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重臣李鸿章，以其风云变幻的一生成为晚清时期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去世不久，大儒梁启超便为他立传。和通常意义上的传记不同，本书不仅仅是一部传记，作者更是将李鸿章作为一个符号来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

李鸿章——一个以喜剧的方式进入世界，却以悲剧终场的命运的宠儿。说他是命运的宠儿，是因为上天在铸造李鸿章的时候，充分彰显了人类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神秘性。我写作李鸿章的动机却是非常明确的，那源于清醒和困惑的交织——一种极端的清醒，也是一种极端的困惑。这种困惑与清醒是相联系的，更是相融合的。它不仅仅是对李鸿章本身的困惑和清醒，是对中国文化的困惑与清醒，同时也是对于世界以及人类思想和行为的困惑与清醒。

晚清重臣，洋务领袖，慈禧走狗，刽子手加卖国贼，这是完全的李鸿章吗？这个乡下秀才如何文武双行、走向权力的巅峰？这个大清国的“宰相”如何被誉为“云中之鹤”，为中华古国的开放迈出了最初的步履？本书结合非常丰富的史料，以精彩的文笔透射李鸿章的内心世界，写他的宏图大志，写他的精明狡猾，定他的委曲求全，写他的铁腕毒辣，写他的风光得意，写他的孤独脆弱，写他的深谋远虑，写他的浅薄无知；把一个时代的推动者，也是一个时代的最大绊脚石的人生传奇写得酣畅淋漓。

楔子

第一章　鸦片的宿命

第二章　尘归尘、土归土

第三章　曾门弟子

第四章　云中之鹤

第五章　洋务运动

第六章　如日中天

第七章　身边的刺客

第八章　伤心与耻辱

第九章　羞对后生

第十章　梦醒时分

第十一章　看西洋景

第十二章　暴风骤雨

第十三章　最后的时光

第十四章　忠与奸

第十五章　诸君莫作等闲看

后记

附：李鸿章年表

第四章　云中之鹤

一个人的气质就是他的内心世界。

李鸿章带领他的淮军进入上海之时，由于身材颀长、气质高远，李鸿章很快得到一个“云中鹤”的绰号。这个绰号对于李鸿章来说，倒也形象妥帖。在晚清，比较起众多庸庸碌碌的高官达贵，李鸿章完全称得上“鹤立鸡群”。这不仅仅指他的身材高大挺拔，还在于李鸿章从来就是一个敢负责任，并且有着自己独特想法的人。当初湘军才俊胡林翼第一眼看到李鸿章时，就惊叹说：“如评骨法，必大阔，才力又宏远，择福将而使之，亦大勋之助也。”从李鸿章的一些照片，我们可以从外面管窥其内心世界。从照片上来看，李鸿章身材挺拔，冷静平稳，有着凛凛之威；尤其是李鸿章的一张中年照片，从容倜傥，成熟智慧，意气风发。这张照片大约摄于平定太平天国之后吧，李鸿章春风得意，一派自信坚毅。至于李鸿章的晚年照片，不怒自威，庄重沉稳之际，能略见一丝慈祥，但在整个氛围中，有着难以遮掩的无奈和凄楚。到了暮年，李鸿章所呈现的形象便有点悲凉了：他的眼睑一直浮肿，眼神深邃，冷漠而镇静，绝不露出一丝表情，这是一张成熟无比的面孔，面部整体氛围变得越来越模糊，无懈可击，刀枪不入，一看就是中国官场文化长期浸淫的结果。从这样的面孔中，我们是很难揣度一个人真实的心思和喜好的，甚至很难看出个性特征，一切都是隐藏，都是扭曲，都是深不可测。这样的面孔绝对称得上“老谋深算”，它就像深潭一样，表面平静，很难看出上面有丝毫愤怒、气恼、激动的表情，而在骨子里，却有着对于事态的洞察，能够从细微之中审时度势，迅速作出自己独特的判断，或者明哲保身，或者一跃而起，给对手致命一击。这是一张可怕的脸!中年之后的李鸿章越发变得成熟而冷静了。

