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洛茨基，十月革命的领导人之一，苏联红军之父，苏共党内最大的反对派首领，迄今为止，托洛茨基仍然是个争议人物，研究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和国际共产主义史，他都是无法回避的人物。本书是托洛茨基的一部回忆录，记述的是20世纪最初30年的历史，涉及当时的革命活动，卡月革命，布尔什维克党执政以及党内斗争等重大事件。译者还补写了作者在1930年后十多年的经历，相信会有助于读者对托洛茨基的全面理解。

本书是列夫·托洛茨基的一部回忆录。就列宁的同时代领导人而言，这几乎是唯一一本重要领导人的回忆录，他所记述的是20世纪最初30年的历史，托洛茨基以当事人的身份，依据他所掌握的历史资料，从另一个视角给我们描绘了这段历史的过程。

序言

第一章 扬诺夫卡

第二章 邻居。第一个学校

第三章 家庭与学校

第四章 书籍和最初的冲突

第五章 乡村和城市

第六章 转折

第七章 我的第一个革命组织

第八章 我的头几次狱中生活

第九章 第一次流放

第十章 第一次逃亡

第十一章 第一次侨居国外

第十二章 党的代表大会和分裂

第十三章 回到俄国

第十四章 1905年

第十五章 审判，流放，逃亡

第十六章 第二次流亡和德国社会主义

第十七章 准备新的革命

第十八章 战争爆发

第十九章 巴黎和齐美尔瓦尔得

第二十章 驱逐出法国

第二十一章 穿越西班牙

第二十二章 在纽约

第二十三章 在集中营

第二十四章 在彼得格勒

第二十五章 关于诽谤者

第二十六章 从7月到10月

第二十七章 决定性的一夜

第二十八章 1917年的托洛茨基主义

第二十九章 当政

第三十章 在莫斯科

第三十一章 布列斯特谈判

第三十二章 和平

第三十三章 在斯维亚日斯克的一个月

第三十四章 专列

第三十五章 保卫彼得格勒

第三十六章 军事反对派

第三十七章 军事战略上的分歧

第三十八章 向新经济政策过渡及我同列宁的关系

第三十九章 列宁卧病

第四十章 不肖徒辈的阴谋

第四十一章 列宁逝世和权力转移

第四十二章 党内斗争的最后时期

第四十三章 流放

第四十四章 驱逐

第四十五章 不给签证的地球

附录：托洛茨基的流亡生涯(1929—1940年)

译后记

童年往往被认为是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吗？不，只有少数人的童年是幸福的。把童年的理想化来自特权人物的旧文学。生活在遗产殷实和有良好教育的家庭之中，享受爱抚，尽情玩乐，过着有保障的、富足的、无忧无虑的童年，回想起来那生活道路的起点就像洒满阳光的林中绿茵。文学。中的达官贵人或者颂扬达官贵人的平民们，把这纯属贵族对童年的评价视作典范。相反，绝大多数人，在回首往事时，看到的却是饥寒交迫、仰人鼻息的阴暗的童年。生活鞭打弱者，又有谁比孩子更弱呢？

我的童年没有饱受饥寒之苦。我出生时，家庭已经很富足了。但这是从贫穷往上爬，并且不愿意中途停步的那种人的多苦多难的富足。所有的筋肉都高度紧张，一切打算都为着劳动和积蓄。孩子们过着俭朴的生活。我们不觉得短缺，但生活也没有给我们以慷慨和爱抚。我的童年既没有洒满阳光的林中绿茵，就像极少数人的生活那样，也不像许多人的童年，大多数人的童年那样挣扎在充满饥饿、暴力和屈辱的黑暗深渊之中。这里是在农村、是在偏僻角落里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里的灰色的童年，这里有辽阔的大自然，但是风尚、眼界、兴趣却是贫乏而狭隘的。

我幼年所处的精神环境和我往后自觉的生活所经历的那个环境，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这不仅是由于隔着几个十年的时间和若干国家的空间，并且还由于隔着重大事件垒成的山岭以及不易察觉、但对个别人来说并不是微不足道的内心的倾圮。在开始起草这本回忆录时，我不止一次地觉得，仿佛我描绘的不是自己的童年，而是旧日在遥远国度的旅行。我甚至想以第三人称来为自己作传。但这种假定的形式很容易变得像小说，这正是我竭力想要避免的。

