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尊崇经典的态度和求证历史的文化精神，带着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文理念和感受，对《水浒传》人物及思想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内涵作出了学理性的解读。全上分上下两篇，内容包括：乱世悲歌——水浒人物说和国家意识——水浒思想说。

《水浒传》曾被称为中国说部第一奇书，也是一部世界级的伟大小说，其内容与形式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中国古代小说中，《水浒传》所呈现的中华民族令人心灵震撼的一段历史记忆，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其问世六、七百年以来一直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它的人物与思想更为人们津津乐道，并引发出种种争议，或褒或贬，众说纷纭。本书以尊崇经典的态度和求证历史的文化精神，带着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文理念和感受，对《水浒传》人物及思想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内涵作出学理性解读，是谓之“正说”云。

上篇 乱世悲歌——水浒人物说

之一 “你也无大量大才，也做不得山寨之主”

——说梁山第一任寨主白衣秀士王伦

(一)一口乌气上梁山——王伦落草的偶然性

(二)无大量大才，使王伦难以成为受众人拥戴的领袖

(三)王伦定律—一王伦形象的独特历史认识价值

之二 “梁山泊义士尊晁盖”

——说梁山第二任寨主托塔天王晁盖

(一)“义”字当先

(二)被“忽悠”的天王

(三)梁山夺泊的意义

(四)晁、宋之争

之三 “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

——说梁山第三任寨主呼保义宋江

(一)“宋江寇东京，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宋江其人的由来

(二)“身在官府，心在江湖”和“身在江湖，心在朝廷”

——宋江人生的特点，

(三)“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宋江的主导思想

(四)“能结义梁山，为一百单八人之主”——宋江的文才武略

(五)“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宋江的悲剧

(六)“神聚蓼儿洼”——梁山，宋江最后的精神家园

之四 “风尘大行，皮毛终坏”

——说梁山副寨主玉麒麟卢俊义

(一)逼上梁山风尘大行

(二)性格平易，行为相范

(三)生逢乱世，皮毛终坏

之五 沉沦的智者

——说梁山军师智多星吴用

(一)智者之狡

(二)智者之毒

(三)智者之愚

之六 天涯孤客

——说豹子头林冲

(一)逼上梁山——林冲人生的巨大转折

(二)两次拥立寨主——林冲成为梁山事业的中流砥柱

(三)郁郁而终——悲剧人生的终极定律

之七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说小李广花荣

(一)由“小李广”的绰号说起

(二)矛盾的形象

(三)座次的玄机

(四)花荣之死

之八 触权霸枉有丹书券，勘乱世还归自由民

——说小旋风柴进

(一)“能文会武孟尝君”

(二)“铁券金书空里花”

(三)施才展艺“天贵星”

(四)勘破乱世返自由

之九 佛陀在心

——说花和尚鲁智深

(一)客人与容身

(二)寡欲与多情

(三)济世与修身

之十 梁山上“绝伦超群”的第一人

——说行者武松

(一)“心雄胆大，似撼天狮子下云端”——武松的刚烈和勇武

(二)“诵义负气，有侠客之风”——武松的侠义

(三)“招安，冷了弟兄们的心”——武松的见识

(四)坐化六合寺——武松的“清闲”中的孤独和凄凉

之十一 未必乱世出英雄

——说青面兽杨志

(一)卿本良民

(二)奈何为“贼”

之十二 纯者无寿

——说黑旋风李逵

(一)丰富多彩——《水浒传》之前的李逵形象

(二)纯义、至蛮——《水浒传》中李逵性格的主要特点

(三)悲喜交加——李逵与宋江的关系

(四)纯者无寿——李逵，一个性格纯粹者的悲剧

之十三 “三阮各具雄姿，而小七尤骏爽”

——说活阎罗阮小七兄弟

(一)“义胆包身，武艺出众”

(二)“三阮各具雄姿”

(三)“小七尤骏爽”

之十四 浪子、义士与陶朱公

——说浪子燕青

(一)浪子——梁山水泊的“活动家”

(二)义士——为招安尽心尽力的第一功臣

(三)陶朱公一奴隶意识的解脱

之十五 盛装出场与悄然谢幕

——说一丈青扈三娘

(一)祸从天降的灭门惨案

(二)哀莫大于心死的婚姻

(三)宋江为什么要把扈三娘嫁给王英

(四)悄然谢幕——红颜美人多薄命

之十六 “可号之为母旋风。意思实与李逵无二”