这样的划分是指李鸿章担任两江总督之后，这一年是1865年，李鸿章42岁，进入了他人生的高峰期。此时的李鸿章再也不是当初那个意气风发、胆大妄为的书生了，他变得意志坚定，善于沉默，心细如发，擅长洞察人的内心；他的头顶一直笼罩着强烈的使命感，那就是为岌岌可危的清国撑起一片天空。这样的感觉总使李鸿章时常地陷入一种自欺的悲壮中，仿佛天降大任于斯人，当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有一个现象似乎可以说明李鸿章的使命感，自从李鸿章当上两江总督之后，他基本放弃了自己吟诗作画的爱好，这样的行为是由于李鸿章对传统文人官吏的反感，他们总是习惯于自欺欺人，避重就轻，迂腐不实而又欺世盗名。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李鸿章也很担心过多的诗文容易暴露自己的思想，落下口柄。中年之后的李鸿章变化很大，他很少头脑发热，急不可待，他总是把自己埋伏在暗处，低调做人做事。他变得越来越实在，越来越警觉，也越来越勤政，他总有做不完的事情，考虑不完的问题。

李鸿章变成一只勤劳无比的鼹鼠。每天，他都忙忙碌碌，总有处理不完的公务，总有批阅不完的公文，总有开不完的会议。他的内心也在这样的运转中慢慢变得冷血，没有粗犷奔放的激情，不好色，不赌博，不喜欢挥霍，不爱户外活动。这样的生活或许在常人看来无聊而单调，但李鸿章乐此不疲，或者说，他从未在公开场合暴露他的倦容。李鸿章成了中国历史上长长蚁群中的一只大蚂蚁，在蚁群中，无数工蚁忙忙碌碌，竭尽全力，伺候那只不劳而获的蚁后。这样的存在方式，就是长期以来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方式。这种政治方式原始、笨拙、专横，它不仅仅带来残暴和专制，同时伴生的，还有机械和木讷。李鸿章在跨入这个机制之后，很快变得麻木不仁，在绝大多数时间里，李鸿章只能算是一架庞大的、呆板机器上的一个零部件。在他的身前左右，还有着一大堆精于算计、老成持重、不见喜怒的政治木偶们。

好在李鸿章一直坚持做自己的事情。李鸿章就像春秋时代的孟尝君一样，在麾下养着一大堆门客。他将当时具有现代思想的知识分子笼络门下，努力谋求怎样推动这个笨拙的东方古国一点一滴地进步。当然，在做事的同时，李鸿章还一直不忘修身，这是他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了。就像教徒们每天的祷告和忏悔，李鸿章也保持着每天内省，自省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也自省自己的道德操守。这样的举动，源于他的老师曾国藩，也源于中国文化的传统。也正因为李鸿章不断地内省，所以中年之后的李鸿章一直在不断改变着自己，可以说，后来的李鸿章，完全是李鸿章自己所铸造的。对比当年那个青涩的合肥青年，后来的李鸿章在内心当中的确走得很远。

李鸿章还是有韬略的。腹中，应该有一个广袤的世界吧。李鸿章所处的是怎样一个时代呢，万物将倾，天翻地覆，对于一般人来说，面对数千年从未有过的变迁，早就会乱了方阵。但李鸿章没有。数千年大厦将倾，反而使李鸿章有了更坚毅的目标，那就是兢兢业业，克己复礼，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尽人事，听天命，并且力挽危局于不倒。这样的行为本身，可以看作是这块土地巨大的能量，也是这种文化岿然不倒的根本所在。分分合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经历数千年的承转启合，这个民族早已物老成精，又有什么事情没有经历过呢?对于李鸿章来说，一切都是以不变应万变，他所想的，以及殚精竭虑所做的，正是为了支撑那个艰难的局面。没有理想，却有愿望。在那个时代里，尽管由于各方势力的挤压，李鸿章经常表现出内心的虚弱和悲凉，但他在内心当中一直是乐观的，那是因为他对未来有着良好的判断并且抱有美好憧憬。