虽说两个世界是矛盾的，个性的统一却会通过某些潜在的途徭从这个世界转到另一个世界。总的说，这也就是人们对传记和自传感兴趣的原因，它们由于某种原因在社会生活中占有较为广泛的地位。因此我试图较为详细地叙述自己的童年和学生时代，不做任伺预测，对任何东西也不做预先决定，也就是说，不为预先做出的结论去剪裁事实，原来是什么就是什么，只论述我记忆中所保存的那些往事。

有时我觉得，我记得如何吸吮母亲的乳汁。其实，我不过是把婴儿身上看到的情景挪到自己身上而已。我曾依稀记得，我一岁半时在果园苹果树下玩得入迷的场面。但这一回忆是不足信的。记得最清楚的是这样一件事：我和母亲到博布里涅茨的■家里，那里有一个两三岁的小女孩，他们称我为新郎，称小女孩作新娘。孩子们在大厅的油漆地板上玩耍。后来小女孩不见了，小男孩一个人站在五斗柜旁，他就像在睡梦中那样发呆，母亲和女主人走进来。母亲看看男孩，然后再看看他身旁的一泡水，后来又看看小男孩，责备地摇摇头，说：“你真不害臊……”男孩看看父亲，看看自己，然后又看看那泡水，仿佛在看与他毫不相干的东西。

“没关系，没关系，”女主人说，“孩子们玩得太久了。”

小男孩既不感到害臊，也不认错。那时他几岁？应是两岁，但也可能是三岁。

差不多就在那时候，我和保姆在花园散步，碰上一条蝰蛇。“你看，廖瓦，”保姆指着草地上发亮的东西说，“一只鼻烟壶埋在土里。”保姆拿了根棍子去挖掘。她自己大概也未必超过16岁。鼻烟壶伸展开来，变成一条蛇，发出咝咝声在草地上爬行。“哎唷！哎唷！”保姆叫喊起来，抓住我的手拼命地跑。可我跑不快。后来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们以为在草地上找到了一只鼻烟壶，可原来却是一条蝰蛇。

我还记得小时候在“白”厨房里的一幕情景。父亲和母亲都不在家，厨房里，除了几个女仆和厨娘外，都是客人。来度假的哥哥亚历山大也在这儿转来转去。他用双脚站在木锹上，就像踩高跷，在厨房的泥地上长时间地跳舞。我要哥哥把木锹让给我，想站上去，却跌下来，哭了，哥哥把我扶起来，吻吻我，把我抱出厨房。

我大概4岁的时候，有人把我放在一匹大灰马上，这匹马像绵羊那样温顺，没有鞍，也没有马勒，只有一根缰绳。我叉开双腿骑着，双手抓住马鬃。母马安静地把我驮到梨树旁，从树枝下走过，树枝正好碰到我的肚子。我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顺着马的臀部往下滑，扑通一声跌倒在草地上，疼倒是不疼，只是莫名其妙。

我小时候几乎没有买来的玩具。只是有一次母亲从哈尔科夫给我带来一只纸做的马，还有一个球。我和妹妹一起玩自己做的布娃娃。有一次，菲尼娅姑姑和拉伊萨姑姑，就是父亲的姐妹，用碎布给我们做了几个布娃娃，菲尼娅姑姑用铅笔画出眼睛、嘴巴和鼻子。我觉得布娃娃做得很出色，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在一个冬天的晚上，伊万·瓦西利耶维奇，我们的司机，用硬纸板剪了一个有窗户和轮子的车厢，用浆糊粘好。来过圣诞节的哥哥们立即声称，这样的车厢马上就可以做出来。他先把我的车厢拆散，拿来尺、铅笔和剪刀，画了很久，可他照图剪出来后，却做不出车厢。

