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的苦难
最新酷刑速写
您穿上燕尾服,往脖子上挂一枚斯坦尼斯拉夫勋章(如果您有这东西),往手绢上洒点香水,把小胡子捻成螺旋状,这些动作您干得那么气愤,使劲那么猛,好像您不是打扮自己,而是打扮您的最凶恶的仇人似的。
“哼,见它的鬼!”您咬着牙嘟哝说。“不管平时也好,假日也好,总是不得消停!年纪一大把了,还得东奔西跑,跟条狗似的!就连邮差的生活都比这清静得多!”
您的身旁站着您的所谓生活伴侣薇罗琪卡,她不安地说:
“你真是胡思乱想:连拜年都不打算去了!我同意,拜年是蠢事,是偏见,这种事不该做,可是,如果你胆敢守在家里不去,那我就要起誓,我走,我走就是……永远不再回来!我都要急死了!我们只有一个舅舅,你……你都不肯去拜年,懒得去拜年?表妹连诺琪卡那么爱护我们,你这不知羞耻的人居然不愿意去对她表一表敬意?费多尔.尼古拉伊奇借钱给你用,哥哥彼嘉那么喜欢我们全家人,伊凡·安德烈伊奇给你谋过差事,可是你!……你一点心肝也没有!上帝啊,我多么凄惨!对,对,你蠢得不可救药!你不配有我这样温柔的妻子,只配娶个巫婆,让她随时折磨你!可不是!这个不害臊的人!我恨你!我看不起你!你马上就走!给你一张单子。……这上面写着的人家,你都得走一趟!你哪怕漏掉…处,也
不准回冢来!”
薇罗琪卡没打您,也没抓您的眼睛。然而您并不为这种宽宏大量感动,仍旧嘟嘟哝哝。……等到您打扮完毕,把皮大衣穿在身上,她就把您一直送到门外,在您身后说:
“暴君!磨人精!恶棍!”
您走出您的住宅(它坐落在祖鲍夫街的福佛契金的房子里),坐上一辆街头雪橇,用《达利拉》①中临死的索洛宁②的声调说:
“到红营的列福尔托沃去!”
现在莫斯科的街头雪橇上有盖膝的毯子了,不过您并不看重这种慷慨,反而觉得天气挺冷。……您太太的那套道理啦,昨天在大剧院化装舞会上的那番拥挤啦,酒后的醉意啦,恨不能躺下去睡一觉的愿望啦,节日盛宴后的胃气痛啦,这些东西成了一团乱麻,闹得您直恶心。……您非常想呕吐,那辆马车却磨磨蹭蹭地走着,仿佛马车夫快要死了。……
您妻子的舅舅谢敏·斯捷潘内奇住在列福尔托沃。他是个极好的人。他满心疼爱您和您的薇罗琪卡,准备死后把遗产留给你们,可是……叫他见鬼去,叫他的爱护和遗产一齐见鬼去吧!说来也是您倒霉,您到他家,正赶上他在推敲政治方面的奥妙。
“你听说巴滕贝格③怎么想吗,我亲爱的?”他迎着您说。“他真算得上男子汉,不是吗?不过,德国可真怪!”
谢敏·斯捷潘内奇对巴滕贝格入了迷。他跟一切俄国市民一样对保加利亚问题有他自己的看法,假如他掌着大权,他就会把这个问题解决得再好也没有。……
“不,我的朋友,这可不能怪穆特库尔克和斯塔姆博尔克①!”他说着,狡猾地映眼睛。“这得怪英国,我的朋友!如果不是英国作怪,那就让我这该死的被诅咒三次!”
您听他讲了一刻钟,打算鞠躬告辞,可是他拉住您的袖子,要求您听完。他大喊大叫,激昂慷慨,把唾沫星子喷在您脸上,伸出手指头戳您的鼻子,引用报纸上的整篇社论,时而跳起来,时而坐下去。……您一面听,一面觉得每分钟都拖得很长。您生怕打瞌睡,只好瞪大眼睛。……您的脑子由于迷糊而发痒。……巴滕贝格啦,穆特库罗夫啦,斯塔姆博洛夫啦,英国啦,埃及啦,像些小魔鬼似的在您眼前蹦蹦跳跳。…… 半个钟头过去了……一个钟头过去了。……呸!
“总算结束了!”过了一个半钟头,您坐上雪橇,叹口气说。“他把我折磨得筋疲力尽,这个坏蛋!车夫,到哈莫甫尼基去!哼,该死的,他那套政治差点没把人磨死!”
在哈莫甫尼基您跟费多尔-尼古拉伊奇上校见面了,去年您在他那儿借过六百卢布。……
“多谢多谢,我亲爱的,”他听到您那些贺年词,回答说,亲切地瞧着您的眼睛。“我也给您拜年。……我很高兴,很高兴啊。……我早就在等您了。……是啊,去年我们之间似乎有一点银钱来往。……我记不得是多少钱了。……不过这是小事,我只是随便说说……顺便提一提罢了。……您赶了不少路,要不要喝点酒?”
