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该书的出版在美国构成了一个轰动性的事件，除了盘踞畅销书榜首长达一年之久外，在学术界内的影响也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几乎整个学术界与知识界都被拖入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论战中，论战激烈程度堪称南北战争以来所罕见。

该书虽然表面上谈论的是美国的大学教育与青年状况，但实际上却涉及到对美国和西方文明的整体性批判。

本书论证现代民主的起源，品评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意图及其得失，考察当代美国心智与德国思想之间的联系，批判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盛行的虚无主义及文化相对主义，揭示出民主政治之下高等教育的危机。

序（索尔·贝娄）

前言

导言：我们的美德

卷一：大学生

　　 白板

　　 典籍

　　 音乐

　　 关系

　　 卷二：虚无主义，美国的风格

　　 德国思想的联系

　　 两次革命和两种自然状态

　　 自我

　　 创造力

　　 文化

　　 价值

　　 左翼的尼采化或尼采的左翼化

　　 我们的无知

卷三：大学

　　 从苏格拉底的申辩到海德格尔的就职演说

　　 六十年代

　　 学生与大学

索引

译后记

创造力

当皮科·米兰多拉在15世纪提出“人的尊严”这种说法时，它就带有亵渎神明的意味。过去，人一向不被认为有什么特殊的尊严。上帝是至尊的，人无论拥有什么尊严，都是因为他按上帝的形象创造的(而且是用泥土创造的)，或因为他是理性的动物，他的理性可以把握自然整体，从而与这个整体血脉相连。如今人的尊严不再有这些支撑物；它意味着人是至高无上的存在，它所肯定的，正是亚里士多德和《圣经》所断然否定的。人得到了提升，但他变得孑然一身。如果这是合理的，则人就必须是自由的——不是古典哲学意义上的自由，它意味着自由人可以参与一种政体，在那里他既是统治者又是被统治者；也不是霍布斯和洛克所说的自由，他们认为自由人是能够遵从自己的理性，不必服从上帝或别人的人——而是一种更加富丽堂皇的自由，即人可以为自己和自然立法，因此无须自然的引导。

对这种自由观的补充和阐释就是“创造力”。我们已经太熟悉这个词了，所以它就像最陈腐的独立日演说一样对我们几乎没任何影响。事实上它已经成了我们的独立日演说。但是当它第一次被用于人时，散发着亵渎神明和自相矛盾的味道。过去一向只把上帝称为创造者，这是一切奇迹中的奇迹，超越因果关系，拒斥一切理性的前提，是无中生有。用来定义人的东西不再是理性——理性只不过是人自我保存的工具——而是艺术，因为在艺术中才可以说人是有创造性的。他通过艺术把秩序带给混乱。最伟大的人不是智者，而是艺术家，是荷马、但丁、拉斐尔和贝多芬那样的人。艺术不是对自然的模仿，而是摆脱自然的束缚。一个能够形成引导生活的宇宙观和理想的人是天才，是一种神秘的、魔鬼般的存在。这种人最伟大的艺术作品就是他自己。能够把握自身——一个充满种种意向和欲望的混乱世界，一个统一性令人生疑的事物——并赋予它秩序和统一性的，是他的个性。所有这一切都源自他的精神和意志的自由活动。他身上包含着立法者和先知的因素，与那些把现有秩序视为永恒、无法理解人的沉思者、哲学家和科学家相比，他能更深刻地把握事物的真实性。这是与科学的平等精神相对立的古人的伟大精神的复活，但它现在的面貌是多么不同!这种新的语言是差异的标志；思考希腊人如何翻译和诠释它所描述的现象，是一项毕生的任务，它将为理解自我带来丰厚的回报。

自我、文化和创造力这些词汇相当充分地概括了卢梭开启的变化带来的影响，它们反映着对启蒙时代的科学和政治解决方案的不满。它们转向理解自然的真谛。大体上，自然总是被归结为人类据以引导自己的东西。但是，有影响的思想家都不想回到前启蒙时代对自然的理解，即所谓的目的论观点。按这种观点，自然本身是完美的，每一种生命都在努力获得这种完美。自然被视为运动中的事物、为了人类的需要可以征服自然，对这种自然有两种反应：一是回归自然是美好的观念，但这仅仅是指由田野、森林、高山、河流构成的蛮荒的自然，野兽悠然自得地生活于其中；一是沿着创造性的方向超越自然。后一种做法风靡了欧洲大陆，并通过像柯尔律治和卡莱尔这些人从德国传到英国。始终如一地严肃看待这场思想革命的全部意义的思想家寥寥无几，只有黑格尔是一个最伟大的例外。但是人人都受到它的影响，其影响力遍及从右翼到左翼的整个政治领域。如果没有卢梭所做的一切，我们所熟知的马克思主义和保守主义都是不可想象的。

