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儒和儒家
关于儒，我们后人的说法是指读书人。这缘于中国封建社会中期以后科举制的形成。官方规定，做官得考试，而考题和答案标准均出自儒家经典。于是读书人纷纷诵读儒家经典。久而久之，儒成了读书人的代称。其实，先秦时期的儒并非简单就是读书人，而首先是一种职业。什么职业？墨子在批评儒者时有过比较详细的描绘。他指责儒者“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墨子还记载了孔子的一件事：“孔某之齐见景公，景公说，欲封之以尼溪，以告晏子。晏子日：‘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顺者也，不可以教下；好乐而淫人，不可使亲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职；宗丧循哀，不可使慈民；机服勉容，不可使导众。孔某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今君封之，以利齐俗，非所以导国先众。墨子的批评和记载透露出的信息是，儒是个职业，专门从事礼仪方面的工作。司马迁也对儒有一番评价：“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这一说法也透露出儒从事的工作包括礼仪。礼仪工作在当时十分重要。古代和今天都重视礼仪，也都重视法，但古代社会以礼仪为主，今日社会以法为主。比如，年轻人结婚，男女双方愿意，双方家族也满意。选择了良辰吉日，抬花轿、接新娘、拜天地、入洞房，亲戚朋友、乡亲邻里都来吃喜酒。热热闹闹。按照古代规矩，礼仪上已过关，两人就是夫妻了。可是在今天仍不能被承认为夫妻，因为还没有到有关部门进行法律登记，没领结婚证，同居就是不合法。
礼仪和法律虽然都是社会规范，但仍有很大的不同。礼仪是要满足每一个人根据身份所规定的情感的抒发、自发的倾向的实现、价值和尊严的体现。法所注重的是由理性所确定的人群整体的公正。为了整体的公正，有时就要伤害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的情感与尊严。礼仪照顾的是每一个人，所以比较琐碎。一句话、一个动作、一个眼神、一个表情、衣服的颜色、手持的物品、所站立的姿势和位置……稍有不慎，说不定就伤害了谁。轻则个人之间心存芥蒂，重则家族之间引起冲突。当时各家族每年要搞的礼仪活动有很多，婚丧嫁娶、祭祀百神、敬拜祖先、社会交往，要做到使每一个人感觉到体面、愉快、有尊严。儒这个职业可以做到这一点，避免或减少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儒操办礼仪时固然烦琐，但能够照顾到尽可能多的人的情感与尊严。
关于儒家，还是要从儒谈起。儒分君子儒和小人儒，小人儒只知混饭吃，为了混饭，有时不讲原则，甚至不惜用篡改礼违反礼来讨好主人。就好比当今毫州的“阅兵书记”李兴民的属下，“1997年春节过后，意气风发的李兴民决定组织政法系统举行一场亳州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阅兵仪式。1997年2月28日的《亳州报》在头版头条位置详细报道了‘大阅兵’。上午9时，政法委书记、阅兵总指挥修功祥向市委书记李兴民报告各方队情况。阅兵开始，市委书记李兴民、市长王春敬乘敞篷检阅车沿魏武大道自北向南检阅全副武装，列队站立的近千名政法系统全体干警。李兴民、王春敬站在检阅车上不时向干警挥手致意，并模仿中央首长的姿势呼喊‘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受检阅的人员高呼‘首长好’、‘首长辛苦了’！由政法系统公检法司组成的方队和百辆警车方队在民政局彩旗队的引导下，依次通过检阅台，接受市领导的检阅。市委书记李兴民在检阅车上向全体干警发表了讲话。据了解，为了这次大阅兵，并不富裕的亳州财政一下子就贴进了上百万元。”李兴民的属下们知道这样做不对，但为了混饭吃，只得任凭领导做这种非分之事。
君子儒就不同了。他们的最高目标不是维持生计，而是要进行改造社会的活动。他们同情苦难深重的民众，对统治者奢侈腐化、残酷剥削民众深恶痛绝。他们整理古代文化，对古代的礼仪文化进行深人的研究，创立出一整套礼乐文明思想。他们想用自己的礼乐文明思想改造社会，解除民众苦难，实现自己的社会大同理想。这些仁人君子走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文化派别，就是儒家。所以，概括地说，儒家就是由君子儒形成的文化派别。P1-3
一、关于研究方法
本人理解儒家的方法来自于明代大哲学家王阳明。
第一，我心为本。
阳明先生于贵州龙场受难，“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本人也把儒家思想视为我心固有之理，以我心之是非为是非。诚如阳明先生所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
