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节之夜
我站在戈尔特瓦河的岸上,等渡船从对岸划过来。平时,戈尔特瓦河是一条中等的小河,静悄悄的,沉思默想,在茂密的芦苇丛外温柔地闪光,可是现在,我面前却展开一个大湖。浩浩荡荡的春潮漫上两岸,泛滥到两边岸上很远的地方,淹没了菜园、草场和沼泽,因此在汹诵的水面上,不时可以见到杨树和灌木丛孤零零地耸立着,在晦暗的天色中看上去像是峻峭的绝壁。
我觉得天气很好。天色黑下来了,可是我仍然能够看见树木、河水、人。……整个天空布满星斗,星光照亮了这个世界。我想不起以前什么时候见到过这么多的星。繁星密得简直连一根手指也插不进去。那些星星有的像鹅蛋那么大,有的却又小得好比大麻籽。……它们大大小小,一个也不剩,统统到天空中来参加节日的盛典,洗得干干净净,焕然一新,喜笑颜开,一个个都在柔和地闪光。天空倒映在水里,星星就沉浸在黑暗的深水当中,随着轻微的涟漪一齐颤抖。空气暖和而宁静。……远处,对面岸上,在伸手不见五指的一片漆黑中,有几团鲜红的火光东一处西一处地发亮。……
离我两步远有个农民的乌黑身影,头戴一顶大帽子,手里拄着一根节节疤疤的粗手杖。
“嘿,渡船这么久还没来!”我说。
“它该来了!”黑身影回答我说。
“你也在等渡船吗?”
“不,我随便在这儿站一忽儿……”农民打着呵欠说。“我等着看节日的焰火。我倒想过河去,可是,说实话,我缺那五个戈比的渡船钱。”
“我给你五个戈比好了。”
“不,多谢多谢。……你还不如用那五个戈比替我买一支蜡烛插在那边修道院里的好。……这样有意思些,我昵,就在这儿站一忽儿好了。这可奇怪,渡船还没有来!好像沉进水里去了!”
农民走到水边,伸手拿起一根缆绳,喊道:
“叶罗尼木!叶罗尼木!”
仿佛回答他的叫声似的,对岸传来一口大钟的拖着长音的叮当声。钟声浑厚,低沉,好像有人拨了一下低音提琴的最粗的琴弦一样,听上去倒像是黑暗本身发出了沙哑的呼声。顿时,炮声响起来。炮声在黑暗中不住滚动,滚到我背后远远一个什么地方,停住了。农民脱掉帽子,在胸前画十字。
“基督复活了!”他说。
第一下钟声的音浪还没来得及停息,就又响起第二声,这以后立刻来了第三声,黑暗的夜色充满了那种连绵不断而且颤抖不已的叮当声。那些红色的火光旁边又出现新的火光,然后它们一齐移动,不安地闪烁着。
“叶罗尼木!”一个低沉而拖着长音的喊叫声响起来。
“这是对岸的人在叫,”农民说。“可见渡船也不在那边。我们的叶罗尼木睡着了。”
火光和柔和的钟声都在召唤人们到那边去。……我已经开始失去耐性,激动起来,不过后来我凝神望着黑暗的远方,终于看见一个什么东西的轮廓,活像个绞架。那就是我盼望已久的渡船。它移动得那么缓慢,要不是它的轮廓越来越清楚,人就可能以为它停在原地没动,或者正往对岸驶去。
“快点!叶罗尼木!”我身旁的农民叫道。“有位老爷等船呐!”
渡船爬到岸边来,摇晃一下,吱嘎一声停住了。渡船上站着个高身量的男人,手里拉着缆绳。他身穿修士的法衣,头戴一顶圆锥形帽子。
“为什么耽搁这样久?”我跳上渡船,问道。
“请您看在基督面上,原谅我,”叶罗尼木轻声回答说。“另外没有人了?”
“没有人了。……” 叶罗尼木伸出两只手抓住缆绳,把身体弯成问号的样子,喉咙里发出用力的声音。渡船就吱嘎一响,摇晃一下。头戴高帽子的农民身影开始从我面前慢慢地往后退去,可见渡船已经离岸了。不久叶罗尼木挺直身子,只用一只手干活。我们没说话,抬眼向渡船游过去的对岸眺望。农民盼望的“焰火”已经在那边开始了。水边有些装满树脂的桶子点燃了,好比巨大的篝火。火光映在水里,像初升的月亮那么红,形成一条条又长又宽的带子,迎着我们爬过来。燃烧的桶子照亮它们自己冒出来的浓烟和在火光附近走动着的人们的长影子。然而往远处看,火光后面,在传来柔和的钟声那边,仍然黑糊糊的,没有一点亮光。突然,一支火箭劈开黑暗,盘旋着直上天空,像是一条金黄色丝带。它在空中划了一道弧线,仿佛碰到天空而撞得粉碎似的,只听喀嚓一响,散开来,撒下万点金星。河岸上响起一片呼喊声,类似遥远的欢呼。
“多么美啊!”我说。
“真是美得没法说!”叶罗尼木叹道。“这么好的夜晚,先生!换了在别的时候,谁也不会注意这种火箭,可是今天大家见到任何无谓的东西都感到高兴。您从哪儿来?”
我说了我是从哪儿来的。
“是啊,先生。……今天是个喜气洋洋的日子……”叶罗尼木用低微而又带着叹息的男高音继续说,像是个刚刚痊愈的病人。“天上也好,地上也好,地下也好,都欢欢喜喜。一切生物都在庆祝节日。可是请您说一说,好先生,为什么人就连在兴高采烈的时候也忘不了他们的悲伤?”
我觉得这句出人意外的问话是要引我参加一场“喋喋不休的”拯救灵魂的谈话,大凡闲散无聊的修士都是深切喜爱那种谈话的。可是我没有心思长谈,所以仅仅问了一句:
“那么,神甫,您有什么悲伤吗?”
“我的悲伤照例跟大家一样,好先生。不过今天修道院里出了一件特别使人悲伤的事:做弥撒的时候,临到读经,修士助祭尼古拉死了。……”
“有什么法子呢,这是上帝的旨意!”我模仿修士的口吻说。“大家都要死的。依我看,您还是应当高兴。……据说,凡是在复活节前夕或者当天死掉的人,一定能升天堂。”
“这是实在的。”
我们沉默了。戴着高帽的农民身影同河岸的轮廓合为一体。盛着树脂的桶子越烧越旺。
“不论经书也罢,一般的道理也罢,都清楚地指出悲伤是无益的,”叶罗尼木打破沉默说,“可是为什么我的内心悲悲戚戚,不愿意听从理智的支配呢?为什么我恨不得痛哭一场呢?”