如果说李鸿章在自己的人生前期还是靠无畏和阳刚拼死打开一片天地的话，那么，在太平天国平定之后，李鸿章即转变了角色，在进入政治中心的同时，他展示了阴柔勤勉的一面，全心致力于自己权力大厦的构架了。李鸿章不愧为中国文化熏陶出来的好手，他精细而不动声色地运作一切。他老辣的地方在于，即使是拥有新思想，他仍借助旧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这样的旧手段要安全和稳妥得多。这一点，显然是李鸿章的做事准则，也是他做人的准则。在李鸿章看来，后来的康梁显然只是“小儿科”，只是几个书生的莽撞和幼稚，他们哪有手段和力量来推动那些政策呢?那些口号和想法，在脱离手段和力量的情形下，是很难生根开花结果的。

专制制度下的政治在绝大多数情形下只是潜流，不是激流，李鸿章从不大张旗鼓地提出政治口号，做事即是做人，他的做事，都是从人力和金钱，以及通过朝廷的支持来实现。在李鸿章看来，清国的变法和改变，如果没有权力作保证，没有时间的慢慢荡涤，必然会成为一句空话。只有权力在手，才能先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才有说话和改变的权力。政治，就是这样，说复杂就复杂，说简单其实也简单。

P53-56

楔子

文字的留存起源于各种不同的情感，也起源于不同的机缘。人们因欣喜或者感悟而写文章，或者，怨恨、愤怒、困惑都可以点燃著作的激情。甚至于，猎奇、宣泄，心理上的乐趣也同样可以造就文字的流传。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动机不纯的出于名气或者金钱的考虑。而我写作李鸿章的动机却是非常明确的，那源于清醒和困惑的交织——一种极端的清醒，也是一种极端的困惑。这种困惑与清醒是相联系的，更是相融合的。它不仅仅是对李鸿章本身的困惑和清醒，是对中国文化的困惑与清醒，同时也是对于世界以及人类思想和行为的困惑与清醒。

当我在某一个早晨或者傍晚，注视那些消失在空蒙中的历史人物时，我就如同在注视着实验室玻璃房子里的标本——我感受不了他们真正的气息，嗅不到散发着旺盛的腥味或者臭味的气息。这样的历史人物，就如早些年乡间田野里上映的皮影戏一样，只是模糊地显示在白布上，它们很难有清晰的五官、气味以及声音；在它们的后面，还有一根根无形的细线在操纵。而我所呈现的羞赧呢，是因为时间对历史体无完肤的剥夺，以至于我们很难认识一个真实的个体。那些历史人物所做的一切，在我们的眼中，都是那种可有可无的简洁版或者省略版。相对于从前的时代而言，我们身处的时代不仅仅是面目全非，而且从精、气、神上，也渐渐失去一脉相承。我们无法把自己沉浸在如水一样的岁月中，品尝着时间的体温和况味。那些顺流而下的时间，一直如一条清澈的河流，在它的上游，是人类的源头；而我们现在身处的时间呢，感觉已不再是顺流而下的河水，而是在整体上呈现出杂乱无章的漩涡——这让我真正地感觉到，人类和时间的关系，已不仅仅是困惑和迷离了，人们在本质上对于时间已经力不从心，无法解读了。