您低下眼睛,结结巴巴声明说,目前您实在没有余钱,您苦苦请求他再宽限一个月,上校就把两只手一合,做出一脸的哭丧相。
“好朋友,您已经借去半年了!”他小声说。“要不是因为我有急用,难道会麻烦您吗?唉,亲爱的,老实说,您简直要坑害我了。……过了主显节①我得偿还一笔债,可是您……哎,我的慈悲的上帝啊!对不起,这简直是昧了良心。……”
上校把您教训很久。您涨红脸,出汗了,从他家里出来,坐上雪橇,对赶车的说:
“到下城火车站去,畜生!”
您到表妹连诺琪卡那儿,正碰上她心绪极不安定。她躺在淡蓝色客厅里一把躺椅上,闻一种莫名其妙的药水,说她害着偏头痛。
“啊,是您吗,米谢尔②?”她呻吟道,半睁开眼睛,对您伸过手来。“是您吗?在我身旁坐下吧。……”
她闭着眼睛躺了五分钟,然后张开眼,对着您的脸看很久,用临死的人的口气问道:
“米谢尔,您……幸福吗?”
随后她眼睛底下的小肉囊胀大,睫毛上现出泪水。……她起来,把手按住她那波浪般起伏的胸脯,说:
“米谢尔,难道……难道一切就这么完了?难道往事已经无可挽回地消失了!啊,不!”
您嘴里嘀咕了一句什么话,眼睛往四下里狼狈地张望,仿佛找救星似的,然而两只丰满的女人胳膊却已经像两条蛇那样缠住您的脖子,您那件礼服的翻领上已经布满一层香粉了。您那身可怜的、原谅一切而又隐忍一切的礼服啊!
“米谢尔,难道那种甜蜜的时光就不能再来了?”表妹哀叫着,眼泪扑簌簌落在您的胸脯上。“表哥啊,您的誓言到哪儿去了?海誓山盟和永恒的爱情都到哪儿去了?”
可了不得!……再过一分钟,您就要绝望地扑到熊熊燃烧的壁炉上,一头扎进木炭里去了。不过总算您运气好,这时候传来脚步声,一个头戴大礼帽、脚穿尖头皮靴的拜年客人走进客厅。……您顿时像疯子似的站起来,吻一下表妹的手,暗自祝福那位救命恩人,赶紧跑到街上去了。
“车夫,到克烈斯托夫斯克关去!”
您妻子的哥哥彼嘉是反对拜年拜节的。因此遇上节日,总可以在他家里找到他。
“好啊!”他看见您,喊道。……“我看见的是谁啊!你来得可再凑巧也没有了!”
他吻您三次,请您喝白兰地,给您介绍两个姑娘,她们正坐在他房间里隔板后面嘻嘻地笑。他蹦蹦跳跳忙了一阵,然后做出严肃的脸容,把您拉到墙角边,小声说: “有一件糟糕的事,我的朋友。……你要知道,过年以前我把钱都花光了,现在身边连一个小钱也没有。……这个局面可真讨厌。……我全指望你了。……要是你星期五以前不借给我二十五卢布,那等于不用刀子就把我杀了。……”
“说实话,彼嘉,我自己口袋里也空了!”您赌咒说。……
“算了吧,别来这一套!这太不讲交情了!”
“可是我向你担保……”
“算了,算了。……我十分了解你!你干脆说不肯借好了。……”
彼嘉生气了,开始责难您忘恩负义,威胁说要到薇罗琪卡那儿去揭您的底。……您就给了五卢布,可是这还不够。……您又给五卢布,后来他跟您约定,要您明天再送十五卢布去,他才把您放走。
“车夫,到卡路日斯基门去!”
您的教父,纺织厂主兼商绅嘉特洛夫住在卡路日斯基门附近。他见着您,就拥抱您,立时把您引到一张放凉菜的桌子那儿去。
“不行,不行,不行!”他嚷道,给您斟上一大杯花楸露酒。“不许推辞!要不然你就把我得罪了,我到死也不能原谅你!你不喝,我就不放你走!谢辽日卡①,把门锁上!”
您无可奈何,硬着头皮喝下去。您的教父乐极了。
“好,谢谢!”他说。“既然你是这么好的人,我们就再来喝一杯。……不行,不行……不行!你得罪我了!我不放你走!”
您只好又喝下一杯。
“谢谢你这个朋友!”教父赞叹道。“由于你没有忘掉我,还得喝一杯!”