叶罗尼木耸动肩膀,转过身来对着我,很快地说:
“如果我或者别人死了,那也许不会引起注意,可是要知道,死了的是尼古拉啊!不是别人,是尼古拉啊!真叫人难以相信,他已经不在人世了!眼前我在渡船上站着,老是觉得他马上就要在岸上提高喉咙喊叫似的。他怕我在渡船上感到害怕,总是走到岸边来,叫唤我。为此,他晚上常常特意从床上起来。善良的灵魂!上帝啊,他多么善良仁慈!有些做母亲的待自己的孩子都及不上这个尼古拉待我这么好呢!拯救他的灵魂吧,主啊!”
叶罗尼木拉住缆绳,可是立刻又转过身来对我说话。
“再说,先生,他的头脑多么聪明啊!”他用唱歌般的声调说。“他的谈吐多么好听,悦耳!简直就像过一忽儿做晨祷的时候大家唱的一样:·啊,亲切的声音!啊,你那极其悦耳的声音!’他除了具备人类的其他种种品质以外,还有不同寻常的才能!”
“什么样的才能呢?”我问。
修士仔细地打量我,仿佛相信可以把他的秘密告诉我似的,高兴地笑起来了。
“他有写赞美歌的才能……”他说。“先生,那纯粹是奇迹哩!要是我告诉您,您就会大吃一惊!我们的修士大司祭神甫是从莫斯科来的,副主持神甫是在喀山学院毕业的,我们这儿还有些头脑聪明的修士司祭和长老,可是,说来奇怪,能写赞美歌的却一个也没有。尼古拉呢,是个普通的修士,是个修士助祭,没有进过什么学校,就连外貌也毫不起眼,可是他偏能写!奇迹!的确是奇迹啊!”
叶罗尼木把两只手一拍,完全忘了拉缆绳,继续入迷地说:
“副主持神甫写一篇布道词都觉得困难。有一回他写我们修道院的院史,把我们这些修士折腾得厉害,前后进过十次城。可是尼古拉却能写赞美歌!赞美歌啊!这可比不得写布道词或者院史!”
“莫非赞美歌很难写吗?”我问。
“难得很……”叶罗尼木摇着头说。“写这种东西,要是上帝没有赐给才能,光凭头脑聪明和心灵圣洁是无能为力的。有些一窍不通的修士说什么写这种东西只要了解你所写的圣徒的身世,再参照一下别的赞美歌的格式就成了。可是,先生,这话不对。当然,写赞美歌的人得了解圣徒的身世,对它非常熟悉,连最小的细节都不能漏掉。嗯,别的赞美歌也得参照,例如应该怎样开头,从哪儿写起,该写些什么。给您举个例子吧,第一节短歌总是一开头就写‘上帝的选民’或者‘选民’。……头一行老是得从天使写起。在赞美最亲爱的耶稣的歌里,要是您有兴趣听的话,是这样开头的:‘天使的创造者和万能的主啊’,赞美最神圣的圣母的歌里则是:‘从天上派到下界的庇护天使啊’,在赞美奇迹创造者尼古拉的歌里却是:‘貌似天使实则是人啊’,等等。到处都要从天使写起。当然,不参照别的赞美歌不行,不过要知道,主要的却不在于身世,也不在于符合别的赞美诗的格式,而在于美妙和委婉。处处都要写得合乎分寸,简练,细致。每一行都要柔和,亲切,温存,没有一个字粗野,生硬,或者不妥帖。应当写得让祈祷的人们心里欢畅,不住落泪,浮想联翩,浑身战栗。他为圣母所写的赞美歌里就有这样的句子:‘你快活吧,人类的思想难于攀登你的崇高!你快活吧,连天使的眼睛也无法看透你的深奥!’在这首赞美歌里,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写道:‘你快活吧,结满光明之果的大树,信徒们靠着你的果实延续生命!你快活吧,张开仁慈的华盖的大树,多少人受到你的庇荫!’”
叶罗尼木仿佛为一件什么事害怕或者害臊似的,用手掌蒙住脸,摇摇头。
“‘结满光明之果的大树……张开仁慈的华盖的大树……’”他喃喃地说。“居然找到了这样的词藻!这样的本领是主赐给他的!为了简练,他一个字里装进很多的字和很多的思想,而且写得多么流畅,细致!他在赞美最亲爱的耶稣的歌里说:‘向人间万物输送光明的火炬啊……’输送光明!这样的词藻不论在谈话里还是书本里都没有,他却偏偏想出来了,从他脑子里找出来了!除了明白晓畅和善于词令之外,先生,还要给每一行歌词加上种种装饰,要有花,有闪电,有风,有太阳,有人间万物。每句赞叹的话都要写得自然,听着悦耳。他在赞美奇迹创造者尼古拉的歌里写道:‘你快活吧,长在天堂里的百合花!’他不是简单地写‘天堂里的百合花’,而是‘长在天堂里的百合花’!这样就比较自然,比较悦耳了。尼古拉就是这么写的!真就是这么写的!我都没法跟您表达他的那种写法!”
“是的,既是这样,他死了也真是可惜,”我说,“不过,神甫,您划船吧,要不然我们就会去迟了。……”
叶罗尼木醒悟过来,往缆绳那边跑去。这时候,岸上的钟一齐响起来。大概,举着十字架的游行行列已经走到修道院附近,因为盛着树脂的桶子后面,那一大片黑糊糊的空场上,如今已经点缀着不住移动的火把了。
“尼古拉把他的赞美歌印成书了吗?”我问叶罗尼木。 “怎么会印成书呢?”他说,叹一口气。“再者,真要是印出来,那倒奇怪了。印它有什么用?我们修道院里没有人对这种东西发生兴趣。大家都不喜欢它。他们知道尼古拉在写东西,可是谁也不放在心上。如今,先生,没人尊重新作品了!”
“大家对他有成见吗?”
“正是这样。如果尼古拉是长老,修士们也许会发生兴趣,可是要知道,他连四十岁都不到。有些人讪笑他,甚至认为他写东西是罪过哩。”
“那么他写东西图的是什么呢?”
