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摄影家的眼睛》选取了当代中国十位杰出的纪实摄影家。他们不仅组成了中国当代摄影史中相当重要的一个阶段,同时他们每个人都可以带出一段历史,一个人群,一种社会存在的状态。吴家林、朱宪民、胡武功、侯登科、贺延光、王文澜、于德水、姜健、王征、黑明,他们以各自特有的方式记录着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记录着当代中国人的生存;他们用图像唤起人们的思考,也深深地吸引了国外摄影界同行和海外读者对中国的关注。
本套丛书是国内第一次系统整理出版的当代重要纪实摄影家研究丛书。书中荟萃了国内外学术界、摄影界的专家学者的精彩文字,每个摄影家提供了150幅左右的经典作品以及几十幅生活照、工作照,全面梳理了摄影家的成长历程。本书试图通过中国摄影家的眼睛看中国社会的发展,通过摄影作品看中国摄影家的记录中国的独特视角。
本书为该丛书之一,摄影作品出自姜健之手。
姜健在他的影像之路上独行,他用最直截了当的肖像手段去记录人、记录时代,而他做的事不止于写实。姜健对在旁人看来没有意义的农村生活景观——《场景》中注入了自己的温情与思索,并以极大的耐心细细刻画;在《主人》中,他以环境肖像摄影的形式辅以大景深的环境细节描写,为生活在中原大地上的农民造像,展示了农民生活空间中的现实景观。2004年8月开始,姜健继续致力于挖掘历史和记忆的领域,历时一年,他完成了新纪实摄影——《孤儿档案》。
姜健一直为自己的图像能成为公共记忆而工作着。他的一系列肖像作品建立了中国的民间社会和传统文化的珍贵档案,是一份可以据此解读中国某个地区的农民生存状态的视觉文献。
农民生存状态与生活品质的视觉文献
顾铮
就姜健从事《主人》这个摄影工程的时间而言,正好与中国纪实摄影的关键时刻一一20世纪90年代重合。在经过了长期的扭曲之后,一些中国摄影家在进入90年代后终于开始形成一种关注社会生活的自觉。他们的目光不再停留于寄寓士大夫情趣的山水花草,更不能忍受捏造子虚乌有的美好生活图景的虚伪。当然,这个转向其实早在1976年的“四五”运动摄影时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在进入了90年代后,这个转向开始变得不可逆转了。
1976年发生的“四五”运动摄影,可以说是摄影第一次被自发地运用于重大社会事件的记录。在“四人帮”被粉碎后,这批照片得以面世,许多当时的摄影者也借此机会进入摄影界。最重要的是,官式新闻照片的缺席等于宣布了民间的摄影在场的合法性。从1979年到1981年间由“四月影会”举行的三届“自然·社会·人”的摄影展览,则既触及了社会问题,又提出了摄影语言探索的可能性。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在各地的摄影群体(广州的人人影会、北京的裂变群体、现代摄影沙龙、上海的北河盟摄影沙龙、陕西摄影群体、厦门的“五个一”群体等),则从新闻摄影与现代主义摄影这两个方面表示出~种独立意识。但是,这些群体的探索并没有在更大范围内获得响应。这既与整个社会的变化程度相对平缓有关,也与传播媒介的不发达有关。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中国社会的变革又一次启动,摄影的回应才显得真正活跃起来。只有在这时,纪实摄影才获得了与社会变化互动的可能性。纪实摄影的关注点毕竟开始与整个社会的发展变化一致起来了。
姜健就是在完成了描摹农村一草一物、一室一景以解其乡思的《场景》后,开始了对中原农民生存状态的影像关注。在《场景》中,他对在旁人看来没有意义的农村生活景观,注入了自己的温情与思索,并以极大的耐心细细加以刻画。他的这些画面,令人想起美国摄影家沃克·埃文斯(WalkerEvans,1903一1975)的“精彩地描写不起眼的事物”的信条。他的场景,排除了面对农村景物时往往习惯性地表现出来的煽情与抒情,而以冷静的观看打量场景,从人的生活痕迹所体现出来的文化历史在空间中的沉积与显露,展开一种叙事性的记录。通过这个系列的探索,他的纪实摄影在获得了充分的历史意识的同时,也获得了向“主人”的现实生存的层面深入下去的可能性。
