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记述了亚当·斯密的生平及其作品。

作者记述的斯密，不是被经济学家神秘化了的斯密，亦不是被政治学家简单化了的斯密，而是一个真实的亚当·斯密。内容包括没有父亲的世界、戴假发的异教徒、果园里的狒狒、被遗弃的车站等。

新版的20英镑纸币上印上了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头像，足见其对现代自由市场经济的影响，可是关于这位思想巨人，我们却存在着太多的误读，本书记述的斯密，不是被经济学家神秘化了的斯密，亦不是被政治学家简单化了的斯密，詹姆斯·布坎将从他们编织的谜团中把一个真实的亚当·斯密剥离出来，呈现在读者面前。

从这部在欧美赢得相当关注的传记中，我们能发现两个不同的亚当·斯密，一个亚当·斯密作风严谨、品德高尚、胸襟宽阔、才华过人、卷帙浩繁、不受羁绊；另一个亚当·斯密少言寡浯、盛气凌人、不求精准、名声不佳、主张自由放任。

亚当·斯密的书不是写在现代经济社会，但它与艾伦·格林斯潘、戈登·布朗的现代社会，与罗马帝国统治的时代似乎同样都息息相关。那时的工资低到人工织袜比机械生产出来的还要便宜，斯密从小就长在这样一个社会的落后角落，但这却无碍于他著述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成为财富创造和分配的圣经，并成为相当多国家制定政策时的依据。

在患得患失于效率与平等、发展与代价、经济与道德、自由与公正之间的情况下，企业和政府重温一下亚当·斯密的理论，可能会的一些新的启发。

前言 “可我本想做得更多”

第一章 没有父亲的世界(1723～1746年)

第二章 山洞、树木、泉眼(1746～1759年)

第三章 铅笔刀和鼻烟盒(1759年)

第四章 戴假发的异教徒(1759～1776年)

第五章 果园里的狒狒(1776年)

第六章 被遗弃的车站(1776～1790年)

亚当·斯密曾用“极其的一成不变”来形容自己的生活，他的一生主要是在以男性为主的地方度过的——这些地方包括格拉斯哥和牛津等地的大学以及苏格兰的海关机构。斯密深居简出，终身未娶，一直与母亲相依相伴。他第一次到访伦敦时已经年近四十。斯密一辈子只出过一次国，最远只是去了法国和日内瓦，尽管他曾热情洋溢、一本正经地写到过关于印度、中亚、美洲和非洲的事情，但那些都是他从其他书中读来的。在现代的大哲学家当中，或许只有伊曼纽尔·康德比斯密去过的地方还少。

斯密书中所展示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常年偏居在格拉斯哥大学和爱丁堡海关办公室的他，竞把伦敦城里的爱尔兰妓女视做是大英帝国最美丽的女人，只因为她们喜食土豆。他观看过一次非洲黑人的舞蹈，那些男女演员们惊恐地在椅子上跳来跳去。他见过女人戴着假珠宝出席舞会，见过水手眺望天际边的轮船，还见过一群猎犬围追一只野兔。他目睹过穷人用手帕裹紧几个便士抛向台上的江湖艺人，也曾随着悬空软绳上行走的表演者的晃动而不自觉地扭动自己的身体。他参观过染坊、制针厂、啤酒厂和烈酒厂，认真研究过工厂里机器的运行情况，赞赏过一位店主菜园里修剪漂亮的紫杉树，关注过散发着健康气息的孩子们在军营附近嬉戏，甚至还羡慕过在撒满阳光的道路旁无所事事的乞丐。

维多利亚时代的经济专栏记者沃尔特·白哲特曾故作惊讶地提出，为何喜爱“遁世”生活的斯密所提出的理论比喜爱世俗生活的证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所提出的理论更为形象(与后者同一类的或许还可以算上苏格兰人约翰·劳，他曾任过几周法国总理，并曾拥有现已划在美国版图内的阿肯色州)。事实上，斯密的生活也有跌宕起伏的戏剧性的一面，只不过是体现在了他的思想之中，而非行为之中罢了。

1723年初夏，亚当·斯密出生于爱丁堡福斯湾的一个海港小镇柯科迪，这里曾是苏格兰的古都。他的父亲也叫亚当·斯密，在斯密降生几个月前去世，母亲叫玛格丽特·道格拉斯。传说斯密出生在一座位于高街与玫瑰街拐角相接处的房子里，后来随母亲搬到一座有山墙的三层小楼。1834年，小楼被夷平，建成现在的克莱兹代尔银行，银行的墙上挂着一块饰板，永远纪念着这段历史。