“不图什么,多半是给自己找点安慰。在所有的修士当中,只有我一个人读他的赞美歌。我常悄悄到他屋里去,免得让外人瞧见。他看到我有兴趣,也很高兴。他拥抱我,摩挲我的头,用亲热的字眼称呼我,就跟对小孩子似的。他关上修道室的门,叫我跟他并排坐下,我们就津津有味地读起来。……”
叶罗尼木放下缆绳,往我这边走来。
“我们两个人就跟好朋友一样,”他小声说,用亮晶晶的眼睛瞧着我。“他走到哪儿,我也走到哪儿。我不在,他就惦记我。他喜爱我胜过喜爱一切人,这都是因为我读了他的赞美歌常常落泪。我回想起来,心里就感动!现在我简直跟孤儿或者寡妇差不多了。您知道,我们修道院里的人都很好,善良,虔诚,可是……没有一个人温柔体贴,他们就跟粗人一样。他们讲话嗓门很响,走起路来脚步声也响,他们总是吵吵嚷嚷,用力嗽喉咙,然而尼古拉讲起话来却斯文,亲切,要是发现有人在睡觉或者祷告,他就跟苍蝇或者蚊子那样绕过去。他的脸容总是温柔而慈祥。……”
叶罗尼木深深地叹口气,拉住缆绳。我们已经要拢岸了。我们渐渐从黑暗的夜色和寂静的河水当中照直向一个魔境般的王国游去,那儿充满呛人的黑烟、噼啪响的亮光和嘈杂的人声。现在已经可以看清楚,人们正在那些盛着树脂的桶子旁边走动。闪烁的火光给他们的红脸和全身添上一种古怪的、几乎离奇的神情。在那些人头和人脸中间,偶尔闪过马的脸,一动也不动,像是用红铜铸成的。
“他们马上就要唱复活节的赞美歌了……”叶罗尼木说。“可是尼古拉不在,没有人来领会它了。……对他来说,再也没有比这首赞美歌更可爱的作品了。他总是把每个字都推敲一下!过一忽儿您就要到那边去,先生,那么您就仔细听一下他们唱些什么:您会听得透不出气来!”
“难道您不到教堂去?”
“我不能去,先生。……我得渡来往的客人。……”
“难道没有人来接您的班?”
“我不知道。……本来八点多钟就应该有人来接我的班,可是您瞧,至今没有人来!……说老实话,我倒很想到教堂去。……”
“您是修士吧?”
“是的,先生。……那就是说,我是见习修士。……”
渡船撞到岸上,停住了。我拿给叶罗尼木五戈比的渡船费,跳上了岸。立刻就有一辆大车,载着一个男孩和一个睡熟的农妇,吱吱嘎嘎响着,登上渡船。叶罗尼木被火光微微涂上一层红色,他把身子伏在缆绳上,弯下腰,把渡船划回去。……
我在泥地里走了几步,随后就走上一条柔软的、新踩出来的小路。这条小路通到修道院那乌黑而又像是洞穴的大门口,一路上烟雾腾腾,可以看到杂乱的人群、从车上卸下来的马匹、农民的大车、讲究的马车。那儿发出车辆的吱嘎声、马的喷鼻声、人的欢笑声。在那些人和马的身上,闪着紫红的火光和浓烟的摇曳的阴影。……简直乱得不得了!可是在这样拥挤的地方,居然有人找出空地安上一门小炮,而且有人在卖蜜糖饼干哩!
修道院的围墙里边,也同样熙熙攘攘,不过那些入比较庄重些,也比较守秩序些。这儿弥漫着杜松和安息香的气味。人们说话声音很响,可是欢笑声和喷鼻声却听不见了。有许多人拥挤在墓碑和十字架附近,带着复活节用的圆柱形面包,或者提着包袱。看来,他们有许多人是特地从远方来为他们的复活节面包行祝圣礼的,这时候他们都疲乏了。年轻的见习修士们顺着从大门口一直铺到教堂门口,像是一条宽带子的铁板上跑来跑去,皮靴踩出一片匆忙而清脆的脚步声。钟楼上也在忙碌,有人大呼小喊。
“多么不安宁的夜晚!”我想。“多么好啊!”
人不由得想在整个自然界,从黑暗的夜色起到铁板、坟上的十字架,底下有许多人走来走去的树木止,都能看见这种动荡不宁和彻夜不寐的景象。然而任什么地方的激动和不安都不及教堂里表现得那么强烈。教堂门口,拥进去的人潮和挤出来的人潮正进行一场无休无止的斗争。有些人挤进去了,有些人挤出来,不久却叉走回去,为的是多站一忽儿,然后再走开。人们从这个地方跑到那个地方,到处走动,好像在找什么东西。浪潮般的人群涌进教堂,在整个教堂里跑来跑去,甚至惊动了前边站着的几排神态庄严、身子笨重的人。讲到聚精会神的祈祷,那是根本办不到的。而且这儿根本就没有人祈祷,所有的只是一种连绵不断而又天真无邪的欢乐,它正寻找机会,竭力要表现出来,化为某种行动,哪怕变成横冲直撞、推推搡搡也好。
就连举行复活节祈祷仪式的时候,这种不同寻常的活跃也仍然一目了然。那些圣障中门都敞开着。空中,枝形大烛架四周,神香的浓重烟雾飘浮不定。无论往哪边看,到处都是烛火、亮光、烛芯的爆裂。……诵读经文已经完全办不到,只有匆忙欢畅的歌声一刻不停地唱到仪式结束。每唱完一首赞美歌,教士们就去更换法衣,然后走出来,摇着手提香炉,这样的事几乎每隔十分钟就要重复一次。
我还没来得及占好地方,前边人群的浪潮就往后退,把我推到后面去。一个高大壮实的助祭拿着一支细长的红蜡烛,从我面前走过去。紧跟着,一个白发苍苍的修士大司祭,头上戴着金黄色法冠,摇着手提香炉,匆匆走过去。等到他们走远,不见踪影了,人群就又把我挤回原来的地点。可是还没过十分钟,新的浪潮就又涌过来,助祭又出现了。这一回跟在他身后的是副主持神甫,也就是叶罗尼木所说的那个编写修道院历史的人。
我夹在人群当中,感染到那种普遍的欢欣激动的情绪,可是一想到叶罗尼木,就难过得受不了。为什么没有人去跟他换班呢?为什么不派一个感情不这么丰富、对事物不这么敏感的人到渡船上去呢?
