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熊向晖是当年陪同蒋介石之子蒋经国一同到西北一游的成员。当年，蒋经国游后归来，写了一篇《伟大的西北》，在政界和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文中，蒋经国说那一年是1941年，但在本书中，作者指出，蒋经国是错误的，那一年应该是1942年。当然，书本的主要内容还是通过重游大西北，重温旧情，道出当年的许多奇闻轶事，这让我们不能不为之耳目一新。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蒋介石之子蒋经国曾写过《伟大的西北》一文，在政界和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熊向晖是蒋经国西北之行的始终陪伴者，六十多年后，晚年的熊向晖邀杨者圣同行，沿着当年西北之行的路线，重温旧情，道出许多奇闻轶事，让人耳目一新，为之一震。书中生动流畅的语言、离奇曲折的故事、真实饱满的内容，对西北全方位、多角度的介绍，让人有一种想追寻历史名人的足迹，一游伟大西北的冲动。

熊向晖谈蒋经国的西北之行(代序)

前言：蒋经国西北之行日期有错

第一章 蒋经国的日记日期有误! 

“蒋经国访问西北不是在1941年”

“没有听说5月份桃花才开的”

“我去的那天，正是清明”

“蒋经国为什么访问西北?”

曹聚仁有他的发言权

“可能与解决新疆问题有关”

蒋经国不看陕北封锁线

为实施“迁都”计划秘密进行考察

南方的国际通道悉遭日军封锁

中国仅有的国际通道——甘新公路

蒋经国不同意“迁都”兰州

第二章 游览名都西安

蒋经国访问西北没有宣传

一条不曾见报的大新闻

“云横秦岭家何在?”

重庆方面事先通知了胡宗南

到宝鸡机场接蒋经国

西北给蒋经国留下了四个印象

“当时，经国确实一句反共言论都没有”

蒋经国笔下的西安名胜古迹

蒋经国提出要看华清池

周恩来帮助蒋氏父子团聚

“到临潼去要经过灞桥”

蒋经国了解华清池兵变经过

“蒋经国没有骂一句张学良”

蒋经国与张学良成为好朋友

张学良评价蒋氏父子

蒋经国参观秦始皇陵

蒋经国参观武家坡寒窑

大雁塔与唐僧塔是一个塔

唐僧塔下蒋经国忆母

小雁塔成为胡宗南的司令部

西安附近的工厂有141座

第三章 参观国防前线

蒋经国在潼关前线

“山河表里潼关路”

“他们可以随便关人，随便杀人”

“今日推行新政者的耻辱”

不让蒋经国坐“闯关车”

“人间佳节唯寒食”

“路上行人欲断魂”

“在靠近前线的地方还有戏看?”

洛阳始终处在战争的阴影中

“洛阳的城很小，工事都在城外”

张学良选中蒋鼎文作信使

“只有蒋铭三这个人好出坏主意”

第一战区摆了8个集团军

“洛阳反共的空气还很浓”

蒋鼎文请蒋经国吃饭

蒋经国参观龙门石窟

“一些中国人的自私自利”

“洛阳的街上，讨饭的特别多”

“洛阳的牡丹是特别著名的”

第四章 行走在西兰公路上

带了一个班的武装警卫西行

抗战时期的西兰公路

凭吊陇东古战场

“越穷的地方，越容易接受革命”

蒋经国在平凉

蒋经国赞叹左宗棠与“左公柳”

“三关口”与杨家将的故事

华家岭招待所地处六盘山高处

蒋经国请苏联医官帮熊向晖看病

西北地区财富的标志

蒋经国没有骂过斯大林

苏联政府对中国留学生很优待

蒋经国要求降低生活标准

留苏十三年，各种苦都吃过

留学“中大”的国共名人

从广州、上海，到海参崴、莫斯科

蒋经国——托洛茨基的崇拜者

蒋经国眼中的中大校长拉狄克

蒋经国听斯大林、布哈林演讲

蒋经国听列宁夫人批判“极左思潮”

蒋经国最恨的人是王明

蒋经国与高尔基的一段友谊

到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地考察

在石可夫农村的日子

在冰天雪地的阿尔泰矿区

一个苏联版的“英雄救美”的故事

蒋介石拒绝以牛兰夫妇交换蒋经国

“西北什么都大，只有一样是小的”

第五章 兰州见闻

“天下黄河第一桥”

参观兰州西北干部训练团

兰州的街道比以前大有改进了

到兴隆山祭祀成吉思汗陵

“去看他的太太总可以吧!”