写作就是寻找的过程。寻找，实际上就是生命的真正意义所在。在最初的写作中，我一直是在写小说，写散文，通过叙述和抒情去感悟和领会。后来，我的小说创作搁浅，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无法将那些情节炮制得完整。当然，对于小说，我缺乏热情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绝大多数的当代小说已经进入一个误区，这些小说太流于技术性，变成了哗众取宠的噱头，它们只是笨拙地复述一个又一个恶俗的故事，浅薄，干涩，既没有想像力，也缺乏深刻的思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能看出作者的人格低下，自然而然地暴露出作者的狭隘和丑陋来。这样的方式，就一种艺术形式来说，已经失去了对于美的召唤，失去了对真理的追求。在这样的情形下，我渐渐远离了小说，也远离了世俗的泥泞。而散文呢，在写作若干年之后，它又很容易让自己脱光了身子，将自己的生活、情感以及思想完全地暴露。也就是说，散文很容易把人写空，不仅仅是别人，连自己，也会油生一种厌倦感。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表达和探寻，我不得不尝试另一条新的道路，去寻找一种更为贴切的方式来表达我对这个世界的一点思考。就我短暂的人生而言，我终究是要表达的，也是要构建的，这一点，在我看来，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使命之一。写作一直是一条幽深的路径，它所连接的，是个人的生命感悟与巨大的生命本来。这样的路径弯弯曲曲，充满艰辛，险象环生，神圣地闪烁着微弱的星光。后来，我找到一种借以表达的方式，那就是电影。在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里，似乎没有一种艺术形式比电影更丰富了，可以说，这种综合的艺术形式，浓缩了这个世界的思想火花，也浓缩了这个世界的所有艺术形式，甚至，浓缩了语言所无力企及的东西。电影真是时间在这个时代里馈赠给人类最好的礼物。

基于此，我尝试着用文字来解读电影，通过解读光怪陆离的人生故事，来探寻人类的生活之路和心灵之路。看电影的过程，我就像一个潜入水底的人一样，安安静静地躺在丛生的水草之中，看各式各样的人生在我眼前浮游过。电影丰富了我单调而乏味的人生，我没有想到人们的生活是那样的多彩，也是那样的单调；没有想到人性是那样的复杂，也是那样的单纯——生活的多彩在于独特，每一个人生都是不可替代的；而人性的复杂呢，在于伸张得如此开阔，它们比星空更加广袤，更加幽深；而单纯的意义又在于，所有的命运都是殊途同归，那些过去的，曾经辉煌和独特的人物仿佛没有存在过似的。电影让我活着无数人的人生，在各种各样的人生中拓展自己的心灵。这是一种机缘，更是一种庆幸。

然后，我又尝试着用文字去写作徽州，尝试着伸出文字的指尖来触摸那一边虚空。在指尖哆嗦的探寻中，分明可以感觉到文化和历史的触须如小鱼一样舔啜。历史与文化一直有这样的特性，它总能在接触生活时复活，通过当代而变成活生生的历史。徽州只是我身边早已存在的一个标本，通过对徽州的解剖，我了解到了文化的经脉和穴位，也宣泄了很多关于古代与现实的认识和感悟。我的文字像一束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道路，同时，也映亮了我的内心世界。

一直到近来，我意识到，我还必须真正地认识，或者说真正地剖析一个人；通过剖析来达到对于中国文化深层次的了解和领悟，并且，通过内心的重演或借鉴，来叠加自己的人生。当然，这个人应该是位居高位，他的内心世界和他的地位，决定了他拥有别人无法企及的视野和内心的宽广度。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极少数人才拥有这种世俗的高度以及内心的宽广度。可以这样说，这样的人杰天造地设的，它从来就是偶然性的产物。在这个世界上，机缘决定了绝大多数人只能过着平淡的生活，他们只能平庸地度过短暂的岁月，很少有人能登上巅峰看风景。但一个人却可以用一种间接的方式，活着别人的人生，流淌着别人的思想。对于我来说，认识并且真正地明白这样的人物，既是与世界的一次深层次的沟通，同时也能给自己的内心拓展，并注入一种强大的力量。与这个世界上所有芸芸众生一样，我的人生已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偶然性，要自我完善，就必须借助其他方式去拓展内心的宽广度。每个人的内心就是一条河，但河流与河流之间，一直是有区别的，我希望自己的内心成为这个世界最宽广的河流，也希望自己能借助神秘的力量攀登上这个世界最高最神秘的山峰。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遭遇了李鸿章——一个以喜剧的方式进入世界，却以悲剧终场的命运的宠儿。说他是命运的宠儿，是因为上天在铸造李鸿章的时候，充分彰显了人类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神秘性。选择进入李鸿章，是有充足理由的，在合肥生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没有去那个步行街上的李府，甚至连这样的冲动都没有，原因是一直对于李鸿章有着天然的隔膜。我在少年时从银幕上所见的李鸿章，留着山羊胡子，阴险毒辣，城府极深，让人心存忌惮。再看看当时书籍的介绍，除了当官、镇压、两面三刀之外，就是接二连三地签下很多割地赔款的协议，把好端端的一个大中国弄得支离破碎。因此，从少年时代起，我就对他一直没什么好感。况且，那个李府也不是李鸿章的原住所，只是他弟弟李鹤章的一处房产，后来出于宣传和旅游的需要改建的。这样的赝品又有什么意思呢，就更懒得去了。