德国的存在主义者雅斯贝尔斯也强调，哲学史只是一种手段，目的是唤起当下的自我苏醒。雅斯贝尔斯非常强调要以自己的尝试，去跟哲学家们一同体验真正的哲学。他说：对传统的权威我们不能简单地去服从它。“我们的使命是，以自己的经验通过传统发现自我，并在传统的根源中找到自我的根源。”“因此，一旦历史唤醒了我，它就变成了自我的一面镜子：在映象中，我可以观察自己，我自己在思考什么？”总之，研究前人是为了发现自我，深刻地领悟自我的现状。一旦脱离我的是非，我的生活，对前人的认识毫无意义。同样，在读这本小册子时，读者主要不是掌握字里行间的逻辑和增加知识，而是要体悟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来印证书中讲的道理。
儒家历史绵延两千多年，学说繁多，典籍浩如烟海。其中相当多的字句玄奥艰深，晦涩模糊，令后人难以读通。儒家绝非成心如此，这可能是由于其处境艰难、思维方式超前、古今语言差别，及图书资料散失、资料保留不完整所致。所以，想穷尽儒家之文意，恐遥遥无期。为了尽快让儒家的智慧在今日发挥作用，姑先认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就是儒家，儒家与我“同此心”、“同此理”，以我心之是非为是非来理解儒家。也就是像雅斯贝尔斯那样，在儒家身上找到自我。找到我的合理行为的根。李雪涛先生引用了南宋大慧宗果普觉禅师的一句话：“无著云：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云：却是庄子注郭象。”我们今天在使用我注儒家方法的同时。也应该使用儒家注我的方法来领会儒家。
第二，“知行合一”。
阳明先生认为，知离不开行。“未有学而不行者也。如言学孝，则必服劳奉养，躬行孝道，然后谓之学。岂徒悬空口耳讲说，而遂可以谓之学孝乎？学射，则必张弓挟矢，引满中的。学书，则必伸纸执笔，操觚染翰。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则学之始，固已即是行矣。笃者，敦实笃厚之意。义行矣。而敦笃其行，不息其功之谓尔。”阳明先生所云“良知”类似佛教禅宗于日用间体任佛性。禅宗认为。“搬柴运水无非佛事”、“在在处上皆是道场”，以致有驴鸣狗叫拉屎撒尿皆有“西来大意”之说。阳明也赋诗：“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饥来吃饭倦来眠，只此修行玄更玄。”有一属官，心慕阳明心学，说：“此学甚好，只是簿书讼狱繁难，不得为学。”阳明答：“我何尝教尔离了簿书讼狱，悬空去讲学？尔既有官司之事，便从官司的事上为学……簿书狱讼之间，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著空。”“郡务虽繁，然民人社稷，莫非实学。”……“政事虽剧，亦皆学问之地。”
同理，儒家思想也须能在生活中整体的领悟。本人以为。必须用生活介入的方法领会儒家。脱离社套生活，整日埋首于书斋，儒家永远是不可知的“自在之物”。而对于从事实际工作的人来说，以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介入研读，儒家很快会成为展示其内心“良知”的嚣为我之物”。梁漱溟先生1928年在广州中山大学讲演时，向听众郑重声明：“我始终不是学问中人，也不是事功中人。我想了许久，我是什么人？我大概是问题中人！”梁先生岂能不是学问中人！但梁先生是为解决社会问题而谈论学术的人。他的学术著作颇受做实际工作的人的欢迎。本人岂敢仰视梁漱溟先生！然而在这里也斗胆模仿梁先生带着关心社会问题的心态解读儒家，以为这样才有助于我们读懂儒家。
二、“诸子百家”——儒家产生的背景
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活跃。“诸子”是指活跃于当时的有名的思想家，“百家”是指不同的学派。当时对诸子百家的论述较集中的文献有《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韩非子，五蠹篇》。“诸子百家”都指谁？历史上有不同的说法。西汉初期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所列举的是儒、法、道、阴阳、名、墨六家。西汉末年刘歆和东汉班固所列举的是儒、法、道、阴阳、纵横、小说、名、墨、农、杂十家。但是，他们都丢掉了相当重要的一家——兵家。
关于诸子百家的时间界定，学界一般放在春秋战国。本人以为这种界定不够严格。严格说，把截止时间放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比较确切。因为汉代的前七十年，最高统治者还没有确定官方意识形态，百家的争鸣仍在延续。
“诸子百家”产生于春秋时期，当时的社会急剧动荡，社会结构中的几个方面都发生了大的变化。
第一，经济结构的变化。