清的水洗脸，浑的水喝

兰州清汤牛肉面

蒋经国第一次看见羊皮筏

“兰州城里谣言多”

“买枪来，买枪来!长枪短枪盘盘枪”

第六章 穿越河西走廊(上)

“按蒋经国书上记的顺序写”

走进黄河西部地带

过了乌鞘岭，才算是进了“走廊”

“祁连”二字，匈奴语是“天”的意思

“我们的脚下就是丝绸之路”

“祁连山下好牧场”

“凉州七里十万家”

“河西王”马步青

“新疆王”盛世才的算盘

胡宗南的部队向河西开进

蒋经国武威“看望”马步青

蒋经国书中只提到两个人的名字

蒋经国：“不会修车就别开车”

让蒋经国颇感失望的“金张掖”

蒋经国：“我们不是公子!”

第七章 穿越河西走廊(下)

“弱水三千，我只取一勺饮”

“弱水不载鹅毛”

“西北地方是天之所忘”

西路军与马家军的血战地——临泽、高台

“丰亩澄潭，一汪绉绿”的酒泉

蒋经国破例在酒泉请客

“葡萄美酒夜光杯”

“臣不敢望到酒泉郡”

实至名归的“天下雄关”

孙越崎向蒋经国介绍玉门油矿

“我们由南到北，一路看桃花”

从玉门到安西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人民的穷苦”

蒋纬国向死人借棺材板

汽车陷进了沙窝

第八章 敦煌遗梦

敦煌让蒋经国记起了江南

“孤城遥望玉门关”

蒋经国的“英雄情结”

“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

蒋经国游览鸣沙山

“水有悬泉之神，山有鸣沙之异”

“伤心难画，莫高石窟”

蒋经国惊叹敦煌艺术

“将军空老玉门关”

“闻道玉门犹被遮”

“绝域阳关道，胡沙与塞尘”

蒋经国考察长城的防御体系”

长城是一个科学的国防工事

“西北的老百姓真好!”

第九章 青海长云

“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

素有“西域咽喉”之称的永登

著名的“甘青大道”是一条大沙沟

甘青边境上有名的窑街

“中国最危险的一段路”

蒋经国参观青海的石田

在青海感受羌人的气质

带着足链与手铐的羌人

羌人的命运很背

“羌笛何须怨杨柳”

“云云鞋”、“青海花儿”与“干打垒”

羌人“忧其不焚”的火葬文化

“马步芳比马步青能干”

马步芳的统治术

范长江采访“青海王”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谈马家军

蒋经国对西宁市区的观感

蒋经国参观塔尔寺

塔尔寺三千喇嘛欢迎蒋经国

第十章 蜀道行

蒋经国提出走老鸦峡

走过秦岭大散关

“陈仓故道”与“褒斜谷道”

宋代以后专修西道

蒋经国留宿张良庙

蒋经国劝蒋纬国不要多事

国民党兵役制度的黑幕

蒋经国检举民国最大的兵役案

参观三国古战场

车过川北剑门关

参观自贡自流井

称呼蒋介石为“校长”

参考书目

“蒋经国访问西北不是在1941年”

熊向晖说，蒋经国访问西北，不是在1941年，而是在1942年。他在日记《伟大的西北》中讲，他到西北是1941年，不对，日期有误。

他在书中讲，到西北是1941年，不对，不是41年，是42年。不但年份不对，日期也不对。

蒋经国在书中写道，最后“就决定由重庆坐飞机往成都再转宝鸡，那天是4月29日。”(《蒋经国自述》第108页，湖南出版社1988年9月版)

日期是不对的，不是4月29日。为什么呢?我们看，在他的书中，就有现成的证据可以证明。

第一，蒋经国在书中说，他先在西安玩了几天，然后乘火车东下华阴。书上说，“火车到了华阴的时候，东方刚发白，从车窗望出去，可以看到华山上的雪。在车站上的人，都是穿着皮的衣服”(《蒋经国自述》第112页)，如果按照他的日记推算，这个时候，至少已是5月份了。但在关中生活过的人都知道，5月份不可能有穿皮衣的。这说明，蒋经国不可能是在4月29日到的西安。  。