“锡安啊,你抬起你的眼睛,往四周看一下吧……”唱诗班唱道,“因为你的儿女从西方和北方,从海洋,从东方,来到你身旁,朝拜你明亮的神光。……”
我打量一下大家的脸。所有的脸都现出活泼的高兴神情,然而没有一个人细听那首歌,谁也没有认真揣摩歌里的词句,“听得透不出气来”的人一个也没有。为什么没有人去替换叶罗尼木呢?我想象得出,如果这个叶罗尼木来到此地,他就会在墙边一个地方温顺地站着,躬起身子,如饥如渴地体会这首圣歌的美妙歌词。现在站在我身旁的人充耳不闻的东西,他却会凭敏感的灵魂一股脑儿吞进去,陶醉得神魂飘荡,透不出气来,整个教堂里再也不会有一个人比他更幸福。可是现在呢,他却在那乌黑的河面上游过来游过去,怀念他去世的弟兄和朋友。
浪潮般的人群从后面涌过来。一个体态丰满、赔着笑脸的修士侧着身子从我身边擦过去,手里拨弄着念珠,不住回头看,给一个头戴女帽、身穿天鹅绒大衣的太太开路。太太身后急匆匆地跟着一个修道院的仆役,手里端着一把椅子,把它从我们头顶上举过去。
我从教堂里走出来。我想看一看去世的尼古拉,那个默默无闻的赞美歌作者。我在围墙附近走动,那儿沿墙有一长排修士的修道室。我在好几个窗口往里张望,却什么也没看见,就退回来。现在我并不因为没有见到尼古拉而惋惜。上帝才知道,要是我见到了他,也许我倒会丧失我的想象力现在为我描绘的那个形象了。这个可爱而又富于诗情的人常常深夜出外呼唤叶罗尼木,用花卉、星斗、阳光点缀他的赞美歌,不为人所理解,孤孤单单,为此我把他想象成一个腼腆而苍白的人,五官清秀,神情温和、忧郁。他眼睛里除了露出智慧以外,必定还闪着爱抚的光芒,以及一种难以抑制的和稚气的痴迷,这是叶罗尼木为我朗诵赞美歌诗句的时候我从他声调里听出来的。
等到我们做完弥撒,从教堂里走出来,黑夜已经过去。清晨开始了。繁星熄灭,天空现出一片蓝灰色,阴沉沉的。那些铁板、墓碑、树上的幼芽,都蒙着一层露水。空气里有一股特别新鲜的气息。围墙外面已经没有夜里我见过的那种活泼气氛了。马和人都显得疲乏,带着睡意,几乎不大走动。那些树脂桶只剩下一堆堆黑色的灰烬。人疲乏想睡,总是觉得自然界也在经历同样的情形。我觉得树木和嫩草也在睡觉。仿佛连钟声也不及夜间那么嘹亮欢畅。动荡不安已经结束,原先的兴奋如今只剩下愉快的倦怠以及一心想睡觉和取暖的渴望了。
现在我能够看清那条河和它的两岸。河面上的薄雾东一团西一团,不住地飘动。河水冒出凉气和寒意。我跳上渡船,船上已经放着一辆不知什么人的马车,站着二十来个男人和女人。缆绳潮湿了,而且依我看来也带着睡意,它向远处伸展过去,越过宽阔的河面,有些地方消失在白茫茫的薄雾里。
“基督复活了!另外没有人了吧?”一个轻柔的声音问。
我听出那是叶罗尼木的声音。现在再也没有黑暗的夜色妨碍我看清那个修士了。他是个高身量和窄肩膀的人,年纪三十五岁上下,脸庞大而且圆,眼睛半睁半闭,懒洋洋地瞧着一切,胡子是楔形的,没有理顺。他的模样异常忧郁而疲乏。
“还没有人来替换您吗?”我诧异地问。
“替换我?”他转过身来对着我,反问道,他那受冻的脸上沾着露水,现出笑容。“现在不会有人来接班,要等到天色大亮。现在大家就要到修士大司祭那儿去开斋了,先生。”
他身旁站着一个身材矮小的农民,头戴状似卖蜂蜜用的木罐的红褐色皮帽,他和那个农民一起伏在缆绳上,喉咙里一齐发出用力的声音,渡船就离开河岸了。
我们的船游出去,一路上惊扰着懒散地升上去的迷雾。大家沉默不语。叶罗尼木心不在焉地用一只手干活。他用温和而失神的眼睛久久地打量我们,然后把目光停在一个年轻的商人妻子的脸上,那张脸红润,长着两道黑眉毛。她跟我并排站在渡船上,由于晨雾包围着她而沉默地缩起身子。一路上他的眼睛始终没离开过她的脸。
这种长久注视的目光里很少男性的成分。我觉得叶罗尼木好像是在女人的脸上寻找他已故的朋友那副清秀温柔的相貌。P3-14
译文社将再版《契诃夫小说全集(十卷)》,约我修改“前言”(十四年前写成的“前言”)。为此事我重读《契诃夫文学书简》,联系当今“流派”迭起众说纷纭的文坛,决定摘录契诃夫关于文学创作的诸多问题的见解和体验,以此作为“前言”的引子,这么做兴许更有益于理解契诃夫,这位生活和创作于百余年前的俄罗斯作家。
契诃夫如是说:
“在艺术中,也正像在生活中一样,没有什么偶然的东西。”
“没有明确世界观的自觉生活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
“文学家不是做糖果点心的,不是化妆美容的,也不是使人消愁解闷的;他是一个负有义务的人,他受自己的责任感和良心的约束。”
“生活不只是要从正面研究,而且也要从反面研究。”
“我只想诚实地告诉人们:‘看一看你们自己吧,你们生活得多么糟糕和无聊!’”