但近来还是陆续读了许多有关李鸿章的书。不读还罢，一读之下，对于李鸿章了解越多，震撼越多，困惑也就越多。李鸿章身上涵盖的东西似乎太多了，他仿佛就是中国文化的集中体现，谜一样的思想，谜一样的人生，烟笼雾锁在这个人的身上。

搞不懂，或许是因为李鸿章身上所体现的矛盾太多了，也太复杂了。那不仅是他性格上的矛盾，为人处世的矛盾，人格的矛盾；似乎更多的，还有时代的矛盾，文化的矛盾，甚至生存哲学和人性阴影上的矛盾。李鸿章可以说是一个集大成者，他不仅仅是旧道德、旧文化、旧功名的集大成者，同时也是那种五千年封建道德文化的集大成者。与此同时，东方和西方板块撞击后也在他身上表现出足够的“熵”效应。在李鸿章的身上，既承载着旧时代的荣光和底气，也承载着遭遇变故后的支离破碎、迷茫委顿。世界进展到18世纪初时，法国大革命已经平息，欧洲在经历了长时间的纷争之后，有了短时间的平静。西欧列强在抓紧完成向工业化过渡的同时，在征服东方上找到了共同点，他们不再相互倾轧，而是携起手来，开始向东方倾销工业商品和文明方式。西方文化的侵略性表现出来了，野蛮而嚣张，这使得内敛而文雅、注重内部和谐的东方文化感到极不适应；在技术上，瓦特发明蒸汽机后，西方的航海技术突飞猛进。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大大缩短了西方和东方的距离，欧洲列强可以通过海上轻而易举地进入别人的领地；在国力上，欧洲诸国突飞猛进，而中国自乾隆之后，盛极而衰，民力凋敝，经济发展接近于停滞不前。长时间闭关锁国的统治方式慢慢地向活力注入了隐蔽的毒素。人的智力逐渐降低，天才的火花渐次熄灭，甚至连早期的尚武精神也衰弱蜕变。更重要的是，由于西方盛行的理性思维、科学观念以及基督新教对于资本主义的推动，欧洲的社会运转，速度和效率明显高于中国；而西方对于中国的了解，也远远胜于中国对于西方的认识……除此之外，东西方文化在价值观上，也呈现出截然不同。

那是一个西风劲吹的时代，也是一个摧枯拉朽的时代。一些人自惭形秽，一些人茫然失落；一些人盲目自大，一些人痛则思变。坚硬在变得松软，自信在变得脆弱，沉着在变得浮躁。李鸿章所经历的，所遭遇的，要比他的前辈多得多。国门打开，洪水猛兽如决堤之水一样涌入。对于迟重、缓慢的东方古国来说，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如同打开了另一个“潘多拉的盒子”，中国人真正第一次认识到天外有天，文明之外还有文明；也第一次意识到另一种文化所具备的强劲力量。那种完全不一样的异邦文明，像湿热的海洋季风一样扑面而来，一下子将这片国土上的旗帜和书本吹拂得七零八落。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李鸿章作为古老中国的一个代表人物，不可避免地被推到了前台。在前台灼热的灯光之下，李鸿章的身影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他的聪明和笨拙都毫无遮挡地展示在时代面前。此人相貌堂堂，满腹经纶，机锋敏锐，辞令巧善；既傲慢清高，又忠诚仗义；既聪明无比，又不识时运；既开放改革，又故步自封；既宽厚贤良，又残忍暴力；既温文尔雅，又奸诈诡计；既阴郁狡猾，又锋芒毕露；既爱才如命，又妒贤嫉能；既争强好胜，又忍耐宽容……李鸿章将自己的毕生都献给了那个摇摇欲坠的封建王朝，他既是那个时代的贤良之士，同时又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最大的绊脚石……从整体上说，李鸿章犹如一具木质的盾牌一样，拼命地抵挡迎面射来的一支支强弩，而他所庇护的，既有岌岌可危的朝廷，又有水火之中的百姓民生……从一开始，这样的背景，也就决定了处于这样地位的人，终生以一种羸弱的抗争方式，不可避免地与悲剧结缘。