今天，从一个颇有启发性的小事例中即可看出反启蒙思想的普遍程度，即科学家热衷于自称为“有创造力”。违背科学精神之事莫过于认为科学家是在编造而不是发现结果。科学家应是反对上帝创世说的人，他们正确认识到，如果这种教义有意义，他们的科学就是错误和毫无用处的。但是他们未能看到创造力恰好具有相同的效果。自然存在着有法则的秩序也好，没有这种秩序也罢；有奇迹也好，没有奇迹也罢，科学家不能证明不存在奇迹，他们只能假设；没有这种假设，就没有科学。今天，否认上帝的创造力，把它作为蒙昧的过去的产物，已经被科学克服，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人的创造力，作为一种更不可思议的东西和仅仅是对上帝的模仿，却有着奇特的吸引力。科学家推崇创造力的观点，并不是科学或严肃地思考科学的结果。他们仅仅是顺应民主大众的观点，这种观点不自觉地受到了鼓吹人人都是创造者这种浪漫派观念的迷惑。艺术家而不是科学家成了令人敬仰的人类楷模；科学意识到自己必须与那种楷模同化才能保住它的可敬地位。既然人人都被认为本质上是理性人，科学家就会被认为是人人向往的完人。这就是启蒙运动建构科学的中心地位并使之受人尊敬的方式。这种自我描述的转变表明“时代精神”已经变了，科学并没有置身其外，将人从它的制约中解放出来，而是与它同流合污了。理论生活已经丧失了其地位，如今科学家在努力恢复其作为人人向往的完美典范的地位；但是人人向往的东西也已改变，科学与社会之间的自然和谐受到了破坏。

有人也许认为这是在玩文字游戏，类似于C.P.斯诺把科学称为一种“文化”。科学看上去具有创造性，只是因为我们忘记了创造性的真正涵义，认为它就是提出假设、发现证据或构思实验过程中表现出的聪明。从这个角度来说，科学是朴实无华的，而且让我们看到了语言污染的又一个事例。不过，这种形式的玷污虽不如另一些类型的玷污来得可怕，其实却更加致命。它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混乱。采用毫无意义的说辞，使科学和艺术的清晰含义丧失殆尽，把社会——它希望被告知享受着一些美好之物——所向往的两种相互对立的东西强行整合在一起，使两者都受到了削弱。这里存在着对科学理念——即便不是它的具体实践——丧失信心的危险，这种理念是民主社会建立的基础，是一个相对化的世界中唯一绝对的东西。这些科学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当受到实证科学蔑视和拒斥的哲学被庸俗化为粗俗的公众舆论时，它也受到了报复。

因而，卢梭及其追随者的影响，遍布于我们周围的公众舆论的血脉之中。不言而喻，把“创造力”和“个性”之类的词汇挂在嘴边，并不意味着使用它们的人理解让它们的使用成立的思想，更不用说赞同这些思想了。这种语言已经变得平庸无聊，原本用来描述和激励贝多芬、歌德的词语，现在每个学龄儿童都在使用。民主的本质在于否认美好事物不可企及。如果这些事物确实不是人人都能企及，就会出现否认事实的倾向——例如，干脆把不是艺术的东西称为艺术。美国社会有一种突出自我的狂热冲动，一有大家认为不同凡响的事情，它就会被包装成可以让人人觉得自己忝列其中的样子。创造力和个性就是表明这种不同凡响的字眼。事实上，在一个一切杰出表现都受到威胁的平等社会里，它们力图成为适合于这个社会的杰出表现。通过亲近民众来拉平杰出表现，不过是在鼓励自我满足。现在这些术语属于每一个人，所以无论在大众用语中，还是在把它们作为概念使用的社会科学中，它们不能用来表达任何事情。它们没有特别的内容，只是麻醉公众的精神鸦片。然而，它们确实为不满提供了一个靶子，任何地方和时代的生活，尤其是民主社会培养出的生活，都会产生这种不满。创造性和个性取代了美德、勤劳、理性和品质这些老字眼，影响着我们的判断，为我们提供了教育目标。它们是非资产者的资产者思维方式。因此它们是背离我们的真正美德的市侩品质和虚伪行为的源泉。我们有很多优秀的工程师，而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却寥寥无几。然而一切荣誉都被归于后者，或者应该说，被归于众人眼中那些跻身于艺术家行列的充数者。真正的艺术家不需要这种支持，相反，他会因此而受到贬损。会赚钱的人并不是最有品味的人，但他更乐于附庸风雅。