“我只会凭回忆写东西,而且从未直接按实际情形写生。我要让我的记忆把题材过滤一番,以便在记忆里就像在过滤器中一样只剩下重要的或典型的东西。”
“文学上的伪善是最令人厌恶的伪善。”
“市民阶层的作家不可能不虚伪。这是改良了的黄色作家。黄色作家和他们的读者一起作孽犯罪,而市民阶层的作家则同读者一起假充正经,而且逢迎他们的狭隘美德。”
“资产阶级非常喜欢所谓的‘正面’典型以及有美满结局的长篇小说,因为这种小说使资产阶级心安理得地认为:可以既积攒钱财,又保持清白;既做野兽,又过幸福的生活。”
“性这个活动范围在人世间有着重要的作用,但要知道,并非什么东西都以性范围为转移,远非这样;它也不是事事处处都有决定意义。”
“艺术创作的条件不是无论何时都容忍和科学论据完全一致;不能把舞台上的服毒致死描绘成和实际上所发生的一样。但即使在这种假定性中也应当使人感觉到与科学论据的一致,就是说,也应当使读者和观众明白,这不过是一种假定性,而他遇到的作家则是一个行家。”
“那些我们称之为不朽的或简称之为好的作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而且非常重要的特征:他们在朝着一个什么方向走,而且召唤着你向那个地方走……他们中的优秀分子都是现实主义者,把生活写成它本来有的样子,但由于每一行文字都像浸透了浆汁似的浸透着目标感,你除了生活本来的样子外还感到那种应该有的生活,而这一点也就使你心醉。”
“谁真诚地认为,崇高和遥远的目标对于人来说就像对于牛一样很少需要,而‘我们的全部不幸’又全在于这些目标,——谁真诚地这么认为,谁就只好吃吃、喝喝和睡睡了,而一旦这些东西也使他厌烦了,他就只好先跑上几步,然后一头撞向大箱子的角上。”
“创作中的孤独感是一种令人难受的东西,不好的批评总比毫无反响好一些。”
“如果听凭个人观点随便处置文学作品(大小文学作品),那么文学的命运将会是可悲的。……我同意:没有约束和棍棒是不行的,因为骗子手也会钻进文学界来。但是,对文学来说,不管你怎么想,你想不出一种比批评和作家本人的良心更好的警察来。”
“那时主持刊物的是一些具有清楚面貌的人,如别林斯基和赫尔岑等这样的人,他们不只是支付稿酬,而且还吸引人,教导和培养人。”
“应当做的不是把果戈理降低到大众的水平,而是把大众向果戈理的水平提高。”
“现在的文化,——这是为了伟大未来而做的工作的开端。” “我违心过着一种归根结底是为了卢布的狭隘生活……一想到钱是我的活动中心,而我是在为钱工作,我心里就极端苦闷……真该在硫酸中洗一个澡,来一个脱胎换骨。”
关于契诃夫,高尔基曾经说过:“这是一个独特的巨大天才,是那些在文学史上和在社会情绪中构成时代的作家中的一个。”此话绝非过誉之词,契诃夫在小说和戏剧创作方面的贡献堪称是划时代的,而渗透在他作品中的民主主义思想也确实反映了俄国历史上一整个时代的社会情绪。
安·巴·契诃夫(1860—1904)出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他的祖先是农奴。一八四一年,他祖父为本人及家属赎取了人身自由。他父亲起初是一名伙计,后来自己开了一家杂货铺。严厉的父亲常常命令儿子站柜台、做买卖,所以契诃夫在回忆自己的童年时说他小时候“没有童年”。一八七六年,父亲因不善经营而破产,只身去莫斯科当伙计,不久家人们也随着他相继迁居莫斯科,只留下契诃夫一人在故乡继续求学,主要靠做家庭教师度过了相当艰辛的三年。一八七九年,契诃夫进入莫斯科大学医学院学习。一八八四年,他大学毕业后在伏斯克列辛斯克和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农民、地主、官吏、教员等各式人物,这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无疑有良好影响。
一八八○年,幽默刊物《蜻蜒》发表契诃夫的两篇处女作:短篇小说《写给有学问的邻居的信》和幽默小品《在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等作品里最常遇见的是什么?》。这是契诃夫的文学生涯的开端。在前一个作品中,年轻的作者嘲笑了一个不学无术而又自命不凡的地主,在后一个幽默小品中他则表露了自己对当年文学创作中的陈词滥调的不满。然而,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是俄国历史上反动势力猖獗的时期,社会气氛令人窒息,进步思想备受禁锢,庸俗无聊的书报刊物则应运而生。身处这种环境,涉世不深和迫于生计的契诃夫曾用不同笔名发表了不少仅供消遣解闷的滑稽故事,《在理发店里》、《不平的镜子》、《外科手术》等便是这类作品。
但是,契诃夫不久就跳出了低级无聊的滑稽圈子。自一八八三年起,他以契洪捷为笔名,写下了许多优秀的短篇小说,反映俄国社会的荒谬怪诞和劳动大众的苦难哀伤,如《一个文官的死》、《胖子和瘦子》、《变色龙》、《凶犯》、《普利希别耶夫军士》、《苦恼》和《万卡》等都是传世佳作。
非凡的才华使契诃夫声誉日增,一八八八年他获得了俄国皇家科学院的“普希金奖金”。但由于周围环境的影响,他不关心政治,只想有“最最绝对的自由”和做一个“自由的艺术家”。不过,污浊的现实和不公正现象以及他个人的与日俱增的声誉和地位都使他心情不宁。他开始认识到,“文学家不是做糖果点心的,不是化妆美容的,也不是给人消愁解闷的;他是一个身负责任的人”。他时时为自己缺乏一个“明确的世界观”而感到苦闷;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没有“明确的世界观”,那么“自觉的生活……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是一种可怕的事情”。契诃夫的这种心情和认识,在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1889)中不难捉摸到。
从八十年代下半期起,契诃夫开始写剧本。《蠢货》、《求婚》、《结婚》和《纪念日》等独幕轻松喜剧在内容和手法上接近于契诃夫的早期幽默作品,其中有的甚至就是他将自己的短篇小说改编而成的。而在《伊凡诺夫》(1889)中,契诃夫描写了八十年代的“多余的人”。
一八九○年四月,为了加深对俄国现实的认识,身体赢弱的契诃夫去萨哈林岛考察。在岛上,他亲眼看到了一座人间地狱,目睹野蛮、痛苦和灾难的种种极端表现。萨哈林岛之行在契诃夫的后半生中起了重大作用,它提高了契诃夫的思想认识,深化了他的创作意境。正是在这时他开始认识到为反动《新时报》撰稿带给他的只是“祸害”,他开始纠正自己不问政治的倾向,他说:“如果我是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我至少需要一点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也正是在这时契诃夫写出了撼人心灵的中篇小说《第六病室》,将沙皇俄国影射为一座阴森的监狱。