百年前，晚清大儒梁启超在评价李鸿章时说：“史家之论霍光，惜其不学无术。吾以为李鸿章所以不能成为非常英雄，亦坐此四字也。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仅摭拾泰西皮毛，竭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

那么多丧权辱国的协议，也不得不自己亲手去签；那么多忍辱负重蝇营狗苟的事情，也不得不自己亲自去做。李鸿章一方面要全力挽救将倾的庙堂，含辛茹苦，委曲求全；另一方面，还要忍受暴风骤雨似的谴责，防范各种各样的诋毁和阴谋。李鸿章在挨动着自己的步履时，艰难而坎坷，苦涩而窒息。命运召唤他，只允许他服徭役，从不允许他享受成功的喜悦。李鸿章服从着，也坚守着，他一再以他警醒而坚定的隐忍特性深深地扎下自己的触须，然后，幻想着有朝一日会长成一棵大树。这样的坚守，需要巨大的内心力量。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在支撑着李鸿章，是宗教信仰和出世的精神？是五千年“忠、义、信”的道德观和价值观？还是入世极深的利益诱惑？

人性永远是一个谜。世事同样也是。李鸿章所做的，他所表现的，实际就是人性和世事纠缠在一起的世纪之谜。

似乎还是有话可说。

1000多年前，哲人奥古斯丁在阐述解释自己时，曾经说过一句惊世骇俗的话：“本身出了问题。”是的，人在与世界的对抗中，看起来强大无比，其实，最不了解的，还是自己本身。一个人在他的写作中所描绘的绝对真实，就像是尘世中的绝对公正、自由和完美那样荒唐。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着完美的东西，任何存在物，不管它是实的，还是虚的，都是有着缺陷的。最热切的决心，最坚定的信念，最确凿的事实，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能的。写李鸿章，我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我觉得难度最大的一点是，我们如何擦亮自己的眼睛——在很多时候，最容易忽略的一点就是，这个世界的清晰程度，取决于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立场本身。不可否认的是，假如我们自己的视觉出了问题，或者是我们的立场出现问题，那么我们看到的，就不会是真相本身，而是扭曲了的东西。

在写作李鸿章的过程中，我曾认真地阅读了梁启超的《李鸿章传》，这样的阅读让我异常吃惊。我吃惊的是梁启超对于李鸿章异常准确的把握；也吃惊为什么后来竟会对这样的准确的把握进行着全盘的颠覆。

我一直认为，如果要列举中国文化一个最致命的软肋的话，那么就是它一直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反思和忏悔，缺乏这种忏悔的精神和习惯。这样的反思和忏悔，应该是与人自身那种具有无限深度的自省相连的。而在绝大多数问题上，这个民族很容易坠入情绪的蛛网，坠入是非纠葛之中；即使是反思，也只是那种浅层次的、一种情绪和功利的总结，很少有那种真正的、平和而有深度地对于内心和人性的挖掘和警惕。而且这样的思索又极容易受到各种各样派别、立场、权力或者别有用心的阴谋左右。这样的状态，使得我们在五千年不算短的文明史中不断地犯着同样的错误，缺少实质性的进步和飞跃。

