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赵树理总是从他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开始,这位中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成为新中国最负盛名的“家民小说家”，本书收录其代表作品12篇。

如果要举了中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可以说赵树理是一位无法取代的人物。一个出身于太行山区的农家子弟，在辛亥以后的社会剧变中，在新文化运动的大潮中，在投身抗日拯救中华民族的奋斗中，竟然在不期然之间闯进历史舞台的中心，成就了一番文学的事业，遭遇了许多个人的悲喜沉浮，成为新中国最负盛名的“家民小说家”，本书收录其代表作品12篇。

前言

盘龙峪（第一章）

打倒汉奸

小二黑结婚

李有才板话

李家庄的变迁

催粮差

田寡妇看瓜

登记

灵泉洞

“锻炼锻炼”

套不住的手

实干家潘永福

没有进过山的人，不知道山里的风俗。

盘龙峪这个地方，真算是个山地方了：合四十多个庄落算一里①，名叫盘龙里，民国以来，改为一个联合村。北岩是这一里中的最大村——虽不过有三百余户人家，但在这山中就不可多得了。

西坪上离北岩最近——说五里，其实只三里多路。西坪上的人家也不少，但比起北岩来要差一半还多；村子里没有卖东西的，想买什么还得上北岩。

这一天是阴历八月十五，西坪上有个名叫兴旺的，提了个酒葫芦上北岩来。他出门时天就下着小雨，他以为不打紧，谁知走到半路上雨就大了，把他湿得水鸡儿一般。他刚进了村，就跑进一家院子里去，口里喊道：“好大雨!”急忙两步奔到檐下。屋子里隔着竹帘喊道：“兴旺哥!呀，你却吃苦不小!这么大雨，你怎么跑得来?”

“为朋友的事也讲不起。”

“快进里面来避避!”

这人名叫有发，有二十三四年纪，是个做小买卖的——乡间用着什么他就贩什么，贩来挑到各村卖。

兴旺把湿透了的鞋脱到门外，赤着脚走进来。有发见他的小衫子也湿透了，连忙取一件干的叫他披上，并且说：“把裤子也换一下吧?”

兴旺答道：“裤子不妨事，只不过是小腿一截湿了些，上部还是干的哩。——你村不是唱社戏了吗?你怎么没有出去做生意?”

“我刚才回来。前天担了一担花红果子，昨天晚上卖了些，今天却逢着这种天气，戏台下站不住人，没有生意。——唷，你拿这么大一个葫芦做什么?”

“人家结拜干弟兄啦，叫我给人家打些酒。”

“都是谁?”有发最好打听这些事。说起干兄弟来他倒已有十几个了。

“谁?告你也不知道，是一伙年轻人。”

“你说着我就能知道。上庄下岭几家人，我都是跑遍了的。”

“有春生。”

“秀才的孩子吧?是不是?”

“对!”

“哈!那么我不知道?还有谁?”

“多哩!十二个哩。有你村木头刀的佃户的孩子得水，窑上院寡妇的孩子小软。”

“窑上院寡妇不是没有孩子吗?她就是这村娘家，今天还在台下看戏。”

“那是东房里那个没有孩子，只有一个女儿。”

“我见过，那小闺女出脱得很齐楚，也有十七八了吧?——嗳，窑上院还有一个寡妇吗?”

“怎么没有?堂房里碰成老婆。”

“碰成也死了?”

“可不是?前年就死了。阴阳先生说是院星④的过，男人不能得长寿。”

“哪有那一说：人死了他才是那样说，活着时候他为什么不给人家改一改?——碰成的孩子多么大了?一院子里，两个寡妇，一个男孩，一个女孩，恐怕要闹什么古董②吧?”

“哈哈哈哈，有那么一点影儿。那孩子也不小了，二十了。”

“咱不管人家那些事，先说干弟兄还有谁吧。”

“还有……小铜匠金山，半坡院陈二先生的雇工安泰，发贵的孩子喜顺。”

“算了吧，发贵是什么东西，还会生出好孩子来。”  “哈!你却不知道：发贵虽是只‘瞎话篓’，而喜顺却是最靠得住的孩子。发贵做了什么不对天事，喜顺常好挖苦他，因此父子们常好吵架。”

“咦!世上竟有这样奇事?——你说吧，还有谁?”

“还有老来保的二孩子小松。”

“老来保还抽大烟不?”

“怎么不?五十来亩地卖得剩下横崖上的八亩了。小松是好孩子，今年给他二叔做长工啦。南头起富和老来保的瘾一样大，不过人家的产业比他多，坪顶的一攒柏树，大小总有千把棵，倒不在乎抽那口烟。这回他们拜把，也有他的三孩子三宝。”

“我看你村里，数东方老汉的日子好过啦。”

“对!东方、润年现在就算两个首户：两家都有五十几亩地，人口又不多——七八口人，外面不欠谁的债。”

“都还积有几个现钱吗?”