第二，蒋经国在书中说：“洛阳的牡丹花是特别著名的，我去的时候还没有开，所以我没有见到。”(《蒋经国自述》第117页)牡丹都在春天开，洛阳牡丹一般在4月下旬开，现在提前了，4月上、中旬就开了。以前稍晚一点；但再晚，也不可能晚到5月份还不开。李白的诗：“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司马光的诗：“洛阳春日最繁华，红绿丛中十万家。”都是形容牡丹春日开放的盛景。因牡丹开在晚春，古人的牡丹诗，往往也有一种惜春的意味。皮日休的牡丹诗说：“落尽残红始吐芳，佳名唤作百花王。”白居易的《惜牡丹花》说：“惆怅阶前红牡丹，晚来唯有两枝残。明朝风起应吹尽，夜惜衰红把火看。”诗中表达的都是这种惜春的感情。

其实，到了明代以后，通过栽培促成技术的提高，牡丹花期已经大大提前了，最早的可以提前到春节开花。那时叫做催花，也叫做熏花或堂花。有钱有势的人家，每逢春节，希望在新的一年得个吉兆，就请来花工，通过催花技术，将牡丹花期提前到春节，以便供在财神菩萨前，祈求富贵。清代袁枚有《元日牡丹诗》，其中便有这样的诗句：“魏紫姚黄元旦开，真花人当假花猜。那知羯鼓催春日，富贵偏从意中来。约束红香冷更妍，飘扬霞佩贺新年。果然不愧花王号，独占春风第一天。”

按中国节气，5月5日或6日立夏，就进入夏季了。总归，牡丹不可能到了5月份还不开。

“没有听说5月份桃花才开的”

第三，蒋经国在书中说，“离开西安向西行，首先就到咸阳。咸阳是中国古代许多帝王陵墓所在地，同时也是一个工业区域。我去的时候，那里正开桃花，离咸阳5公里的汽车路，夹道都是桃花，那里的桃花，颜色特别鲜红，汽车在中间走，真所谓人在花中行。”(《蒋经国自述》第118页)桃花是在5月间开吗?不可能啊!桃花在长江流域，2月份就开了，关中地区开得晚一点，3月中、下旬也开了。古人诗中说：“东风二月苏堤路，树树桃花间柳花。”这是指桃花在2月开花。最有名的是苏东坡的诗：“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苏东坡的这首诗是为宋代和尚惠崇《春江晓景》画作的题画诗。据说画已经失传了，而诗却流传下来，说明诗的脍炙人口。

写桃花的花期最确切的是宋人王诜的词《人月圆·元夕》：“小桃枝上春来早，初试薄罗衣。年年此夜，华灯盛照，人月圆时。”一年之中的第一个月圆之夜是正月十五啊，叫元宵，过去也叫元夕、元夜，是灯节，所以叫“年年此夜，华灯盛照，人月圆时。”此时也正是“小桃枝上春来早，初试薄罗衣”的时候，这就是说每年的正月十五，桃花就开了。古人作诗写词，对时令景致都观察得很细，不会有错，也不会有假。无论如何，正月十五桃花就开了，再晚也晚不到5月份才开放。

孙越崎先生在回忆文章《记甘肃玉门油矿的创建和发展》中，也谈到过这件事，其中还提到熊向晖。他说：蒋介石于1942年9月间到嘉峪关，并到玉门油矿老君庙矿场视察。“在蒋介石来矿视察后第二年5月问，他派蒋经国、蒋纬国兄弟经西安由熊向晖陪同来矿，要他们来看看边陲艰苦创业的实际情况，对他们也是一种学习、培养。我现在只记得蒋经国说：‘我们由南到北，一路看桃花。’其实老君庙一棵树也没有，他所说的桃花，指的是兰州，兰州的桃花是有名的。解放以后，在全国政协会上见到熊向晖，才知熊是地下党，当时在胡宗南那里做工作。真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险哉。”(《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十二卷“经济工商编”，第70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4月北京版)孙越崎也讲蒋经国是桃花盛开的季节到西北访问的。

孙越崎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采矿专家和石油勘探专家，玉门油矿就是他带人开采的，当时他是玉门油矿的总经理。解放后，当过政务院财委计划局副局长、开滦煤矿总管理处副主任；担任过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民革中央副主席。孙越崎当过全国政协常委，熊向晖当过全国政协委员，孙说的“在全国政协会上见到熊向晖”，就是指这回事。

不过，孙越崎在这里说的时间也不对。熊向晖陪同蒋经国、蒋纬国到玉门，不是“在蒋介石来矿视察后第二年5月间”，而是蒋介石来矿这一年的5月间。蒋介石是1942年秋天到玉门油矿的，蒋经国、熊向晖一行是1942年春天去的。孙先生这里的记忆有误，但是他对蒋经国说的“我们由南到北，一路看桃花”这句话，印象很深。

