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是一鸣惊人的女作家。她是在精神上苦极了的时因为寂寞，为造反和革命写起小说来的，于是，她的小说就不得不充满了对社会的卑视和个人的孤独的灵魂的倔强的挣扎。 丁玲的一生何尝不是一个“绝叫者”的一生。她这一生的悲苦命运，正可以说成是她笔下众多女性人物的一个综合写照。

一滴清水，可以折射太阳的夺目光辉；一夺好书，可以滋养无数的美丽心灵。本丛书共收录了二十几位现当代文学大家的经典力作，涵盖了人生、亲情、友情、感恩、审姜、励志、成长、成功，等多十热点话题，并附有名师的精彩评析。细细品味，点燃智慧的澄净心灯；慢慢诵读，开启人生的芳香之旅……

《丁玲小说》收录了丁玲各个时期的经典作品，从中不仅可以探测到作为一名女性，丁玲对于自己社会角色的敏感和中国新女性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全部心路历程；同时，也可以发现作为一名革命作家，丁玲在社会主流意识的影响下，自觉调整创作方向，不断适应时代和人民的需要。

前言

梦珂

莎菲女士的日记

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一)

从夜晚到天亮

水

母亲

一颗未出膛的枪弹

我在霞村的时候

夜

在医院中

梦珂

一

这是九月初的一天，几个女学生在操坪里打网球。

“看，鼻子！ ”其中一个这样急促的叫，脸朝着她的同伴。同伴慌了，跳过一边，从荷包里掏出小手绢，使劲的往鼻子上去擦。

网那边正发过一个球来，恰恰打在那喊叫者的腿上。大家都瞅着她那弯着腰两手抱住右腿直哼的样儿发笑。

“笑什么，看呀，看红鼻子先生的鼻子！ ”

原来那边走廊上正走来一个矮胖胖的教员。新学生进校没多久，对于教员还认识不清。不过这一个教员，他那红得像熟透了的樱桃的鼻子却很惹人注意，于是自自然然把他那特点代替了他的姓名。其实他不同别人的地方还够多：眼睛呢，是一个钝角三角形，紧紧的挤在那浮肿的眼皮里；走起路来，常常把一只大手放到头上不住的搔那稀稀的几根黄发；还有那咳嗽，永远的，痰是翻上翻下的在喉管里打滚，却总不见他吐出一口或两口来的。

这时他从第八教室出来，满脸绯红，汗珠拥挤在肉缝中用力的榨出，右手在秃头上使劲的乱搔，皮鞋便在那石板上大声的响；这似乎是警告，又像是叹息：“唉，慢点呀！ 不是明天又该皮匠阿二咒我了。”

气冲冲的，他已大步的走进教务处了。

操场上的人都急速的移动，打网球的几个人也随着大众向第八教室走去。谁不想知道是不是又闹出了什么花样呢。

“是怎么一回事呢？”一个女生抢上前把门扭开。大家一哄的挤了进去。室内三个五个人一起的在轻声的嘀咕着，抱怨着，咒骂着……靠帐幔边，在铺有绛红色天鹅绒的矮榻上，有一个还没穿好衣服的模特儿正在无声的揩眼泪；及至看见了这一群闯入者的一些想侦求某种事件的眼光，不觉又陡的倒下去伏在榻上，肌肉在一件像蝉翼般薄的大衫下不住的颤动。

“喂，什么事？”扭开门的女生问。但谁也没回答，都像被什么骇得噤住了的一样，只无声的做出那苦闷的表情。

挨墙的第三个画架边，站得有一个穿黑衣衫的女郎，默默的愣着那对大眼，冷冷的注视着室内所有的人。等到当她慢慢的把那一排浓密的睫毛一盖下，就开始移动她那直立得像雕像的身躯，走过去捧起那模特儿的头来，紧紧的瞅着，于是那半裸体女子的眼泪更大颗大颗的在流。

“揩干！ 揩干！ 值不得这样伤心哟！ ”

她一件一件的去替那姑娘把衣穿好，正伸过手去预备撑起那身躯时，谁知那人又猛的扑到她怀里，一声一声的哭了起来。

好容易才又扶起那乱蓬蓬的头，虽说止了哭声，但还在抽抽咽咽的喊：

“这都是为了我啊……你，……我真难过……”