——说“母大虫”顾大嫂

(一)“可号之为母旋风”——顾大嫂的勇猛

(二)“绝妙大嫂”——顾大嫂的机智

(三)“如今朝廷有甚分晓”——顾大嫂的见识

之十七 江山社稷都抛却，聊得末世昏庸名

——说宋徽宗赵佶

(一)风流天子好玩乐，深居简出近佞臣——徽宗与奸臣

(二)“古来贪色荒淫主，那肯平康宿姬家”——徽宗与李师师

(三)义士空怀报国志，君王深宫哪得知——徽宗与梁山好汉

之十八 风流帝王妓，潇洒花月魁

——说李师师

(一)帝王艺妓，风流蕴藉

(二)大胆追求，挥洒自如

(三)有胆有识，促成招安

之十九 踢而优则仕

——说高俅

(一)发迹之路：踢而优则亲，亲而优则仕

(二)权谋之术：仕而私则奸，奸而“优”则祸

之二十 “然淫秽之事，可为世俗垂戒者”

——说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

(一)“爱偷汉子”的潘金莲

(二)“却向僧房会雨云”的潘巧云

(三)“贪淫妓女心如铁”的阎婆惜

(四)“水性从来是女流”与《水浒传》的性道德取向

下篇 国家意识——水浒思想说

之一 国家意识

——《水浒传》封建政治文化的核心

(一)王伦、晁盖、宋江——梁山政治权力的更迭与政治思想的

演变

(二)国家意识——梁山“替天行道、护国安民”两大政治纲领的

核心

(三)招安、征辽、平方腊——在国家意识支配下梁山政治上的

自我救赎

(四)曲终奏雅——《水浒传》的政治文化意义

之二 “诵义负气，有侠客之风”

——《水浒传》的游侠遗风

(一)梁山好汉的“仗义疏财”与古代游侠的“趋人之急”

(二)梁山好汉的“诵义负气”与古代游侠的“千里诵义”

(三)梁山好汉的“戒刀杀尽不平人”与古代游侠的“济王法之穷”

(四)梁山好汉与古代游侠相似的命运

附 录

之一 水浒忠义一百八人籍贯出身

之二 历代名家论《水浒》

之三 水浒学概述

参考文献

后记

(一)一口鸟气上梁山——王伦落草的偶然性

《水浒传》中的王伦，他的故事虽然没有林冲、武松、鲁智深、宋江、李逵、晁盖这些英雄好汉的多，名气也没有这些英雄好汉的大，但他也曾是梁山泊上名噪一时的大人物，而且他是最早上梁山落草的人，可以说是梁山事业的开创者，是梁山起义军名副其实的第一任领袖。可惜的是，他并不是一位真正的英雄好汉。

王伦在历史上是实有其人的，宋人的不少文献都提到这个人物。欧阳修《论沂州军贼王伦事宜札子》记云：

臣近闻军贼王伦等，杀却忠佐朱进，打劫沂、密、海、扬、泗、楚等州，邀呼官吏，横行海涯，如履无人，比至高邮军已及二三百人，皆面刺“天降圣捷指挥”字号，其王伦仍衣黄衫。据其所为，岂是常贼。

蔡绦《铁围山丛谈》中也有类似记载：

山东有王伦者飚起，转斗千余里，至涯南，郡县既多预备，故得以杀捕矣。

欧阳修这里谈的是发生在北宋庆历三年(1043)的事，《宋史·仁宗本纪》所载可与之互相印证：“庆历三年五月，虎翼卒王伦叛于沂州，七月己酉，获王伦。”

那么，《水浒》里的王伦是不是就是上述文献中记载的这位王伦呢?同名不等于同人，因为除了聚众为“盗”这一点相同之外，二人不同的地方确实很多：其一，年代不同。历史上的王伦活动于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小说中的王伦活动于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二者前后相距至少有七十年。其二，人物身份不同。文献中在说道王伦的身份时用了“军贼”、“虎翼卒”等字眼，其人当为宋朝军人身份；小说中的王伦，用他自己的说法是个“不及第的秀才”。其三，起因不同。历史上的王伦因何造反，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但以他的身份而言决不会是因为科举落第所致，这与小说中的王伦因为落第后一口“鸟气”而落草梁山截然不同。其四，装扮不同。历史上的王伦“衣黄衫”，穿的是官家的衣服；而小说中的王伦绰号“白衣秀士”，想必穿的是白衫，属布衣百姓。其五，结局不同。历史上的王伦最终以兵败被官军“杀捕”收场；小说中的王伦却是命丧在曾并肩作战的梁山好汉的刀下。