经济结构的变化是从生产力开始的。春秋时期，铁器开始大量出现。春秋初期，管仲向齐桓公建议：“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组夷斤厮，试诸壤土。”美金”是铜，“恶金”就是铁。《管子》中的《轻重乙》篇也提到春秋时代的齐国向农民贷放铁农具，“请以什伍农夫赋耜铁”。春秋中叶，齐灵公命令叔夷去管理的“造铁徒”有四千之多。另外，在当时经济还不发达的南方也已经使用铁器。在今江苏六合属于春秋晚期的吴国墓葬中，发现了一件铁器。在长沙早期楚墓中，也发现了铁削和铁口锄。
铁器的出现使生产力大大提高，也推动了生产关系的转变。铁器出现之前人们使用的生产工具有石器、木器、蚌器。效率非常低下。劳动者只能用大规模的群体合作来弥补生产工具之低劣。《诗经》中记载“十千维耦”、“千耦其耘”，透露了大规模集约劳作的信息。在这种劳动方式中，奴隶们逃跑的意识并不强烈，因为没有养活自己的能力。铁器的出现就不一样了，劳动者个人用铁制作的生产工具有能力个人开垦土地。于是，逃亡者日益增加。《诗经》中“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女，莫我肯德。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女，莫我肯劳。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表达了奴隶憎恨剥削者——“硕鼠” (古籍中用老鼠比喻剥削者非只此一处，比如《太平经》卷67说：“此大仓之粟，本非独鼠有也；少内之钱财本非独以给一人也。”)，却无能力反抗，从而企图逃亡，追求幸福生活的意识。为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一些奴隶主开始调整生产关系，实行劳役地租制。孟子所说“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虽然是对他的理想的村社生活的设想，但这种劳动成果的分成方式——劳役地租在当时无疑是存在的。《国语》中记载：“先王制土，籍田以力。”先做公事，就是先给主人做事。“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这句诗与劳役地租制的逻辑是一致的。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劳动者在主人土地里工作时缺乏积极性。周贵族单襄公批评陈国“田在草间，功成而不收”，老子批评贵族“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这都说明旧的生产关系需要变更。于是，劳役地租制开始向实物地租制转化。管仲治齐，实行“相地而衰征”。鲁宣公十五年，鲁实行“初税亩”。生产关系的转化是不平衡的。一般说来，大贵族待遇高，享受的特权多，改革的积极性不大：小贵族待遇低，没有什么特权，生活水平不是很高，经不住农奴们的怠工闹事，改革的主动性就比较强。所以贵族中有人愿改。有人不愿改，而且改的人主动性程度也不同。有人愿早改，有人拖得比较晚，有人改得较彻底，有人改得不彻底。由此而引起了政治上的动荡。
第二，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
由于生产关系变更不平衡，主动变更、变更早、变更较彻底的贵族很快就富裕起来了。“彼其之子，不称其服”，这句话反映了一些地位不高，但变更的主动性强的人很快富裕起来，穿着时髦，但气质、文化素质跟不上，受人诟病。这类人当时不在少数。他们有钱以后，当然不满足于眼前政治地位。物质实力会转化成人脉和军事上的实力。“齐侯与晏子坐于路寝。公叹日：美哉室！其谁有此乎？晏子日：敢问何谓也？公日：吾以为在德。对日：如君之言，其陈氏乎！陈氏虽无大德，而有施于民。豆区釜钟之数，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敛焉，陈氏厚施焉，民归之矣。诗日：‘虽无德与女，式歌且舞。’陈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后世若少惰陈氏而不亡，则国其国也已。”陈氏以一个外来人凭什么能住比王宫还壮丽的房子？凭什么比君主更得民心？钱，他有的是钱。大斗借出，小斗收回。厚施于民，谁不以他为德高，谁不为他欢歌乐舞。这样高的威信，政治地位能不上升吗？经过变更生产关系而富裕起来的贵族。一方面是为了维护既得的经济利益，一方面也是为了满足更大的贪欲，开始在政治上有大的举动。于是卿大夫凌驾于诸侯之上，“陪臣执国命”的事层出不穷。晋国在晋悼公、晋平公时虽然连续多年称霸，但国内大权却掌握在几个中军将领手里。如韩厥、知■、荀偃、士訇、赵武、韩起、魏舒、范鞅、赵鞅等。鲁国政治操纵在三桓(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手里，郑国操纵在七穆(郑穆公七个公子之后)，卫有孙、宁两家(皆卫武公之后)，宋有华、向、乐、皇(皆宋戴公之后)，齐有国、高、崔、庆、鲍、田诸家。原有的高级贵族落魄无着。天子是最高级的贵族。西周周天子强大时，有权力干预诸侯内政，惩罚不满意的诸侯。周夷王曾烹齐哀公而立其弟静。周宣王派兵伐鲁，杀伯御而立其弟孝公。到春秋时代，天子要向诸侯朝聘，周桓王在位二十多年，五聘于鲁。晋文公称霸会诸侯，居然以臣召君，叫周襄王给他点缀场面。周平王和周桓王死后连丧葬费都出不起，只好找诸侯化缘。郑庄公的军队竟敢对抗天子军队，射中了周桓王的肩膀。诸侯一级的贵族也遭受劫难。宣公二年，晋赵穿攻杀晋灵公；成公十八年，晋栾书、中行偃弑晋厉公；襄公二十五年，卫孙林父、宁殖逐卫献公；襄公二十五年，齐崔杼弑齐庄公；昭公二十五年。鲁季孙如意逐鲁昭公；齐陈成子弑齐简公。以后还出现了三家分晋、田氏代齐。整个局面是“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而政治上的变化进一步影响到思想。