于是，本来是要提升品位和道德的东西，却仅仅成了品味的附庸，同时削弱了品味的基础。这不是仅在欧洲出现的结果，在那里，创造性有时还具有激发灵感的作用，而且是个内容更加充实的概念。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即便在欧洲，资产负债表也出现了有争议的负数。但是在美国，我看不到任何收益。况且创造性的源泉——文化本身——也已成了空洞无物的谈资，它原有的含糊不清已经达到了病态的地步。人类文化学家不能界定文化，虽然他们确信存在着这种东西。艺术家不具备崇高的观念，但他们知道文化(即他们正在做的事情)有权得到文明社会的尊敬和支持。社会学家及其观点的传播者，即无所不谈的新闻记者，把一切都称为文化——吸毒文化，摇滚文化，街头文化，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而且不分高下。实际上，文化的失败现在也成了文化。这就是当法国革命传入美国后引起的堂皇反应。我们的国度依然是一个大熔炉。

P180-184

这本书，作为对我们的心灵、尤其是年轻人的心灵以及他们所受教育的沉思，是从一个教师的视角写成的。这是个得天独厚的视角，虽然它有很多局限，包含着危险的诱惑。教师，特别是从事通识教育的教师，必须始终盯住人类完美的目标，同时也要把握自己眼前的学生的禀赋。他得不断地认识前者，评估后者达到这个目标的能力。关注年轻人，摸清他们的渴望和领悟能力，是这一行的本质。必须探测和找出这些渴望。不能对切实的需求做出回应，就算不上真正的教育；缺了这一条，再多的收获也无足挂齿。每一代人的状况，要从他们与人类的永恒关切的关系中才能找到，而这种关切又能从每一代人的情趣、娱乐尤其是愤怒（这在以冷静自觉而著称的年代尤为真切）中找到。尤其能够揭示真相的就是专门勾引年轻人的各路骗子。这些文化贩子有着投年轻人所好的强烈动机——所以他们也是引导我们进入时代精神迷宫的有益向导。

教师的观点不是随便想出来的。它既不完全取决于学生想成为什么人或他此时此地恰好成了什么人，也不屈从于特定的社会需求或变幻无常的市场。人们费了很大力气，想证明教师一向只是这些力量的代理，但事实上不管他愿意与否，他都是受一种意识或预见的引导，他认为确实存在着某种人的天性，他以帮助实现这种天性为己任。他不是用抽象思维或复杂的推理做到这一点，而是从学生的目光中看到它的。学生只有潜能，但潜能可以超越自身，这就是希望的源泉，虽然几乎总是让人失望，但这种希望仍在不断复活：人并非全然是偶然的产物，被他出生时的特定洞穴束缚和塑造。助产术认为，一个鲜活的婴儿降生人间，不是因为有助产士，而是出于自然。用它来描述教育过程要比“社会化”一词强多了。一个健壮孩子不靠助产士的帮助而诞生，是老师的真正欢乐。这种喜悦对他的激励作用远大于任何乏味的道德责任感，他的基本经验是，沉思要比任何行动更使人满足。凡是真正的老师都不会怀疑，自己的使命是帮助学生抑制世俗和偏见的扭曲力量，使人性臻于完美。对人类天性的洞察力有可能受到遮蔽，教师多少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他的行为是由他本身以外的因素引发的，同时也为他提供了评判学生能力和成就的标准。另外，没有哪个真正的教师在实践中不相信心灵的存在，以及通过授课影响心灵的魔力。所以，老师们肯定认为，在教育起步时，或许要从外部对心灵给以奖惩，以便给它注入活力。但说到底这种活力是它自身的收获，它是自给自足的。