诸如此类。……您在教父家里喝的酒所起的提神作用,真是非同小可,弄得您后来拜年的时候(那是在索科尔尼茨卡亚树林,库尔久科娃的房子里)错把女仆当成女主人,跟女仆不住握手,又长久又热烈。……
将近傍晚,您才回到家里,筋疲力尽,无精打采,乏得不得了。迎接您的是……请原谅我用这个词儿……您那位生活伴侣。……
“怎么样,各家都去了吗?”她问。“你怎么不答话呀?啊?怎么?什么?闭嘴!你路上花了多少车钱?”
“五……五卢布零八十戈比。……”
“什么?你疯了!花这么多车钱?你是大财主还是怎么的?上帝啊,他把我们弄成叫花子了!”
随后来了一大套教训,怪您满嘴酒气,怪您讲不清楚连诺琪卡身上穿着什么样的衣服,骂您是害人精、恶棍、凶手。……最后您以为您总算可以躺下来休息一下了,不料您的妻子忽然尖起鼻子把您上下闻一阵,瞪起惊吓的眼睛,叫起来。
“听我说,”她说,“你不许骗我!除了拜年以外,你还到哪儿去过?”
“哪儿……哪儿都没有去过啊。……”
“撒谎,撒谎!你出门的时候身上带着紫罗兰香水的气味,现在你身上却换了白芷香水的气味!我这个不幸的人啊,我全明白了!请你对我说清楚!起来!人家在跟你说话,不准睡觉!她是谁?你到谁家里去过?”
您睁大眼睛,嗽着喉咙,傻乎乎地摇头。……
“你不说话?!你不回答?”您妻子继续问道。“不说吗?我……把我气死了!大……大夫!他把我折磨苦了!我要死了!”
现在,亲爱的男人,您穿上衣服,坐车去请医生吧。祝您新年快乐!P3-9
译文社将再版《契诃夫小说全集(十卷)》,约我修改“前言”(十四年前写成的“前言”)。为此事我重读《契诃夫文学书简》①,联系当今“流派”迭起众说纷纭的文坛,决定摘录契诃夫关于文学创作的诸多问题的见解和体验,以此作为“前言”的引子,这么做兴许更有益于理解契诃夫,这位生活和创作于百余年前的俄罗斯作家。
契诃夫如是说:
“在艺术中,也正像在生活中一样,没有什么偶然的东西。”②
“没有明确世界观的自觉生活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③
“文学家不是做糖果点心的,不是化妆美容的,也不是使人消愁解闷的;他是一个负有义务的人,他受自己的责任感和良心的约束。”④
“生活不只是要从正面研究,而且也要从反面研究。”⑤
“我只想诚实地告诉人们:‘看一看你们自己吧,你们生活得多么糟糕和无聊!’”⑥
“我只会凭回忆写东西,而且从未直接按实际情形写生。我要让我的记忆把题材过滤一番,以便在记忆里就像在过滤器中一样只剩下重要的或典型的东西。”⑦
“文学上的伪善是最令人厌恶的伪善。”⑧
“市民阶层的作家不可能不虚伪。这是改良了的黄色作家。黄色作家和他们的读者一起作孽犯罪,而市民阶层的作家则同读者一起假充正经,而且逢迎他们的狭隘美德。”⑨
“资产阶级非常喜欢所谓的‘正面’典型以及有美满结局的长篇小说,因为这种小说使资产阶级心安理得地认为:可以既积攒钱财,又保持清白;既做野兽,又过幸福的生活。”⑩
“性这个活动范围在人世间有着重要的作用,但要知道,并非什么东西都以性范围为转移,远非这样;它也不是事事处处都有决定意义。”⑩
“艺术创作的条件不是无论何时都容忍和科学论据完全一致;不能把舞台上的服毒致死描绘成和实际上所发生的一样。但即使在这种假定性中也应当使人感觉到与科学论据的一致,就是说,也应当使读者和观众明白,这不过是一种假定性,而他遇到的作家则是一个行家。”⑧
“那些我们称之为不朽的或简称之为好的作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而且非常重要的特征:他们在朝着一个什么方向走,而且召唤着你向那个地方走……他们中的优秀分子都是现实主义者,把生活写成它本来有的样子,但由于每一行文字都像浸透了浆汁似的浸透着目标感,你除了生活本来的样子外还感到那种应该有的生活,而这一点也就使你心醉。”⑩
“谁真诚地认为,崇高和遥远的目标对于人来说就像对于牛一样很少需要,而‘我们的全部不幸’又全在于这些目标,——谁真诚地这么认为,谁就只好吃吃、喝喝和睡睡了,而一旦这些东西也使他厌烦了,他就只好先跑上几步,然后一头撞向大箱子的角上。”⑩
“创作中的孤独感是一种令人难受的东西,不好的批评总比毫无反响好一些。”①
“如果听凭个人观点随便处置文学作品(大小文学作品),那么文学的命运将会是可悲的。……我同意:没有约束和棍棒是不行的,因为骗子手也会钻进文学界来。但是,对文学来说,不管你怎么想,你想不出一种比批评和作家本人的良心更好的警察来。”②
“那时主持刊物的是一些具有清楚面貌的人,如别林斯基和赫尔岑等这样的人,他们不只是支付稿酬,而且还吸引人,教导和培养人。”③
“应当做的不是把果戈理降低到大众的水平,而是把大众向果戈理的水平提高。”④
“现在的文化,——这是为了伟大未来而做的工作的开端。”⑤ “我违心过着一种归根结底是为了卢布的狭隘生活……一想到钱是我的活动中心,而我是在为钱工作,我心里就极端苦闷……真该在硫酸中洗一个澡,来一个脱胎换骨。”⑥