一八九二年,契诃夫在梅里霍沃购置了庄园并在那里定居,同普通人有了更多的接触。一八九八年起,他因病情加剧,遵医嘱迁居黑海边的雅尔塔。在一八九○至一九○○年间,契诃夫先后去米兰、威尼斯、维也纳、巴黎等地治病、疗养和游览。一九○一年,他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天才演员奥尔迦·克尼碧尔结婚。
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初为止,契诃夫积极投身于社会活动。一八九二年,他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罗涅什省赈济灾荒;一八九二至一八九三年间,他在谢尔普霍夫县参加扑灭霍乱的工作;一八九七年,他参与人口普查工作;一八九八年,他支持法国作家左拉为无辜的犹太籍军官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动;一九○○年二月间,他安排了政治流放犯、社会民主党人拉金进入雅尔塔肺痨病人疗养院治病和疗养;一九○二年,他抗议科学院因屈服于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粗暴干预而撤销高尔基的名誉院士资格,并与柯罗连科一起毅然放弃他们自己在两年前获得的名誉院士称号;一九○三年他热心资助为争取民主和自由而遭受沙皇政府迫害的大学生……一连串的事实表明:随着当年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契诃夫的民主主义立场和思想越来越坚定。
契诃夫的小说和戏剧创作在这时也都进入了全盛时期。他的中短篇小说涉及社会生活中许多重大问题。例如,《农民》、《新别墅》、《公差》和《在峡谷里》等作品描绘了俄国农村的愚昧、落后和野蛮,展示了农村中的贫富悬殊和矛盾,暴露了剥削者的蛇蝎心肠;《女人的王国》、《三年》和《出诊》等中短篇小说则以揭露资本主义剥削为主题;在《醋栗》和《姚尼奇》中,契诃夫刻画了自私庸人的空虚和堕落。在契诃夫的许多晚期作品中,充满着一种在当年极为典型的社会情绪:“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契诃夫的著名剧作《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姐妹》和《樱桃园》也是在这个时期写就的,观众透过剧中人的平凡日常生活同样看到了重要的社会现象。
契诃夫是一位杰出的作家,但他一直十分热心于公益事业。例如,由于他的努力,在塔列日、诺伏肖尔基和梅里霍沃三个村庄里造起三所相当好的学校。又如,契诃夫不断给一些地方图书馆赠送书籍,收到他的赠书的有萨哈林、彼尔姆、谢尔普霍夫和塔甘罗格等地的图书馆。众所周知,契诃夫是学医的,他本人曾以戏谑的口气说过,医学是他的“发妻”,而文学则是他的“情妇”。契诃夫医生在梅里霍沃和雅尔塔等地常为穷苦农民诊病和撮药,而在一八九二年霍乱流行期间,他主持梅里霍沃医疗站的工作,控制二十五个村庄、四个工厂和一个修道院的病情,在短短三个月内经他诊治的病员达一千人左右。热心于公益事业的契诃夫毕生实践了他的一个崇高信念:“为公共福利尽力的愿望应当不可或缺地成为心灵的需要和个人幸福的条件。”
一九○四年六月,契诃夫的病情恶化。在爱妻的陪伴下他前往德国巴登维勒治疗。是年七月十五日,契诃夫在该地逝世,结核杆菌在这位杰出的作家年仅四十四岁的时候就夺走了他的宝贵生命。
小说家契诃夫的创作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始于一八八○年,终止于一八八六年。这个阶段的多数好作品是以契洪捷署名的,可以说,这是“契洪捷阶段”。第二个阶段自一八八六年起,到一八九二年发表《第六病室》为止,《第六病室》是契诃夫创作发展进程中的重大转折点。从一八九二年起,一直到一九。三年发表辞世短篇小说《新娘》止,是契河夫小说发展的第三阶段,也是他艺术创作活动的顶峰时期。
在第一个阶段,契洪捷写的主要是幽默作品。但是,在写于一八八三年以后的一些幽默作品里,已经蕴含着一种新的短篇小说体裁——抒情心理短篇小说——的萌芽。这种萌芽在契诃夫的创作实践中逐步茁壮、发展,以至在一八八六年形成为一种崭新的抒情心理短篇小说体裁,它的代表性作品是《苦恼》和《万卡》。这类作品以平凡的日常生活现象为情节基础,叙述笔法客观而又含蓄,运用构思巧妙的艺术细节和精心勾勒的生活背景,而作家所注重的又是在展示人物的心理状态中反映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作家的浓郁情意则平淡地融化在作品的全部形象体系之中。这种短篇小说体裁将随着契诃夫创作的发展而日趋完美。
从一八八六年到发表《第六病室》的一八九二年,这是小说家契诃夫创作发展的第二阶段。自八十年代下半期起,契诃夫声誉日增。到一八八八年时他已经是《梅尔柏密尼的故事》、《五颜六色的故事》、《在黄昏》、《天真的话》和《短篇小说集》等五个集子的作者。契诃夫第二阶段的创作题材比以前丰富,对生活的开掘也比以前深广。但这些作品大多是从道德的角度揭示生活矛盾。例如,短篇小说《仇敌》描写老爷阿鲍金和医生基里洛夫的道德冲突。在《命名日》、《公爵夫人》、《恐惧》等短篇小说中,契诃夫暴露有财有势者的伪善和虚荣,批评阿谀和奉承。《跳来跳去的女人》则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一个爱慕虚荣的妇女的可笑和可悲的贫乏心灵。在短篇小说《精神错乱》中,契诃夫控诉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种“可怕罪恶”:卖淫,而且告诉读者,更为可怕的是社会对这种极端“反常”的现象表现出来的麻木不仁。
《草原》是契诃夫的第一部严肃的大型作品。它歌颂祖国美好的大自然,描绘草原人民的生活,思考农民的命运,反映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朦胧向往。整部作品充满浓郁的抒情意味,显示出契诃夫描绘自然景色的绝技。
契诃夫第二阶段创作的重要特点之一是他反映了当年社会上一些人的思想探索活动。例如,《好人》和《在路上》涉及知识分子的思想探索。《乞丐》、《邂逅》和《哥萨克》等短篇小说则反映托尔斯泰主义在当年俄国流行的情景,也表明契诃夫一度曾受托尔斯泰学说的影响。在反动势力猖獗的八十年代,不少人陷入悲观失望。中篇小说《灯火》提出了悲观主义问题。这部作品实际上也反映了作家本人的思想疑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弄得明白!”但契诃夫不甘心于自己对什么都不明白,他力求探索到一个可以把一切都贯串起来的“总的观念”。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里的老教授形象体现了当年知识分子在思想探索中体验到的苦恼,也反映了作家本人迫切寻求“明确的世界观”的心情。关于这一点,民粹派批评家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当时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他写道:“卓有才华的”契诃夫时时“会因为缺乏那种叫做‘总的观念’的东西而受到内心折磨”,而“《没意思的故事》就是这种内心折磨的产物”。“这篇小说之所以好并且有生命力,就在于作者把自己的痛苦注进了小说。”
