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中，作者追溯了金钱与权力在从1700年到2000年之间的现代世界中所起的作用。他挑战保罗·肯尼迪“金钱推动世界”(即经济变革是政治变革的首要动因)这一理论。作者利用他深厚的学养与分析能力，剖析了经济与国际战争和西方政治的关系。通过阅读这本书，读者可以了解过去三个世纪中西方政治与经济结构的演化历史。这本书既有专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论证，又有流畅的行文，是雅俗共赏的一本学术著作。

现代历史表明，一国之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理财之道。在战争时期，财政变得与军火一样，同为取胜之关键。但是，金钱与政治相会在何处？尼亚尔·弗格逊在本书中提出了对1700年迄今，现代经济与政治态势演化的大胆和精彩分析。弗格逊出色地证明，世界近代史远非仅仅被赢利动机所推动，其他强大而往往矛盾的人类冲动——如性欲、暴力和权力欲，也是历史动力的一部分。

引言 旧的经济决定论及其新版

第一部分 开支与征税

 第1章 战争国家的兴衰

 第2章 令人痛恨的税收

 第3章 平民与贵族：代议制与政府

第二部分 许诺还债

 第4章 月球之山：国债

 第5章 货币印刷者：不履约与贬值

 第6章 论利息

第三部分 政治经济学

 第7章 沉重债务和食税者：金融的社会史

 第8章 感觉良好因素的神话

 第9章 银桥综合征：选举经济

第四部分 控制全球的力量

 第10章 主宰者与偷生者：金融全球化

 第11章 金镣铐与纸锁链：国际货币体制

 第12章 美国浪潮：民主的兴衰沉浮

 第13章 统一破裂

 第14章 扩展不足：经济力量的局限

结论

译后记

随着像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这样的超国家的贸易集团的成长，以及世贸组织(前身为关贸总协定)的影响力日益增加，各国的贸易保护政策渐渐削弱，意味着有越来越多的小国家也能发展活跃的经济。换句话说，全球贸易自由化程度与国家的大小成反比。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后来的世界银行)则为这些新建立的国家提供资本。虽然也有种种缺陷，这两个组织比它们的前辈、国际清算银行的表现要成功得多。这些只是这类组织中最知名的几个：1952年到1984年期间，世界上政府间组织的数目从123个增加到365个。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愈加重要。据《国际组织年鉴》，1990年这类组织有6，000个，现在差不多是2.6万个，自8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成员数增长了10倍，达到500万个，绿色和平组织的成员有250万，国际特赦组织也有100万成员。有些评论家认为这些组织不过是西方新帝国主义的传教会，有的人则欢欣鼓舞，认为它们为建立一个天下大一统的社会打下基础。

有的组织肩负执行经济与社会政策的功能，小国家还加入一些现存军事组织以提高自身的安全保障，20世纪90年代一些东欧国家热衷于加入北约组织就是证明。有人认为，这些国际性组织越被赋予更多的权力，这些小国的主权就越靠不住，醉心于乌托邦的国际主义者、执迷于策划阴谋的理论家也就越多，他们既满心期待，又忧心忡忡地盼着以联合国为庇护的世界政府时代的到来，那时联合国的议题，也会扩大到高于主权的人权。在这种幻象里，现存的多民族国家终将分化成一个个自治区域，到最后，从东帝汶到英国国内的各个族群，终于拥有一个个属于本族群的赢弱小国。

这种理想模式有它的硬伤，那就是，大多数的超国家组织的基础都很不牢靠。用金融术语来说，就是这些庞然大物(最大的一个当属联合国)，本质上不过是些侏儒。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联合国下属的各种计划署和机构等在1999年的运作费用加起来超过了1，820亿美元，而美国的联邦预算比这还要高出差不多100倍。当有人想人非非，觉得欧盟将会成为“超国家”联盟的时候，心里也该算一下这笔账。欧盟在1999年的总费用占欧盟成员国生产总值的不到1％，而欧盟各国政府的花费占到了生产总值的差不多48％，全球购买力依然集中在一些富裕的民族国家，这从美国拖欠联合国会费高达170亿美元的事实中验证。即便是国际非政府组织也要比政府的力量强大得多。世界贸易组织的年度预算是4，300万美元，不到世界自然基金会的1/4，乐施会的一半。