显而易见,姜健拍摄于20世纪90年代中国河南的农民肖像的作品意识非常强烈。许多政治符号与流行文化图像与传统的文化符号并存于一个空间中。农民的生活空间成了一个符号战争的场所。而《主人》所展示的这种场景空间,对于我们理解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农村社会、民间文化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姜健以环境肖像摄影的形式辅以大景深的环境细节描写,为生活在中原大地上的农民造像的同时,也出示了正统意识形态、当代大众文化与传统文化并存、对峙与胶着在农民生活空间中的现实景观。而他让农民正面面对镜头的肖像处理手法,是与德国摄影家奥古斯特·桑德的风格一脉相承的。不过,与桑德基本上将人物从环境中抽离、置于摄影棚中拍摄的做法有所不同,姜健照片中的河南农民们的家庭空间成为了他的拍摄对象的现实背景;同时,农民的家庭空间,尤其是“中堂”这个空间成为了构成这些肖像照片的丰富内容的一个重要因素。他在刻画这些处于农村社会的各个层面的“主人”形象的同时,也详细描写他们生活空间中的种种细节,以此交代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品质,并以艳俗的色彩表现强化了体现在家居空间中的中原农民的审美趣味。姜健用了八年时间拍摄的这批河南农民肖像,通过一种观念先行的程式化(不应理解为贬义的程式化)观看方式,为后世留下一份可以据此解读中国某个地区的农民生存状态与生活品质的视觉文献。
如何理解中国的民间社会、传统文化,以及儒家文化和政治意识形态在中国的对峙与展开,借助于各种理论和方法,我们到底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加以准确的描述?这是许多人面对的一个问题。《主人》以独特手法给我们以启示。姜健让人们在对于他来说还具有重要意义的生活空间里或站或坐,然后以格式化的形式记录下他们与他们周围的一切细节。他让细节展示农民的现实生活品质与生存状态。当然,我们也可以根据他的照片了解到,城市化的进程也可以是一种城市生活意识与生活价值观向农村扩散与渗透的过程。
不过,与许多标榜关怀弱者的摄影家不同,姜健的《主人》是将农民作为一种社会主体加以表现的,“主人”这个名称的使用也强化了这样一种认识。姜健的这个立场可以以他的摄影集的名称为证。我们也许可以从以下一段话中找到他给这本摄影作品集命名的理由。姜健在摄影集中说:“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占人口总人数的百分之八十的农民是社会的根基,他们的生存状况直接表现出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我把视点聚焦在农民以及与他们生活直接相关的家庭内部。”这段话使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他对农民地位的认识,也可以感觉到他的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我们还可以发现,他对农民这个中国社会的主要成分的定位依据来自他们占社会总人口的份额与他本人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而这背后,可能还有主流意识形态对于这个50年代生人的潜在影响。