亲戚和熟人到城里去时不止一次地问我：从伊丽莎白格勒或尼古拉耶夫给你带点什么？我眼睛发亮，要带什么呢？大家帮我出主意。有人建议带一匹小马，有人主张带书，有人说带彩色铅笔，也有人说带溜冰鞋。我说要一双“帕鲁加利法克斯”冰鞋，我从哥哥那儿知道这个名称。那些答应给我买东西的人刚刚跨出门坎，就把自己的诺言忘了，而我一连盼了几个星期，往后便由于失望而苦恼了好久。P7-9

我们的时代回忆录又多起来了，也许比任何时候都要多。这是因为有话要说。时代越是富有戏剧性，越是峰回路转，对过去的历史的兴趣就越加浓烈。风景画艺术不可能在撒哈拉大沙漠里产生。像我们这样的“坎坷不平”的时代产生一种要求用积极参与者的眼睛来回顾昨日和已经非常遥远的往日。自从上次战争以来，回忆录文学的巨大发展可以在这里得到解释。也许，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要写作本书的原因。

作者积极的政治活动的暂时中断才使本书有可能问世。君士坦丁堡是我生活中未曾预料到的一个阶段，尽管它并不是一个偶然的阶段。我在这里暂住(这不是第一次)，耐心地等待着事态的发展。一个革命家的生活没有一点“宿命论”是根本不可能的。不管怎么样，君士坦丁堡的这个间歇是一个最合适不过的时机，可以在情势允许继续迈步之前回顾一下过去。

最初我为报纸写了一个传略，并打算到此为止。在这里我要指出，我无法从自己的避难所看到传略是以何种形式送到读者手中的。但每一件工作都有自己的逻辑。我只是在完成给报纸写的传略后才开始考虑这个题目的。那时我决定写一本书，篇幅要大得多，并全部重新写过。在最初给报纸写的传略和本书之间只有一个共同之处，这就是它们都叙述同一个对象，在其他方面这是两个全然不同的作品。

我特别详细地叙述了苏联革命的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的开端是与列宁患病以及开展反“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同时发生的。不肖徒辈争夺权力的斗争，正如我竭力展示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斗争。它展示了一个新的政治篇章：对十月的反动和准备热月政变。人们常常问我：“您是怎么失去权力的？”从这里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到回答。一个革命政治家的自传必然要涉及一系列理论问题，同俄国在某种程度上也同全人类的社会发展相联系的理论问题，特别是同被称之为革命的危机时期相联系的理论问题。自然，我不可能在这里全面分析这些复杂的理论问题。所谓“不断革命论”在我个人生活中起了重大作用，更重要的是，现在对东方各国具有极端的迫切性，但它在本书中也只像一支遥远的旋律。如果读者感到不满足，我只能对他们说，研究革命本身问题的应是另一本专著的内容，在那本书里，我要对最近几十年的经验作出最重要的理论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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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这本书涉及不少人物，同这些人物为自己或者为自己的党所作的有关本人的描写不尽相同，其中许多人会认为我的描述缺乏必要的客观性。报刊上已经发表的片断招来了某些异议。这是不可避免的。可以毫不怀疑，即使我能够用我的普通的生活照片来作传(我根本不想这么做)，它还是会唤起对由书中所叙述的当年冲突所引发的争论的反响。但是本书不是我的生活的毫无激情的照相，而是我生活的组成部分。在本书中我继续进行我毕生从事的斗争。夹叙夹议；在叙述时，我自卫，还频频出击。我认为这是使自传成为在某种更高意义上的客观自传的唯一方法，也就是使它更准确地表达人物、条件和时代。

客观性不是要佯装不偏不倚，用这种态度口是心非地议论朋友和敌人，把不便于直接说出来的东西间接地暗示给读者。这类客观性只不过是斯文的骗局，仅此而已。我不需要这种骗局。既然我必须谈自己(还没有人能不谈自己而写成自传的)，那我就没有理由隐瞒自己的好感和反感、自己的爱和恨。