第三，社会群体构成的变化。
政治经济的变化导致了社会群体构成的变化：首先，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原来大体上只有奴隶和奴隶主两大阶级，现在又出现了农奴和农奴主，农民和地主。其次，既出现了大量的破落贵族，又出现了大量的新贵。再其次，职业的构成呈现多样化。原来只有农牧业和一些手工业，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多样化，职业种类多了。除农夫之外，还出现了职业工商业者、职业官僚、职业军人、职业政客、职业谋士、职业教师、职业艺术工作者。
第四，文化的地域特色凸显出来，并汇聚到中原相互交流。当时的地域特色有：齐鲁文化、燕齐文化、燕赵文化、三晋文化、秦文化、郑卫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宋文化，还有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
以上经济、政治、社会群体构成的变化和地域特色文化的发展，必然在思想领域出现各种不同的声音。百家争鸣由此产生。
三、儒家所承继的传统思想资源
在儒家出现之前的夏、商、西周三世，遗留下来许多思想资料。成为儒家表达自己观点的思想资源。其内容有：
第一，“日”、“天”、“上帝”。 这些观念属于追根意识。“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日”是万物之根，作为最高的统治者夏桀就自称为“日”。老百姓痛恨夏桀，所以诅咒“日”。《尚书》里大量出现“天”、“天命”、“天道”、“天罚”等字眼。关于“上帝”，甲骨文中出现很多。“帝令雨足年——帝令雨弗其足年。”这是说“上帝”决定雨水是否充足。“帝其降我堇——帝不降我堇。”“帝其乍王祸——帝弗乍王祸。”“上帝”能决定人的福祸。追根的思维方式后来衍生为儒家对“道”、“圣”、“人性”等不同领域的根本性问题的讨论。
第二，阴阳观念。
周人在治国安邦上已经讲求阴阳协调。“论道经邦，燮理阴阳。八卦的构成就是以阴阳为基础。周幽王二年，三川地震，伯阳父针对此发表议论：“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这是用阴阳世界观解读地震。阴阳观念后成为儒家经常使用的重要范畴，大都用来表达自然和人横向结构、纵向发展的和谐与稳定。
第三，五行观念。
周初武王拜访箕子，即得到了五行的说法。“五行：一日水。二日火，三曰木，四日金，五日土。水日润下，火日炎上，木日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成，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后来周史伯用五行论证和而不同的思想：“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五行也被儒家当作重要范畴。
第四，气。
气的概念不见于《诗》、《书》，但在《国语》、《左传》中大量出现。后被儒家用来描绘自然和人类之事，表达刚健、柔和、贯通、实体等含义。
第五，民本。
“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随国季梁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民本观念后来也成为儒家的主要政治理念。
本书从宏观的角度介绍了儒家及其思想，解释了何为“儒”，何为“儒家”；指出了儒家的重要性，儒家与封建礼教的不同；概要总结了儒家文化的特点，儒家的治国安邦之道，儒家的修身之道；分析了儒家的人性论及其发展，提炼出了儒家的核心思想；解说了儒学由书斋进入现实的条件和过程；揭示出儒家与专制君主的对立，也指出了儒家之不足。
本书内容由作者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央党校、长江商学院和许多大中型企业进行过数百次演讲，说理深入浅出，用语雅俗皆宜。
本书以深入浅出的的语言，对儒家思想发展演变历史，儒家思想的精髓给予了回顾与整理。从宏观的角度介绍了儒家及其思想，概要总结了儒家文化的特点，儒家的治国安邦之道，儒家的修身之道；分析了儒家的人性论及其发展，提炼出了儒家的核心思想。配以生动活泼的语言，使读者更能在轻松的阅读中感受儒家思想，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