“嘿！ 这值什么！ 你放心，我是不在乎什么的！ 把眼泪揩干，让我来送你出去。”

当她们还走不到几步，从人群里便抢上一个长发的少年，一面打着招呼，一面向她述说他不得不请她慢点走的理由，因为他很伤心这事的发生，他很能理解这事的内幕，所以他想开一个会议来解决这事。同时又有六七个人也一齐在发表他们个人的意见。声音杂闹得正像爆豆一样，谁也听不清谁的。但她却在闹声中大叫起来：

“好吧，你们去开什么会议吧！ 哼，——我，我是无须乎什么的。我走了！ ”于是她挟着那泪人儿挤出了人丛，急急的向教室门走去。

教室里更无秩序的混乱了。

“喂，谁呀？”

“三级的，梦珂。”两个男生夹在人声中这样的低语着。  以后呢，依旧是非常平静的又过下来了。只学校里再没见着梦珂的影子。红鼻子先生还是照样红起一个鼻子在走廊上蹬去蹬来。直过了两个月，才另雇得一个每星期来两次，一月拿二十块钱的姑娘，代替那已许久不曾来的，上一个模特儿的职务。

梦珂，她是一个退职太守的女儿。太守年轻时，生得确是漂亮；又善于言谈，又会喝酒，又会花钱，从起身到睡觉，都耽乐在花厅里。自然有一般时下的诗酒之士，以及贩古董字画的掮客们去奉承他，终日斗鸡走马，直到看看快把祖遗的三百多亩田花完了，没奈何只好去运动做官。靠了曾中过一名举人，又有两个在京的父执，所以毫不困难的起始便放了一任太守。原想在两三年后再调好缺，谁知不久就被革了，原因是受了朋友的欺骗，在不知不觉中做了一点被牵涉到风化的事。于是他便在怨恨、悲愤中灰起心来，从此规规矩矩的安居在家中，忍受着许多不适意的节俭。但不幸的事，还毫不容情接踵的逼来，第二年他妻子在难产中遗下一个女孩死了。这是他十八岁上娶过来的一个老翰林的女儿，虽说是按照中国的旧例，这婚姻是在两个小孩还吃奶的时候便定下的，但这姑娘却因了在母家养成的贤淑性格，和一种自视非常高贵的心理，所以从未为了他的挥霍，他的游荡，以及他后来的萎靡而又易怒的神经质的脾气发生过龃龉。他自然免不了那许多痛心的叹息和眼泪，并且终身在看管他那惟一的女儿中，夹着焦愁，忧愤，慢慢的也就苍老了，在那所古屋里。

这幼女在自然的命运下，伴着那常常喝醉，常常骂人的父亲一天一天的大了起来，长得像一枝兰花，颤蓬蓬的，瘦伶伶的，面孔雪白。天然第一步学会的，便是把那细长细长的眉尖一蹙一蹙，或是把那生有浓密睫毛的眼睑一阖下，就长声的叹息起来。不过，也许是由于那放浪子的血液还遗留在这女子的血管里的缘故，所以同时她又很会像她父亲当年一样的狂放的笑，和怎样的去扇动那美丽的眼。只可惜现在已缺少了那可以从挥霍中得到快乐的东西了。

她在酉阳家里曾念过好几年书，也曾进过酉阳中学。到上海来是两年前的事。为了读书，为了想借此重振家声，她不得不使那老人拿叹息来送别他的独女，叮咛又叮咛的把她托付给一个住在上海的她的姑母，他的堂妹。

这天当梦珂把那当模特儿的姑娘送出校后，自己就跳上一辆人力车。直转了十来个弯，到福熙路民厚南里最末的一家石库门前才停了下来。开门的是个三十多岁的娘姨，一见梦珂便满脸堆下笑来，仰起头直喊：“小姐，小姐，客来咧！ ”楼窗上便伸出一个头来：“谁呀！ 梦妹，快上来！ ”

这是梦珂最要好的朋友匀珍。她俩在小学、中学都是同在一块儿温书，一块儿玩耍。梦珂到上海不久，匀珍的父亲也把匀珍同她的母亲、弟弟一股儿接到上海来了，自然是因为他的薪水加多了的缘故。自匀珍搬来后，梦珂也就照例的每星期六来一次，星期天下午才回校。至于她姑母家里却要间三四个月才去打一个转。所以她来上海两年了，还不能同表姊妹们厮熟，而匀珍家却已跑得像自己家一样。