关于契诃夫,高尔基曾经说过:“这是一个独特的巨大天才,是那些在文学史上和在社会情绪中构成时代的作家中的一个。”⑦此话绝非过誉之词,契诃夫在小说和戏剧创作方面的贡献堪称是划时代的,而渗透在他作品中的民主主义思想也确实反映了俄国历史上一整个时代的社会情绪。
安·巴·契诃夫(1860—1904)出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他的祖先是农奴。一八四一年,他祖父为本人及家属赎取了人身自由。他父亲起初是一名伙计,后来自己开了一家杂货铺。严厉的父亲常常命令儿子站柜台、做买卖,所以契诃夫在回忆自己的童年时说他小时候“没有童年”。一八七六年,父亲因不善经营而破产,只身去莫斯科当伙计,不久家人们也随着他相继迁居莫斯科,只留下契诃夫一人在故乡继续求学,主要靠做家庭教师度过了相当艰辛的三年。一八七九年,契诃夫进入莫斯科大学医学院学习。一八八四年,他大学毕业后在伏斯克列辛斯克和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农民、地主、官吏、教员等各式人物,这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无疑有良好影响。
一八八○年,幽默刊物《蜻蜒》发表契诃夫的两篇处女作:短篇小说《写给有学问的邻居的信》和幽默小品《在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等作品里最常遇见的是什么?》。这是契诃夫的文学生涯的开端。在前一个作品中,年轻的作者嘲笑了一个不学无术而又自命不凡的地主,在后一个幽默小品中他则表露了自己对当年文学创作中的陈词滥调的不满。然而,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是俄国历史上反动势力猖獗的时期,社会气氛令人窒息,进步思想备受禁锢,庸俗无聊的书报刊物则应运而生。身处这种环境,涉世不深和迫于生计的契诃夫曾用不同笔名发表了不少仅供消遣解闷的滑稽故事,《在理发店里》、《不平的镜子》、《外科手术》等便是这类作品。
但是,契诃夫不久就跳出了低级无聊的滑稽圈子。自一八八三年起,他以契洪捷为笔名,写下了许多优秀的短篇小说,反映俄国社会的荒谬怪诞和劳动大众的苦难哀伤,如《一个文官的死》、《胖子和瘦子》、《变色龙》、《凶犯》、《普利希别耶夫军士》、《苦恼》和《万卡》等都是传世佳作。
非凡的才华使契诃夫声誉日增,一八八八年他获得了俄国皇家科学院的“普希金奖金”。但由于周围环境的影响,他不关心政治,只想有“最最绝对的自由”和做一个“自由的艺术家”。不过,污浊的现实和不公正现象以及他个人的与日俱增的声誉和地位都使他心情不宁。他开始认识到,“文学家不是做糖果点心的,不是化妆美容的,也不是给人消愁解闷的;他是一个身负责任的人”①。他时时为自己缺乏一个“明确的世界观”而感到苦闷;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没有“明确的世界观”,那么“自觉的生活……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是一种可怕的事情”②。契诃夫的这种心情和认识,在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1889)中不难捉摸到。
从八十年代下半期起,契诃夫开始写剧本。《蠢货》、《求婚》、《结婚》和《纪念日》等独幕轻松喜剧在内容和手法上接近于契诃夫的早期幽默作品,其中有的甚至就是他将自己的短篇小说改编而成的。而在《伊凡诺夫》(1889)中,契诃夫描写了八十年代的“多余的人”。
一八九○年四月,为了加深对俄国现实的认识,身体赢弱的契诃夫去萨哈林岛考察。在岛上,他亲眼看到了一座人间地狱,目睹野蛮、痛苦和灾难的种种极端表现。萨哈林岛之行在契诃夫的后半生中起了重大作用,它提高了契诃夫的思想认识,深化了他的创作意境。正是在这时他开始认识到为反动《新时报》撰稿带给他的只是“祸害”,他开始纠正自己不问政治的倾向,他说:“如果我是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我至少需要一点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③也正是在这时契诃夫写出了撼人心灵的中篇小说《第六病室》,将沙皇俄国影射为一座阴森的监狱。
一八九二年,契诃夫在梅里霍沃购置了庄园并在那里定居,同普通人有了更多的接触。一八九八年起,他因病情加剧,遵医嘱迁居黑海边的雅尔塔。在一八九○至一九○○年间,契诃夫先后去米兰、威尼斯、维也纳、巴黎等地治病、疗养和游览。一九○一年,他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天才演员奥尔迦·克尼碧尔结婚。