有这诸多的不同，一定要把小说中的王伦说成是仁宗庆历间的那个王伦显然是勉强的。但是，要说二者一点联系也没有似乎也有些不妥。首先，从起义的声势上看，前者“横行海涯，如履无人，比至高邮军已及二三百人……据其所为，岂是常贼”；后者扯旗做了八百里梁山水泊的山寨王，聚集了五七百人，“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官府奈何他不得，那些奉命缉捕的官兵见了“都吓得尿屎齐流，怎敢正眼看他”。小说中的王伦多少有点前者的影子，二者都不是小打小闹之流，所作所为都震动朝野令统治者深感不安。其次，历史上的王伦起义在仁宗庆历年问，宋江起义在徽宗宣和年间，有前后之别，小说中王伦起义也是在宋江之前，这与历史上二者在年代上的先后很相似。当然，小说就是“小说”，相似不等于相同。

小说中的王伦，最先令人关注的一点是他造反的原因——用他自己的话就是落第后一口“鸟气，合着杜迁来这里(梁山)落草”。应该说，这“只因落第怒冲冠，一口鸟气上梁山”的举动确实很有些另类，有些惊世骇俗，因为他并不像后来落草梁山的许多好汉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逼上梁山的。他完全可以有许多选择：譬如“复读”重考，或是做个私塾先生，或是做个小本生意。但他却偏偏选择了一条风险最大、最不合常理的道路，也许是因为他觉得即使“复读”重考拿到了理想的学历也未必有理想的前途，或是认为正常的路根本走不通，即对社会已经彻底失望?解读王伦这个落草的壮举。我们可以得到两点认识：  第一，王伦并不是一个十足的草包。落第后，他不甘循规蹈矩，苟且为生，而是闯进江湖在豪杰柴进的资助下扯旗做了八百里水泊梁山的山寨王。自此以后，他时不时也明里和官府刀枪相抗，还是有些胆量的。因此，小说第十一回写到柴进向林冲指路梁山时对王伦颇有几分赞许：

柴进道：“山东济州管下一个水乡，地名梁山泊，方圆八百余里，中间是宛子城、蓼儿洼。如今有三个好汉，在那里扎寨。为头的唤做白衣秀士王伦，第二个唤做摸着天杜迁，第三个唤做云里金刚宋万。那三个好汉，聚集着七八百小喽哕，打家劫舍；多有做下迷天大罪的人，都投奔那里躲灾避难，他都收留在彼。三位好汉亦与我交厚，常寄书缄来。”

这是小说中第一次说到王伦，并借柴进之口一连三次用“好汉”一词称谓王伦等。后来小说还写到对王伦虽有不满的阮小七也曾表示能“学的他们过一日也好”。由此可知，在一些人眼中王伦也算得上一条汉子，活得不窝囊，活得颇有风光。

第二，王伦一口鸟气上梁山，说明他的行为缺少深思熟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时冲动所致，有一定的偶然性，这势必会使他在上山后对今后的出路心中茫然，对起义军的前途缺乏政治上的远见卓识。他后来多次拒林冲、晁盖等人于门外的做法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王伦虽然是因落第心里不平而一口鸟气上梁山的，但其开创梁山事业之功还是不容抹杀的。小说作者对此也不否定，在第八十二回由宋江之口总结梁山事业时这样写道：

宋江道：“小可水洼，自从王伦上山开创之后，却是晁盖上山，今至宋江，已经数载……”

宋江的这番话表现出他对梁山起义军历史的尊重，可以肯定这也是作者的意思。施耐庵真是一位见识过人的大手笔作家，他并不因为王伦有诸多令人不满之处而无视此人开创梁山大业的历史功绩。谁说小说家可以随心所欲而不尊重历史?施耐庵使我们知道一个道理：伟大的小说家也是伟大的历史学家。