这有助于解释一个成年人愿意跟青年而不是同辈相处的怪癖。他喜欢充满希望的“或然”胜过喜欢有缺陷的“实然”。这个成年人会受到很多诱惑——尤其是虚荣和夸夸其谈而不传授知识的欲望；这种活动也具有重讲课轻求知的危险，即迎合学生，只教那些他们能学或愿学的东西，只用学生的眼光来认识自己。

由此可见，教育能威胁到哲学，因为哲学思考是孤独者的探索，追求它的人切不可盯着听众。但是，要求所有的老师都成为哲学家，那是太过分了；多少附和一下听众也在所难免。只要有所防范，坏事也能变好事，能鼓励哲学思考。对学生着迷，可以使老师认识心灵的不同类型，认识他们的学习能力以及把握真理和谬误的能力。这种经验是探讨“人是什么”这个大问题的前提条件，它关系到与人的低级日常需求相对的最高志向。

通识教育的确切含义是，它帮助学生对自己提出这个问题，让他们明白答案既非一目了然，亦非无从寻觅；不去持续地关注这个问题，严肃的生活就无从谈起。尽管旁门左道应有尽有（本书会讨论其中的一部分），但每一个年轻人提出的“我是谁？”的问题，以及我们人人内心固有的遵从阿波罗神殿上的神谕“认识你自己”的强烈冲动，都意味着“人是什么”是个第一位的问题。我们长期缺乏确切的答案，所以才去了解各种可供选择的答案，并对它们进行思考。通识教育使我们得以了解这些选择，其中很多有悖于我们的天性和我们的时代。受过通识教育的人能够抵制那些唾手可得和受人追捧的答案，这并不是因为他固执己见，而是因为他知道另一些答案更值得考虑。相信书本知识就是教育的全部固然愚蠢，但书本知识总是不可缺少的，在一个高尚人格缺少活榜样的时代，就更是如此。书本知识是教师所能给予的大部分——但要在一种与生活有着合理关系的气氛中适当地加以调理。他的学生得面对生活。他的最大愿望就是他所传授的东西与生活息息相通。大多数学生会满足于我们的现状所看重的事情；还有一些人会怀有热情，他们因为家庭和个人志向而另有所求，这种热情也就靠边站了；只有极少数人会献身于追求独立精神。通识教育就是专为最后这些人而存在的。他们会成为人类运用自己的伟大才智的典范，从而也能使我们大家受益，这并不取决于他们做了些什么，而取决于他们是什么人。缺了他们（也许应该补充说，缺了他们值得敬重的表现），没有哪个社会能被称为文明社会，不管它多么富裕，多么舒适，也不管它有多么精湛的技术或多么温情脉脉。

可以理解，我是从教师的角度用三十多年的时间怀着浓厚的兴趣观察学生，倾听他们的观点。他们怀着激情、好奇、渴望，尤其是早年的经历带给高等教育的一切，都已发生了变化；教育他们的任务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我在这本书里希望能为理解这代人做出一些贡献。我不想说教；我既不想做盲目的乐天派，也不想杞人忧天。这本书首先应当被视为发自前线的报道。读者可以自己去判断事态的严重性。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问题，我不认为过去的一切都很精彩。我描述了我们现在的处境，我不打算与过去做任何比较，以此来赞扬或贬低我们自己，我只是想阐明什么对我们有价值，以及我们的处境有何特点。

关于这项研究的“样本”，在此聊缀数语。它是由数千名学生组成的，他们有着较高的智商，物质优裕，思想自由，在他们有幸成为大学生的几年里，几乎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一切——总之，他们是就读于美国最好的二十或三十所大学的学生。还有各种类型的学生因为这样那样的环境限制，不能自由选择接受通识教育。他们有着自己的需求，而且很可能有着非常不同于我这里所描写的性格。我的样本不管有什么局限性，也有其优点，它集中体现了那些最有可能利用通识教育的优势，从道德和思想上对国民发挥最大影响的学生。时常有人说，这些处境优越的年轻人不需要我们过多的关注和资源投入，他们拥有的东西已经够多了。可是切莫忘了，他们最需要教育，因为最伟大的才智是最难获得的，而且，天性越复杂，就越容易堕落。

教育的重要性是无需证明的，但也应当指出，对于从各方面运用理性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国家，并且以此作为基础的现代国家来说，作为理性家园的大学的危机，也许是它们面对的最深刻危机。

