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霸之争,天下诸候皆失礼;法统所系,变革时代圣人出。
读春秋大国起落沉浮,悟今朝中华图强崛起。
这是第一本以现代价值对“史书之宗”的性情解读,由《百家讲坛》主力作者重磅推出。
本书从周幽王“烽火戏诸候”引起国破东迁说起,通过对礼崩乐坏、王室失势后列国争霸的叙述,勾勒出整个春秋的历史脉络。本书以“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世”的“礼”为评判尺度,言简而要、事详而博,对春秋时代的政治、战争做出独到的点评。作者用通俗易懂的现代语言将经书中那个富有人文思想的时代呈现给广大读者,带人们走进中华文明的轴心时代!
《春秋》,中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隐恶扬善,褒贬于辞,后世作史无不以此为典范,从文字表面看,只是以当时周朝的一个诸侯国鲁国的历史为线索,但实际上,整个周王朝的大事,在里面都有体现。
本书从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引起国破东迁说起,拉开东周时局的序幕。通过对郑、齐、宋、晋、楚、秦、吴、越相继争霸的前因后果,展开了春秋历史的整个画卷。言简而要、事详而博,刻画人物生动形象,战争场面恢宏浩大。其秉笔直书,以“礼”为伦理视角,催生了思想文化史上灿烂的先秦诸子时代。
孔子在洛阳会见老子的同一年,郑国执政大夫子产死了,消息传来,孔子哭了。
孔子为什么哭?他们又不是亲戚,也不是老乡,更不是师生,他哭哪门子丧呢?
子产(公元前565年一公元前522年)比孔子年长,一个地位显贵,是郑国的大夫兼执政;一个地位较低,仅仅是一个懂“礼”的青年后生。但孔子对子产的评价可谓相当高,他说,子产就是我非常怀念的“古之遗爱”啊。
那么子产到底哪些方面令孔子佩服呢?
第一,子产是个懂得“道”的人。就在昭公十七年冬,有彗星出现,当时有人预言将有火灾发生,郑国大夫裨灶建设祭神禳灾,子产未听。等到昭公十八年,大火星出现,宋、卫、陈、郑国相继发生了火灾,裨灶等一些政府官员就纷纷要求子产去祭祀求神,他们担心火灾再次发生。子产不同意,他说了一番著名的话:“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天道遥远,人道切近,二者风马牛不相及,我们还是要多讲与百姓生活有关的人道,求神是免不了火灾的,裨灶哪里知道什么天道呢?这种天道人道相分的思想表现出重人事、轻鬼神的倾向,深得孑L子的赞同。
同时,为了防止邻国趁火打劫,子产“授兵登陴”,派军队荷枪实弹守护边境,并告诫大夫:“小国忘守则危,况有灾乎?国之不可小,有备故也。”
其次,在《左传》的作者那里,子产不仅知书识礼,善于积德,而且主政有道,治国有方。在后世史学家眼里,子产颇有诸葛孔明之风。子产第一次出现在《左传》中是在襄公八年,十多岁的子产就显露出过人的才智。他的父亲子国与子耳率师侵蔡,想讨好晋国,俘虏了蔡国司马公子燮,郑国人都非常高兴,只有子产例外。子产这么说:“小国无文德而有武功,祸莫大焉。”为什么这么说呢?小小年纪的子产就懂得了这样一个道理,蔡是楚国的属国,郑国无故侵蔡,楚国岂可坐视不管?若楚国来问罪,郑围怎么办?是附楚还是抗楚?抗楚,小小郑国根本不是楚国对手;附楚,则晋国必然来伐,这样一来就招致了晋楚的轮流打击,所以子产预言:“自今郑国,不四五年,弗得宁矣。”后来事态的发展正如子产所言,郑国就在从楚和从晋之间摇摆不定,楚来从楚,晋来附晋,民不堪命。
子产的见识和才能很快引起了郑国高层的关注,襄公十九年,郑国任命子展执政,子西听政,拜子产为卿。
襄公二十九年,郑国执政子展去世,其子子皮继任执政。此时的郑国一方面正发生饥荒,民众多饿死;另一方面,又发生了伯有与公孙黑(即子皙)之乱。正是天灾人祸并致,子皮及众大夫无计可施,便有很多人呼吁请子产出来主政以安定郑国。襄公三十年,子皮让位于子产。子产一上任,即表现出大刀阔斧的改革风范。他采取了先定安大族,逐罪之轻者的办法。昭公元年,公孙黑又与公孙楚争娶徐吾犯之妹,徐氏本来已嫁公孙楚,公孙黑想杀了他夺其妻,公孙楚被迫自卫,并打伤了公孙黑,子产明知公孙黑无理,但因为其势大,只判其“幼贱有罪,罪在楚也”,这样宽严相济的手段很快起到了应有效果,使得那些兴风作浪、作奸犯科的不法之徒不敢轻举妄动。但是,等到条件成熟,子产对公孙黑这种大族不再忍让。昭公二年,公孙黑又准备作乱,被众大夫捉住,准备杀他,子产闻讯,立即前往,当即公开了公孙黑“专伐伯有”、“昆弟争室”、“矫君位”三条罪状,给公孙黑算总账。宣告完毕,子产令其自杀。这种以义逼死大族的做法,换来了人心,使郑国摆脱了祸乱。
接着,子产制定章程“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有井伍”,作丘赋,向贵族增收兵赋,并令其服兵役;昭公六年,“铸刑书”,这一举动引起了轩然大波,有支持者也有反对者,特别是那些贵族守旧分子坚决反对,连晋国大夫叔向都给他写信表示反对和担心,但子产最终目的就是使贵族与平民同罪同刑。
子产执政一年后,就有人表示谁杀了子产,我将我的衣服送给他,将我的田畴赠给他。然而,阻力重重却并没有动摇子产改革的决心和步伐。昭公四年,子产作丘赋。国人谤之,日:“其父死于路,己为虿尾。以令于国,国将若之何?”子宽以告。子产说出一句被后人视为经典的名言:“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闻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济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