这本书是争论性的。它反映了那个完全建立在矛盾之中的那个社会生活的动态。学生对老师的不礼貌行为；在温文尔雅掩盖下沙龙式的出自妒忌的挖苦话；不间断的商业竞争；在技术、科学、艺术、体育等所有园地上的疯狂竞赛；议会争吵，这些争吵内含深刻的利害冲突；报刊上每天不断的激烈斗争；工人罢工；枪杀游行示威者；文明的邻居相互在空中投掷大炮弹；我们星球上几乎无休止的内战火焰——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同形式的社会“论战”，从日常的、每日不断的、正常的，尽管很紧张，却几乎感觉不到的论战，直到非常的、爆炸性的、火山般的那种论战。这就是我们的时代。我们和它一起成长，同呼吸，共生存。如果我们想时时刻刻忠于我们的祖国，我们怎能不论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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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还有另一种更为起码的准则，这就是叙述事实时要认真负责。正如最不调和的革命斗争应当考虑到地点和时间的状况一样，最富有争论性的作品也应当注意物与人之间的恰当位置。我希望，我不仅在总体上，并且在局部上都遵守这个要求。

在某些情况下(诚然，这种情况为数不多)，我以对话的形式来叙述谈话。谁也不会要求逐字逐句地再现多年以前的谈话。我也不打算这么做。有些对话倒是更具有象征性质。但任何一个人在生活中都会有过这样的时刻，某次谈话会非常鲜明地印在他的脑海里。通常你会不止一次地向自己的亲人和政治朋友们叙述这样的谈话。因此这些谈话能牢牢记住。自然，我指的首先是政治性的谈话。

这里我要指出，我一贯相信自己的记忆。回忆所提供的东西曾不止一次地受到客观的检验，成功地经受了检验。不过，这里需要作一个保留。如果说我的地形记忆很差(音乐记忆就更不需说了)，而视觉记忆，还有语言记忆属中等，那么思想记忆则大大超过中等水平。而在这本书里，思想、思想的发展以及人们为这些思想而进行的斗争实质上占主要地位。

诚然，记忆不是自动记数器。它很少是无私的。它往往把不利于生命本能(监督记忆)的事件排除出去或埋藏起来，这多半是出于自尊心。但这已是“心理分析”批评的事，这种批评有时是敏锐的和有益的，但更经常的是任性和专断。

不用说，我坚持用文献来监督自己的记忆。不管在使用图书和档案上我的条件多么困难，我还是尽可能去核对所需要的重要情况和日期。

从1897年开始我主要是用笔杆子进行斗争，因此，我一生中的文件在长达32年的时间里几乎不问断地在出版物上留下了痕迹。从1903年开始，党内的派别斗争充满了个人插曲。我的对手们和我一样都不吝攻击。这一切也都在出版物上留下了刀疤剑痕。从十月革命时起，在年轻的苏维埃学者和一系列机关的研究工作中，革命运动的历史占重要地位。从革命档案和沙皇警察局档案里搜寻出所有有意思的材料并加上详细的事实说明予以出版。最初几年，当还没有什么东西需要隐匿或伪造时，这一工作进行得非常认真。由国家出版社出版的《列宁全集》和我的部分著作，每卷都有几十页的注释，含有关于作者活动和相应时期的事件的不可替代的事实材料。所有这一切自然减轻了我的工作，有助于编写出准确的年谱，避免事实错误，至少是大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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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否认，我的一生过得非同寻常。然而，究其原因与其说在我本人，不如说更多地在于时代环境。自然，也需要有某些个人的特点，以完成我所完成的那些好的或令人不快的工作。但在另一种历史条件下，这些个人的特点也可能潜存着，就像人的倾向和激情在社会环境不需要时潜存着一样。然而另一些目前正受到排挤和压制的品质却有可能发挥作用。客观存在高于主观的东西，并最终作出决定。

大约从17至18岁开始，我就进行自觉的学习和积极的活动，经常为某种思想展开斗争。我个人生活中没有任何事件其本身是值得公众注意的。我的一生中所有多少算得上不平凡的事实，都是与革命斗争相联系的，并因而具有意义。只是由于这一原因才有理由出版我的这本自传。

但是由此作者又遇到了困难。个人生活的事实和历史事件的内容非常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致很难把它们相互分开。同时，这本书毕竟不是历史著作。选取事件不是根据它们的客观意义，而是取决于它们和个人生活的联系。如果评定个别事件和各阶段缺乏应有的比例，那么作为一本历史著作，是很不高明的。自传和革命史之间的分界线只能凭经验来确定。在历史研究著作中不必掺进传记，然而必须给读者提供社会发展的事实。我在这里的出发点是认为读者已了解重大事件的基本轮廓，只需对他们简略地提一下历史事实及其前因后果就行了。