王伦的落草梁山，在小说中是有划时代意义的，这不仅在于他开创了梁山事业，还在于揭开了北宋末年因君不君、臣不臣而天下大乱、国将不国的序幕。

P3-6

伟哉，第一奇书《水浒传》

一、《水浒传》书名及作者、版本

《水浒传》最初有多个书名，如《宋江》、《忠义传》、《忠义水浒传》等，后来才基本上统一为现在这个书名。《宋江》一名，见于明嘉靖问郎瑛的《七修类稿》：“《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日钱塘施耐庵的本。”但与之同时的高儒《百川书志》记载的书名却是：“《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忠义传》一名，见于嘉靖前刊本残页，1975年发现于上海图书馆。残页版心题“京本忠义传”五字，内容为小说卷十中“三打祝家庄”残文。论者多认为此书是明代正德、嘉靖间坊刻本；推测原书为二十卷一百回，因为残页版心标明为“十卷”，内容是今存百回本的第四十七和第五十回中的故事，以五回一卷计，第十卷恰为第四十六至第五十回。这个书名还可以从后来刊刻的《水浒传》中找到蛛丝马迹，如万历容与堂刻本第八十一回开篇诗有云：“事事集成《忠义传》，用资谈柄江湖中。”此外，据说还有《江湖豪客传》一名，其说所据文献真伪难辨。不足征信。

《水浒传》书名中“水浒”二字，就其字面意思而言，“浒”是水边的意思，“水浒”即水边。“水浒”一词最早见于《诗经·大雅·繇》：“古公宣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古公宣父，即周文王的祖父。水浒，指古公宣父来岐山时经过的漆、沮两水的旁边。诗的意思是说周文王的祖父有仁德，带领他的子民一路经过漆、沮两水的旁边来到岐山创下周朝的基业。那么，讲述梁山好汉始末的这部小说为何要用“水浒”一词命名呢?论者说法不一。一说书名取意于《诗经·大雅·繇》，有表现梁山好汉创基立业之意。一说取意于《诗经·小雅·谷北》“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意思是宋江等好汉身居梁山水泊，并无造反之念，仍不过是大宋王朝的臣子。还有的认为是从梁山所在东平府“睡虎关”谐音演化而来，但此说查无实据，可信度较低。较多的论者认为，早在元代一些水浒戏里就已经提到梁山山寨名“水浒”。如高文秀《黑旋风双献功》：“(宋江云)某聚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半垓来小偻椤。威震梁山。寨名水浒，泊号梁山。”再如无名氏《鲁智深喜赏黄花峪》：“(宋江云)我聚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威震于梁山。俺这梁山：寨名水浒，泊号梁山。”梁山泊是地名，水浒是这些好汉所在山寨的寨名，故用寨名为这本小说命名是顺理成章的事。至于杂剧中为何用“水浒”命名山寨，大概是因为山寨建在水边的缘故吧。

根据现存最早有关《水浒传》及作者的著录资料，《水浒传》的编著者是施耐庵和罗贯中，书约刊于嘉靖前。前面提到的高儒《百川书志》和郎瑛《七修类稿》都有相关记载。明万历间王圻《续文献通考》则云：“《水浒传》，罗贯著。贯字本中，杭州人，编撰小说数十种，而《水浒传》叙宋江事，奸盗脱骗机械甚详。”由这些记载推知，施耐庵编著的宋江故事的传本影响最大，现传《水浒传》又经过了罗贯中的加工，罗贯中理应视为《水浒传》作者之一。关于施耐庵的生平，现在尚无确切的详细资料。据清末所修《兴化县续志补遗》载明王道生《施耐庵墓志》，施耐庵生于元元贞丙申岁(1296)，卒于明洪武庚戌岁(1370)。元至顺辛未(1331)中进士，“曾官钱塘二载，以不合当道权贵，弃官归里，闭门著述，追溯旧闻，郁郁不得志，赍恨以终”。志文中还说罗贯中是他的门人，他“每成一稿，必与门人校对，以正亥鱼，其得力于罗贯中者尤为多”。《兴化县续志补遗》较为晚出，故王氏《施耐庵墓志》的真实性颇受学者质疑。另外，今江苏兴化县有施彦端墓，传说即施耐庵墓。据当地出土有关文物及《施氏族谱》等，可了解施彦端及其家族情况。但是，施彦端是否就是写《水浒传》的施耐庵，学术界未有统一看法，多数论者持否定意见。  《水浒传》的版本很多，就篇幅长短而言有百回本、百一十回本、百一十五回本、百二十回本、七十回本，其中流传较广的是百回本、百二十回本、七十回本。