这本书凝聚了我对一生教学经验的思考。我的职业生涯异常幸福，每念及此，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所以我得感谢自己的全部经历而不只是这本书所得到的帮助。首先得感谢我的全体学生，他们使我有幸在三十多年里讲授经典文献，尤其是那些我逐渐熟稔了的学生，透过他们，我对这里讨论的问题有了深入的了解。

他们中间有些过去的学生，如今已是十分独立的思想家和我的朋友了，他们向我讲述自己的经验和观察，帮我理清了思路，他们是：布鲁内尔（Christopher J. Bruell）、弗拉德金（Hillel G. Fradkin）、尼科尔斯（James H. Nichols Jr.）、奥温（Clifford Orwin）、潘格尔（Thomas L. Pangle）、舒尔斯基（Abram N. Shulsky）、塔科夫夫妇（Nathan and Susan Tarcov）。尤其是博洛廷（David S. Bolotin），他对我的主题做出回应，并且让我对它的严肃性有了信心。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以其独特的方式激励和诱导着我的热情。吴（Michael Z. Wu）以其敏锐的见解和批判精神给了我极大的帮助。   在同我一起教学和探讨问题的同事中间，我得提及索尔·贝娄和唐豪瑟(Werner J. Dannhauser)。前者以其特有的豁达心胸，深入了解我的思想，鼓励我在过去从未涉足的道路上走下去；后者一直是我成年后的思想伴侣，他一如既往地阅读我的手稿，透彻的眼光和真诚都让我受益匪浅。

在编定手稿的过程中，切尔尼克（Judy Chernick）、德诺夫（Terse Denov）和阿伦森（Erica Aronson）令人放心地投入工作，就像忠贞不二的朋友一样，他们使图书生产过程中最乏味的阶段也变得令人兴奋。我同自己的编辑、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的亚沙纳(Robert Asahina)以及朱利亚出版社的弗洛斯(Berdard de Fallois)也相处愉快，他们先是敦促我写这本书，然后又花费大量时间进行编辑，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埃尔哈特基金会（The Earhart Foundation）和奥林基金会（John M. Olin Foundation）长期资助我的教学和研究，在此对它们的官员深表谢意。

最后，我要向辛德勒（Allan P. Sindler）表达敬意，他为我树立了一个无私的大学教师的榜样。他用一生的品行证明，干事业依然可能，而且是值得的。

我必须申明，而且不是为了走形式，我提到这些人，绝非暗示他们赞同我的观点。

艾伦·布卢姆

芝加哥，1986年5月

2003年结束了在加拿大一年的进修访问后回国，一方面致力于有关政府绩效评估方面的研究，另一方面也想涉足翻译，不仅因为本人一直对翻译情有独钟，还因为近年来学术翻译日渐受人重视，许多卓有建树的学者皆译著与著述并举。这项工作不仅使你有机会深入理解国际知名学者的著作，同时也可为学术推介尽绵薄之力。

机缘巧合，结识了山东大学的冯克利教授。他不仅在政治学研究方面很有造诣，且在政治学学术翻译领域也颇有影响。他为本人推荐了本书，作者的睿智与抱负，学识之渊博、思想之深邃，令人印象深刻，所以本人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项任务。在翻译过程中，冯克利先生给了本人莫大的帮助，他不仅仅是译校，更是老师，对本人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给予悉心指导。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时还要感谢我的母亲勇修娜女士，她已年逾七旬，还尽力帮我承担家务，使我得以有更多的时间埋首于译事。

从2006年的初春到仲秋，历时八月有余，终于完成了这部译著。本书作者曾说，“给予让人们高兴的礼物总是令人愉快的”。完成了这部高品位的学术著作的翻译，把它奉献给读者，我很高兴，希望读者也有同样的感受。当然，新手上路，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如果有什么问题，一切责任由本人承担。

战旭英

2006年10月16日

《美国精神的封闭》是最动听、最精致、最博学，而又最危险的传单。

——本杰明·巴伯

这部书对人们大有启示作用。最重要的是使我们认识到：民主体制本身并不是一切，它的运作必须另有一种健全的文化精神与之配合。

——余英时

无论人们是否同意它的结论，它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讨论指南。它不仅是对传统的概述，也是一份表述得十分清晰准确的历史大纲，是对民主美国高层次精神生活的发展值得信赖的概述。

——索尔·贝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