 1.烧头香 2.接财神 3.生肖信仰及拜本命星君 4.拜太岁 5.吃斋 6.看香头 7.许愿环愿 8.看相和笪命 人生礼仪/145 [一]生养/146 1.祈子习俗 2.生育习俗 3.“做羔朝” 4.“满月礼” 5.“抓周” 6.取名习俗 [二]婚嫁/148 1.传统婚礼 2.现代婚礼 3.婚姻产业 [三]寿诞/153 [四]丧葬/155 岁时民俗/159 [一]春季节俗/160 1.春节 2.元宵节 3.清明节 4.情人节 [二]夏季节俗/164 1.立夏日 2.端午节 3.天贶节 [三]秋季节俗/165 1.七夕 2.中元节 3.中秋节 4.重阳节 [四]冬季节俗/187 1.十月朝 2.冬至日 3.腊八日 4.“送灶”日 5.除夕 6.圣诞 娱乐游戏与民间体育/171 [一]各种娱乐游戏/172 1.电影 2.评弹 3.沪剧 4.小热昏 5.灯谜 6.麻将7.扑克 8.下棋 [二]弄堂体育活动/175 1.踢毽子 2.打弹子 3.滚铁环 4.跳绳 5.跳橡皮筋 6.气功和太极拳 [三]新型社区休闲活动/176 总后记/尹继佐/179 试读章节 老城厢是上海城市文化的根基所在,也是黄浦区最富有传统民俗文化特色的地方。不了解老城厢的历史文化,就难以了解黄浦区乃至整个上海市今天的民俗文化状况。 [一]老城厢的历史沿革 黄浦区历史悠久,春秋时期已经成陆,以后逐渐有居民在这里耕作打鱼。唐天宝十年(751)华亭县成立,本区处于华亭县东北部。北宋熙宁年间,始在区境南部设官方机构上海务。南宋咸淳年间设上海镇,仍属华亭县管辖。元代至元十四年(1277),上海设市舶司(位于今光启路西、方浜路南),为全国七大市舶司之一。至元二十八年(1291),上海县建立,属松江府管辖,黄浦区南部即为上海县城所在地,县衙位于原市舶司旧合。到明代,上海县城商铺酒楼林立,上海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东南名邑”。县城本来没有城墙,明嘉靖年间,倭寇屡次从海上窜犯上海,县城损失惨重。嘉靖三十二年(1553),为防御倭寇骚扰,全城官民齐心协力筑城,经三月而告竣。 古人受“天圆地方”观念的影响,筑城多取方形,但上海城墙却呈椭圆形,颇具特色。城垣周围近10里,高8米,四周开设10扇陆门,4扇水门。城内河浜纵横,方浜在小东门附近流人,薛家浜通过水门与黄浦江相连。城墙上有雉堞3600个,箭台20所,敌楼4座,城池面积1.6平方公里。城墙给人以安全庇护,附近不少富贵人家纷纷迁入城内居住。 此后倭寇曾两度围攻上海,均被军民依托城墙击退。倭寇之患平息后,万历年间,百姓分别在城垣的四座箭台上建成四座庙:制胜台上建观音阁,振武台上造真武庙,万军台上修丹凤楼,大境台上筑大境阁。大境阁为三层高阁,甚为雄伟壮观,内奉关公,又称大境关帝庙。当时这四座楼阁成为沪上名胜。 上海老城厢民居古朴,街巷幽深,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上百条街巷,路面都较狭窄,逶迤曲折,有时大街串联着小巷,小巷又连着小弄,走进这里的街巷,犹如离开了繁华的大上海,置身于一个古老僻静的世界。 这里的老街巷、老地名也是老城厢历史文化风貌的组成部分。每一条老街巷,每一个老地名,都是历史的见证。文庙路因文庙而得名(旧时官学都设在文庙内,又称学宫),文庙周围的路被命名为学宫街、学前街、学西街。 乔家路原是一条河浜,因明末名将乔一琦世代居住,河浜因乔家而得名,称乔家浜,两岸有许多官宦富贵人家的深宅大院。明代大科学家徐光启就出生于乔家浜畔,现有徐光启故居。辛亥革命后填浜筑路,才改为乔家路。 梦花街过去是科举文人祈求文运大开之处,过去街上开设许多小客栈,举子们在应考前先到此借住一宿,以求做个“妙笔生花”的好梦,然后再到文庙拜谒至圣先师孔子,并在心愿树上系上灵签。据说这么一来就能梦想成真,科举考试独占鳌头了。 县左街因在旧县城的左侧而得名。上海县衙自1291年建县一直设在今光启路西侧,1915年才搬离这里,历时六百多年。过去县衙是老城厢的政治中心,是非常重要的中枢之地,四周的道路都因它而得名,有县前街、县后街、县左街、县东街、县南街、县西街。现仅存县左街,其余都已易名。 老域厢街道名称多种多样,各有来历。由官方机构而得名的还有巡道街(原巡道衙门所在地)、旧校场路(原为军队习武校场);由私家园林得名的有露香园路、吾园街、也是园弄、豫园新路、豫园老路、半淞园路、小桃园路等;由寺庙庵观得名的有沉香阁路(在沉香阁正门前)、先棉祠弄(原有黄道婆先棉祠)、静修路(原有静修庵)、药局弄(原有药王庙)、大境路(原有大境关帝庙)等;以水和桥得名的有方浜路(原为方浜)、红栏杆街(原有红栏杆桥)、荷花池弄(原有荷花池)等;因达官贵人姓氏得名的街道有黄家路、刘家弄、乔家弄、梅家弄、姚家弄等;以牌坊得名的有三牌楼路、四牌楼路、大夫坊、昼锦路等;因会馆公所得名的有会馆街等。