百回本最早，传世的主要有：一、万历间汪道昆(署名天都外臣)序本《水浒传》，为明翻嘉靖问郭勋刻本，有清朝补板。二、万历容与堂刻《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简称《水浒传》，有李贽评点，一般认为此本最接近《水浒传》的祖本，一说是以天都外臣序本为底本的。

百二十回本主要有：一、《李卓吾评忠义水浒全传》一百二十回，简称《水浒全传》。袁无涯刊，习惯上称“袁刊本”。二、《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二十五卷。万历二十二年(1594)双峰堂刊。百二十回本较百回本增加了“征田虎”、“征王庆”的故事。

七十回本，即《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为金圣叹删改百回本而成。金圣叹宣称得到了真正的古本，没有排座次以后的故事，实则是腰斩水浒，将七十一回以后的部分删去，结于卢俊义惊噩梦、梁山英雄被朝廷一网打尽，而将第一回改为楔子，使全书成为七十回。此本有金圣叹的评点，习惯上称“金评本”或七十回本。1950年后，先后出版了百回本、百二十回本，以及以金本为底本的七十一回本。以上各种版本，习惯上又都可以简称为《水浒》。

二、《水浒传》——说部第一奇书

在14世纪中期至16世纪初(元末至明嘉靖前)的一百多年里，中国文学史上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长篇小说《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诞生。其后又有许多长篇白话小说如《西游记》《金瓶梅》等问世，世称“四大奇书”，书写了中国小说史上辉煌的一页。那么。在这些长篇巨著中孰为第一奇书?明人认为非《水浒传》莫属，此见于天都外臣(汪道昆)所作《水浒传序》。其文日：事，含哺击壤之遗也。其书无虑数百十家，而《水浒》称为行中第一。

汪氏乃明代嘉靖、万历文坛上的著名作家，所言值得重视。据此前李开先转述，嘉靖间的一些著名作家如唐顺之等也对《水浒传》推崇有加，谓“《史记》而下，便是此书，且古来更未有一事而二十册者”。由此看来，汪氏称《水浒》“为行中第一”，有相当程度上的代表性。

明代的长篇小说，习惯上又被称为章回小说，是在元以来的讲史类长篇小说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但如果只是继承是不会有属于明代自己的小说的。明代章回小说与前代讲史类长篇小说的最大不同处在于它的创新，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就是对原有故事的新编。这里所说的“故事新编”。是说这些小说的题材内容大多有前代的小说、传说或史事作为蓝本，但明代的小说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别开生面的全新创造，故事已不是原来的故事，人物已不是原来的人物，思想也不是原来的思想，一切都印刻着明代社会、思想和文化的烙印，就连小说的文本形态也是全新的。

进行这番“故事新编”艺术创造的，是一些对历史和现实有着深刻思考的文人。他们和宋元时的书会才人多少有些不同，以小说娱人并不是他们写作的目的，用李贽的话说他们笔下的小说是“发愤之所作也”。他们是在借小说写诗、写史，写出胸臆、写出理想。他们是在用小说干预现实，批评现实。因此，读这类明代章回小说，你会有激情、有感愤，时而壮怀激烈、时而扼腕叹息，不知不觉间与书中的人物同悲同喜，共生共死。经过明代文人小说家一番“故事新编”的艺术创作，宋元以来盛行于民间的“小说”“讲史”的文化品位有了很大提高，不再是下里巴人的俗玩意儿，而是可以和经史一争高低的“奇书”、“才子书”。金圣叹就曾将《水浒传》与《史记》、杜诗等并称为“六才子书”。当然，文人的创作对通俗小说文化品位的提升并没有脱离俗文学固有的接受群体，即将大众群体的政治、伦理、道德等意识与文人群体的文化意识结合并演绎出来，令大众群体乐于接受，也就是说文人“新编”的这些“故事”，并未脱离原来生存的大众文化土壤，只是由原来近于自然生长的状态一跃而进入到“人化自然”的状态，即成为彻里彻外的文人作品。由此可以说，明代的章回小说是中国小说的划时代的发展。这种划时代的意涵之一就是这个时代的章回小说表现出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重新解读，或称之为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重塑。正是这种重新解读和重塑，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对故事的“新编”，赋予了作品属于自己时代的新的独特面貌。

