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援引大量档案材料和相关题材的众多著作，比较严谨、客观地叙述了苏联对外情报机关的形成和历史沿革，着重介绍了与远东地区，特别是与中国密切相关的情报系统，展现了20年代在中国进行的谍报工作。

本书作者叙述了苏联对外情报机关的形成过程，特别是与远东相关的那部分，介绍20年代在中国的情报工作(这一工作对那一时期我国同中国的关系状况有所补充)，展示其复杂性和多面性及其成就和挫折。笔者的目的在于：对国内外现存的使我们感兴趣的这一题材的资料加以综合归纳。

译者的话

序言

第一章 苏联对外情报机关形成简史

 1.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局——国家政治

保安总局

 2.情报部——第四部——工农红军情报总局

 3.共产国际

第二章 中山中国劳动者大学和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为中国培养干部的熔炉

第三章 苏维埃政权在中国的情报工作

 1.争取承认的斗争

 2.驻北京的谍报机关

 3.驻哈尔滨的谍报机关

 4.驻上海的谍报机关

 5.驻广州的顾问和谍报机关

 6.张家口顾问团和开封顾问团

第四章 在中国工作的暂时收缩

结束语

注释

罗萨·卢森堡在80多年前讲的这一席话，就是在今天听起来仍然令人感到那么现实。

罗萨·卢森堡认为，布尔什维克犯错误的原因，是在欧洲被孤立的俄国革命处于极其异常的条件。但是，她看到了一种严重的危险，就是布尔什维克“把贫困装饰成美德，现在他们想把由这些命中注定的条件强加给他们的策略，逐条逐项全部从理论上加以固定，推荐给国际无产阶级作为值得效法的社会主义策略的楷模。他们就是这样不但完全没有理由地将自己真正的、无可辩驳的历史功绩埋葬在一大堆不得已的错误行动中，而且为国际社会主义事业做了些坏事。他们为这一事业而战斗厮杀，饱受苦难，竭力将俄国非常环境造成的过错当做新发明提供给国际社会主义宝库，而这些过错归根结底是国际社会主义在这次世界大战中遭到破产的后果……我们大家都受历史规律的支配，而社会主义政策只有在国际范围内才能实现。”

总之，共产国际所采用的一整套行动手段和方法的共同点，就是强调使用武装暴力，尽管这并非总是达到目的的惟一途径。共产国际的行动因此常常违犯某个具体国家的刑法规定。由于共产国际整个系统的指挥中心是莫斯科，所以，不管共产国际同苏联各国家机关之间，或者同俄共(布)机关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只要这种关系一经建立起来，苏联政府就要为共产国际的行为承担责任。这一切，决定了共产国际机关组织，亦即其内部机构组成和工作人员的活动方法近乎主导性的原则——绝对保密。他们就是运用这种办法，不但竭力防止共产国际本身的行动暴露，而且竭力隐蔽共产国际同苏联政权机构之间不间断的通讯联络，尽管做到这一点非常困难。

红色工会国际总书记II．A．罗佐夫斯基于1923年12月28日就苏联政府同共产国际的相互关系问题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著名的专函。罗佐夫斯基写这封信的起因，是1923年12月18日美国国务卿休斯在美国参议院发布了美国政府拒绝同苏维埃俄国政府进行谈判，拒绝同它恢复外交关系的声明。按休斯的说法，美国政府拒绝的理由之一，是存在“一直持续不断地宣传推翻我们现存制度”的事实。12月19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一份供报刊登载的声明。该声明陈述了似乎是共产国际下达给美国工人党的“指示”的内容，其中要求它组建射击和进行破坏活动的“战斗支部”。美国国务院企图借此论证苏联政府同共产国际的同一性。T．契切林曾就此事发表声明：“休斯公布的任何文件似乎都充斥着发给美国工人党的指示，都详细叙述了已经制定好的革命计划。这纯粹是假文件。”

共产国际作为一个组织的某些方面及其活动，直到今天仍然处于五里雾中。究其原因，既因为远非所有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都被记录在案，也因为许多当事人基本上在1937～1939年的镇压时期已经去了“另外一个世界”(据极不完全的资料，被杀害的共产国际领导人有100多名)。顺便说，我们在后面将很直观地看到军事情报机关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一些活动家。

于是，罗佐夫斯基建议“通过一项今后经常可以引证的正式法令，庄严声明苏维埃政权同共产国际之间互不制约的“绝对独立性”。罗佐夫斯基写道：“在这项决议中给予休斯及其他外交骗子应有的回敬之后，大致可以这样说，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全俄代表大会庄严声明，共产国际和驻共和国联盟境内的红色工会国际都是志愿的国际联合组织，其活动不可能受苏维埃政权及其机关的监督。另一方面，这些革命工人的志愿国际联合组织也不可能监督只向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汇报工作的苏维埃政权的活动。”罗佐夫斯基坦率地写道，这样“一份声明今后应该是我们所有外交官的掩护”。

与此相关，有件事情很使人感兴趣。  26-27

在苏联时期的著作中，苏联情报机关在国外，包括在中国的活动情况，是禁忌的题目。只有极少数情报人员经克格勃’准许，或者一些专业人员经情报机关准许，才可写这方面的情况。普通的研究者最好不触及这个题目。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准许印刷在国外出版的有关情报活动的书籍。然而，近10年来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叙述20世纪20—4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的数十种图书和文章纷纷问世。首先想提到的是由E．M．普里马科夫院士主编、对外情报局出版的6卷集系列书《俄罗斯对外情报史概览》。同时还应说明一点，这样的出版在俄罗斯为破天荒第一次。现已出版了4卷，涵盖了1917年以前情报机关在革命前俄国的形成时期(第1卷)、1917一1933年时期(第2卷)、1933—1941年时期(第3卷)和1941—1945年时期(第4卷)。

俄罗斯已经发表一系列有关苏联情报机关的文章。国外对苏联对外情报机关的工作也早就表现出了兴趣。有关这一题材的新书和文章相继出现，档案材料不断公开，从而明显地扩充了我们对苏联对外情报机关的认识，有助于对许多新的事实和论据进行学术探讨，披露了一些新的姓名。不过应该公正地指出，我们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远没有掌握全部档案资料，对克格勃档案的研究还很薄弱，而已经公布的东西并非总是能够满足广大历史研究者的兴趣，许多人物和事实仍然未予披露，我们的历史依然留有一些空白。

笔者在拙著中只是想叙述苏联对外情报机关的形成过程，特别是与远东相关的那部分，介绍20年代在中国的情报工作(这一工作对那一时期我国同中国的关系状况有所补充)，展示其复杂性和多面性及其成就和挫折。笔者的目的在于：对国内外现存的使我们感兴趣的这一题材的资料加以综合归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