正是在这种寻求“总的观念”的迫切心情驱使下,一八九○年舂契诃夫前去萨哈林岛。这座人间地狱使契诃夫否定了占据他心灵达六七年之久的托尔斯泰哲学。一八九二年《第六病室》和《在流放中》两篇作品问世,契诃夫既批评了逆来顺受的不抗恶主义,也否定了苦行僧式的禁欲主义以及看破红尘的悲观主义。《第六病室》是一部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的佳作。首先,契诃夫将对于“疯子”格罗莫夫和“有头脑的”格罗莫夫的描绘巧妙地穿插起来,而且独具匠心地安排了“疯子”格罗莫夫同“健康人”拉京医生之间的争论,自然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在沙皇专制的俄国,善于思索并敢于直言者被认作“疯子”,而洞察专制制度罪恶的恰好是这些“疯子”和“狂人”。“疯子”格罗莫夫形象无疑是契诃夫在沙皇书报检查制度控制下取得的重大艺术成果。
拉京医生的遭遇烘托和强化着读者的印象:只因为拉京同格罗莫夫交谈过几次,他竟然也被视为精神病人而投入第六病室。拉京医生的遭遇和惨死表明:托尔斯泰主义以及一切鼓吹放弃斗争的主张必然被生活所否定。 《第六病室》中的画面撼人心灵。年轻的列宁读了这部作品,顿时“觉得可怕极了”,觉得他“自己好像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
契诃夫晚期的中短篇小说具有巨大的艺术概括力。以《套中人》为例。在这个作品里,契诃夫描绘了一个害怕接触实际、害怕新生事物、死心守卫政府法令的别里科夫,他讽刺和鞭挞了别里科夫之流以及造成这种畸形性格的反动八十年代;同时,他还塑造了一个情绪激昂、善于思索的兽医伊凡·伊凡内奇的形象,正是这个兽医形象反映了九十年代后期的重要历史情况:“进步的革命阶级中的激昂情绪正在扩展到其他的阶级和社会阶层。”篇幅不过十佘页的《套中人》却反映出两个根本不同的时代(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本质特点,由此可见契诃夫晚期抒情心理短篇小说的巨大艺术概括力。
“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是当年俄国的一种典型的社会情绪,它几乎渗透在契诃夫晚年创作的每个作品之中。“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结论是兽医伊凡·伊凡内奇作出的。在《醋栗》中,兽医伊凡·伊凡内奇无情地否定不合理的生活,斥责那些过着这种生活而又感到幸福的自私自利者,他急切盼望革新生活。《带小狗的女人》以朴素清新的笔调描写了两个恋人。在充满伪善和虚假的社会里,他们好似一对被分别关着的“笼中鸟”。沙皇专制的俄国压制和扼杀着一切美好、健康和真诚的东西。《出诊》、《公差》、《新别墅》、《农民》等短篇小说是以工厂和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它们都渗透着“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社会情绪,例如《公差》中的主人公鲁仁在接触了贫困落后、贫富悬殊的农村现实后认识到,他不能置人民的苦难于不顾而一味追求个人的幸福。又如,中篇小说《在峡谷里》揭露剥削者的贪婪和残忍,颂扬劳动者的纯朴和善良,整篇作品浸透着一种情绪:在峡谷里的这种昏暗生活必须更新。列宁说过:“革命是不能按照订单和协议制造的,只有当千千万万的人得出结论认为不能再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会爆发。”历史已经表明,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俄国,正酝酿着一九○五年的大革命,“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社会情绪十分强烈,而契诃夫艺术地反映了这种情绪,这无疑是现实主义在契诃夫创作中的胜利。
“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应该怎样生活?应该做什么?民粹派、自由派、托尔斯泰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都有自己的主张,并按自己的主张行动。契诃夫对民粹派和自由派早就格格不入;对于托尔斯泰主义,他一度信仰过,但他在人间地狱萨哈林的见闻使他对托尔斯泰学说产生了反感;对于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契诃夫并不理解,例如,他笔下的工人的消极和愚昧,他们就连见了主人的马车也会脱帽鞠躬(《出诊》)。那么,契诃夫主张什么呢?在《醋栗》中,他借兽医伊凡.伊凡内奇之口笼统地号召“做好事”,而《新娘》中的毅然与旧生活决裂的娜嘉所做的也不过是去彼得堡求学。这表明,契诃夫所信仰和主张的东西是属于民主主义范畴的。契诃夫如何处理“怎么办”的问题呢?在《匿名氏故事》中,他否定“个人恐怖”的做法;在《我的一生》中,他反映了“平民化”一无成效;而在《带阁楼的房子》中他检验并批评了“小事情论”。但是,他在否定的同时并未提出解决“怎么办”问题的正面主张。
由于资本主义在俄国迅速发展,金钱的罪恶势力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小市民习气腐蚀着人的心灵。即使在社会运动高涨的年代,仍有不少知识分子沉湎于唯利是图的庸俗无聊的生活之中。短篇小说《姚尼奇》中的斯达尔采夫被铜臭腐蚀了灵魂,《醋栗》中的地主契木沙一希马拉依斯基同样利欲熏心。对这种人契诃夫进行了无情的鞭挞。
在否定姚尼奇和契木沙一希马拉依斯基这类自私庸人的同时,契诃夫热情赞扬了那些同庸俗和寄生生活决裂的知识分子,例如,文学教师尼基丁、兽医伊凡.伊凡内奇、副检查官鲁仁、未婚妻娜嘉等。契诃夫对觉醒了的知识分子的赞扬,就同他对“瞪着两只红眼睛的”资本主义“魔鬼”的否定、对农村贫富悬殊的暴露以及对自私庸人的解剖一样,都洋溢着民主精神和时代气息。
契诃夫是一位罕见的艺术家。列夫·托尔斯泰给了小说家契诃夫极高的评价,称他是“无与伦比的艺术家”,而且还说:“我撇开一切虚伪的客套肯定地说,从技巧上讲,他,契诃夫,远比我为高明!”