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初为止,契诃夫积极投身于社会活动。一八九二年,他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罗涅什省赈济灾荒;一八九二至一八九三年间,他在谢尔普霍夫县参加扑灭霍乱的工作;一八九七年,他参与人口普查工作;一八九八年,他支持法国作家左拉为无辜的犹太籍军官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动;一九○○年二月间,他安排了政治流放犯、社会民主党人拉金进入雅尔塔肺痨病人疗养院治病和疗养;一九○二年,他抗议科学院因屈服于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粗暴干预而撤销高尔基的名誉院士资格,并与柯罗连科一起毅然放弃他们自己在两年前获得的名誉院士称号;一九○三年他热心资助为争取民主和自由而遭受沙皇政府迫害的大学生……一连串的事实表明:随着当年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契诃夫的民主主义立场和思想越来越坚定。
契诃夫的小说和戏剧创作在这时也都进入了全盛时期。他的中短篇小说涉及社会生活中许多重大问题。例如,《农民》、《新别墅》、《公差》和《在峡谷里》等作品描绘了俄国农村的愚昧、落后和野蛮,展示了农村中的贫富悬殊和矛盾,暴露了剥削者的蛇蝎心肠;《女人的王国》、《三年》和《出诊》等中短篇小说则以揭露资本主义剥削为主题;在《醋栗》和《姚尼奇》中,契诃夫刻画了自私庸人的空虚和堕落。在契诃夫的许多晚期作品中,充满着一种在当年极为典型的社会情绪:“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契诃夫的著名剧作《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姐妹》和《樱桃园》也是在这个时期写就的,观众透过剧中人的平凡日常生活同样看到了重要的社会现象。
契诃夫是一位杰出的作家,但他一直十分热心于公益事业。例如,由于他的努力,在塔列日、诺伏肖尔基和梅里霍沃三个村庄里造起三所相当好的学校。又如,契诃夫不断给一些地方图书馆赠送书籍,收到他的赠书的有萨哈林、彼尔姆、谢尔普霍夫和塔甘罗格等地的图书馆。众所周知,契诃夫是学医的,他本人曾以戏谑的口气说过,医学是他的“发妻”,而文学则是他的“情妇”。契诃夫医生在梅里霍沃和雅尔塔等地常为穷苦农民诊病和撮药,而在一八九二年霍乱流行期间,他主持梅里霍沃医疗站的工作,控制二十五个村庄、四个工厂和一个修道院的病情,在短短三个月内经他诊治的病员达一千人左右。热心于公益事业的契诃夫毕生实践了他的一个崇高信念:“为公共福利尽力的愿望应当不可或缺地成为心灵的需要和个人幸福的条件。”①
一九○四年六月,契诃夫的病情恶化。在爱妻的陪伴下他前往德国巴登维勒治疗。是年七月十五日,契诃夫在该地逝世,结核杆菌在这位杰出的作家年仅四十四岁的时候就夺走了他的宝贵生命。
小说家契诃夫的创作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始于一八八○年,终止于一八八六年。这个阶段的多数好作品是以契洪捷署名的,可以说,这是“契洪捷阶段”。第二个阶段自一八八六年起,到一八九二年发表《第六病室》为止,《第六病室》是契诃夫创作发展进程中的重大转折点。从一八九二年起,一直到一九。三年发表辞世短篇小说《新娘》止,是契河夫小说发展的第三阶段,也是他艺术创作活动的顶峰时期。
在第一个阶段,契洪捷写的主要是幽默作品。但是,在写于一八八三年以后的一些幽默作品里,已经蕴含着一种新的短篇小说体裁——抒情心理短篇小说——的萌芽。这种萌芽在契诃夫的创作实践中逐步茁壮、发展,以至在一八八六年形成为一种崭新的抒情心理短篇小说体裁,它的代表性作品是《苦恼》和《万卡》。这类作品以平凡的日常生活现象为情节基础,叙述笔法客观而又含蓄,运用构思巧妙的艺术细节和精心勾勒的生活背景,而作家所注重的又是在展示人物的心理状态中反映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作家的浓郁情意则平淡地融化在作品的全部形象体系之中。这种短篇小说体裁将随着契诃夫创作的发展而日趋完美。
从一八八六年到发表《第六病室》的一八九二年,这是小说家契诃夫创作发展的第二阶段。自八十年代下半期起,契诃夫声誉日增。到一八八八年时他已经是《梅尔柏密尼的故事》、《五颜六色的故事》、《在黄昏》、《天真的话》和《短篇小说集》等五个集子的作者。契诃夫第二阶段的创作题材比以前丰富,对生活的开掘也比以前深广。但这些作品大多是从道德的角度揭示生活矛盾。例如,短篇小说《仇敌》描写老爷阿鲍金和医生基里洛夫的道德冲突。在《命名日》、《公爵夫人》、《恐惧》等短篇小说中,契诃夫暴露有财有势者的伪善和虚荣,批评阿谀和奉承。《跳来跳去的女人》则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一个爱慕虚荣的妇女的可笑和可悲的贫乏心灵。在短篇小说《精神错乱》中,契诃夫控诉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种“可怕罪恶”:卖淫,而且告诉读者,更为可怕的是社会对这种极端“反常”的现象表现出来的麻木不仁。