2002年3月31日，笔者随熊向晖乘汽车出西安，经咸阳西去凤翔东湖，参观第17军团旧址，往返经过咸阳大道的时候，看到公路两侧的桃花，开得满山遍野、姹紫嫣红。笔者向当地同行者打听关中桃花的花期，同行者说：一般在3月中下旬开，最晚在4月上旬。花期一般20多天。当地的同行者并说，没有听说5月份桃花才开的。

“我去的那天，正是清明”

第四，书中还有一个最有力的证据。蒋经国说，他到潼关的时候，“潼关虽则被打光了，但是潼关依旧是欢乐的。离潼关5里的难民村，许多人都是住在窑洞里。我去的那天，正是清明，许多妇女都穿了红衣服绿裤子，在外面走，对于敌人大炮飞机的威胁，毫不理会”(《蒋经国自述》第114页)。

关中地区古风颇浓。唐人的《寒食》诗：“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寒食是我国古代一个传统节日，一般在冬至后105天，清明前两天。古人很重视这个节日，按风俗家家禁火，只吃现成食物，故名寒食。由于节当暮春，景物宜人，自唐至宋，寒食便成为官府民间四处游玩的好日子，宋人就说过：“人间佳节唯寒食”。

熊向晖说，你看，潼关那个地方的妇女，到了清明这一天，都还穿了红衣服绿裤子，在外面游玩，说明唐风犹在啊。蒋经国说，他到潼关难民村的那天，正是清明。清明节不是4月5日，就是4月6日嘛!他说到宝鸡是4月29日，那清明总在4月初嘛!怎么会到了5月初呢?

熊向晖说，蒋经国到宝鸡的时间，实际上是3月中旬，或者是3月下旬，具体是哪一天?我不是记得很清楚了。其次，蒋经国说他是1941年到西北访问的，我可以说，绝对不是1941年，而是1942年。

蒋经国在书中说：“那一天晚上，住宿凉州。凉州是从前骑兵×军马军长步青驻防的地方。最近他调到柴达木盆地去做督办了。我去的时候，还会到马军长。因为那时他还是安兰公路的督办。他是骑兵第×军，刚要开始调防。马步青军长的确是一个忠厚的军长。他对我说：‘蒋委员长要他到那里去，他一定毫不犹豫的去!’”(《蒋经国自述》第124页)

蒋经国在书中所说的骑兵第X军，是骑兵第5军，军长马步青是西北有名的“四大马”之一。1931年，马步青任暂编骑兵第1师师长，驻地在甘肃凉州，也就是武威。1932年以后，所部改编为中央新编骑兵第2师、骑兵第5师。抗日战争爆发后，马步青的骑5师扩编为骑5军，马升任军长兼甘新公路督办，军部与督办公署也都设在凉州。马步青调青海柴达木的命令，是1942年3月下的，9月份赴任。

据《中国国民党九千将领传》(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3年lo月第1版)第23页“马步青”条目载：“1937年9月8日任骑兵第5军军长兼甘新公路督办公署督办，1942年3月16日兼任青海省柴达木盆地屯垦督办。”

熊向晖说，由此可见，蒋经国到西北，只能是1942年，而不是1941年。

另外，《胡宗南上将年谱》(台湾出版)中讲，蒋纬国到西北，是1941年3月8日。1942年蒋经国到西北，是当时名为熊粲荃的熊向晖与蒋纬国一起到宝鸡机场迎接他的。如果说蒋经国也是1941年到西北，这不可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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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西北之行日期有错

2002年4月6日上午8时，在西安市金鹰饭店328室小餐厅，熊老向我口述他60年前全程陪同蒋经国考察西北的整个过程。熊老的第一句话就是：“蒋经国写的游记《伟大的西北》，其中有错。他在书中讲，到西北是1941年，不对，不是41年，是42年。”

这一句，真是石破天惊，让我震骇莫名。

蒋经国访问西北的时间，已经整整过去了60年。这么多年来，无数的人看过蒋经国的这本日记，无数的人也都接受了蒋经国在这本日记中传达的信息：他访问西北的时问起点是1941年4月29日。没有人对此提出过质疑。道理很简单：没有人会想到，日记的日期也会有错?