就是抱着这种“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精神,三年后,子产的改革终于见成效了,又有人作诗,不过这一次不是诅咒子产,而是传诵他的功德:
“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原来不惜悬赏要子产的命,而如今天天担心子产死去,这前后鲜明的对照,不难看出郑国人在改革后对子产的爱戴之情。
其次,子产又是一个有个性的近乎完美的“贤相”。他出身于郑国公室,其父子国是郑穆公之子(司马迁认为是郑成公的少子,是非别有所本,不得而知),子产执政之时,郑国君弱臣强,大族争利,而晋楚两大强国夹击其问,可谓是内忧外患,未尝稍解。因此,在各种场合,子产都以国家利益为重,审时度势,忠心耿耿,努力保持着郑国的主权和政治上的独立。
范宣子为政,加重了诸侯朝贡的负担,“郑人病之”。子产便寄书给子西要他转告范宣子,他说:“子为晋国,四邻诸侯,不闻令德,而闻重币,侨(即子产)也惑之。侨闻君子长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则诸侯贰。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何没没也!将焉用贿?”接着,子产又说出了一句经典名言:“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有基无坏,无亦是务乎!有德则乐,乐则能久。”范宣子读到子产的信,心悦诚服地下令“轻币”,减轻了各国的贡赋。
襄公三十一年,子产陪郑简公访问晋国,晋平公以遭鲁丧为由迟迟不肯会见。子产知道这是晋人故意无礼怠慢,遂下令破坏郑国使馆的墙壁,让车马停进去。晋国知道了,便派士文伯来责问。子产借势一番义正辞严的辩驳,他说,郑国介于大国之间,“诛求无时”,时刻不敢安居,随时准备着应付大国的索求。这次我们来贵国,无奈没有得到大国的召见命令,又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得见,我们准备的贡赋既不敢进献,又不能暴露在外,生怕大国怪罪。我听说晋文公做盟主时,广修宫室仓库,扩大诸侯使馆。“馆如公寝,库厩缮修,司空以时平易道路,圬人以时螟馆宫室。诸侯宾至,甸设庭燎,仆人巡宫,车马有所,宾从有代,巾车脂辖,隶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属,各展其物。公不留宾,而亦无废事,忧乐同之,事则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宾至如归,无宁灾患?不畏寇盗,而亦不患燥湿。”而现在呢,“铜辊之宫数里,而诸侯舍于隶人。门不容车,而不可逾越。盗贼公行,而天厉不戒。宾见无时,命不可知。若又勿坏,是无所藏币,以重罪也。敢请执事,将何以命之?虽君之有鲁丧,亦敝邑之忧也。若获荐币,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惮勤劳?”
好一番铁齿铜牙,通过古今对比,一方面把晋国今不如昔的现状直指出来。让晋人不敢自大,一方面反诘了晋人的无礼自大。赵文子听到这番话之后,不得不承认“我实不德”,立即派人向郑伯谢罪,并立即会见郑简公,同时修缮各诸侯国的使馆。
昭公十六年发生的两件事,更充分说明了子产个性鲜明,有气节,又颇有机智。一次是玉环事件。
韩宣子有一对玉环,其中一只在郑国商人手里。宣子向郑定公请求得到那只玉环,子产不同意给,说:“这不是国家府库中保存的器物,我们国君不知道。"子大叔、子羽对子产说:“韩宣子也没有太多的要求,对晋国也不能怀有贰心,如果恰好有说坏话的人在两国之间挑拨,鬼神再帮助他,从而激起晋国、韩宣子的凶心怒气,后悔还来得及吗?您为什么爱惜一个玉环,这会因此招来大国的憎恨的呀,何不找来给他呢?”子产说:“侨听说君子的忧虑不是没有财物,而是身居官位却没有好的名声。侨又听说治理国家的忧虑不是能否事奉大国,安抚小国,而是有无礼仪来安定它的地位。那些大国的人,对小国下命令,如果他们的要求都能得到满足,那将用什么来供给他们,满足他们的一切要求?有时供给了,有时又没有供给,所得的罪过更大。对大国的要求,如果不依礼指责他们,他们哪里会有满足的时候?我们如果做了他们的边境城邑,那就失去了作为一个国家的地位。如果韩宣子奉命出使来求取玉环,他的贪婪邪恶就太过分了,这独独不是罪过吗?拿出一个玉环而引起两种罪过,我们还会失去作为国家的地位,韩宣子因此而成为贪婪之人,哪里用得着这样呢?”韩宣子向商人购买玉环,已经成交了,商人说:“一定要告诉君大夫。”子产在强权面前,发挥政治家的智慧,巧妙婉转地拒绝了晋国韩宣子的无理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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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当之无愧的“中华第一史”,它让武圣关公每夜手不释卷地诵读,它让一个放猪娃官拜“三公”,它的文字开创了一种笔法,它的出现命名了一个时代,它让乱臣贼子闻之色变,它让后世史官无不以此为范例,它是一本集经学、史学、文学、人学为一体的书,它的名字叫——《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