前段时间看余华的《兄弟》。这部轰动的小说曾经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但我却一直对它看好。我觉得《兄弟》最成功的一点在于它揭示了我们曾经的荒诞以及正在延续的荒诞。我们能够意识到历史的荒诞性，但我们却意识不到现实的荒诞性。这样的缺乏，是因为我们对于现实缺乏足够的警觉，也缺乏一种由思想高度所拉开的距离，以及对历史和幻象应该保持的冷静。余华提醒了我们，提醒了我们的丑陋和荒诞，并提示我们反思。这样的情形，就如同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或者卡夫卡的《变形记》一样。

中国近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因为社会变动的迅速，它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走完西方几百年来发展的过程，这还不包括西方近代思想数千年的积淀和背景。在中国社会这100年中，从温和的改良主义到激进的革命方式，都是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匆匆行程。它是那样的神速变迁错综复杂，以至于任何一方的思想都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和条件来酝酿成熟，然后来构架一套较完整深刻的哲学政治的思想体系，更不可能心平气和地付诸实施。在这100年，无数思想与流派都成为一个环节，成为短暂的过程，而人们从未细细地品味着这些思想，静心比较，或者理性地思索，而是生吞活剥，生拉硬扯，或者一知半解地体味着这些思想；或者干脆就是拉大旗作虎皮。这样的思想没有真正地生根开花，结出果实。

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我想写的有关李鸿章的文章，在某种程度上，不应是一本外部的作文，那是外部事件在李鸿章身上的反映；我想要表述的，是那种由外及里的东西，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应该是李鸿章的一本内部传记。人的精神和心路历程，同样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是一种内在的历史。历史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它的资料和特性就在我们自己的胸中。只有在我们自己的胸中，才能找到那种熔炉，使确凿的东西变为真实的东西，使研究人的文学和研究世界的哲学携手去产生历史。在这种情况下，我一直试图将一束光照到李鸿章的内心深处，但不可否认的是，通往李鸿章内心的隧道太窄也太深了，这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五千年的洞穴!我的光进入不了他的最深处，我看不到他的内心当中的波澜，也看不到他内心当中开放着的花朵。我只能影影绰绰看到漾起的一点光亮，如深山里出现的烛光，大海中波涛的反射一样，片刻之后，便恍然消失。

倾听一个人的内心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甚至连人们自己，也离自己的内心很远。

在这样的情形下，我所能做的，就是尽自己微薄的力量，静下心来，擦去自己眼中那种与生俱来的翳云，然后开始揣摩和倾听。历史是架不住追问的，在那种刻意的追问下，历史往往会变成一盘散沙。同样，对于历史人物来说，同样也是这样。那种过度的追问反而显得浅薄而无知。每个时代都洋溢着浓重的沙文主义的意识，一个时代，总想自以为是地割裂与前尘的联系，仿佛自己高高在上，不食时间的烟火。这样的方式，显然愚蠢至极，对待历史与历史人物，我们必须削平自己足下的坎坷，让自己站直，让自己放松；当我们抛弃情感以及别有用心的动机时，也就意味着，至少，我们会看到那个历史人物，以真实的背影，出现在你的面前。

现实即历史。这就是说，现实往往是历史的循环往复。古往今来，只有两样东西意味着永恒，那就是，人头顶灿烂的星空，以及人内心深处的神灵。

中国近代，是一个复杂、多变、充满苦难的社会转型期，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古今中外矛盾错综交织。李鸿章是这个时代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思想和作为，都是为了应对这样一个亘古未有的大变局。作者能从较新的视角，重在揭示和阐述李鸿章的内心世界，及其因时代重负而引发的思想嬗变。想念会对读者有一定的启迪。

——戴逸

《晚清有个李鸿章》在深入李鸿章的内心深处方面，是有独到之处的，作者具有很强的洞察力，在本书中，李鸿章的形象清晰地呈现出来了。

——莫言

《晚清有个李鸿章》好就好在有着世界视野，它是把晚清社会以及李鸿章放在当时世界大环境下来进行阐述的。与此同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国民性，也有着精辟的论述和批判。

——朱大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