《草原》是契诃夫的第一部严肃的大型作品。它歌颂祖国美好的大自然,描绘草原人民的生活,思考农民的命运,反映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朦胧向往。整部作品充满浓郁的抒情意味,显示出契诃夫描绘自然景色的绝技。
契诃夫第二阶段创作的重要特点之一是他反映了当年社会上一些人的思想探索活动。例如,《好人》和《在路上》涉及知识分子的思想探索。《乞丐》、《邂逅》和《哥萨克》等短篇小说则反映托尔斯泰主义在当年俄国流行的情景,也表明契诃夫一度曾受托尔斯泰学说的影响。在反动势力猖獗的八十年代,不少人陷入悲观失望。中篇小说《灯火》提出了悲观主义问题。这部作品实际上也反映了作家本人的思想疑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弄得明白!”但契诃夫不甘心于自己对什么都不明白,他力求探索到一个可以把一切都贯串起来的“总的观念”。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里的老教授形象体现了当年知识分子在思想探索中体验到的苦恼,也反映了作家本人迫切寻求“明确的世界观”的心情。关于这一点,民粹派批评家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当时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他写道:“卓有才华的”契诃夫时时“会因为缺乏那种叫做‘总的观念’的东西而受到内心折磨”,而“《没意思的故事》就是这种内心折磨的产物”。①“这篇小说之所以好并且有生命力,就在于作者把自己的痛苦注进了小说。”②
正是在这种寻求“总的观念”的迫切心情驱使下,一八九○年舂契诃夫前去萨哈林岛。这座人间地狱使契诃夫否定了占据他心灵达六七年之久的托尔斯泰哲学。一八九二年《第六病室》和《在流放中》两篇作品问世,契诃夫既批评了逆来顺受的不抗恶主义,也否定了苦行僧式的禁欲主义以及看破红尘的悲观主义。《第六病室》是一部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的佳作。首先,契诃夫将对于“疯子”格罗莫夫和“有头脑的”格罗莫夫的描绘巧妙地穿插起来,而且独具匠心地安排了“疯子”格罗莫夫同“健康人”拉京医生之间的争论,自然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在沙皇专制的俄国,善于思索并敢于直言者被认作“疯子”,而洞察专制制度罪恶的恰好是这些“疯子”和“狂人”。“疯子”格罗莫夫形象无疑是契诃夫在沙皇书报检查制度控制下取得的重大艺术成果。
拉京医生的遭遇烘托和强化着读者的印象:只因为拉京同格罗莫夫交谈过几次,他竟然也被视为精神病人而投入第六病室。拉京医生的遭遇和惨死表明:托尔斯泰主义以及一切鼓吹放弃斗争的主张必然被生活所否定。
《第六病室》中的画面撼人心灵。年轻的列宁读了这部作品,顿时“觉得可怕极了”,觉得他“自己好像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
契诃夫晚期的中短篇小说具有巨大的艺术概括力。以《套中人》为例。在这个作品里,契诃夫描绘了一个害怕接触实际、害怕新生事物、死心守卫政府法令的别里科夫,他讽刺和鞭挞了别里科夫之流以及造成这种畸形性格的反动八十年代;同时,他还塑造了一个情绪激昂、善于思索的兽医伊凡·伊凡内奇的形象,正是这个兽医形象反映了九十年代后期的重要历史情况:“进步的革命阶级中的激昂情绪正在扩展到其他的阶级和社会阶层。”①篇幅不过十佘页的《套中人》却反映出两个根本不同的时代(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本质特点,由此可见契诃夫晚期抒情心理短篇小说的巨大艺术概括力。