从1949年以后的中国社会结构框架来看,工农联盟框架中的农民一直被提升到社会主体的高度。在这种被赋予的高度之上,人们也因此理所当然地认为并接受他们是这个社会的主人、社会发展的主力的话语。也许,正是这么一种既定的意识形态的设定,成为姜健采用将对象放在画面正中的这种方式的主要理由。他在关于为什么拍摄这些照片的同一篇文章里,就曾经充满温情地回忆他作为一个辽宁省高级干部的子女,下放农村时所受到“主人”们的热情关怀。这种对“主人”的感情,被他按照自己的方式移植到照片中去也是顺理成章的。这并不是对于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的公共话语的简单复制。从某种意义上说,“主人”这个名字本身就具有一种悲壮的宣言色彩。他也许无意要用自己的“主人”影像赋予“主人”这个名词以具体的内容,但是影像的多意性会无情地留下一些不可磨灭的历史印痕。在姜健的照片中,“主人”们的生活现状得到了较为全面的呈现与正视,既有富足的,也有困窘的。他的诚实使得他不会刻意美化“主人”,而是谨守摄影的有见必录的特性(尽管这个特性已经受到质疑)。相对于现实中的对“主人”的抽象肯定和具体否定,姜健的影像肯定是真诚的。他的“主人”情结不能仅仅理解为是意识形态作用于50年代生人的结果。表现“主人”也许更是他的感情使然。
姜健之所以拍摄《主人》,一个重要动机是他相信他的照片是有文献价值的。他说他在拍摄时选择最基层、最平凡、最众多的人群,他们才最具代表性。他希望以这批农民形象代表中国的农民,就像桑德企图使自己的肖像照片成为人类的原型那样。因此,他采用这种尽可能收纳大量信息的呈现方式,相信摄影有这么一种展现“真实”的可能与力量。这些最具代表性的“主人”形象,恰恰颠覆了外部赋予“主人”们的种种幻想与想象。现实本身的发展,使得公共话语暴露出其虚假的一面,而此时,摄影以它鲜明的记录性使得这种虚幻超于具体。
当我们再面对这些“主人”时,感受到的是一种尴尬。这肯定是姜健在拍摄时没有想到的。这种被嘲弄的感觉,更由于“主人”这个名字的命名与姜健的观念主导程式化的处理而进一步强化。《主人》的图像不仅仅显示出摄影作为一种外部力量的控制力,更暗示摄影背后的意识形态对于摄影家的潜在影响力。正是这样的图像与现实之间的强烈的背谬与反差,才使得《主人》更具有了特殊的文本意义。这一切,已经与姜健以及他的“主人”们无关。无论如何,姜健的摄影实践已经为当代中国的纪实摄影与摄影文化带来了刺激与活力。
200年写于上海
顾铮: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P3-5
这几十年,中国人的生活,急流涌来,急流涌过。世界的变化在加速,中国犹然。谁还记得从白石桥到中关村的那条破路,偶或有辆机动车从浓密的树荫下开过,树荫下一个老太太坐在蝉声下面,坐在两个大保温瓶后卖三分根的冰棍?1971年,取水路从苏州到杭州,客船转在连绵不断的芦苇荡里,那景象更像唐宋人笔下的画卷,离开三十几年后的两岸楼房灯光却非常非常遥远了。现在的少年青年,听说“文革”,听说1976……影影绰绰,像是听玄宗的故事。说起这些,连我们自己也难免有隔世之感。生活流水般逝去,一些镜头抓住我们,仿佛我们要通过它们抓住生活。眼前的这套书借助比我们自己更广淘的视野,更具穿透力的视线,把这些镜头摆到我们眼前。
照相机镜头未必从不撒谎(想想“大跃进”时期那张新立村人民公社两个村姑坐在亩产可达12万斤的稻子上的照片),但它在纪实方面确有优势。纪实,当然不是照抄现实——从来没有照抄现实那回事。纪实摄影师通过纪实手法,展现他们对现实的理解,对历史的理解,展现他们自己的心灵;一如真正的艺术摄影通过艺术的手法展现世界和心灵的另 面真实。眼前的这些照片,不仅是历史的记录,它们同时是对现实的独特理解。
这十位摄影师都是研究者,他们的摄影作品、他们的生活历程,无不表明这一点。他们在借助相机进行研究,研究并不只是学院知识分子的专长。实际上,由于远离现实生活,尤其由于丧失真切的关怀,学院研究越来越接近于语词的癌变,只在叽叽喳喳的研讨会上才适合生存。而这十位研究者,无论风格和题材多么不同,各个都执著于真切的关怀,关注一条河、一个山村、一座城、一群人……他们对某片断现实的关注引发我们的关注,他们对生活的思考启发我们的思考。