这有助于解释联合国扮演全球警察的角色，成绩却乏善可陈的原因。与它的前身国联相比，联合国的成绩似乎还过得去。国联也有它做得成功的地方，而且它当时面对的是更棘手的问题。当时66个国际争端(其中4个导致公开的对抗)中，国联成功地解决了35个，又合情合理地将另外20个引导到传统的外交途径解决。只有11个争端国联没能解决，这些不幸是最棘手的问题。而联合国的成绩也好不到哪里。它看上去要好一些，只是因为它没有碰上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意大利和日本那样的对头。冷战期间的大多数时候，联合国安理会的作用十分有限，顶多也就是处理一些边界冲突，以及一些小规模的内战，进行一些停战干涉之类。只有1991年算是个例外，当时因为苏联面临自身解体的阵痛，安理会才有可能毫不含糊地进行干涉，粉碎了萨达姆‘侯赛因吞并科威特的图谋。自此以后，安理会的记录实在是令人沮丧。1992年到1999年间，经安理会授权，在索马里、波斯尼亚、卢旺达、海地、柬埔寨、阿尔巴尼亚和东帝汶等国进行了一系列人道主义干涉行动。然而这些行动中，结局最好的充其量就是没什么效果，结局最糟的则带来灾难性后果。1993年在摩加迪沙行动中，美军遭遇惨败。1994年，安理会增援在卢旺达的法国特遣队的行动也是一败涂地。因为丹麦的无能加上可能的阴谋导致了1995年的斯雷布雷尼斯大屠杀。种种事例看来，联合国具不具备迅速有效的面对危机的能力很值得怀疑。  这些超国家组织作用之有限，从1999年发生的大事上看得再清楚不过。那一年，南斯拉夫联盟政府再次发动了针对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裔的种族清洗。因为当时科索沃仍是塞尔维亚省的一部分，南斯拉夫政府仍受联合国宪章的法律保护，不受外来干涉。因为联合国宪章的第二条第四款规定，“成员国不得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干涉任何国家的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在第二条第七款又写道，“不得干涉任何国家的内政。”1970年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国际法原则之宣言中也有这样的条款，各会员国“无权以任何理由，对其他国家的任何内政事务，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干涉。”根据宪章之规定，安理会对侵略行为做出反应后明确授权才能使用武力，或会员国有权使用武力进行自卫。(见第51款和第3章)由于俄罗斯在安理会上投反对票，这样的授权总是达不成——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

除非忽略联合国宪章(或者，用托尼·布莱尔的话说，就是，“在重要领域对不干涉原则进行修改”)，北约才有可能为了在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的利益，进行被证明是正当的军事干涉。科索沃行动其实属于下列模式。1971年，印度入侵巴基斯坦时，1978年越南入侵柬埔寨时，以及1979年坦桑尼亚人侵乌干达时，均进行了大规模人道主义干涉。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对利比亚的干涉在事后才取得联合国授权。而美国、英国、法国在伊拉克北部库尔德族居住区建立“避难所”的决定根本就没有得到联合国授权。

能够预防对少数族裔进行大规模驱逐或屠杀无疑是件好事。不幸的是，只要有跨境移民，只要在经济领域表现出来种族差异，这样的现象就会不断重复，哪怕世界地图被不断地刷新，哪怕切尔诺夫茨的惨剧多次重演。而历史经验表明，不要指望联合国能在防止种族清洗中起多大作用，它没有权力这样做，也不知道如何去做。要解决这个问题，要看美国和她的盟友是否愿意奉献足够的资源，以便能有效地维护少数族裔的权利。我们将在最后一章看到，有理由怀疑这一点。P366-368

旧的经济决定论及其新版

金钱推动世界，我们都很明白这一点。——《卡巴莱夜总会》(1972年)

“金钱推动世界”，音乐剧《卡巴莱夜总会》中司仪这样唱道。这个概念由来已久，但却历久弥新。《圣经》中早有这种说法，《新约》和《旧约》中也都有。比较—下“金钱万能”(《旧约·传道书》10：19)和“爱金钱是万恶之源”(《新约·提摩太前书》6：10)吧。当然，摩西律法谴责了贪婪之罪。但在基督教教义中，正如第二条格言所暗示的那样，即便是正常的赚钱动机也被谴责。基督宣教的革命性吸引力之一部分，就是富人将被排除在上帝国门之外：“富人进天堂，要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新约·马太福音》19：24)