如果要举出中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可以说赵树理是一位无法取代的人物。一个出身于太行山区的农家子弟，在辛亥以后的社会剧变中，在新文化运动的大潮中，在投身抗日拯救中华民族的奋斗中，竟然在不期然之间闯进历史舞台的中心，成就了一番文学的事业，遭遇了许多个人的悲喜沉浮，成为新中国最负盛名的“农民小说家”。但是，1970年9月23日，赵树理最终还是死于“文化大革命”的批判和迫害。翻阅种种文献和资料，查看赵树理当时的言论和文字，你会看到，这位“人民作家”对自己的作品所谈甚少，大都是几句话一带而过。最让他想不通、说得最痛心的是，组织上认为他是反党的，革命群众说他的书毒害了广大人民。在不断自我否认的煎熬中，赵树理最终还是被自己献身的理想所戕害，一个为大众写作的文学家，最终还是死于大众的“革命”。那其中令人窒息的悲剧性，和无尽的反省早已远远超出在文学之外。现在，赵树理先生已经去世三十二年了。时间的河水终可洗尽沉渣，当政治和权力的干预终于被从文学的判断中排除之后，或许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待赵树理的意义和局限。

按照过去流行的定论，提起赵树理总是从他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开始，因为这两篇作品发表在1943年，而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1942年。赵树理从他成名的时候起，就被当作是用文艺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样板，就被当作是在“讲话”精神指导下产生的文学成果，其中周扬先生的论点是最有代表性的：“‘文艺座谈会’以后，艺术各部门都得到了重要的收获，开创了新的局面，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是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重要收获，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1946年)对此，赵树理本人也曾有过非常恳切的表述，“我那时虽然还没有见过毛主席，可是我觉得毛主席是那么了解我，说出了我心里想要说的话。十几年来，我和爱好文艺的熟人们争论的、但是始终没有得到人们同意的问题，在《讲话》中成了提倡的、合法的东西了。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董大中，《赵树理年谱》，北岳文艺出版社，1994，第234页)为了完全彻底地为政治服务，赵树理甚至把自己的小说叫做“问题小说”，他说：“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

作为“解放区文学”最杰出的代表，作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经典作家，作为“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农民艺术家”(周扬，同上)，赵树理的文学生涯一直和中国社会政治风云的变幻紧密相连。在那个政治权力大于一切的时代，赵树理经历了自己走上顶峰和跌进深渊的全过程。至今，也还有人一直把赵树理仅仅看做是某种政治的符号，给与简单的肯定和否定。这种简单的政治取舍倒是很容易得到黑白分明的结论，但这样的取舍所忽略的恰恰是文学。比如肖洛霍夫和三岛由纪夫，一个是苏共党员，一个是不惜发动军事政变的极右翼组织“盾会”的队长，这两个人的政治立场可以说是情同水火，如果只用政治标准来取舍，只用意识形态去划分，我们又如何看待他们的文学?现在，当我们回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把赵树理的小说选入这套“世纪文存”的时候，当然要想一想，除去那些简单的政治界定之外，赵树理的文学创作到底和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学潮流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赵树理的小说对于现代汉语写作到底有什么样的贡献和意义?

1985年，赵树理研究专家董大中先生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在经过多年的努力之后，他终于找到了赵树理发表于1935年的长篇小说《盘龙峪》的第一章，并把它再次发表在《汾水》杂志1981年的第5期上，随后李国涛先生在第11期《汾水》上，发表了题为《赵树理艺术成熟的标志》的长篇论文。这个发现对于赵树理研究来说，有点类似考古学断代的重新划分根据董大中先生的考证和分析，《盘龙峪》创作于1934年底前后，全书将近二十万字(全书是否完成目前尚无定论)。现在看到的第一章总共有八千字的内容，分三次发表在《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山西分会月刊》1935年一卷二至四期上，时间分别是1935年2月、3月、4月的15日，署名“野小”。正如李国涛先生的论证，“第一章”的发现有力地证明了一个事实：赵树理小说创作的风格成熟于1934年。再次阅读第一章，我甚至觉得它的艺术境界远在赵树理其他的作品之上。在八千字的篇幅里，作者引出十二个农村青年结拜弟兄的事件作为这部长篇的开场，围绕着金兰结义的中心事件，故事发生的地域，当地的风土人情，不同人物的身份性格，一一展现。叙述的从容大气，文字的干净简朴，老到传神的白描，无微不至、生动丰富的乡土气息，纷纷跃然纸上。而赵树理最为突出，也最被人称道的对于农民口语的大量运用，在这八千字的叙述中也已经完全成熟。这个成熟不只表现在人物对话使用生动的口语，更表现在作品的叙述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民间口语和传统白话文体相结合的创造性运用。和三四十年代那些充满了翻译腔的主流小说相比，和那些主流小说中矫揉造作的痴男恋女相比，扎根乡土朴素深沉的《盘龙峪》尤其显得弥足珍贵。只可惜，这部小说散落在当时不起眼的小报和杂志上，根本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更可惜，我们如今只能见到它的第一章。但是这珍贵的第一章，还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创作风格已经完全成熟了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