老城厢东邻黄浦江,过去从小南门到小东门沿江一带码头相连,江边的街巷多以码头命名,如竹行码头街、盐码头街、王家码头街、万豫码头街、公义码头街、新码头街等。这些街巷名称都透露出上海老县城的历史风貌。P2-4 序言 如果从考古学上的马家浜文化算起,上海迄今有六千年的历史;如果从唐朝天宝十年(751)置华亭县算起,上海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如果从元朝至元二十八年(1291)置县算起,上海有七百多年的历史;如果从1843年开埠算起,上海也有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了。 在这绵延的历史中,由于“僻处海奥”,繁衍于上海这块土地上的先民们在创造卧渐丰裕的物质生活的过程中,孕育了富有个性的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明正德《松江府志》称:“诸州外县多朴质,附郭多繁华,吾松则反是,盖东北五乡故为海商驰骛之地,而其南纯事耕织,故所习不同如此。大率府城之俗,谨绳墨,畏清议,而其流也失之隘;上海之俗喜事功,尚意气,而其流也失之夸。”“东北五乡”,即上海县辖境。这就是说,至迟到明代正德年间在时人的心目中上海民俗文化已显示出自己独特的个性。 民俗文化由长久的历史积淀而成,是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衣食住行、礼仪、信仰、风尚、娱乐等民间风俗习惯的总和。它蕴藏于普通老百姓中间,与千百万人的日常生活浑然一体,并在社会变迁过程中表现为一种无意识的力量。所以,黄遵宪曾说:“风俗之端,始于至微,搏之而无物,察之而无形,听之而无声;然一二人倡之,千百人合之,人与人相接,人与人相续,又踵而行之,及其既成,虽其极陋其弊者,举国之人,习以为常;上智所不能察,大力所不能挽,严刑峻法所不能变。”又说:“礼也者,非从天降,非从地出,因人情而为之者也。人情者何?习惯也。川岳分区,风气间阻,此因其所习,彼因其所习,日增月益,各行其道。习惯既久,至于一成而不可易,而礼与俗皆出于其中。”这两段出自《日本国志·礼俗志》的话,非常鲜明地点出了民俗文化的两大基本特性,即公共性和稳定性。 所谓公共性,是指任何一种民俗事象都不是个体的,而是特定区域人群的“共有的习惯”,因此,它具有超越个体的普遍性;所谓稳定性,则是指一种民俗事象一旦形成,就不容易改变,因此,它又具有超越时间的恒久性。正因为民俗文化具有超越个体的公共性和超越时间的稳定性,所以,它常常在社会整合、族群凝聚和身份认同等方面都扮演着非同寻常的角色。 然而,民俗文化的公共性和稳定性是建立在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基础之上的,一旦这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剧烈的变迁,民俗文化也会随之而发生相应的变化,不可能“一成而不可易”。清嘉庆《上海县志》称:“上海故为镇时,风帆浪舶之上下,交广之途所自出,为征商计,吏鼎甲华腴之区。镇升为县,人皆知教子乡书,江海湖乡,则倚鱼盐为业。工不出乡,商不越燕齐荆楚。男女耕织,内外有事。田家妇女,亦助农作,镇市男子,亦晓女工。嘉靖癸丑,岛夷内讧,闾阎凋瘵,习俗一变。市并轻佻,十五为群,家无担石,华衣鲜履,桀诘者舞智告讦,或故杀其亲,以人命相倾陷。听者不察,素封立破。士族以奢靡争雄长,燕穷水陆,宇尽雕楼,臧获多至千指,厮养舆服,至陵轹士类,弊也极矣。”这段话说的就是上海置镇以来随社会变迁而来的民情风俗的变化。 开埠以后,受中外贸易通商的推动,上海以惊人的速度朝着近代化国际性大都市迈进。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从城市规模到市政格局,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社会结构到城市功能,从市民生态到市民心态,从生活方式到价值观念,无不发生了异乎往古的深刻变迁。伴随都市化的进程,以及城市社会经济的结构性转型,特别是1895年以后现代工业制造业的发展,上海的城市人口急剧增长,据统计,上海人口1852年为54.4万,191O年为108.7万,1920年为225.5万,1935年为370.2万,1949年为545.5万。在不足一百年的时间里,上海人口增长了近十倍。