谈论契诃夫的小说艺术,不能忽视他的笑、他的幽默和讽刺。列夫·托尔斯泰称赞契诃夫是“第一流的幽默作家”。契诃夫天赋有强烈的幽默感。这种幽默感同各种生活现象碰撞并展示其本质,就产生一种有审美价值的笑。契诃夫笑的艺术是随着他的思想和创作的不断成熟而发展和完美起来的。
在契洪特时期,年轻的作家就显示出非凡的诙谐才华,写下了大量令人捧腹的笑话和趣事。《在理发店里》、《不平的镜子》、《艺术品》等小说都闪耀着诙谐的才华,使读者听到了年轻作家的欢乐和爽朗的笑声。当然,十分明显的是:这类作品所涉及的只是复杂人生的表面现象。但是,随着时日的推移,契洪特对人生的认识有了深化,在他的笑声中也就隐含着一层苦意。《凶犯》中的丹尼斯做了有害的事,但愚昧无知的他还振振有词地为自己申辩,令人既好笑又难受。在《勋章》、《胖子和瘦子》和《钉子上》等幽默作品中,契洪特巧作安排,嘲讽了一些不知自重的人,这里的笑声已经包含着轻微的蔑视。《普利希别耶夫军士》、《在法庭上》和《变色龙》等短篇小说则表明,契洪特辛辣地嘲讽了欺压黎民百姓的恶势力。《牡蛎》、《哀伤》、《苦恼》和《万卡》等作品使读者感受了一种友善的笑,它使读者产生对人物的爱怜和同情。例如,小万卡回忆中的老爷爷风趣可爱,他的言行不时唤起读者的微笑;又如,《哀伤》中的老旋工的回顾和忏悔都使人感到作者的友善微笑。总之,在契洪特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听到不同的含有细微感情色彩的笑声。
成熟了的契诃夫对生活的观察、理解和发掘更加深刻。在他的锐利目光下,任何饰有漂亮外衣的丑、恶都难以隐遁。他或是促使人物进行自嘲(如《第六病室》中拉京医生的自我解嘲),或是运用巧妙的细节(如《在峡谷里》的区长和书记脸上特有的光彩),或者造成陪衬和对比(如《跳来跳去的女人》中的女主角和她的丈夫),或是借助漫画式的夸张(如《套中人》和《醋栗》中都运用了这种手法),目的在于展示形式与内容之脱节和矛盾而造成的笑。爽朗的欢乐、淡淡的幽默和辛辣的讽刺巧妙交织,显示出作家的高超艺术。契诃夫在描绘劳动者时发出的总是善意的和同情的笑声,而他一向冷嘲热讽的则是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丑恶现象。契诃夫的笑再一次证明他的创作的民主主义性质。
形成于《苦恼》、《万卡》等早期作品中的抒情心理短篇小说是契诃夫独创的一种体裁。它不仅蕴含丰富的思想内容,而且具有独特的艺术形式。
最醒目的特色是情节淡化,作家着重于日常生活中普通现象的描绘,从中展示人物的思想变化和性格发展,或觉醒,或矛盾,或堕落。契诃夫笔下人物的精神面貌的变化,诸如《公差》中鲁仁的觉醒、《姚尼奇》中的主人公的堕落、《醋栗》和《套中人》里的兽医的思想转折和《新娘》中娜嘉的出走等,都有其生活基础,因而都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在展现人物内心世界方面,契诃夫的独到之处在于他不侧重细致和全面地描绘、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只求读者从人物的言行举止中看出其内心活动和精神状态。这使契诃夫完全不同于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位心理大师。艺术细节和景色描写也都是契诃夫揭示人物心理状态的重要手段。
浓郁的抒情意味是契诃夫中短篇小说的又一重要特色。作家不仅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和社会情绪,描写人物的觉醒或堕落,而且巧妙和多样地流露他对觉醒者的同情及赞扬,对堕落者的厌恶和否定,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以及对丑恶现实的抨击。契诃夫高超的抒情艺术,表现在他善于找到适当的时机和场合,把抒情流露巧妙地安排在作品中所描写的生活或人物性格已为它准备了成熟条件的地方。例如,《醋栗》中兽医对丑恶现实的激昂抨击和《带小狗的女人》中古罗夫对庸俗无聊的小市民生活的痛斥,都是极为巧妙的抒情流露。契诃夫还善于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藏匿于景物描写之中,巧妙地借景抒情。例如,《套中人》的结尾是一段乡村月夜景色的描写,它突出了自然界的广阔,作家借此表达对那个只是在棺材中才找到了自己的“理想”的套中人的厌恶和谴责。
契诃夫的抒情心理小说是一个艺术整体。除了上述的心理刻画和抒情阐发这两个基本特征之外,还有另外一些特点,如,围绕中心人物勾勒一个生活背景,构思精巧、深邃的艺术细节,“客观”而含蓄的叙述笔法等。幽默和讽刺在这种小说里也是描绘生活和展示性格的手段。必须强调的是,所有这一切描绘手段都同心理刻画和抒情流露有机地融为一体,使契诃夫的小说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
契诃夫的抒情心理短篇小说还有一个公认的重要特点,那就是紧凑精练,言简意赅,“内容比文字多得多”。契诃夫本人也说,“我善于长事短叙”。他认为,“越是严密,越是紧凑,就越富有表现力,就越鲜明”。为了使作品严密和紧凑,他主张“用刀子把一切多余的东西都剔掉”。他说:“要知道,在大理石上刻出人脸来,无非是把这块石头上不是人脸的地方都剔除罢了。”他的另一个重要见解是:“在短小的短篇小说里,留有余地要比说过头为好”,“小说里所欠缺的主观成分读者自己会加进去的”。契诃夫在写作实践中认真贯彻了这些主张,因而他的中短篇小说总是紧凑和简练的,而形象又总是鲜明的。读他的作品,读者总有独立思考的余地,总会感到回味无穷。
在安·巴·契诃夫的《札记》中有这样两句话:“我们都是人民。我们所做的一切最好的工作都是人民的事业。”用这两句话来评价这位杰出的俄罗斯作家是再恰当不过的。契诃夫是人民的作家,他的创作是人民的事业,而他的成长和发展道路迄今都保留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朱逸森
2007年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