“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是当年俄国的一种典型的社会情绪,它几乎渗透在契诃夫晚年创作的每个作品之中。“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结论是兽医伊凡·伊凡内奇作出的。在《醋栗》中,兽医伊凡·伊凡内奇无情地否定不合理的生活,斥责那些过着这种生活而又感到幸福的自私自利者,他急切盼望革新生活。《带小狗的女人》以朴素清新的笔调描写了两个恋人。在充满伪善和虚假的社会里,他们好似一对被分别关着的“笼中鸟”。沙皇专制的俄国压制和扼杀着一切美好、健康和真诚的东西。《出诊》、《公差》、《新别墅》、《农民》等短篇小说是以工厂和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它们都渗透着“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社会情绪,例如《公差》中的主人公鲁仁在接触了贫困落后、贫富悬殊的农村现实后认识到,他不能置人民的苦难于不顾而一味追求个人的幸福。又如,中篇小说《在峡谷里》揭露剥削者的贪婪和残忍,颂扬劳动者的纯朴和善良,整篇作品浸透着一种情绪:在峡谷里的这种昏暗生活必须更新。列宁说过:“革命是不能按照订单和协议制造的,只有当千千万万的人得出结论认为不能再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会爆发。”①历史已经表明,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俄国,正酝酿着一九○五年的大革命,“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社会情绪十分强烈,而契诃夫艺术地反映了这种情绪,这无疑是现实主义在契诃夫创作中的胜利。
“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应该怎样生活?应该做什么?民粹派、自由派、托尔斯泰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都有自己的主张,并按自己的主张行动。契诃夫对民粹派和自由派早就格格不入;对于托尔斯泰主义,他一度信仰过,但他在人间地狱萨哈林的见闻使他对托尔斯泰学说产生了反感;对于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契诃夫并不理解,例如,他笔下的工人的消极和愚昧,他们就连见了主人的马车也会脱帽鞠躬(《出诊》)。那么,契诃夫主张什么呢?在《醋栗》中,他借兽医伊凡.伊凡内奇之口笼统地号召“做好事”,而《新娘》中的毅然与旧生活决裂的娜嘉所做的也不过是去彼得堡求学。这表明,契诃夫所信仰和主张的东西是属于民主主义范畴的。契诃夫如何处理“怎么办”的问题呢?在《匿名氏故事》中,他否定“个人恐怖”的做法;在《我的一生》中,他反映了“平民化”一无成效;而在《带阁楼的房子》中他检验并批评了“小事情论”。但是,他在否定的同时并未提出解决“怎么办”问题的正面主张。
由于资本主义在俄国迅速发展,金钱的罪恶势力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小市民习气腐蚀着人的心灵。即使在社会运动高涨的年代,仍有不少知识分子沉湎于唯利是图的庸俗无聊的生活之中。短篇小说《姚尼奇》中的斯达尔采夫被铜臭腐蚀了灵魂,《醋栗》中的地主契木沙一希马拉依斯基同样利欲熏心。对这种人契诃夫进行了无情的鞭挞。
在否定姚尼奇和契木沙一希马拉依斯基这类自私庸人的同时,契诃夫热情赞扬了那些同庸俗和寄生生活决裂的知识分子,例如,文学教师尼基丁、兽医伊凡.伊凡内奇、副检查官鲁仁、未婚妻娜嘉等。契诃夫对觉醒了的知识分子的赞扬,就同他对“瞪着两只红眼睛的”资本主义“魔鬼”的否定、对农村贫富悬殊的暴露以及对自私庸人的解剖一样,都洋溢着民主精神和时代气息。
契诃夫是一位罕见的艺术家。列夫·托尔斯泰给了小说家契诃夫极高的评价,称他是“无与伦比的艺术家”,而且还说:“我撇开一切虚伪的客套肯定地说,从技巧上讲,他,契诃夫,远比我为高明!”①
谈论契诃夫的小说艺术,不能忽视他的笑、他的幽默和讽刺。列夫·托尔斯泰称赞契诃夫是“第一流的幽默作家”。契诃夫天赋有强烈的幽默感。这种幽默感同各种生活现象碰撞并展示其本质,就产生一种有审美价值的笑。契诃夫笑的艺术是随着他的思想和创作的不断成熟而发展和完美起来的。
在契洪特时期,年轻的作家就显示出非凡的诙谐才华,写下了大量令人捧腹的笑话和趣事。《在理发店里》、《不平的镜子》、《艺术品》等小说都闪耀着诙谐的才华,使读者听到了年轻作家的欢乐和爽朗的笑声。当然,十分明显的是:这类作品所涉及的只是复杂人生的表面现象。但是,随着时日的推移,契洪特对人生的认识有了深化,在他的笑声中也就隐含着一层苦意。《凶犯》中的丹尼斯做了有害的事,但愚昧无知的他还振振有词地为自己申辩,令人既好笑又难受。在《勋章》、《胖子和瘦子》和《钉子上》等幽默作品中,契洪特巧作安排,嘲讽了一些不知自重的人,这里的笑声已经包含着轻微的蔑视。《普利希别耶夫军士》、《在法庭上》和《变色龙》等短篇小说则表明,契洪特辛辣地嘲讽了欺压黎民百姓的恶势力。《牡蛎》、《哀伤》、《苦恼》和《万卡》等作品使读者感受了一种友善的笑,它使读者产生对人物的爱怜和同情。例如,小万卡回忆中的老爷爷风趣可爱,他的言行不时唤起读者的微笑;又如,《哀伤》中的老旋工的回顾和忏悔都使人感到作者的友善微笑。总之,在契洪特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听到不同的含有细微感情色彩的笑声。