《水浒传》是明代这类章回小说的代表之作，被称为“绝世奇文”。那么，《水浒传》究竟“奇”在何处呢?就文化和政治意涵而言，《水浒传》之“奇”至少有以下三点：

其一，命意之奇。《水浒传》敢于为占据梁山泊并一度与官军势不两立的宋江等一帮“草寇”言志写心，树碑立传。尽管宋江等此前已是戏曲小说中的人物，但把宋江等一帮“草寇”打造成承担“替天行道”、“护国安民”政治使命的英雄，还是表现出小说作者前无古人的见识与胆量。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有意将江湖文化的价值观与主流文化价值观合二为一，为明代兴盛不衰的通俗文学作出了政治文化上的定位，堪称说部中的《春秋》。  

其二，思想之奇。《水浒传》写出了“乱自上作”、“官逼民反”这个在专制社会中造成社会动荡的本质原因。千百年来，哪朝哪代不是先从上面乱起来的?像高俅这类矫宠于一人而祸害天下的官吏，历朝历代不知有多少。政治黑暗，吏制腐败，这是社会致乱、百姓揭竿而起的根本原因之一。许多有识之士都看到了这一点，但没有谁能像《水浒传》的作者那样用一部小说把这一点表现得如此明了，揭示得如此透彻。《水浒传》写出了宋江等梁山好汉在封建专制统治下个人或集团的抗争与忠君报国的冲突。《水浒传》中的梁山一百零八位英雄个个都是疾恶如仇，敢怒敢怨，甚至还有敢造反的。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脊梁。我们民族中的那种逆来不受、抗击压迫的“水浒气”(鲁迅语)，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被这些英雄潜移默化成的。但梁山英雄的抗争与忠君报国的主流政治文化存在尖锐冲突。这种冲突是政治的，也是思想的。这种冲突揭示出封建传统文化自身具有的矛盾性和悲剧性。这种矛盾性和悲剧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具有深刻的历史悲剧精神。

其三，内容之奇。《水浒传》所展现出的社会政治生话的多样性和广阔程度是空前绝后的。这是由三个不同且又纵横交织在一起的社会层面构成的一个世界，最上面的是皇帝和朝臣，中间的是州、府、县的官吏衙门，最下面的是市井与江湖。纵观全书，上至朝廷中帝王与百官：政事之得失以及帝王微服青楼；下至江湖上鸡鸣狗盗之徒和三教九流：冲卅f撞府，杀富济贫，啸聚山林，攘外安内，无不一一呈现。后来的《红楼梦》毕竟所写故事内容百分之九十都局限在两府(荣国府、宁国府)一园(大观园)之内，在这一点上是无法与《水浒传》相比的。在《水浒传》所展现出的社会政治生活内容中，不仅有往昔之盛衰和君臣之善恶这些广泛见之于史家著作的为人熟知的东西，还有大量流行于江湖世界的规则与谋略，因此《水浒传》真可谓中国封建时代社会政治文化之集大成。

以上三点，是与《水浒传》并称为明代“四大奇书”的《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所不具有的，其所呈现的中华民族令人心灵震撼的一段历史记忆，在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中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水浒传》理所当然地成为第一奇书。如果让我们用一个词来评价《水浒传》，那这个词就是“伟大”。

《水浒传》不仅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第一奇书，也是世界级的伟大作品。当16世纪初《水浒传》已在中国流传之时，西方长篇小说创作几乎还是一片空白，那里的人们基本上还不知道长篇小说为何物。因此，我们该为《水浒传》自豪。

三、《水浒传》与我们的时代

《水浒传》不仅仅属于明代，属于古人，也属于今天，属于我们。在《水浒传》这类小说中，总有一种使人觉得超越时空的东西，这种东西是艺术的，审美的。明代诗人杨慎有一首读《三国演义》的词，其中道：“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几句是许多国人都耳熟能详的，或许也可以用它来说明明代创作《水浒传》的小说家的心态。《水浒传》虽是“发愤”之作，但小说家仍是以一种超然的态度面对历史、面对现实的，同时又是以～种艺术的、审美的态度来描写历史和现实的，所以作品中的人物，无论是善的、美的，还是恶的、丑的，都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这些小说家参透了历史与将来、理想与现实、政治与人生、得与失、短暂与永恒，他们可以说是伟大的哲人。不管当日当时的事件与人生是如何的精彩，如何的令人倾倒，都不过是宇宙中的一瞬而已，但艺术却可以把这一瞬变为永恒。小说就是这样一种艺术。这就是《水浒传》等奇书给我们的启示。