匀珍正在替她父亲回一封朋友的信，听着门响便问梦珂今天怎么会有空来，是不是学校又放假，并请她坐，还接着说：“只有两句了，等一等好吗？”及至没听到答声，于是赶忙丢下笔，一面把头抬起：“不写了。怎么，你，你不舒服吗？”

梦珂始终沉默着。

“哼，不知又是同谁怄了气。”照经验是瞒不过她，只要一猜便猜中，心里虽说已明白，口里却不肯说穿，只逗着她说一些不相干的闲话。

把脸收到手腕中靠在椅背上去了，是表示不愿听的样子。

明白这意思，又赶快停住口不说。  匀珍的母亲也走来问长问短，梦轲看见那老太太的亲热，倒不好意思起来，也就笑了。到晚上吃面时，老太太看到那绿色的，新擀的菠菜面，便不住的念起故乡来。是的，酉阳的确不能和上海相比。酉阳有高到走不上去的峻山，云只能在山脚边荡来荡去，从山顶流下许多条溪水，又清，又亮，又甜，当水流到悬崖边时，便一直往下倒，一倒就是几十丈，白沫都溅到一二十尺，响声在对面山上也能听见。树呢，有多得数不清的二三个人围拢不过来的古树。算来里面也可以修一所上海的一楼一底的房子了。老太太不住的说，匀珍的父亲捻着胡子尽笑。毛子，匀珍的弟弟，却忍不住了：

“酉阳哪里有这样多的学校呢，并且也没有这样好……”

老太太还自有她的见地。本来，酉阳是不必有那样多学校的，并且酉阳的圣宫——中学校址——是修得极堂皇的，正殿上的横梁总有三尺宽，柱头也像桌子大小。便是殿前的那一溜台阶，五六十级，也就够爬了。“哼，单讲你那学校的秋千，看是多么笨，孤零零的站在操坪角上，比起我们祠堂里的来，像个什么东西！ 未必你们忘记了？想想看：好高！ 从那桐子树的横枝上坠下来，足足有五六丈，上面的叶子，巴斗大一匹匹的，底下从不曾有过太阳光，小孩子在那里荡着时，才算标致。你大哥在时，还常常荡到东边伸手摘那边权过来的桂花，只要有花，至少可以抓下一把来，底下看的人便抢着去捡花片。匀儿总该记得吧！ ”

匀珍眼望着父亲，含含糊糊的答应。P1-5

傅光明

我不知该从何处下笔给作为小说家的丁玲画幅素描。她是在“精神上苦痛极了”的时候，“因为寂寞”、“为造反和革命”写起小说来的，于是，她的小说“就不得不充满了对社会的卑视和个人的孤独的灵魂的倔强挣扎”。但她却是位“一鸣惊人的女作家”。她的《梦柯》和《莎菲女士的日记》一经发表，“便好似在这死寂的文坛上，抛下一颗炸弹一样，大家都不免为她的天才所震惊了”。

中国现代女性小说到丁玲，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爱”的主题的拓展。在她以前的女作家，无论冰心、绿漪、冯沅君，笔下的爱往往还只是有“情”而无“欲”。无“欲”的男女之情是不纯粹的爱，有了情与欲的爱或许才是完整的。

我始终觉得，丁玲在《莎菲女士的日记》里写莎菲的心理，写的就是她自己的心理，甚至写的是她认为的所有“女性十足的女人”(应该主要是指知识女性)的心理：“女人是只把心思放在她要征服的男人们身上，我要占有他，我要他无条件的献上他的心，跪着求我赐给他的吻呢。”大凡了解女人这种心机的男人，当然愿意被女人征服，至少也愿意在表面上做出被女人征服了的样子。因为男人们的心机是，为了我能“征服”你，只好先被你“征服”一下。这种“征服”与“被征服”的过程，某种程度上又恰是罗曼蒂克的代名词。而女人的苦闷、痛楚，并甚而因此堕落，往往就源于这种“征服”的胜利只是短暂的。女人诚然是被自己打败的。不过，女人们要求的其实也许就是一种“征服”过程中的胜利的快乐。