尽管我在接触史料时，总是带着研究者的眼光，但是我和许多读者一样，也没有从日期上怀疑过蒋经国这本日记的真实性。我研究民国史前后20多年了，多次读过蒋经国的这本日记，也进行过认真的研究。对日记中的内容，虽然产生过一些疑问，但是都没有想到蒋经国日记日期上有错。正因为这个道理，我在研究这本日记时，曾多次陷入困境，有一些问题，总是不得其解!

我第一次产生不解，是在写《和平将军张治中》这本书时。因为江南(刘宜良)先生在《蒋经国传》这本书中，曾提到蒋经国访问西北时，是随张治中一起去的。江南先生说：蒋经国“当了专员后的第二年(1941年)，蒋先生打过主意，派他去新疆，接替盛世才。夏天，奉命随政治部长张治中(西北宣慰团)越秦岭，经河西走廊，出嘉峪关，跨青海，跑遍西北国防前哨。”

江南先生的这本《蒋经国传》出版后，在海外产生很大影响，他本人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984年10月15日，江南先生在美国旧金山戴利市被人暗杀身亡，我也是从那个时候才知道，为某些政治人物立传，居然要有提着脑袋的勇气。江南先生的祖籍与我居住的城市相距数十公里，都在长江北岸。《蒋经国传》最初在大陆发行的时候，由于传主是政治上的一个敏感人物，加之国家刚改革开放不久，许多政治上的禁忌还没有被打破，所以那时是以“内部发行”的方式出版的，这是当时出版海外书籍的一个变通办法。我现在保存的一个版本，是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发行的，在封底上就注明有“内部发行”字样。那个时候，我还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集团军政治部工作，可以看到一些内部发行的书籍。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阅读到《蒋经国传》的。《蒋经国传》在大陆内部发行后，江南先生在美国遇害的消息已经传到国内，这就加剧了这本书的轰动效应。我对蒋经国这个人颇感兴趣，对江南先生这位同乡又颇多钦佩，对这本书的写作风格也很喜欢，所以对这本书留下的印象很深。书中的内容，多少年以后都还记得。

我写《和平将军张治中》时，很快想起江南先生在书中曾提到的这句话，即蒋经国是随张治中的“西北宣慰团”一起去西北的。因此，我在研究张治中时，开始注意搜集和考证这方面的史料。但是，出乎我的意料，我没有找到“张治中与‘西北宣慰团’”的任何史料，我至今不知道江南先生所讲的“张治中与西北宣慰团”出自何处。

我对1941年前后国民党政府组织的历次慰劳或考察活动反复进行了梳理，现在已经查明的，有这样几次：

第一次是1939年6月，由全国慰劳抗战将士总会组织的慰劳团，总团长是张继。总团下面分南北慰劳分团。南团由马超俊、谢作民任正副团长，北团由郭沫若、王右瑜任正副团长。张继随北团活动。后来北团团长换成了贺衷寒，并不是郭沫若。这里没有提到张治中，也没有提到西北宣慰团。

第二次是1941年12月，由全国慰劳总会组织的“前线将士慰问团”，总团长是居正；总团下面分5个团，除居正兼第4团团长之外，第1、2、3、5团团长，分别由王用宾、程天放、刘文岛、洪兰友担任。这里面也没有提到张治中和西北宣慰团。

第三次是1942年9月，由林继庸率领的西北工作考察团。这个团与张治中没有关系。

第四次是1943年6月，由罗家伦率领的西北建设考察团。这个团与张治中也没有关系。

这些慰问与考察活动，都是当时比较著名的，但是既不涉及张治中，也不涉及“西北宣慰团”。由于没有找到张治中与“西北宣慰团”的关系，所以，我在《和平将军张治中》一书中，没有使用这方面的史料。由此，我对“西北宣慰团”有了存疑。

但是，我没有找到“西北宣慰团”的史料，不等于蒋经国不是在1941年去的西北!加之，我当时主要是考证张治中与“西北宣慰团”的关系，对蒋经国去西北的活动，没有进行深入考证。不过，对蒋经国这本书，我不是没有产生过疑点。我总觉得蒋经国的这本书，有点怪怪的。他是以日记的形式，介绍访问西北的过程；但是在日记中，日期都被隐去了。这在蒋经国公开发表的其他日记中，是一个特例。比如，记录1925年至1937年留苏经历的《我在苏联的生活》，记录1940年在赣州举办干部训练班经历的《训练日记》，记录1945年担任东北外交特派员经历的《五百零四小时》，记录1948年在上海“打虎”经历的《沪滨日记》，记录1949年国民党大陆逃亡经历的《危急存亡之秋》等，在发表时都有具体的日期，唯独《伟大的西北》这本书是一个例外，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见《蒋经国自述》湖南出版社1988年9月版)