本书问世时我正好50岁。我的生日和十月革命节正好是同一天。神秘主义者和毕达哥拉斯的门徒们可以由此作出随便什么结论。我自己只是在十月革命3年之后才发觉这一有趣的巧合。9岁以前我一直住在偏僻的农村。在中学读了8年书。中学毕业一年后第一次被捕。对我来说，就像对我的许多同龄人一样，监狱、流放、流亡国外就是大学。我在沙皇监狱里关过两次，约4年；第一次被沙皇流放近两年，第二次是几个星期；两次从西伯利亚逃脱。两次侨居欧美各国共约12年，两年在1905年革命之前，差不多10年在革命之后。大战期间，我被霍亨索伦的德国缺席判处监禁(1915年)，次年被从法国驱逐到西班牙，在马德里监狱短期关押后，在警察监视下在卡迪斯逗留了个把月，然后被驱逐到美国。在那里我得知发生了二月革命。1917年3月从纽约回国途中我被英国人逮捕，在加拿大的集中营关押了一个月。我参加了1905年和1917年的革命，在两次革命中都担任了彼得堡苏维埃主席。我直接参加了十月革命，是苏维埃政府的成员。作为外交人民委员，我和德国、奥匈、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的代表团在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进行了和约谈判。作为陆海军人民委员，我用了5年左右的时间组织红军并重建了红色舰队。在1920年我还同时领导了混乱不堪的铁路网。

然而我的生活内容——除国内战争年代外，主要是从事党务和写作活动。国家出版社于1923年着手出版我的文集。除早先出版的5卷军事著作外，共出版了13卷。1927年停止出版，这时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压制变得特别厉害了。

1928年1月我被现在的苏维埃政府流放，在靠近中国的边境度过了一年，1929年2月被驱逐到土耳其，现在在伊斯坦布尔写这篇序言。

就是从这篇简要的叙述中看，也不能说我过得很单调。相反，从转圻、意外、尖锐的冲突和起伏的数量来看，可以说，我的生活充满“奇遇”。然而，可以说，就志趣而言，我并不是一个猎奇者，我倒很有学究气和保守习气。我喜爱和珍视纪律和制度，完全不是为了发怪论，而是事实如此，我应当说，我不能容忍杂乱无章和破坏。我曾是个非常勤奋和认真的学生。在以后的生活中我保持了这两种品质。在国内战争的年代，我在自己的专列上走过了相当于绕赤道数圈的路程，那时我对用新的松木板做成的每一个新的栅栏都感到非常高兴。列宁知道我的这个癖好，曾不止一次友好地拿它开玩笑。一本有新思想的写得很好的书；优美的文笔，可以向别人传达自己思想的文笔，对我来说，从来是，现在仍是最珍贵的、最亲切的文化成果。我从未放弃学习的愿望，我的一生中多次出现过一种感觉，觉得革命妨碍我系统地从事研究工作。然而，在我的有意识的生活中，几乎有三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完全用来从事革命斗争，而如果我能从头开始的话，我将毫不犹豫地走同样的道路。

我不得不在流亡中写下这些文字，这已是三度流亡了，这时候我的许多亲密朋友塞满了苏维埃共和国的流放地和监狱，他们曾坚决地参加建立这个共和国。他们中间某些人正在动摇、退缩，向对方屈服。一类人是由于道德沦丧；另一类人是由于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中不能独立地找到出路；第三类人则是由于物质惩罚的逼迫。我已经两次经受过大规模地抛弃旗帜的事：1905年革命失败之后和世界大战开始之时。根据生活的经验，我深知什么是历史的涨潮和退潮。它们服从于自身的规律。光是急躁是无法加快它们的替换的。我已习惯于不从个人命运的角度来观察历史前景。认识所发生的事情的规律性，找到自己在其中的位置，这就是革命家的首要职责。与此同时，这又是一个不把自己的任务局限于今天的人所能获得的最大的个人满足。

列·托洛茨基

1929年9月14日于普林吉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