一个山村是一个世界。世界之为世界,不在于涵盖的面积广大,你可以从北京飞到巴黎,从巴黎飞到圣保罗,可你出出入入的,只不过是个会场,你听的说的,还是上次会议说过听过的那些话。这里也许有全球化,但没有世界。世界是我们取食于此、欢笑于此、相濡以沫于此、丧葬于此的生活整体。这套摄影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才是世界。
一条河、一个山村、一座城,那里生活着一些普通人,甚至底层人。纪实摄影师把镜头对准百姓,这该不是偶然的。这里才有实实在在的人,实实在在的生活,实实在在的影像。
这些普通人的故事不那么绚烂,但由于紧接地气而实实在在。今天,满街广告上,满电视荧屏上,都是靓丽的罩乡像。它们都像从工艺品厂新出炉的工艺品,没有土地,没有历史;漂亮,然后空空如也。当年我们满眼看到的是空洞的政治宣传品,在心智健全的人眼里,理想 旦流于空洞就不再是理想,只是令人厌恶的欺骗;我猜想今天心智健全的青年看到那些空洞的青见丽,也早觉得厌倦甚至厌恶了吧。
摆在我们眼前的这些影像却并不缺少美。我是个外行,无力从形象配置、采光滤光、抽象质感来谈论这些作品。但你翻开每一本书,你怎会不知道这是幅出色的艺术作品呢?我不懂怎样计照片产生质感,我猜想仅仅计照片产生质感是不够的,那背后更需要生活的质感。我,像很多日子过得不错的城里人一样,习惯了浮光掠影。在这些照片中,生活的质感存顽强呈现,它们在纪实的同时,似平也在召唤,把我们大家唤向较为质朴的生活。
陈嘉映:哲学家
2007年8月9日写于北京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产生了一批又一批的本土摄影家。他们承载着中国历史的重要时期,用充满个性的影像在中国摄影史上联名书写了一段独特篇章。
我们编纂这套丛书的目的不仅在于对中国摄影史的研究,而是希望更多地从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层面,通过摄影来了解中国三四十年来社会文化的发展历程以及整个国家的变化。
如此大规模地认真梳理和研究中国摄影史上重要的摄影家,集中出版他们的作品,这是摄影界的 件大事,也是出版界的一大盛事。我们尽可能地展现每个摄影家的思想和图像本身的魅力,我们对作品的选取、编排甚至印刷,无不体现着对摄影家本人和其作品的尊重和理解。
在编辑此书的过程中,我们有时都很难分清:是这个时代给与了他们太多的光环,还是他们的镜头使这个时代更加丰富而色彩缤纷。但我们明确知道,经历了“艰巨历程”的摄影家们所留下的那些瞬间,将是我们民族宝贵的财富。
姜健于20世纪80年代在中原独立创作,没有意识到自己属于中国摄影的一场运动,这场运动后称“乡土艺术”(运动大都是在事后被承认和命名)。学者兼策展人巫鸿认为,“乡土艺术”提倡“再现普通老百姓和中国文明‘永恒精神’”而不进行美化,并且常常是在偏僻的省份进行。
美国艺术评论家 薇姬·戈德堡
我们看出姜健作为一个成熟的摄影家在选择自己的影像语言方式上的谨慎、单纯与统一,以及在视觉图式上保持的延续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姜健是自于德水到后来河南兴起的一大批社会纪实摄影家之间的一个重要的过渡性的摄影家,也是国内较早确立起自己明确的影像风格的纪实摄影家之一。他的这三个影像文本的次第实践,为国内摄影界提供了一种社会纪实类影像采集从专题思路设计到视觉图式选择的重要范本。
摄影批评家 刘树勇
《主人》作者对民间社会、民间家庭文化的思考及其记录,显得弥足珍贵、摄影界一直存提倡摄人人类学、社会学的学术素养,看起来研究社会的学者们也应该从摄影家那儿学习、借鉴些对人、文化的执著关注和观察视角才是。
社会学家 陈映芳
姜健的作品使我们见证到一种时间的凝固、现实世界那些飞散的如碎片般的瞬间,在姜健的镜头下被有序地收拢。
人文学者 柴中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