上海人口的这种超乎常规的惊人增长,充分显示出上海无所不包的巨大容量、吞吐吸纳的恢宏气概,以及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同时也造成了上海中外混杂、多元并存的社会情境: 上海真是一个万花筒。……只要是人,这里无不应有尽有,而且还要进一步,这里有的不仅是各种各色的人,同时还有这各种各色的人所构成的各式各样的区域、商店、总会、客栈、咖啡馆和他们的特殊的风俗习惯、日用百物。 (爱狄密勒:《上海——冒险家的乐园》) 上海一隅,洵可谓一粒米中藏世界。虹口如狄思威路、蓬路、吴淞路,尽日侨,如在日本;如北四川路、武昌路、崇明路、天潼路,尽粤人,如在广东;霞飞路西首,尽法人商肆,如在法国;小东门外洋行街,多闽人洋号,如在福建;南市内外咸瓜街,尽甬人商号,如在宁波。国内各市民、外国侨民类皆丛集于此,则谓上海为一小世界,亦无不可。 (胡祥翰编:《上海小志》卷十) 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移民城市,据1885年至1935年的上海人口统计资料显示:上海公共租界非上海籍人口占上海总人口的80%以上;即使在上海“华界”,非上海籍人口一般亦占75%左右。1950年的上海人口,上海本地籍仅占15%,非本地籍人口占85%。就是说,移民构成了上海城市居民的主体。这些移民包括国内移民和国际移民,国内移民来自江苏、浙江、广东、安徽、山东、河北、福建、山西、云南、东三省等全国18个行省,其中以江浙移民人数最多;国际移民来自英、美、法、日、德、俄、印度、葡萄牙、意大利、奥地利、丹麦、瑞典、挪威、瑞士、比利时、荷兰、西班牙、希腊、波兰、捷克、罗马尼亚、越南等近四十个国家,最多时达15万人,其中1915年前以英国人最多,1915年后以日本人最多。不同的移民群体带来了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极大地丰富了上海民俗文化的内涵与外延,所以,才会有所谓“万花筒”、“小世界”之说。 与城市社会经济结构的改组、都市社会生活的确立,以及来自五湖四海的移民的汇聚相适应,在“欧风美雨”的洗礼之下,近代以来上海民俗文化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洋俗”的东渐,受其影响,上海风俗日趋洋化,洋气弥漫;一是随着近代工商社会的形成和社会生活的变迁,上海本地风俗以及各地移民偕来的俗尚在上海都市的时空中发生了明显的嬗蜕,并逐渐形成与近代都市生活同步的都市习俗,从而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变迁提供了一个先锋性的标本。“洋俗”的东渐,以及本地民俗的嬗蜕和各地移民带来的各式各样的民俗,使上海民俗文化呈现出洋俗与土俗混杂、新俗与旧俗并存的特征。这种特征不仅体现于服饰、饮食、婚丧的嬗变之中,而且体现于年节、娱乐和时尚的日常狂欢与流行之中。多元混杂和并存,促进了不同风格、不同形式的民俗文化的互渗与交融,使上海真正成为展示全国各地的民俗文化乃至世界民俗文化的博物馆。这里展出的,既有上海根深蒂固的本地民俗文化,也有许多具有浓厚异地色彩的民俗文化,还有充满浓郁异国情调的民俗文化,真正呈现出一种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海派”风格。 新中国成立以后,“科学的、民主的、大众的文化”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目标和方向,这一追求迅速汇成了一股席卷全国的革故鼎新的潮流。正是在这种潮流的洗礼之下,上海民俗文化又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些与“科学的、民主的、大众的文化”不相符合的旧陋民俗事象,诸如帮会的习俗、迷信的习俗等等销声匿迹了,而另一些过于复杂繁缛的传统民俗得到了彻底的简化。与此同时,又涌现出一大批市民喜闻乐见、内容充实、文明健康的新型民俗。这样,又使得上海民俗文化呈现出活力充沛、日新又新的特点。 “国之形质,土地人民社会工艺物产也,其精神元气则政治宗教人心风俗也”(蒋观云:《海上观云集初编》)。作为上海这座东方大都市的“精神元气”,上海民俗文化五色斑斓、底蕴深厚。它是上海城市个性的表征,也是上海城市文化的根。根深才能叶茂。但是,当今全球化已成席卷之势,原本口耳相传和习得方式传承的民俗文化正在快速式微,甚至归于泯灭,已是不争的事实。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子到这个城市文化之根,又如何培植这个文化之根,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异常艰巨的时代课题。