显而易见，若是这条教义吓得人们不敢赚钱，那么西欧就不会如此顺利地从封建主义发展到资本主义了。关键就是，这条教义根本不起作用。相反，它安慰了那些(大多数)没钱的人，同时又给那些太有钱的人灌输了一种罪孽感：对一个既网罗大众信徒、又寻求精英阶层大笔私人捐款的宗教组织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战略。

道德与财神水火不容的概念也影响了现代最成功的“世俗宗教”。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看来，他们的自身阶级——资产阶级——令人厌恶的地方就是“赤裸裸的自私自利”和“冷漠的‘现金交易”’。当然，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内部矛盾会加速其自身垮台的断言被认为是科学的和客观的。正是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不可阻挡的兴起推翻了封建贵族秩序，反过来，工厂里贫穷而巨大的无产阶级的形成不可避免地会摧毁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马克思蔑视他祖先的宗教信仰，对他父亲所改信的路德教也很冷淡。但是，马克思若没有描述一幅以预言革命的形式出现的世俗审判日的前景，就不会赢得那么多的追随者。在这幅未来前景中，富人必将得到报应。正如以赛亚·伯林所评论的那样，《资本论》中最振聋发聩的地方，就是一个这样的人的手笔：他“以古代希伯莱先知的方式提出选民的名字，宣布资本主义的重任，预言这邪恶制度的末日，描述那些看不见历史进程和目标、从而要自我毁灭、被判决受清算的人将受到的惩罚。”众所周知，马克思受过黑格尔、李嘉图和法国激进派的影响。事实上，就是托玛斯·卡莱尔在他的《宪章主义》(1840年)一书中首创了“金钱关系”一词，但马克思展望的是一个未来无产阶级社会，而卡莱尔惋叹的却是一个被理想化的中世纪英国的消逝。

虽然这不再是时尚的做法了，但还是可以把理查德·瓦格纳的歌剧《尼伯龙根魔戒》阐释为对资本主义的又一个浪漫批判。正如第一场里莱因河畔少女之一告诉矮人阿尔伯里希的那样，其中心论点就是：金钱——确切说就是挖出来加工过的金子——就是权力：“那个用莱因金子造出魔戒的人/会从魔戒得到无穷威力/他能为自己弄到全世界的财富。”但是有一个难题：“只有那放弃爱情力量的人/只有那丢失爱情欢乐的人/只有他才能获取魔术/来把金子打造成魔戒。”换句话说，发财和满足情感是互相排斥的。阿尔伯里希起初色迷迷地向莱因少女求爱，却被嘲讽拒绝，所以选择金钱就没什么难处了：意味深长的是，《尼伯龙根魔戒》中资本积累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他盗窃金子。

这不仅仅是《尼伯龙根魔戒》中的第一个经济象征。下一个场景中，主要情节就是沃坦神与巨人法夫纳和法索尔特之间关于合同的纠纷。这两个巨人刚刚盖完了一座新城堡瓦尔哈拉。然而，就是在第三场里才有最露骨的经济学。在这一场里我们看到阿尔伯里希摇身一变成了尼伯尔海姆的狠心主人，毫不留情地迫使他的矮人同伴尼伯龙们在一个巨大的炼金厂里流血流汗。他那悲惨的兄弟麦姆解释道，自己的矮子族曾是“无忧无虑的金匠”，“为我们的女人打制首饰，奇妙的小饰物，/尼伯龙人精巧的小物件，/轻松地笑掉工作的疲劳”。但“现在这个坏蛋却迫使我们/爬进矿洞里去/只为他一人苦干没有消停或安宁。”阿尔伯里希要求工人不停歇地干活，铁锤敲打砧子的节奏声令人记忆深刻，象征着工作速度。在这个组歌中，我们稍后还会听到这个声音，那是西格弗里德在重新锻造他父亲破碎的名为诺同的大刀，这也许是武器制造被破天荒地谱曲的唯一例子。