今天，在我们与《水浒传》面对面的时候，我们的心总是难以平静，我们的头脑总会浮想联翩。我们从小说的字里行间，仿佛听到梁山英雄“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的呐喊；仿佛感受到他们“义胆包天，忠肝盖地，四海无人识”的悲情；仿佛看到他们在以一次次忠义报国之举实现着对自身行为与精神的救赎；仿佛触摸到他们“细诉衷曲枉死之冤”的魂灵。他们的时代虽已远去，但这些“英灵上应天星”的英雄却是永远不落的星辰。

《水浒传》百回本开篇词最后两句道：“不如且覆掌中杯，再听取新声曲度。”这“新声”就是《水浒传》。让我们再一次与《水浒传》相遇，并以尊崇经典的态度和求证历史的文化精神，带着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文理念和艺术感受，对《水浒传》人物及思想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内涵作出学理性解读，即所谓“正说”云云。正是：

煞曜罡星动九州，书生意气写春秋。

悲歌一曲英雄恨，语不惊人也便休。

这部书，很大一部分是多年陆续写出的，一些思考甚至可以上溯至20世纪70年代，此次作了较大改写；另外，执笔上篇部分章节的有宋靖、邓凌源、黄云生、常楠、王楚达、徐秋妮等诸位学人。

中国传统文化往往让人旧情难去。对文化遗产中的那些经典，人们时常表现出超乎想象的热情和留恋，明代说部中的《水浒传》等“四大奇书”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版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实际上这些小说只是当日俗文化的名牌主打产品，是属于非主流文化的东西，成不了科举的指定书目，靠它混个一官半职也难，总之入不得主流文化即经史的殿堂，但它们比主流文化更深入人心。这是令人深思的。直到今天还有许多人在读它们，不仅是读，人们还修了三国城、水浒寨、西游宫，并不断将它们搬上舞台和银幕……这表明这些小说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精神文化的一部分。

谚曰：“悠闲看《水浒》，谈笑说《三国》。”这大概是指读这些小说时应有的一种心态。但读《水浒传》总让人心中有几分沉重，难以“悠闲”起来，或许是这部小说离人生和社会太近的缘故吧。在科技“四海横流”的时代，如果我们的情思仍旧被几百年前有“奇书”之称的《水浒传》等小说纠缠着，这也许就是艺术与人生的联系，这也许就是人文与科学的不同。

经典就是经典，它是文化艺术史上的巍巍高山，令我们敬畏，所以它不会成为过去，当然也不会成为“时尚”。“时尚”如同风行水上，可以刮起波澜，但不会留下什么。所以任何经典如果成为某一“时尚”而充当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这与其说是对经典的亵渎，不如说是整个文化的灾难。在科技和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我们的身心不易自我掌控，很难再有东坡词中说的“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十分……且陶陶，乐尽天真。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行香子])的心境，因此我们就有了回归经典的愿望。在经典面前，我们永远只是一个小学生，祈盼着从中获取认识世界的能力及精神的滋养和心灵的净化，仅此而已，因为文化史上的任何一部伟大的经典都是人类的一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创造，是不可颠覆和破解的。那种动辄声称破解经典的说法，不是欺世盗名，就是以文化愚人。在我们面前经典永远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任何一家之说都不能阐释它的全部，犹如弱水三千我们只能取一瓢饮。本书也是如此。

有些跑题了，就此打住。明末大思想家、文学家傅山有诗云：今古风流论不胜，门庭萧索足深情。文章自古无实用，不为功名为苍生。这里就借用作本书的结语吧。

在此要特别感谢京华出版社王巍、蔡又元两位编辑，她们为此书的出版付出了很多心血。

李真瑜

2007年3月19日，是夜无月无星

经典就是经典，它是文化艺术史上的巍巍高山，令我们敬畏，所以它不会成为过去，当然也不会成为“时尚”。

在经典面前，我们永远只是一个小学生，祈盼着从中获取认识世界的能力及精神的滋养和心灵的净化，仅此而已，因为文化史上的任何一部伟大的经典都是人类的一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创造，是不可颠覆和破解的。那种动辄声称破解经典的说法，不是欺世盗名，就是以文化愚人。在我们面前经典永远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任何一家之说都不能阐释它的全部，犹如弱水三千我们只能取一瓢饮。本书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