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们组织编纂了多卷本的《民俗上海》,原则上每个区县一卷,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上海民俗文化的瑰丽画卷,并试图通过这一努力唤起全社会对上海民俗文化的关注。 尹继佐 后记 《民俗上海》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终于出书了。我如释重负,把心放下了。下面我简单交待一下成书的过程。 2004年7月底,我从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岗位上退下来,当时给自己提了两个问题:一是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继续存在的价值在哪里?二是今后的路怎么走下去?答案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发挥余热,应当和还能做几件对社会有利有益的事。 正巧许明研究员和我商量成立氏办研究机构(NGO,非官方非营利的机构),我欣然同意,又商量这一机构成立后;做什么事。我提出编一套上海民俗文化丛书。 为什么有这一“理念”。 我想,直接推动力是上海2010年要举办世博会;其次是考虑自己的条件和分析过去哪些事情没有做好,今天可以做得成的。 大家知道,上海是人文荟萃之地。松泽已发现6000年前的“上海人”化石;元代建制后800年以来,上海作为长三角的重要出海口,逐渐成为江南经济、文化的中心;近一百五十年来,上海成为中国移民最多的都市,凝聚着丰富的民俗文化遗产。然而相对于外地,上海的民俗学严重滞后。上海目前不仅没有一个民俗学刊物,而且已完成多年的上海市、区、县的民俗志至今未出版。问题在于上海文化界与学术界对丰富而有特色的上海民俗文化缺乏应有的重视。民俗文化的整理和挖掘并给予充分的展示,无疑将有利于提高上海人对上海的认同,也有利于在国际交往中展现上海文化总体形象和文化品格。我希望上海民俗文化丛书出版这一基础性建设工程的完成,成为世博会期间展示上海软实力的重要方面。 今天,民俗文化在国际交往中具有重要作用。如在2003年上海召开“亚洲银行会议”时,上海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五种上海本土的民俗表演项目,受到外宾的热烈欢迎。2003年,上海率团到加拿大申请世界园艺会,上海的民俗表演使当地的观众激动得站在椅子上欢呼。 近二十年来,“文化寻根热”遍及全球,对本土民族原创性文化的珍视,是民族自尊与创造力的一种表达方式。因此,在国际重大活动如奥运会、世博会中,举办国会千方百计展示本土的原创性文化,如汉城奥运会的开幕式以鲜明的韩民族文化给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悉尼则以有悠久历史的土著文化成为其展示的主题。大阪世博会也是一个成功的典型,以其鲜明的大和民族的文化展示给世人。意味深长的是,大阪世博会别的没留下,唯有建在万博公园的大阪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不仅留下而且成为大阪城市的标志性建筑,更重要的是成为展示日本民族与世界各民族的民俗展示地、世界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的学术交流中心与博士生的培养基地。 成功经验证明,世博会在显示国家总体形象时,不仅是经济和科技领域的展示,而且更重要的是文化品格的显示。而民俗是民族最普遍也最有特色的文化形态。 于是,我们就下决心做这件大事情。而根据自身的条件,也许是可以做成的。 在2004年10月,我们召开专家组会议。参加者都是上海研究民俗学的知名学者。同时,组成编委会,人员是各区县宣传部长。因为绝大部分宣传部长我都认识,他们说,老部长想做这件对上海、对文化建设和发展都有利的好事,我们支持。 2004年第四季度,先后讨论了三次分别由蔡丰明、王宏刚和仲富兰三位专家提交的提纲。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与现在大体相同的框架结构。 当时我们讨论就明确: 丛书是上海各区、县第一套民俗文化专集。它不仅是外地游客了解上海各区、县民俗的导游书,让他们从中体会到当地人的生活智慧与文化创造力,而且,应该成为区、县今天与明天的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发展的基础性参考书。