另外，蒋经国在这本书中，介绍了他在西北访问期间的所见所闻，但很少提及他在西北期间会见了哪些重要人物。他到西安后，住的地方叫下马陵，我知道这个地方是胡宗南的公馆，是胡宗南日常办公和接待客人的地方。既如此，蒋经国不可能不与胡宗南见面；当然也不可能不与当时的陕西省政府主席熊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等西北军政巨头见面；但是，他在书中都没有提到这方面的情况。他在书中只提到两个人物，一个是马步青，一个是马步芳，是“青马”集团的两个头面人物，这也让我有点意外。我当时推测，既然是日记，蒋经国不可能不写与胡宗南、朱绍良、蒋鼎文等人见面的经过，有可能日记在发表时，一部分内容被删除了。问题是日记这样处理的目的是什么?同时，蒋经国这次西北之行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他在西北期间究竟进行了哪些活动?这些都勾起了我的好奇心，也引起了我的兴趣。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开始关注并搜集蒋经国访问西北的史料。

结果，我在阅读《毛泽东年谱》时，发现一则重要史料，使我第一次对蒋经国访问西北的时间产生了怀疑。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在1942年“4月11日”的条目下，有这样的记载：(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作关于目前时局问题的发言。他说，中国局面恩来估计正确。蒋介石的政策是外宽内紧，积极准备太平洋战争后的行动，现蒋经国已到西北。蒋介石对我们现已组织政治攻势与军事攻势，我们准备对付蒋的进攻。”

根据这里的记载，蒋经国访问西北的时间显然不是1941年夏天，而应该是1942年春天。

为了进一步弄清这个问题，我从《蒋经国在赣南》一书得到佐证。这本书是由政协江西省委员会、政协赣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合编的《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在书后附有“蒋经国在赣南大事年表”。这份年表记载了蒋经国1942年6月2日的活动内容：“出席赣州扩大纪念周，并作报告，畅谈西北之行观感，提出当前建设方针。”显然，这里的记载与《毛泽东年谱》的记载是吻合的。

从这份“蒋经国在赣南大事年表”中，还可以看出，从1942年3月22日蒋经国“出席在泰和召开的三青团江西支团部第一次干部会议，并发表讲演《青年大路》”之后，一直到6月2日，这中间大概有两个多月的时间，蒋经国几乎从赣南失踪了，我们看不到他在赣南曾经亲自出席过任何一个活动的确凿记载。而在1941年的5月间，我们看到了蒋经国在赣南曾亲自出席过多个活动，如“5月1日：召集罪犯发表训话。”“5月4日：赣县各界举行青年节及锄奸运动大会，蒋经国到会致词，会后参加火炬游行者数千人。”“5月26日：偕省党部委员杨不平一道乘车前往寻乌县等地考察；在信丰考察时，就建设新赣南之中心工作发表训话。”如果根据蒋经国所说，他在1941年4月29日就去了西北，那么他绝不会5月1日还在赣州“召集罪犯发表训话”。根据这份大事记，我初步作出了这样的假定：1942年5月，蒋经国有可能不在赣南；1941年5月，蒋经国不可能不在赣南。

蒋经国究竟是哪一年赴西北访问的?蒋经国访问西北的时间如果不是1941年初夏，那么他的日记出版时为什么会在日期上出差错呢?在那段时间里，我曾多次对此提出过疑问，但由于我当时一直忙于写作《和平将军张治中》及《国民党金融之父宋子文》等书籍，对这一问题未作深入考证。

但是，熊老在口述史中，给了我最好的解答。而且，他的考证方法更简单，也更有效，他是从蒋经国的日记中，直接寻找证据，亦即用蒋经国本人在书中提供的事实，澄清蒋经国日记时间上的真相。

在聆听熊老口述这段历史的整个过程中，我都是怀着一种感激的心情。我觉得这不仅是在聆听他回顾的这一段经历，而是再现了这一段历史的真实!虽然蒋经国先生、蒋纬国先生都先后故世了，但是，今天仍有幸聆听熊老这位惟一的知情者和见证者，讲述当年蒋经国考察西北的全部过程和内幕，让我们能够解开60年前的那个历史谜团，恢复历史的原貌，这是我的幸运，也是广大民国史爱好者的幸运，更是中国现代史及民国史上的一件幸事!

感谢熊老!

杨者圣

2003年8月27日

2006年4月1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