上个世纪的百年，有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人，特别是女人，对情欲爱的渴望、追求，完全成了资产阶级的注册商标。在邪以前的封建皇权之下，女人则更只能是男人“采阴补阳”的房中术中的“肉蒲团”。女人的人性心理和性心理一经表露，就成了潘巧云、潘金莲式的淫荡。上青楼狎妓是名士风，妻妾成群也成了男人角逐权利、金钱的成就展。世间留给女人的评判似乎只有两个，相夫教子、从一而终的节烈妇人；出卖色相、纸醉金迷的青楼女子。男人几乎是无一例外地希望，家有举案齐眉的贤妻，外有红颜知己的良妓，不一而足。不论贤妻，还是良妓，都是供男人把玩于股掌上的。女人作为人的行为、心理，包括性行为和性心理，都被一帘香阁绣幕所遮蔽，不足为外人道也。女人似乎注定了只能博得男人的或宠幸或怜悯或幽闭，而不能获得权利和责任，更甭提什么膜拜了。

今天的女性不是还经常在重复着莎菲式的悲剧吗？莎菲的“时代病”实际上就是女人的“时代病”。女人对这种病也许永远都不会有免疫力。我想，这和时代的进步与否没有关系，因为女性心灵上深重的伤痕，并非只有“旧时代”才会烙印下。到底是时代不幸，抑或女人不幸？从这个角度说，丁玲的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和《在医院中》更从作为人的价值和尊严感上，对贞贞和陆萍进行了挖掘，使其具有了人性意义上的思想价值。

不知从这个意义上是否可以说，丁玲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大胆、率直地写出女性幽微旖旎的深层心理的作家，也是女性对男权的异数的“征服者”。茅盾在《女作家丁玲》中说得好，“她的莎菲女士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莎菲女士是一位个人主义者，旧礼教的叛逆者。她要求一些热烈的痛快的生活。她热爱着而又蔑视她的怯懦的矛盾的灰色的求爱者，然而在游戏式的恋爱过程中，她终于从腼腆拘束的心理摆脱，从被动的地位到主动的地位，在一度吻了那青年学生的富于诱惑性的红唇以后，她就一脚踢开了她的不值得恋爱的卑琐的青年。这是大胆的描写，至少在中国那时的女性作家中是大胆的。莎菲女士是‘五四’以后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爱上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

这是“女性十足的女人”的丁玲，是绝对自我的个人主义的丁玲。  丁玲的一生何尝不是一个“绝叫者”的一生。她这一生的悲苦命运，正可以说成是她笔下众多女性人物的一个综合写照。她有过她们在生活涡流里的苦闷与彷徨，幻灭与追求，挣扎与绝望。她在“魍魉世界”和“风雪人间”的炼狱里所遭受的屈辱与摧残，在数十年的时代风浪中所经历的浮沉与漂泊，并不亚于《我在霞村的时候》里在肉体上遭受了日本兵蹂躏折磨的贞贞。而其精神灵魂上的坚强不屈，对生命的渴求和向往，也是并无二致地契合。在那漫长的遭受非人待遇的时光，她何尝不像贞贞一样，“不要任何人对她的可怜，也不可怜任何人”。她“像一个被困的野兽，她像一个复仇的女神”。

丁玲是在成为“左联”“阵营内战斗的一员”，“积极左倾”之后，写出了《水》，并因而被冠以是从早期颓废的个人主义的虚无，有了进步到工农大众的革命之路的萌芽，是对自己过去“革命加恋爱”公式的清算。但终因小说没有以灾民的斗争充分反映土地革命的影响，她也就没能够上“簇新的作家”的标准。

我觉得，丁玲因写出了《我在霞村的时候》和《在医院中》两篇小说，才使作为女作家的她，显得丰满和圆润。如果说梦柯和莎菲身上还残留着不成熟的少女伤春式的抑郁感怀，丁玲则更以张扬的个性激活了贞贞和陆萍这两个人物身上成熟女人的激情美。这倒从反面印证了张光年后来在批判她时说的：“丁玲、莎菲、陆萍，其实是一个有着残酷天性的女人的三个不同的名字。她们共同的特点，是把自己极端个人主义的灵魂拼命地加以美化。”