丛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俗志和地方志,虽然整体框架仍要反映各区、县的全貌,但重点在特色,要突出当地的特色民俗,要选择有历史文化底蕴的民俗事项,特色部分要详细、有质感;对民俗事项有透彻理解作用的历史渊源要有简明的追索。丛书的行文与民俗志有区别,面向大众,力争行文流畅,文字优美,每一事项力争配有代表性照片,包括一部分珍贵的老照片,努力做到图文并茂。丛书的基础性资料要依靠当地人,当地人写当地事,自然会有一种历史责任心,也容易写得比较深入。各卷主编要有驾驭全局的能力,抓进度抓质量。要重视调查,内容之一是对一些将要消亡但有重要文化价值的民俗事项,如金山的渔村民俗,它将会引起国际学术界与海外游客的关注,这方面的资料搜集将填补上海民俗研究的空白。调查、写作过程中要有长远眼光,对某些有丰富内容的民俗专项,如南汇的锣鼓书,松江的顾绣,嘉定的竹刻、草编,金山的农民画、黑陶等,因本丛书篇幅限制不能展开的,应及时积累资料,可以考虑下一步从上海市的角度出版专集。丛书要有新意,要强调科学性,完成的稿子要与当地人一起核准,要使这套民俗文化丛书经得起历史推敲。经过讨论,大体上框定每一卷是十万字加一百幅照片的篇幅。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各区县在经费上给予了支持,真是十分感谢。2004年几个区县的第一批资金到位了,使工作顺利开展。那年年底,在一璀同志、仲伟同志找我时,我汇报了这件大事,他们表示赞同和支持。接着我又向各区委县委书记写了一封信,专门作了汇报。我在信中说:这是我多年来的心愿,在我有生之年能发挥余热,完成这件事情,为上海作点贡献,算是圆了一个心愿。希望得到您的大力支持!这里还要感谢郝铁川同志,我也向他汇报了这一不算浩大、也是不小的“文化工程”。得到了他的支持,并拨款作为专项资助。 2005年夏天,在浦东,由当时田赛男部长(现任副区长)做东,再一次召开联席协调会,部署全面启动。 丛书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是2005年的夏天定下来的。当时我和陈军(他是资深出版人)一起同陈鸣华聊了一次。陈鸣华是一位年轻有为、有创新理念、又有实际操作能力的总编辑。过去知道他,但不熟悉。他很有思想,关键是不随波逐流。看了一点该杜出过的书,决定请他们出版社做。他配备了很强的编辑队伍,李国强、沈以澄、黄慧鸣、吴志刚等等。特别是李国强先生,他是出版社的编审、资深编辑,策划丛书的整体出版运作,办事认真细致,负责尽心。陈军在出版方面帮了我不少忙,还有杨晓玲、陈骅也参与了组织协调工作,沈缨为这套书的出版工作做了大量细微的联络工作,在此也一并感谢。 说实在的一年多来,我去出版杜不会少于十次。从内容到版式,从封面到装帧,都详细讨论。最后要说的是,这套书的总书名也是在上海文化出版社总编室里讨论形成的。我见到他们出版有一套丛书叫《乡俗中国》,受此启发,我说我们这套书的总书名就叫《民俗上海》,在这一总书名的统摄下,各区县分卷出版。 总之,没有方方面面的支持和协作是绝对完成不了这一大工程的。两年多来甘苦很多,感受颇深。有时候真是厚着脸皮和各路神仙商量事情,为社会做好串,真不容易。社会关系,本来就是在社会角色的转换中不断变化着。你认为,你做的事最重要;在人家那里不过是小事一桩。所以,你想做,就要有各种思想准备,不要怨天尤人,只能反思你的最初的选择对还是不对!是啊,在生活中,本来就无法回避种种痛苦和矛盾,但只要有了明确目标,那半劳也是有意义的,也会是幸福的。 书稿接近完成之际,又得到了令人欣慰的消息:《民俗上海》系列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分别报送《“十一五”期间上海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和《“十一五”期间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均获通过。看来我们还是在努力为自己的思考交出答卷,至少做了比较扎实的基础性积累工作,至于进一步深度开发,留给别人去做吧! 再一次谢谢帮助我、支持我的所有朋友,愿他们身体健康,事业有成。 尹继佐 Z006年10月1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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