当然，如今愿意夸大《尼伯龙根魔戒》中经济主题的严肃的瓦格纳研究者是不多了。1976年在贝罗伊特的演出中显得有新意的东西，到了1991年就是老调了。在那一年，考文特花园里的一场演出中阿尔伯里希戴上一顶高帽，而西格弗里德穿着工人的蓝色劳动服。另一方面，瓦格纳本人把烟雾弥漫的伦敦与尼贝尔海姆拿来做比较。他首先构思了革命的1848年里的周期，之后不久就奔赴德莱斯顿，与无政府主义者米凯尔·巴枯宁同住兵营(两人在那里为了消磨时光，就为一出计划中的歌剧《拿撒勒的耶稣》勾画了亵渎神圣的钉十字架场景)，他这么做是意味深长的。1876年秋，谱写完毕的《魔戒》首演，那时瓦格纳肯定早已摆脱了年轻时的激进政治观。但对刚满20岁的年轻爱尔兰作家肖伯纳来说，瓦格纳歌剧中话外的经济意义仍是清晰可辨的：人们甚至看到他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边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法译本，边研究《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的乐谱。对肖伯纳来说，《魔戒》是则阶级制度的寓言：阿尔伯里希是个“贫穷、粗野、俗气、下流的家伙”，他企图“加入贵族社会”但被“嗤之以鼻，明白了他只有当上百万富翁才能期望把那个社会踩在脚下，并买个美丽文雅的妻子。他被迫做出选择。于是，如同千万人每天都在那样做，他放弃了爱情，不久他就把金子捞到手了。”

瓦格纳的综艺作品的要害，就是诸神一偷走魔戒时，阿尔伯里希对宽戒的诅咒：

既然是金子给了我无穷的力量，

现在不管是谁戴着它.

就让它的魔力给他带来死亡!

不管谁戴上它都会忧烦无尽，

不能戴上它的人都会嫉妒钻心!

大家都会渴望拥有魔戒，

可谁都从中得不到欢乐!

拥有它的人会徒劳地守护它，

因为他会从中碰到他的刽子手!

在《诸神的黄昏》中，西格弗里德被杀，这个诅咒最终应验了。在这一幕的结尾，布吕恩希尔德跳进他的火葬堆，把魔戒扔回了莱因河中，并把“瓦尔哈拉”的高塔烧着，但这场熊熊大火几乎无法在舞台上表现出来。

无独有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章里也预见到资本主义的类似下场——这部著作若在审美上略逊于《魔戒》的话，在鸿篇巨制上足可以与之匹敌。在第32章中，马克思令人难以忘怀地描述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

个人的与分散的生产工具被转变为社会集中的生产工具，因此也就是把许多人侏儒般的财产转变为少数人的巨人财产，剥夺人民大众的土地所有权，剥夺他们的谋生之道和劳动工具形成了资本主义的史前史靠本人挣来的私有财产被资本主义财产取代，后者依赖于对外来的，以前是自由劳工的剥削。

侏儒与巨人的意象至少是很有暗示性的。另外，像瓦格纳一样，马克思也预见到清算的一天：

随着篡夺与垄断这一转变过程的利益的资本主义巨头人数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破败和剥削的总量也日益增长；但与此同时工人阶级的反抗也在增长，这个阶级的人数在不断增加，被资……

尼亚尔·弗格逊(NiMI Ferguson)是牛津大学耶稣学院的政治与金融史教授和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访问教授。他的其他著述包括《纸与铁：罗斯柴尔德家族》(Paper and Iron，The House of Rothschild)和《战争之遗憾》(The Pity of War)。弗格逊也是畅销书《虚拟历史》的编者。

在《金钱关系》中，作者追溯了金钱与权力在从1700年到2000年之间的现代世界中所起的作用。他挑战保罗·肯尼迪“金钱推动世界”(即经济变革是政治变革的首要动因)这一理论。作者利用他深厚的学养与分析能力，剖析了经济与国际战争和西方政治的关系。在书中他论证道，过去300年中，推动着政治与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不是金钱，而是性、暴力与权力的综合作用。通过阅读这本书，读者可以了解过去三个世纪中西方政治与经济结构的演化历史。这本书既有专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论证，又有流畅的行文，是雅俗共赏的一本学术著作。当然，作者的观点只是一家之言，可以反映西方学者对世界近代经济史的看法，但读者还须运用自己的判断能力，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而达到“洋为中用”的目的。