其实，用丁玲早在1942年写成的那篇著名散文《“三八节”有感》里的话，来概括她对自身作为女人的命运的注脚是再合适不过了。她说：“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她们抵抗不了社会一切的诱惑和无声的压迫。她们每人都有一部血泪史，都有过崇高的感情(不管是升起的或沉落的，不管有幸与不幸，‘不管仍在孤苦奋斗或卷入庸俗)。”这里的“女人”已不单单是指那个特定时期延安的女人了，而是包括了她丁玲本人在内的世上所有的女人。在这个意义上，丁玲也好，她笔下的贞贞、陆萍也好，当时延安的女人也好，她们每人的那部血泪史，不也同时就是一部完整的女人的血泪史吗？

文学史对作家作品以往那种约定俗成的评价很有意思，以丁玲为例，由《梦柯》、《莎菲女士的日记》到《水》再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写作过程，便是一个进步的小资产阶级作家，成为真正人民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的艺术上的标杆，也是革命现实主义“征服”的胜利，即她在小说中指出了“农民的真实的历史性的胜利”。冯雪峰还从艺术上充分肯定《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由深刻的思想形象、诗的情绪性格和生活的热情所编织成的一幅完整、辉煌的美丽油画，是一部反映土地革命的史诗似的文学作品。丁玲因此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章”。

这是沐浴过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洗礼的丁玲，是“革命”的“女兵”的丁玲，是“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的丁玲。

然而，有些学者把《水》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类作品，全然说成是“狂热的宣传”，“图解现成的公式”。这非但不客观，也不科学。像夏志清先生就极其看不上《水》，认为它除了是“宣传上的滥调”以外，还从文笔“看出作者对白话词汇运用的笨拙，对农民的语言无法模拟。她试图使用西方语文的句法，描写景物也力求文字的优雅，但都失败了。《水》的文字是一种装模作样的文字。”

王蒙先生在《我心目中的丁玲》一文中，对“丁玲现象”有所揶揄的同时，还是客观地评价了作为小说家的丁玲。他认为她“笔下的女性的内心世界常常傈于同时代其他作家写过的那些角色。她自己则比迄今为止‘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中表现过的(包括她自己笔下的)任何女性典型都更丰满也更复杂更痛苦而又令人思量和唏嘘。”

丁玲的早期小说不是来自“群众”，而是源于自己的心灵深处，是绝对自我的。她晚年已经不写小说了，极力主张“作家是创作文学作品，是写活的历史，是要写出能令读者感到的具有实感的人物、情节、故事、人的心灵活动、人与人的关系、人们生活中的善恶美丑等等，如果不亲自到群众中去经历、体验，是写不出来的。”

谈到自己的写作时，丁玲说她“从来不考虑形式的框框，也不想拿什么主义来绳规自己”。“我只是任思绪的奔放而信笔之所至，我只要求保持我最初的、原有的心灵上触动和不歪曲生活中我所爱恋与欣赏的人物就行了。”

但她越来越强调：“作家是一个创作家，要描绘形象，抒写感情；但同时也是一个政治家。他有高度的政治热情，把政治融入他所描写的形象、感情中，使读者觉得这只是文学；但这些吸引人的优美的文学却起到政治上的作用。”她有篇文章的题目就是《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我不知她早期要是抱着这样的理念写作，还能否会有梦柯和莎菲，甚至后来的贞贞和陆萍，而“政治”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更常在艺术上被贬得“一钱不值”，认为她几乎完全丧失了艺术个性，甚至包括她作为一个女作家的独特禀赋。这难道是作家与艺术关系上的一个悖论吗？文艺作品真能像她说的，既是“活生生的生活里的东西，又是非常深刻的政治化的东西”吗？我说不清楚。

她还主张“作家要经常勉励自己去掉私字。不为名，不为利，不为地位，不为权势，没有成见，没有派性，为人正派，不为个人感情所左右，有宽广的胸怀”，要无愧于党员的称号。换言之，作家在当一个作家的同时，还应该是共产主义的坚强战士。

这已经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丁玲，是共产主义的丁玲。

丁玲喜欢真性情的人，也愿做真性情的入，不虚伪，不耍两面派，不搞阴谋，光明磊落，“飞蛾扑火，非死不止”。

丁玲说“作家的生命在于作品”，这是不该有任何疑义的。新世纪的读者还在读她的小说，说明她的作品还有生命力，也说明作为作家的她依然活着。

2001年12月12日于中国现代文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