1723年6月5日，斯密接受洗礼。在20世纪以来被奉为“苏格兰启蒙运动”先驱者的苏格兰人之中，斯密不仅是最著名的学者之一，他的出生日期也恰好居于正中央。他受到过前辈哲学家亨利·霍姆(生于1696年)和大卫·休谟(1711)的提携和扶掖；与文学评论家休·布莱尔(1718)、历史学家威廉·罗伯森(1721)、社会学家亚当·弗格森(1723)、自然科学家詹姆斯·赫顿(1726)、约瑟夫·布莱克(1728)是同事，也是密友；其后的自由主义哲学家约翰·米勒(1735)还是他的得意门生。

亚当·斯密的父亲曾是爱丁堡的执业律师，1707年苏格兰和英格兰国会联合期间，在律师公会担任劳登伯爵的私人秘书，1714年开始担任柯科迪的海关监察。在苏格兰人初期的党派划分格局之下，斯密家族拥护的是“辉格党”，他们支持新教，支持在汉诺威王朝的统治下实行君主立宪制(或称议会君主制)，并主张与英格兰联合。

与他们相对立的是斯图亚特王室的追随者。被信奉新教的汉诺威王朝所取代之前的斯图亚特王室信奉罗马天主教。追随斯图亚特王室末代国王詹姆斯二世的那群信徒通常被称为“二世党人”，他们主张托利党的“君权神授论”，认为苏格兰人应该同仇敌忾，铭记对英格兰的刻骨仇恨。1708年、1715年和1719年，“二世党人”先后策动了三次暴乱。

斯密的父亲死于斯密出生前的冬天。小斯密从未见过自己的父亲，天知道这给成长中的斯密心中笼罩上了一层什么样的阴影。可是有时候，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往往就发生在生命开始之前。我们只知道斯密中年之后继承了父亲的衣钵：尽管他认为政府对贸易的某些限制是无用的，但还要执行这些规定。事实上，他对走私商是存有同情之心的。他的好友哲学家大卫·休谟也从未见过自己的父亲。

由于社会极端贫困，宗教势力令人窒息，社会制度封建落后，斯密生活时代的苏格兰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在世界贸易即将被几大垄断集团瓜分完毕之时，走投无路的苏格兰贵族把与英格兰联合看做是救命的最后一根稻草。

英格兰与苏格兰联盟约定，将开放英国的殖民地市场，但这一点迟迟没有兑现。在此，亚当·斯密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联合主义倡导者。他总结说，与英格兰的联合摧毁了苏格兰贵族的暴虐统治，他建议爱尔兰、印度、北美都与英格兰联合(当然，他用以游说的理由各有不同)。P2-5

“可我本想做得更多”

2005年2月6日，苏格兰小镇柯科迪接待了美联储(即美国中央银行)主席艾伦·格林斯潘。

格林斯潘曾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率领美国经济走出了十年低谷，从而在现代金融界赢得了无人能及的声望。这次他来访福斯湾上这个以酒吧、民居、小教堂为特色，常年多风的小镇，只为缅怀一位当地名人——著名哲学家亚当·斯密。

同行的还有英国财政大臣戈登·布朗及一些市政官员。布朗的父亲曾是柯科迪圣·布莱斯长老会教堂的牧师，所以他从小在这里长大。他做过该镇议会的议员，提出了布朗版本的改良苏格兰社会主义学说。近来，他一直在宣称亚当·斯密是他理论的奠基人，并希望借此机会赢得格林斯潘的支持。

格林斯潘在担任美联储主席十七年间，一向言词模糊、令人难以参透，但这次在柯科迪，他讲的话清晰明确。他说，“亚当·斯密为现代世界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论证了我们今天称之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内在稳定性和发展趋势，而这种稳定性和发展趋势的思想又是源于斯密发现的黄金法则——‘看不见的手’。”

格林斯潘还说，“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某个国际版的‘看不见的手’在引导当今世界错综复杂的国际贸易，怎能有我们相对稳定的经济秩序。”

果真是这样的吗？

在亚当·斯密百万余字的传世之作中，“看不见的手”的表达只出现过三次，且没有一次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及复杂的国际贸易有丝毫关系。有人戏谑道，依此道理，妓女摩尔·弗兰德斯(丹尼尔·笛福同名小说的女主人公)也应被封为对国际市场稳定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人物，因为她也用过“看不见的手”一词。亚当·斯密曾写过这样一句话：“世界上的巨大成就、人类道德和观念的权威标准，几乎没有一个不带有几分过度自恋的色彩。”如果亚当·斯密看到他们拥着这位商界风云人物涌向他那不大时髦的海滨小镇，看到他们因无知而进行的徒劳之争，一定会哑然失笑。