成熟了的契诃夫对生活的观察、理解和发掘更加深刻。在他的锐利目光下,任何饰有漂亮外衣的丑、恶都难以隐遁。他或是促使人物进行自嘲(如《第六病室》中拉京医生的自我解嘲),或是运用巧妙的细节(如《在峡谷里》的区长和书记脸上特有的光彩),或者造成陪衬和对比(如《跳来跳去的女人》中的女主角和她的丈夫),或是借助漫画式的夸张(如《套中人》和《醋栗》中都运用了这种手法),目的在于展示形式与内容之脱节和矛盾而造成的笑。爽朗的欢乐、淡淡的幽默和辛辣的讽刺巧妙交织,显示出作家的高超艺术。契诃夫在描绘劳动者时发出的总是善意的和同情的笑声,而他一向冷嘲热讽的则是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丑恶现象。契诃夫的笑再一次证明他的创作的民主主义性质。
形成于《苦恼》、《万卡》等早期作品中的抒情心理短篇小说是契诃夫独创的一种体裁。它不仅蕴含丰富的思想内容,而且具有独特的艺术形式。
最醒目的特色是情节淡化,作家着重于日常生活中普通现象的描绘,从中展示人物的思想变化和性格发展,或觉醒,或矛盾,或堕落。契诃夫笔下人物的精神面貌的变化,诸如《公差》中鲁仁的觉醒、《姚尼奇》中的主人公的堕落、《醋栗》和《套中人》里的兽医的思想转折和《新娘》中娜嘉的出走等,都有其生活基础,因而都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在展现人物内心世界方面,契诃夫的独到之处在于他不侧重细致和全面地描绘、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只求读者从人物的言行举止中看出其内心活动和精神状态。这使契诃夫完全不同于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位心理大师。艺术细节和景色描写也都是契诃夫揭示人物心理状态的重要手段。
浓郁的抒情意味是契诃夫中短篇小说的又一重要特色。作家不仅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和社会情绪,描写人物的觉醒或堕落,而且巧妙和多样地流露他对觉醒者的同情及赞扬,对堕落者的厌恶和否定,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以及对丑恶现实的抨击。契诃夫高超的抒情艺术,表现在他善于找到适当的时机和场合,把抒情流露巧妙地安排在作品中所描写的生活或人物性格已为它准备了成熟条件的地方。例如,《醋栗》中兽医对丑恶现实的激昂抨击和《带小狗的女人》中古罗夫对庸俗无聊的小市民生活的痛斥,都是极为巧妙的抒情流露。契诃夫还善于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藏匿于景物描写之中,巧妙地借景抒情。例如,《套中人》的结尾是一段乡村月夜景色的描写,它突出了自然界的广阔,作家借此表达对那个只是在棺材中才找到了自己的“理想”的套中人的厌恶和谴责。
契诃夫的抒情心理小说是一个艺术整体。除了上述的心理刻画和抒情阐发这两个基本特征之外,还有另外一些特点,如,围绕中心人物勾勒一个生活背景,构思精巧、深邃的艺术细节,“客观”而含蓄的叙述笔法等。幽默和讽刺在这种小说里也是描绘生活和展示性格的手段。必须强调的是,所有这一切描绘手段都同心理刻画和抒情流露有机地融为一体,使契诃夫的小说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
契诃夫的抒情心理短篇小说还有一个公认的重要特点,那就是紧凑精练,言简意赅,“内容比文字多得多”①。契诃夫本人也说,“我善于长事短叙”②。他认为,“越是严密,越是紧凑,就越富有表现力,就越鲜明”③。为了使作品严密和紧凑,他主张“用刀子把一切多余的东西都剔掉”④。他说:“要知道,在大理石上刻出人脸来,无非是把这块石头上不是人脸的地方都剔除罢了。”①他的另一个重要见解是:“在短小的短篇小说里,留有余地要比说过头为好”②,“小说里所欠缺的主观成分读者自己会加进去的”③。契诃夫在写作实践中认真贯彻了这些主张,因而他的中短篇小说总是紧凑和简练的,而形象又总是鲜明的。读他的作品,读者总有独立思考的余地,总会感到回味无穷。
在安·巴·契诃夫的《札记》中有这样两句话:“我们都是人民。我们所做的一切最好的工作都是人民的事业。”④用这两句话来评价这位杰出的俄罗斯作家是再恰当不过的。契诃夫是人民的作家,他的创作是人民的事业,而他的成长和发展道路迄今都保留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朱逸森
2007年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