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译者深感自己对西方经济的学养不足，从而频频查阅相关资料并求教于有关专家，希望能尽量准确完美地把作者的意思贴切地传递过来。尽管如此，难免还有挂一漏万之处，还请读者不吝指教。译者的几位学生冯英学、刘鑫磊、张晓辉、罗钧、卢逸群、马群参与了书中一些章节的早期翻译并文字录入工作，并在查阅资料等方面做了不少贡献。

蒋显璩

2007年5月24日于芍药居

“在这个复杂的时代里……现金偿付是人与人之间唯一的关系……现金偿付是唯一的关系吗?可却有那么多尔西是金钱买不来的!金钱是个大奇迹，但它在天堂不是万能的，连在凡间也不足……”

——托马斯·卡莱尔，《宪章主义》(1840)

金钱崇拜的福音……也有其相应的天堂。因为在繁多的幻象中有一件事是真实的；我们对一件事是十分认真的：那就是赚钱……我们在哪里都彻底忘记了这一点：现金偿付并非人与人之间唯一的关系。

——托马斯·卡莱尔，《过去与现在》(1843)

资产阶级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留下了赤裸裸的自私自利，还有冷漠的“现金偿付”。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8)

搞科学的人告诉我们，海员们在海上的一切冒险、部落和种族的一切倒行逆施，弄得尘土飞扬，谣诼四起，混淆了一切历史，其起因都不是什么奥秘的东西，无非是供应与需求定律，还有某种迫求便宜配给的天生本能。对任何进行深刻思考的人来说，这显得是种乏味的可怜解释。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艾森，《作坊的意志》(1878)

“弗格逊身兼使统计数据翩翩起舞的能力……和对文学与历史的旁征博引……《圣经》说：金钱万能’，但是，正如弗格逊以如此深厚的学养所证明的那样，金钱并不完全是万能的。”

——马丁·万达·魏尔，《文学评论》

“才华横溢。”

——罗利·奥多纳尔， 《爱尔兰时报》

“弗格逊无论写的是什么都极为有趣。在《金钱关系》中，他探讨了也许是现代历史中最强大的一种力量。”

——麦尔文·布拉格，英国广播公司“历史”节目

“这本书渊博高尚……是一则受欢迎的警言，可预防对时尚的必牲信念者那天真的预期。”

——大卫·卡利奥，《纽约时报》

“弗格逊始终分析透彻、引人入胜、十分投入。”

——詹姆士·夫卫逊，《每日电讯报》

“《金钱关系》不仅具有独创性，而且有很深的研究。”

——丹尼尔·叶尔金，《华尔街日报》

“这本书是对过去二百年中金钱与权力互相影响的严谨历史研究。”

——约翰·格雷，《新政治家报》

“尼亚尔·弗格逊挑战了关于金钱与权力的一重要信念……这本书具有磁石般的吸引力，并且研究得极为透彻。”

——比尔·詹米逊，《苏格兰人报》

“弗格逊最伟大的成就，就在于用本书中的敏述使我们重新思考金钱与权力之间的联系。”

——肖恩·库兰，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

“令人信服，振聋发聩，……《金钱关系》中的思想足够十几本书去阐释。”

——马丁·多恩顿，《今日历史》

“尼亚尔·弗格逊也许是英国新兴一代历史学家中最才华横溢的一位了……《金钱关系》……充满了引人入胜的论点和有争议的命题……这是一本杰出的著作。”

——弗兰克·麦克林，《独立报》

“弗格逊把学者型研究与对当代问题鞭辟入里的分析结合于一体，他从多种视角探讨了经济学和政治的关系……他把百科全书式的经济史知识带来剖析这些问题，并在书中插入了多则预料之外均逸事。”   ——杰弗里·欧文，《星期日电讯报》

“弗格逊如今仍然在撰述的技巧方面足最为娴熟的历史学家之一……《金钱关系》为天真的经济增长故事提供了重要的纠正视角。”

——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纽约书评》