亚当·斯密是位颇具争议的哲学家。他曾受到托马斯·潘恩的推崇，得到法国革命者的赞许，启发了卡尔·马克思创建资本学说的灵感，还创造出经典术语“小店主之国”，现在，人们又称他为资本主义之父、自由放任主义的守护神，赞扬他具有盎格鲁一撤克逊民族的理性魅力。斯密在他最著名的作品《国富论》中曾写道，“创立人民政府……的真实目的是保护富人、对抗穷人。”他在格拉斯哥大学给即将侍职苏格兰教会的年轻人讲课期间，冷静地分析了暴君诛除论的是与非。斯密远非一个理性主义者，他觉得爱丁堡城一半的人都已经疯了，可他们自己还蒙在鼓里。

仔细品读《国富论》以及其他相关文章我们就会发现，亚当·斯密绝不是一味主张自由贸易的教条主义者。他赞成对贸易采取一定的限制和垄断，赞成出口限制和补贴，提倡节约法，支持征收惩罚税，限制利率及银行纸币发行数量，赞成对手工业从业人员进行硬性的资格认证，赞成对商船业从严管理并排斥罗马天主教徒。由于斯密善于利用政府间的裙带关系，他的思想主导了英国、印度、北美的统治政府。他坚信政府的职责不仅在于教育公众，更重要的是服务公众。尽管他对英国在爱尔兰、美洲和印度的经济政策深表不满，“自由放任主义”一词在他的书中却从未出现过，他始终认为对于这些国家来讲，最好的办法不是独立，而是与宗主国结成联盟。

斯密也不像戈登·布朗想象的那样，是一个早慧的左翼分子。布朗把“援助之手”的表达归在亚当·斯密名下，但这一表达在斯密的作品中一次都没出现过。布朗酷爱通过小额股票、税务优惠、暴利税、企业夏令营、空当年①、卖旗日活动等政策来安排调整他“伟大社会中的各种成员”，他的这种热情帮助他建立了斯密所谓的“有偏好、有制约的社会体系”，在这一点上，布朗堪称英国所有现代财政大臣中贡献最大的一位。  亚当·斯密更不像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比如，赫拉克里特或者德谟克利特——这些人只是在已经消亡的文字中留下神秘的片言只语。斯密尽管不喜交往，但依然认真校订并出版了两部长篇哲学著作，十分注重用词的洗练精准。后来他的遗嘱执行人还搜集到斯密的一些短篇作品。也许在英格兰和美国，除了R·L·史蒂文森，没有哪个苏格兰人能将普普通通的散文写得如此完美。

虽然亚当·斯密怠于书信，但他和大卫·休谟等密友一直飞鸿不断，留给我们数百封宝贵的信件。斯密曾执教于格拉斯哥大学，至少有四门课的学生手抄笔记被保留至今。我们还知道他私人图书馆内的珍藏，甚至可以说出每本书的具体位置。此外，他所有的手稿都已由英、德、北美的知名学者编译成册，以简装普及本出版发行。唯一遗憾的是，我们没有他的诗歌作品。

在此，我们发现了两个亚当·斯密。一个亚当·斯密作风严谨、品德高尚、胸襟宽阔、才华过人、卷帙浩繁、不受羁绊，另一个亚当-斯密少言寡语、盛气凌人、不求精准、名声不佳、主张自由放任。这是怎么回事？

直接的回答是，亚当·斯密掉进了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怪圈，他们大多属于社会上最没文化的一撮人，甚至不如职业球员。有位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曾自豪地说，他从没读过《国富论》。另一位虽然看过《国富论》，却没有读过《道德情操论》，甚至认为后一本书讲述的是某种心理学的观点。似乎亚当·斯密仅仅是发现了经济的永恒真理，真正世世代代把握真理的是他们，似乎只要对“斯密”有所耳闻就足以证明他们的渊博。斯密的原著篇幅很长，字里行间透着浓浓的苏格兰味道，它们对于现代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来说，或许还赶不上记录十八世纪药方的廉价小册子对全科医生的用途大。

更为委婉的回答是，人们对亚当·斯密所创理论的认识产生了历史性的偏差，这一偏差误导了那些为了将历史痕迹从自己的思维中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